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鲁迅辨

章节摘录

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1976年《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中说：“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茅盾在1984年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中)》中说：“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由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这时我们已走到楼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我因为还要到别人家去‘拜年’，就告辞了。后来因为别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起这件事，以后也就忘了。直到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才告诉我：‘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才收到的。’由此猜想，史沫特莱一定是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莫斯科，才发电报到陕北的，所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茅盾在一些文章、书信、谈话中，也涉及这封信，内容大致和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相似。茅盾并不否认有过此事，但情节大都根据冯雪峰所言和《大事记》所载编成，而和已发现的这封信的情况出入很大：1．冯雪峰说是电报，茅盾也一直说是电报，现在明摆着是一封信；2．冯雪峰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此信却明明写的是“红军在山西的胜利”；3．《大事记》中所记祝词只一句话，这句话传之久远，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不料却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4．因为冯雪峰说过“是史沫特莱搞的”，茅盾就说成是史沫特莱策划和拍发电报；由于冯雪峰说电报是“转转折折地送去”的，茅盾就想象电报“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但还赶紧加上一句“这是猜想的”；5．由于《大事记》中把鲁迅祝贺信列在“一九三六、二、二十”的项下，不少人误把日期理解为祝贺电报发出的日期，因而茅盾把鲁迅和他商量此事定在“春节后的某一天”，现在看到此信所署日期是“三、廿九”，都快清明节了，怎么还“拜年”呢？从以上几点看来，茅盾的这两段回忆文不是出诸他原始的记忆，而是参照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虚构的。那么，茅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鲁迅、史沫特莱确曾发过这么一个电报，只是忘记告诉他了吧，他怎么能毫无根据地就否认此事呢？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这封信的唯一健在的当事人，为了顾全大局，他也不能对此事“一问三不知”。他认为顺着权威的冯雪峰的说法和权威的《大事记》的记载去说，总不会错的，也就这么说了。然而，在盛传鲁迅、茅盾打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情况下，每当他谈起此事时，他都坚持两条底线：一、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把这份光荣、这份功劳，归之于鲁迅，决不往自己身上拉；二、他没有过目，“我实在未见过电文原稿”，也从未有人告诉过他电报的内容。直到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仍坚持这两条底线。五、许广平的说法是重要旁证许广平说过：鲁迅从事的涉及机密的事，她注意纪律，从不过问。但实际上，她是鲁迅的助手和伴侣，鲁迅所参与的每一件机密大事，她都知情，如会见成仿吾、会见陈赓等等。只有鲁、茅联名信的事，她却全然不知。在《鲁迅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及此事：“正当日寇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幸亏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立即兴师抗日讨敌，因此使鲁迅如释重负，以无限感激的心情，与朋友一起向延安的党中央拍去电报表示祝贺，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打电报祝贺红军胜利是一件大事，许广平竟只写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而这简单的几句，还是参考冯雪峰的说法和《大事记》的口径写成的。除了把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错写成“延安”和那句“电文”的文字略有变动外，可说没有她自己的东西，是人云亦云。如果真有史沫特莱的策划，如果真有鲁、茅的“楼梯中央”商讨，如果真有什么“别人代写，鲁迅过目”，她总会有所见有所闻而能提供一些线索吧？如果策划、商讨、过目都在外面进行，鲁迅回家总要和她谈起吧？像和苏区来的成仿吾在咖啡店相见，不就一回家即告诉许广平了吗？然而从许广平所写的关于联名信的这段文字看，她真的全然不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没进过鲁迅家门，根本没碰到鲁迅身上。六、冯雪峰还有补充回忆在看到《斗争》上发表的《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的全文后，可以肯定地说，冯雪峰和《大事记》编者都没有见到过《来信》，他们都是根据传闻而写而编的，所以才会相互矛盾，以致扑朔迷离。而曾经被经典似地传播了大半个世纪的那句“电文”，现在也已查明，是《斗争》上同期发表的另一封信中的句子，是被张冠李戴而来的。P9-10

