《文学讲稿》章节试读

《文学讲稿》的笔记-第107页

存在主义当然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批判”，它从反思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开始，续而进入到对受到“愚民文化”极大干扰的国民精神状况的深刻反省。它对整个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我就不多说了，这里主要谈谈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正因为它的影响，当代文学的自身建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举例说，“存在”主义概念的提出，将当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叙述人为地认定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1949年到1976年的文学被界定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而1977年肇始的文学则被命名为“新时期文学”。显然，存在主义的“启用”，使“新时期文学”叙述找到了一个历史依据，它预示着一个“人的文学”的诞生，而它所针对的正是“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即”非人的文学“这样一个历史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命名缓解了知识群体没有“自己的故事”的集体性焦虑。在这种意义上，1982年后，现代派文学、“向内转”、“性格组合论”、“与李泽厚对话”、“刘再复现象批判”，以及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第三代诗歌等等“非理性”和强调“人的存在”的文学思潮，便是这一知识谱系的合乎逻辑的推演，并且重绘出另一幅与“十七年”文学截然不同的80年代知识和文学的崭新地图。

《文学讲稿》的笔记-第208页

我以为，“寻根”经典对“伤痕”经典的主要之一、否定、超越就在这里：如果说伤痕小说是一种英雄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分支）的文学，那么寻根小说可以说是一种“平民”的文学，如果说前者是以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当代“现世主义”为思想基础的，那么可以说后者所体现的正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的对当代“现世主义”的否定、超脱和远离。正如很多文学史著作评价这部小说（《阿城》）所人为的，作者以朴素冲淡的创作手法，渲染文化氛围和人生趣味，暗含着对于世界、生命、人和自然的玄想，对传统文化规定中的人类的生存方式的深远思考，表现出来非常浓厚的艺术审美的情趣。可以说，大部分的“寻根”作家想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P209
“寻根”作家人为，所谓“现实”，并不只是当下的现实生活、政策、中心任务和中心方针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的结果，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在“当代”的折射。因此，他们主张的“反思现实”，不是那种简单的彻底否定，而是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思考历时，遥望未来。

《文学讲稿》的笔记-第97页

《替自我和大众重新命名》
80年代文学史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对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在当代文学史中，文学的每一次“转型”，往往都是与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知识分子”身份密切相关的。

《文学讲稿》的笔记-第29页 - 第二讲 怎样对“新时期文学”作历史定位

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复杂因素
现在，80年代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例如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等，已经成为我们课堂上经常讨论的对象。我们之所以很重视对它们的研究，是因为除了50年代有零星的文学史著作之外，当代文学较具规模的撰史工作实际开始于80年代。它们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但又需知道，这几部著作，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是同步出现的，因此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叙述的影响、规范和制约。最触目的现象之一，就是他们都倾向把“新时期文学”看做一个历史时间的神话。他们认为，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当代文学史的“重大转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构成了一个界线分明的历史阶段”。“新时期文学”由“政治型向社会型转变”，“是文学的一次大的解放”，表明作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同时，“文学向人学的回归”，说明它从长期习惯于对社会生活的外部形态的再现，即写运动本身，转向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内在形态上表现人，即写人的命运，人的精神过程，“这就把中心点放在写人上了”。
这些描述，放在80年代的语境中肯定没问题，如果拿到90年代语境中，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什么？这种说法是针对80年代初期的文学状况的，由于“文革”的巨大灾难，呼唤“人的文学”、“文学自觉”当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价值追求和潮流，它对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作用巨大，所以说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话语。但它叙述历史的“时段性”特征也很明显，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是一种能够覆盖整个“新时期文学”30年的历史叙述，就不一定妥当，比如，用它描述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90年代后的文学现象，显然就有错位的感觉。因为1985年以后，“人的文学”已不是主要价值目标，文学格局已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它负载着更为繁杂多样的任务，而这些任务，远远超出了当时这些文学史描述的范围。后者的创作观念、艺术形式和存在的大量问题，已“涨”破了原来的文学史框架。

《文学讲稿》的笔记-第79页

80年代文学被理解为是“人的文学”的恢复和高扬。（——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分载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显然，在这里，实现80年代文学的“历史化”，是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等等“非历史化”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前者的“政治正确性”之建立必须由后者的“历史荒谬性”来承担。因此，文明/愚昧、自我/集体、今天/过去、创新/保守等等必然性冲突，被看作是80年代文学的“深刻本质”，而80年代文学之建立，则被理解成一个前者对后者的历史性替代的过程。另外，这种理想化的理解也表现在一种讲述者对“自我”话语状态的“焦虑”上。（——例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提倡者那里，“悲凉”、“焦虑”、“冲击”、“刺激”、“重写”等等不满研究界“现状”，以及希图“超越”文学史成规、“改写”历史的心态，都包含着强烈而自觉的“焦虑”的意味。不过，从提倡者当时的“年龄”阶段看，这种焦虑显然是能够理解的。）在提倡者这里，“文学性”的丧失，意味着“自我”的丧失，而在“文学性”的活动，则象征着“自我”重新获得了价值。1985年在“寻根”的倡导中就有这种焦虑感，韩少功在一篇文章里不加掩饰地抱怨说：“‘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层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发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这一焦虑？他提出，即在“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中“来重铸和镀亮”一个“自我”。（——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在这个意义上，“自我”被视为0年代的核心价值，它的出现确实打破了对人性的各种史姓禁锢，其历史价值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否认。但应该注意到，整个80年代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自我”理念的急剧膨胀和扩张，也发展到了缺乏自律 、不受监督的可怕的地步。

《文学讲稿》的笔记-第4页 - 第一讲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的重新提出，其主要根源是肇起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重释”运动。
凡是学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这代人的生命和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起点。如果谢冕、张炯和洪子诚等老师的这个起点应该设定在1957年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主要是我自己的起点是在1979年。
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要对“文革”及其以前的极左路线进行全面检讨，而它的根据，是对过去的历史做重新解释。这就势必导致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内涵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

《文学讲稿》的笔记-第204页

“寻根”是在什么意义上成立的
批评家季红真指出：“社会的概念以一个时代的生活为认知对象，共时性便是它的基本特征；而文化的概念以久远的历史积淀为前提，则更多地体现为历时性的特点”，因此，“寻根”作家就是“力图由此而达到对生活和人的整体把握，使文学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狭窄社会学框架。”（——季红真《宇宙、自然、生命、人——阿城笔下额“故事”》，引自《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他们主张：文学的“叙事模式”或“原型”，“不单是某种特定的人物关系的展开过程”，“更是反复出现的同一历史向同一审美形式的积淀”。（——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引自《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46页）
P205 当代文学经典更强调时代、当下、具体实践、共时性对于文学的指导和精神规训，寻根文学的精英们更愿意把历史、文化、积淀和过去等历时性因素作为创作的立足点。文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以及“本土”政治、经济危机，使前面那种当代文学常常陷入深刻的焦虑和不安狭窄范围内，它已经暴露在“世界”面前，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所以，“本土”的精神危机只能在对“世界”的重审性的批判、反思中出才够得以缓解和转化，因此文学的首义，便是应该勇于去面对和把握人类生存和民族现状的整体性处境。一定意义上，伤痕文学是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而存在的，这正是“寻根”对其不满并要超越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