前言

读者诸君，你看了本书书名，或许会感到很奇怪：鲁迅怎么会有真有假的呢？是的，诸君，如果你是一位成年人，那你固然接触过真实的鲁迅，但几乎可以肯定你一定也接触过虚假的鲁迅。你读完本书就会明白：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固然鲁迅的影响是很大的，长期以来研究鲁迅、纪念鲁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虚假的鲁迅仍在不断地出现，仍在悠然地徘徊，有时还很活跃呢！还我真鲁迅，是本书的要义。一、还我真鲁迅我走出大学之门，一直从事出版工作，学习和研究鲁迅是我的业余爱好。但我愈研究便愈发现，我的研究成果是与《鲁迅全集》最新的某些编注相抵牾，与重要鲁迅故居的不少陈列相抵牾，与不少鲁迅文物的整理出版相抵牾，与一些著名的鲁迅回忆录的说法相抵牾，与一些大吹大擂招摇过市的著作相抵牾。特别是有些人，打着“保卫鲁迅”的旗号，打着“对鲁迅圣徒般虔诚”的旗号，打着“求真”的旗号，弄虚作假，歪曲史实，以致在鲁迅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假鲁迅。出于对鲁迅的尊敬和热爱，对此我实在忍不住了，遂写了一系列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的文章。这些文章，一经发表，常常为不少报刊所转载，既常常引来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鼓励，也引来某些人的反对攻击，形成不小的波澜。这是正常的，是意料中的事。本集是这些文章的结集。本书共五辑。第一辑编入十五篇文章，其中十三篇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以下简称“新版全集”)的编注有关。我以为，新版全集编注的修订是有成绩的，许多专家作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但书信部分和旧体诗部分的一些新编新注，由于受到了某些不应有的干扰，存在着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1)“鲁迅茅盾致红军信”(以下简称“鲁茅信”)，在“起草人未详”的情况下，是不应编入新版全集的。我已论证了此信未经鲁迅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它不是鲁迅的文字，这就失去了收入《鲁迅全集》的最基本的条件。本书收入了这方面的四篇文章。我认为此事的结论已为大家所接受，已无争论的必要，事实上它已画上了句号。(2)《两地书》原信本不应“粉身碎骨”地编入全集。《两地书》不但每封信的内容前后交叉，不可分割，而且在成书过程中，两人共同编辑、抄写、修改、发稿、校对、版权页上贴许广平印花等等，是一部典型的合作著作。它的完整性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新版全集书信部分的“定稿专家”，不顾法律的规定，不顾鲁迅、许广平生前的意愿和感情，不顾《两地书》版权继承人的反对，将它作了“粉身碎骨”的处理：“粉身”，将鲁迅、许广平的信拆开，剔弃许广平的全部书信；又将鲁迅书信“碎骨”：逐封按时间先后分插到写给其他人的信件中。这样，在新版全集中，已无法找到世上存在过的《两地书》原信本。(3)对于鲁迅是否遭段祺瑞政府“通缉”这样的大事，应有合乎史实的注释，可是新版全集书信部分的“定稿专家”坚持注释中的错误，还撰文与我争论。于是我又写了第二篇、第三篇文章，都是针对“争论者”提出的错误观点的。我对南京国民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的问题，也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鲁迅生平重大史事错失的说法，长期得不到纠正，应该叫停。(4)许广平整理鲁迅著作的贡献，大半个世纪以来，为广大学者、专家、出版家和读者所肯定和赞誉。可是，在新版全集编注修订工作启动不久，许广平的这些工作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在新版全集中竟错误地改掉了许广平所拟的四首旧诗的题目，甚至还连累改了鲁迅亲自定的一首旧诗题目。我写了两篇有关的文章，也已辑入本书中。(5)在鲁迅研究中存在不同观点，是正常的现象。但有人将新时期以来的一些不同观点，编织在一起，被指为“挑战经典”，又被指为“挑战鲁迅”，后更被指为“颠覆鲁迅”，其中包括茅盾因说了句“不要神化鲁迅”，竟挨批达三十年之久。人们不禁要问：将不是鲁迅的文字如“鲁茅信”强行编入《鲁迅全集》，将《两地书》原信“粉身碎骨”，对重大史事坚持不符合史实的注释，前所未有地全面责难许广平整理鲁迅著作所作的贡献等等，诸如此类的举措，是不是真正在“挑战经典”？是不是真正在“挑战鲁迅”？是不是真正在“颠覆鲁迅”？我因而写了《怎样评论鲁迅研究中的观点分歧》一文。本辑中最后两篇，一篇是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些地方的有些出版社以赚钱为目的，粗制滥造地出版鲁迅著作而作的，另一篇是关于《鲁迅译文集》的，两文都写于二十年前。几年前《鲁迅译文全集》，已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在馆长孙郁先生领导下，重编出版。本书第二辑，是关于鲁迅故居陈列和鲁迅文物研究、整理、出版方面的文字。各地鲁迅故居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修缮、整理、开放的，从无到有，成绩显著。但有的故居的陈设，长期远离历史原貌。鲁迅文物的收藏、研究、出版，也是有成绩的，但鲁迅手稿不断被篡改、造假，《鲁迅诗稿》出版的版次印次已达十余种，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无错无假的鲁迅诗稿。鲁迅照片至今还没有系统地整理，经过剪贴、造假的鲁迅照片仍在报刊书册上不断涌现，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无假、无错、无漏的《鲁迅照片全集》。鲁迅爱画，偶尔也绘画。鲁迅的书刊装帧设计，早已有人整理出版，是有成绩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编印鲁迅美术作品年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鲁迅之画的有些遭遇，并不比诗稿、照片好多少。有人编了本《画者鲁迅》，首页赫然印着中国画《如松之盛》，却不是鲁迅的作品；确是鲁迅作品的《猫头鹰》，有人竟然发现猫头鹰肚皮上画的是“正在谈情说爱的一男一女”，说这是鲁迅为了表示“血与火”以后“终于要的是和平和宁静”：真是匪夷所思，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本辑中最后两篇是关于鲁迅收藏整理汉石刻画像的。鲁迅写在一些石刻画像边上的说明手迹，没有和画像印在一起，是一件憾事，但毕竟还是发表了，使我们看到了手迹的风采。鲁迅收藏的石刻画像及为之所写的说明，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本书第三辑是关于回忆录的。回忆鲁迅的文字是研究鲁迅不可或缺的材料。许寿裳、许广平、郁达夫、许钦文、周观五、冯雪峰的鲁迅回忆录，是可信的。对这些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我和陈九英同志做了一些辑集整理工作，已陆续出版。这里编录了为这些回忆录所写的“编辑说明”，读者或可了解这些回忆录的概貌。这类回忆录集子我们还将继续编下去。回忆录也有失真的，有的可能是年久失记，也有的可能是费尽心思虚构的。对于有的虚构的回忆录，曾被编人中学语文课本，我撰文责疑后，有关部门才决定从教科书中删去。本书第四辑收入的，是十数篇史料考订的文章，似乎是“纯学术”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朋友间的争议，今天读来还是有点意思的。本书第五辑是关于一本书的评论文字。这本书的草率、凌乱和硬伤性错误之多，自鲁迅辞世以来，在鲁迅研究和史料性著作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是令人惊讶的。如：萧红的父亲当年还活着，却说萧红“幼年丧父”，并由此推论萧红的不断到鲁迅那里去，是去“找父亲的感觉”的；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的手稿，是1936年由鲁迅还是宋庆龄交给冯雪峰，研究者们还有争论，却被说成是1938年春才从许广平保险箱里拿出来；等等，等等。这本书中弄虚作假的内容实在不少。好几位朋友劝告说：“对这样的书你何必花时间去评论？”但这也是应对读者负责的事。在新旧世纪之交，会出版这么一本书，竟还有人吹捧到难以令人置信的高度，实在值得深思。关于这本书，我可能还有文章要写。读者诸君，在你了解了本书的五辑内容后，你一定会深信不疑地感到你确曾碰到过“假鲁迅”，或者在你读过的教科书里，或者在你翻过的鲁迅画传之类的图片集中，或者在你参观鲁迅故居的时候，或者在你偶尔阅读鲁迅诗稿集时。你因此就一定会进一步明白：在我国，鲁迅真可说是家喻户晓，可为什么有些青年，有些老百姓，会觉得鲁迅不容易走近，不感觉亲切，甚至对鲁迅还有种种误解，难道不正是因为接触到了太多的“假鲁迅”的缘故吗？在本书中我揭示的种种“假鲁迅”现象，欢迎专家们和读者们核查。我所以要把我的这些文章编集起来出版，只有一个目的：还我真鲁迅！还人民以真鲁迅！还历史以真鲁迅！二、何来假鲁迅有人说，鲁迅研究已“掘地三尺”，大而至于其思想、作品、社会活动，小而及于其洗足、理发、爱好毛边书、死时多少人抬棺，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研究到呢？哪一个中国的历史人物有如此殊荣呢？有人说，鲁迅研究已是当代“显学”。然而，在鲁迅研究领域(含文博、注释等)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弄虚作假的现象呢？为什么“假鲁迅”会在众多场合出现呢？哪一个中国的历史人物会有这样的遭遇呢？这难道不是鲁迅的不幸吗？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当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我国在不短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主流意识内有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鲁迅研究当然毫无例外地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为政治服务”，有些人又理解成或规定成是为政治运动服务，是为具体的方针政策服务。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只要有风吹草动，鲁迅都必须冲锋陷阵在前。政治文化领域几场批判运动不必说了，就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到人民公社化期间，鲁迅也多么忙碌。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哪一场批判没有鲁迅到场？“文革”结束了，鲁迅仍不能安息。大而至于改革开放，具体的至于计划生育，都要请鲁迅当宣传员。近年，“鲁迅与环境保护”、“鲁迅论城市建设”、“鲁迅关注的‘三农’问题”、“鲁迅的‘血与火’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等等，又成了某些“鲁迅研究专家”的热门话题。所有这些，美其名为“鲁迅的当代性”，实际上是拿鲁迅当“万金油”使用，什么地方痒就在什么地方抹一下。早在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讲话)时至今日，对鲁迅何尝不存在“完整的准确的认识”的问题？可是在某些专家的笔下，在某些人头挤挤的热闹的讨论会上，鲁迅难道不仍然在被支离破碎地“使用”吗？鲁迅不是仍然在“为政治服务”的重负下还没有解放出来吗？正是在这样的“使用”之下，某些人除了“研究”之外，还“改编”鲁迅，还“创造”鲁迅，“假鲁迅”也就这样应运而生。由于“当代性”(其实是“当前性”)的需要，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弄虚作假的事，也就仍然在不断发生。为了“使用”鲁迅，也就有了“神化”鲁迅。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是对鲁迅的“神化”。我并不这样认为。毛泽东称鲁迅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我认为这是一位政治领袖对一位同时代的历史伟人的评价，是全面的、合适的。但我认为应该允许不同评价的出现。新的评价是否科学、是否合乎鲁迅一生的实际，人们自当作出鉴别。我个人认为，至今还没有出现比毛泽东更全面、更合适的深为人们所接受的对鲁迅的评价。在上述频繁“使用”鲁迅的过程中，鲁迅也就成了万能的“超人”，也就逐渐“神化”了鲁迅。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被史无前例地“神化”了，鲁迅也被进一步“神化”。要把鲁迅当作“钟馗”去“捉鬼”，“钟馗”不就是“神”吗？去“捉鬼”不就是当“工具”使用吗？世俗中常有一种误解：以为“神化”是出于对某历史人物太信服、太尊奉、太敬重造成的。其实不然。说到底“神化”即“工具化”。“神化”也是对历史人物的歪曲，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伤害。有人自我“神化”就是自我“工具化”。然而，“神化”毛泽东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对“神化”毛泽东的重大突破。在封建专制流毒还相当严重的中国，这场讨论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的。但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历史每前进一步，旧势力、旧思想总会以种种方式通过种种渠道“回潮”。“神化鲁迅”就依然存在。被“神化”了的“假鲁迅”，依然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地出现。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很长的时期内，是不许谈论“神化”鲁迅的事的，评论鲁迅有一套一套的套话，随便议论鲁迅也就成了有政治风险的事。这里且举一个例子。鲁迅的亲密战友茅盾，1975年春鲁迅博物馆请他参加座谈会，几天后送来他的发言记录，要他过目定稿。不过七八千字，他“认认真真地修改了三天”，还定不下来。儿子韦韬觉得奇怪，茅盾却对他说：“这篇谈话稿虽说由鲁迅博物馆保存，但肯定会流传开去。所以我既要努力忠于历史，又要使他们能够接受，非常难办，很费斟酌。”(见韦韬等《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从中可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和氛围！茅盾为坚持“忠于历史”的原则真费尽心力，有些意志薄弱者就只好去写弄虚作假的回忆录。然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茅盾还是因说真话而惹祸。1979年10月，茅盾在答记者访问时，说了句“不要神化鲁迅”，竟遭到围攻式的批判，以后不断挨批达三十年之久。2001年有人写了《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茅盾被列为“挑战经典”的第二号人物。2002年5月，有人编了一大部书《谁挑战鲁迅》，茅盾又成了“挑战鲁迅”的第二名。2006年8月，有人编辑出版《颠覆与传承》一书，茅盾因这一句话，又成了“颠覆鲁迅”的重要人员。茅盾说了句合乎史实的真话竟闯了大祸，那必然会引来不少的假话和“假鲁迅”。“假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在频频“使用”和不断“神化”鲁迅的过程中，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在少数的人群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以下简称“假霸风”)。这种“假霸风”阻碍着鲁迅研究的正常发展，甚至把鲁迅研究引导到弯路上去。这种“假霸风”的特点是：(1)不赞成认识论的“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有了历史，才有史论”的基本常识。他们不赞成“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不赞成“论从史出”，而是主张“观点统帅材料”，主张“史料要为观点服务”。他们常常“主题先行”，不合乎“主题”的史料，甚至恰恰证明“主题”不能成立的史料，就弃而不用，就千方百计地搞瞒和骗；根据“主题”的需要，他们片面地“使用”史料，甚至“改造”史料，“创造”史料。这样的例子很多，收入本书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涉及这方面的事例，在此不赘。(2)重人言，轻史实。学术研究首先要调查研究史实，科学的人言当然应该重视，但不能把道听途说、无从核实的言论，当作“指导思想”。某些人不是在研究史实上下工夫，却常常企图以某种人言，来封住学术讨论中的不同声音，甚至企图以此来吓唬不同意见的人。例如，“鲁茅信”未经鲁迅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它不是鲁迅的文字，是不应编入《鲁迅全集》的，这几乎已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可是有人竟一再宣称这是“上级领导批准”的。事实到底怎样？这到底是尊重领导还是要领导来“担责任”？是谁同意在报刊上作这样的宣传？这样宣传是不是为了吓唬人或为了封住不同声音？用这种办法来推脱自己的责任、压制正确意见，是不是一种霸道行为？(3)常常企图使用学术以外的力量，来压制论争对方，来封住对方的声音，是“假霸风”的又一特点。最常见的就是“打棍子”、“戴帽子”的手段。例如，有的研究者论证“鲁茅信”不是鲁迅的文字，是不应编入《鲁迅全集》的，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竟发表文章称：“那岂不成了敌对势力常常攻击我们的‘共产党造谣“欺骗人民’吗？”并威胁说：“难道‘革命’居然可以这样无耻吗？”甚至还说：“有的人就是极不乐意看到有关鲁迅和共产党有亲密关系的史料。”在学术性讨论中理屈词穷后，就企图用这些政治陷害性质的“大帽子”来吓唬和压服论争对方，甚至企图给对方制造政治上的麻烦。这类例子我在文章中已举出不少。“假霸风”还有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向领导部门写告状信，向报刊编辑部打电话或写信施压，向报刊编辑部的上级领导控告编辑部的“问题”，以借助非学术的力量打击论争对手，打击发表论争对手文章的报刊编辑部。在我国，每个公民都可以向领导部门和领导写信，但反映情况应该属实，而且学术上的争论，难道也要领导来作行政裁决吗？他们就是这样的善于制造事端。本来是学术争论往往就变成了人事纠纷，变成了幕后的权势之争，而这正是他们的希望。所幸的是现在各级领导已越来越注意作风民主，越来越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一封信可以整倒一个人或一批人”的事已越来越少了，甚至是不可能的了。(4)“假霸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提出很有用心的耀人眼球却经不起推敲的口号。“保卫鲁迅”就是他们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这其实是一个给论争对方贴标签、往自己身上拉大旗的口号。论争还没有开始，胜券已在他手中：你是“挑战鲁迅”的，我是“保卫鲁迅”的，你还敢与我争论吗？照他们的说法，鲁迅的光辉是靠他们的“保卫”才得以存在，否则早就被人推倒了。在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后，不少人对书信部分和旧体诗部分意见纷纷时，有人又提出了“以圣徒般的虔诚修订《鲁迅全集》”的说法以标榜自己。但是人们很快就发觉这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观其实践则又是虚伪的。他们一边弄虚作假，一边却又亮出“求真”的旗号。对于这些口号，我已在文中作了评论，在此就不重复了。(5)“假霸风”还有一个特点，即硬伤性错误多。“假、大、空、霸”的东西，几乎都是在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或杀气腾腾的情况下出笼的。而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坐冷板凳的，是要费心费力的。硬伤性错误的造成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不肯坐冷板凳、缺乏学识而出错；二是根据某种“需要”而存心造假。我书中谈到了这两种硬伤，可供读者参考。我主张在学术争论中双方或多方都应摆事实讲道理，而不应相互“戴帽子”、“打棍子”。很长时期以来，我一直感觉到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但我在争论中，从不提及“假霸风”，因为我反复思索，“假霸风”的说法会不会也是一种“帽子”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不少朋友认为，对于“假霸风”的察觉，也是一种认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否则怎么解释鲁迅研究领域有这么多弄虚作假的事实呢？我们反对的是政治陷害式的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并非反对对客观存在的不良风气的揭示，否则我们怎么前进呢？经过与一些朋友的商讨，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决定在这篇自序中提出“假霸风”的存在，并初步地归纳了它的特点。我还因此补写了三篇文章，即《一段争论中有代表性的文字》、《关于(魔祟)必须说的几句话》、《为人写序者的责任》。通过这三篇文章，提供并分析三个“假霸风”的标本，以增加读者对此风的实感的认识。“假霸风”的存在当然不止这三个标本，只是因为它们篇幅不长，适宜引用；在争论中我所举的某些长文，也典型地存在“假霸风”，读者当可明鉴。对于“何来假鲁迅”的问题，我的观察和思考是很粗浅的，应该有更多的人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当代鲁迅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鲁迅研究就不可能有新的进展，这就需要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三、重写鲁迅传抵制和克服了“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大兴实事求是之风，我们的鲁迅研究一定会大大改变面貌，真实的鲁迅一定会走向人民大众，走向青年学生，走向全民族。我们期盼着真实反映鲁迅一生的鲁迅传的出世。这样的鲁迅传应该在摆脱了“假霸风”后，是面目一新的。写鲁迅传既不难，又很难。说不难，有些人读三本鲁迅传，就可以写出第四本鲁迅传。当然他不是搞抄袭，不是把精力用在抄袭上耍“小聪明”，搞些改头换面的玩艺儿。因为抄袭迟早会有人揭发的。他把精力用在“吃透”三本传记的内容上，基本事实总是这么些事实，并注意吸取三本传记的长处，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写成第四本鲁迅传。这本传记未必很差，在普及鲁迅生平事迹上，或许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本传记不会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它必然是人云亦云，而且这样的《鲁迅传》或《鲁迅评传》已不止一本了。业内人士一读就知道它是怎么写成的。但如果运气好点，或者亲朋好友相帮吹一吹，它说不定还能再版，然而逐渐为读者淡忘是必然的命运。因为同样用这种办法写成的新的又新的“第四本”鲁迅传还会降生，它们也有人吹捧，或配有名人题字，或配有插图，或插印多少张难得的照片，终于把老的“第四本”挤出市场。但是真正要写好鲁迅传又很难，我想至少要做到三点：(1)坚持以史为本，论从史出。要从最原始的史料开始，掌握大量史料。史实是怎样的就怎样的认识，史实是怎样的就怎样写作，杜绝“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2)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以清醒的科学的头脑，梳理鲁迅的思想脉络，梳理鲁迅的著作历程，梳理鲁迅的社会活动及生活经历，写出一个各方面丰满的真实的鲁迅。如果对鲁迅一生的认识还是“一团乱麻”，怎么可能条理清楚地介绍鲁迅的一生呢。你总不能像“假霸风”的某些人那样，把“一团乱麻”塞给读者吧。(3)要具备鉴别真伪的胆识。要明白有些“假、大、空、霸”的文章、演讲、著作是“媚上”、“媚俗”的礼品，是某些人“研究”过程中不断看风向、看气候、看脸色的结果。对它们的掌声不断、赞声远扬，不但要不心动，而且要能洞察幽微。这就需要我们的胆识。在这里，识是基础，是实力；胆是锐气，是精神，是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胆与识是相得益彰的。只有具备与时俱进的胆识，才能使我们抵制“假霸风”，写出真实的鲁迅。提出重写鲁迅传，并非要否定过去出版的所有鲁迅传著作。以前出版的鲁迅传著作中很有几本是写得好的，但确实也有的并不令人满意。例如近年出版的一本《鲁迅评传》，就是典型的“第四本”鲁迅传。它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人云亦云，而且是上世纪“文革”期间到七十年代末的人云亦云，有些段落简直令人怀疑是否从石一歌那本《鲁迅传》中抄来的，我特地找出石著对照了一下，抄倒不是抄来的。我深信，克服了鲁迅研究领域中的“假霸风”，树立我党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学风和文风，真实地反映鲁迅一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鲁迅传一定会诞生！真实地反映鲁迅一生的鲁迅研究，一定会以前所未有的成就，受到人民的欢迎！倪墨炎2009年9月27日改定于上海

媒体关注与评论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事情，有些假事假说传播很广，以致弄假成真。倪墨炎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以大量史料，澄清了不少历史真相，还鲁迅以历史原貌，得出了合乎史实的结论。王纪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倪墨炎研究鲁迅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我是每见必读的。他坚持“论从史出”，常常以充分的史料说明历史事实，拂去鲁迅身上的尘埃，还鲁迅以真实的面目。因而他的这些研究文章，既有学术厚度，又有创见，这也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王铁仙(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终身教授、博导)倪墨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上多年跋涉，成果累累。新世纪以来，倪墨炎先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鲁迅研究。因此，一经发表就受到鲁迅研究界的关注，也受到喜爱鲁迅的读者的欢迎。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倪墨炎先生长期从事鲁迅研究，近年来又发愿做辨伪工作，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可信的。现在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是一件好事。它反映出鲁迅研究新水平，能使读者了解真实的鲁迅，是值得欢迎的。吴中杰(复旦大学教授、博导)独树一帜的著作王纪人倪墨炎先生近年发表的研究鲁迅的论文，是独树一帜的。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事情，有些假事假说传播很广，以致弄假成真。倪墨炎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以大量史料，澄清了不少历史真相，还鲁迅以历史原貌，得出合乎史实的结论。倪墨炎的这部论文集，是有创见的学术著作。(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既有学术厚度又有创见王铁仙倪墨炎研究鲁迅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我是每见必读的。他坚持“论从史出”，常常以充分的史料说明历史史实，拂去蒙在鲁迅身上的尘埃，还鲁迅以真实的面目。因而他的这些研究文章，既有学术厚度，又有创见，这也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例如他撰文指出唐弢《琐忆》一文的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在学术界引起震动。此后，上海和全国都不再把这篇文章作为中学语文课课文。倪墨炎把近年的这些文字编集出版，必然会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对于推动我国鲁迅研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终身教授、博导)史料和观点都有新的突破陈子善倪墨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上多年跋涉，成果累累。新世纪以来，倪墨炎先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一、史料发掘和阐释上的突破。他爬梳剔抉，发掘了许多重要的鲜为人知的鲁迅史料；一些虽已公布的鲁迅史料，他也从新的视角进行解读，赋予了新的可靠的意义。二、学术观点鲜明、出新。无论是自己论述还是与他人商榷，他都坚持从史实出发，以大量经过充分论证的史料，澄清历史真相，纠正种种误读，引导读者更完整地认识鲁迅，更深入地理解鲁迅的作品。倪墨炎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鲁迅研究。因此，他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鲁迅研究界的关注，也受到喜爱鲁迅的读者的欢迎。把这些论文汇集出版是完全必要的，足以体现上海的鲁迅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特向读者郑重推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鲁迅研究的新水平吴中杰由于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和另外一些作者个人的原因，在鲁迅研究资料上，常有弄虚作假的现象。有材料上的造假，有解读上的歪曲，还有图片和手迹的剪裁嫁接，流传日久，弄得真假莫辨，以假为真。这对鲁迅研究工作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也使读者对鲁迅产生错误的认识，因而急需进行辨正。但要从事这项工作，既要熟悉资料，又要有深厚的学养，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很不易做。倪墨炎先生长期从事鲁迅研究，近年来又发愿做辨伪工作，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可信的。现在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是一件好事。它反映出鲁迅研究新水平，能使读者了解真实的鲁迅，是值得欢迎的。(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后记

编成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赞成：学术讨论应该在双方或多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即使有人恶意攻击，也就把其攻击公之于众，仍然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我是力图这么做的，但不知效果如何。例如，关于“鲁茅信”，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尤其是第二篇，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完全是就事论事的。不料陈漱渝、陈福康各发表文章，远离学术讨论的原则，进行政治陷害式的攻击。这样我被迫写出第三篇文章与之辩论，因为不辩不足以明史实，不辩不足以明是非。我又写第四篇文章，完整地展示陈漱渝的一段文字，请大家看一看，它是不是“假霸风”的表现。后两篇文章，我仍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四篇文章编在一起，结构紧密，所讨论的问题步步深入，是有一定的力度的。又如，关于段祺瑞政府是否通缉鲁迅的问题，我的第一篇文章完全是就事论事的，是史料性的，是客观的。不料陈漱渝又撰文表示反对。我的第二篇文章仍不点名，仍摆事实、讲道理，仍是心平气和的，但全部内容乃至各小标题，都是回答陈漱渝的质疑的。我又写第三篇文章，展示一些史料，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假霸风”的源头及其怎样渗透到《鲁迅全集》的注释的。三篇文章编在一起，我感到很完整，论证是一步一步深入的。为了写本书中的几篇重头文章，从2006年至目前的2009年，共花了将近四年的宝贵时间。在这四年中，我中断了正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的《晚年周作人》的写作；还有一部字数更多的大稿，本来计划要定稿好几章的，也只好暂停。一些知情的朋友为我惋惜。但我并不后悔。我能编成本书，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1)我理清了那么多被搞乱了的鲁迅的生平大事；(2)我指出了“假霸风”的客观存在，它是我们鲁迅研究发展中的最大阻力。因此，编完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花去四年宝贵的人生时间，值得！写成本书，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是我难以忘怀的。我的不少重头文章，是先后发表在《文汇报•学林》专页上的。主编陆灏先生三十年前刚从大学出来，任《文汇读书周报》编辑，我们就开始交往。拙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刚出版时，他是来寒舍采访的第一位记者，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他在文汇报社内好几个部都工作过，有一个时期他竟去了经济部，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了联系，但我有什么小书出版，一定送请他指教。正因为他能在各个部门“闯荡江湖”，所以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了解多方面的情况，他才能胜任《学林》的主编。他很有主见，有独特的编辑思想，如果写些“耳熟能详”的内容，或写些套话空话，肯定遭遇退稿。他喜欢言之有理的创见，不怕冒风险。拙文《唐弢(琐忆)真实性质疑》，打听下来，一些专业性的刊物顾虑重重，我寄请陆灏看看，他很快就发表了。有些文章我在写之前先与他联系，他总是关照：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客观公正，不要情绪化，不要点名。像“鲁茅信”探讨的长文，像段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的两篇长文，像鲁迅诗稿出版“无假不成书”的长文，像鲁迅故居的陈列应尊重历史原貌的长文，都是遵循他的关照写成，发表后反响很好。他自己也喜欢动笔，已有《东写西读》等著作出版。另一位对我帮助很大的编者，就是刘绪源先生。我们相识已有三十多年，而关系最密切的，也是他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时。他写小说、写散文、写文艺评论，是全能作家。他所著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已一版、二版、三版，前些时报上有一篇长文评论，称它是当前儿童文学研究的“准经典”著作。他在周报时，有的文章有几种设想，我常常在电话中向他请教哪种写法较好。近年他任《笔会》主编，本书中有不少篇就是由他发表的。我的文字粗疏，不少编者帮我润色，而绪源兄的修改常常使我感到意外的精彩。《文汇报》还有一位编者对我很有帮助的，那就是郑逸文女士。她也很有独到的编辑思想。本书中有些文章，是发表在她主编的《文艺百家》和《书缘》上的，十分感谢她的宽容和友好。感谢《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编辑部的热情。感谢《档案春秋》接连发表我的几篇长文。《鲁迅照片出版的曲折历程》在该刊发表后，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为《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人民政协报》等七家报刊所转载。我还得到北京许多编者的帮助。《鲁迅研究月刊》是我长期投稿的地方。本书中的《论(两地书)的成书和出版》、《鲁迅著作的题目不应任意改变》、《三味书屋“新说”质疑》等长文，就是在月刊上发表的。月刊还连载拙稿《晚年周作人》，因我忙不过来，没有时间整理已写出初稿的篇什，中断了连载，是很可惜的，但续写工作会很快重新启动，我一定会把此稿写好。《新文学史料》的执行主编郭娟女士的不分门户，不管人事关系网，以文章质量为取舍的标准，公正公平公道，令我十分感动。她很有专业水平，对拙稿提的意见都在点子上，我都心悦诚服地照改。在通信和电话联系中，我还发现她具有厚道、温和的个性。相信她一定能团结广大的作者，把刊物办得越来越好。在李可可、邓晶晶的帮助下，我在《中国图书评论》发表了几篇长文，这本刊物在出版界、读书界有一定影响。每有拙稿发表，我总能听到北京出版界老同行、老朋友的反应。与邓晶晶的电话长谈，常常给我不少启发。每有稿寄给《博览群书》陈品高主编，十天半月后总要通一次电话，他总直率地谈对拙稿的看法，最后总说一句：“再给我们寄稿！”《北京日报》理论版编者李庆英女士的敬业、热情，令我难忘。十分感谢《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中国戏剧》等报刊发表拙稿，这些拙稿已都编入本书。使我难忘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先后发表了我的《鲁迅究竟富裕还是寒酸》、《怎样评论鲁迅研究中的观点分歧》两篇长文，后一篇长文还被列为学报的第一篇论文。这份学报一年四期，每期188页，发表本院师生论文外，还发表全国各地来稿，是一本生气勃勃的学术期刊。在联系中，常务副主编吴锦先生思考全面，观点鲜明，富于学术正义感，使我很受鼓舞。我也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我感受到孙郁先生直接和间接的不少援力和帮助，虽然我们至今没有通过一封信，当然更没有见过面。他作为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团结全国各地的研究者是很自然的。我发现他对不少研究者也是亲和与友好的。“有容乃大”，短短几年间，大家都把他视为鲁迅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巴金逝世不久，上海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纪念性的一连串学术报告会，其中有孙郁的《鲁迅与巴金》，听者济济，掌声阵阵，报告后不少人请他签名留念，可见他在上海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胡乔木同志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我早已公布了这封信。于光远同志给我写过十六封信，多次见面。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文章，编入他的《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一书，鼓励我在学业上的进步。学者舒芜先生见到我在《文汇报•学林》上发表的文章，发电子邮件到《文汇报》编辑部，表示赞赏。我马上写信去表示感谢。他又给我寄来亲笔信，表示对我的鼓励，还转告龚育之同志对拙文的赞许之意。曾彦修同志也给我写了长达五页的信，由《文汇报》编辑部转交，表示赞赏我的一系列文章，还希望我继续写下去。袁鹰、姜德明、陈丹晨、吴泰昌、吴福辉等师友也经常互通信息，互赠著作，勉励我不断努力。在家乡有两位交往数十年的朋友，就是绍兴鲁迅纪念馆“文革”前的馆长张能耿和“文革”后的馆长裘士雄。2006年我去了一次绍兴，我们相见甚欢，又畅谈了不少鲁迅研究中的事。正是由于那次的绍兴之行，我才写成了《三味书屋“新说”质疑》一文。十分感谢陈子善教授的支持和声援。正当有的人以为有了对我下井投石的机会，他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家属不要干涉学术讨论”的发言。当《文汇报•学林》发表我关于“鲁茅信”的长文时，他第一个打电话给主编，认为此文写得很好，极有说服力。十分感谢王铁仙教授的鼓励。他第一次读到我的长文后，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的烦琐考证文章，我读了，我是认为很好的。看来，鲁迅研究也需要烦琐考证。我对烦琐考证虽然是外行，但我认为很有学术上的意义。”以后他在电话里还几次发表关于“烦琐考证”的高见，以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十分感谢吴中杰教授的赞赏。在我的关于“鲁茅信”的长文发表后不久，在一次上海作家协会的大会上，他在众位朋友面前拉着我说：“你的文章读了，宝刀不老啊！”有幸与他在上海作协度假村休憩几天时，他几次鼓励我把近来文章编成集子，并答应为我写序。可是从度假村回家不久，他去澳大利亚探亲了。远隔重洋，实在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十分感谢陈鸣树教授，对我的文章常加好评，特别是关于阿Q的名字怎么读的问题，他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并同意我在文中举他为例。十分感谢上海作协副主席王纪人教授，当面和写信给我很多鼓励，认为我的一些文章在鲁迅研究中有突破性意义。十分感谢杨剑龙教授、邓牛顿教授、潘颂德研究员、赵南荣编审、周国伟研究馆员以及本地和外地的不少朋友，在信函、电话和见面时的神聊中，给我以勇气和力量。最后，我必须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杨柏伟先生。他日夜兼程，甚至春节期间也在阅读本稿。我也要感谢应柏伟的邀请，审读本稿的卢润祥编审，他也连日连夜为本稿费心费力。他俩指出了本稿的许多毛病，这真使我又惊又喜。我原以为本稿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看到他俩所指出的欠缺，真是大吃一惊；同时又使我喜不自胜，他俩让我避免了许多差错。本书是包含了他俩的许多心血和智慧的。我也十分感谢编辑室主任许仲毅先生的帮助。他和柏伟兄来寒舍，翻阅了我初步整理的原稿，以他丰富的编辑经验，当场拍板此稿很快就可发稿，并提出了进一步整理原稿的要求。此后本稿一直在他的关心下运作。前后两任总编辑李伟国先生和王为松先生也都热心关注本稿，也是我所难忘的。本书稿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仍然深深地感到，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所遇到的阻力。因而我十分珍惜一切支持我鼓励我的师友们和读者们，正是这么多人给我的力量，我才在不断地跋涉前进。倪墨炎记于2009年12月1日

内容概要

倪墨炎，浙江绍兴人。 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业余著有：《鲁迅旧诗探解》、《鲁迅的社会活动》、《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鲁迅与书》、《鲁迅与许广平》(与陈九英合著)、《现代文坛偶拾》、《现代文坛随录》、《现代文坛散记》、《现代文坛短笺》、《现代文坛内外》、《倪墨炎书话》、《现代文坛灾祸录》、《文人文事辨》等。这些著作正在补充、修订、整合，将重新出版。新的著作，亦当陆续面世。 主编的《书友文丛》，收有夏衍《风雨故人情》等20种。与陈九英合编的鲁迅同时代人回忆鲁迅的文集，已出版许寿裳、郁达夫、许广平、周观五、许钦文、冯雪峰等的6种。 曾兼职创办并主编《编辑学刊》7年，又曾兼职创办和主编《书城杂志》5年。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辑

此信不应编入新版《鲁迅全集》

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

关于“鲁茅信”的争论及其“句号”

一段争论中有代表性的文字

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探讨

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再探讨

“五十人名单”怎样成了“通缉密令”

“三一八”惨案中烈士有多少

论《两地书》的成书与出版

鲁迅著作的题目不应任意改变

许广平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难

关于《惜花四律》作者是谁的争议

怎样评论鲁迅研究中的观点分歧——对“挑战经典”和“颠覆鲁迅”的说法质疑

关于出版鲁迅著作和全集的议论

《鲁迅译文集》应该重印

第二辑

应尊重鲁迅故居的历史原貌

鲁迅住广州白云楼哪一端

鲁迅八道湾故居保留后的三愿

“未庄”、“鲁镇”在绍兴吗

鲁迅诗稿手迹的谜案

鲁迅诗稿手迹的出版“无假不成书”

鲁迅照片出版的曲折历程

鲁迅、萧伯纳“七人照”摄者是谁

鲁迅之画的真真假假

鲁迅的“名”和“字”及其使用

鲁迅的“谱名”、“别号”及其他

鲁迅与汉石刻画像

请继续发表鲁迅所写汉画像说明

第三辑

鲁迅同时代人的真实回忆

恢复许寿裳著作的原貌

许寿裳为写鲁迅回忆录而献身

郁达夫心目中鲁迅的崇高形象

许广平深情谈鲁迅的写作和生活

许钦文忆鲁迅的师和友的情谊

周冠五对鲁迅的“自家人”的回忆

冯雪峰回忆1928至1936年的鲁迅

鲁迅会见陈赓的时间和次数

谈谈“鲁迅＝NOTHING”的说法

唐弢《琐忆》的真实性质疑

关于唐弢《琐忆》的一场争议

关于邵洵美“狱中所托”两事

所谓“邵洵美狱中重托”是虚构的故事

三味书屋“新说”质疑

关于黄萍荪

第四辑

宋庆龄促鲁迅医病书的两种版本

殷夫《孩儿塔》插图为何真容难现

阿Q的名字怎么读

关于鲁迅的《阿金》

鲁迅怎样对待新村主义

关于“牛奶路”

关于“夜濯足”

鲁迅“起信三书”指的是什么

关于越剧《孔乙己》的几个问题

胡改乱编鲁迅作品会使鲁迅作品亡

鲁迅收藏的周作人著译

鲁迅出殡时抬棺的人数

第五辑

南京国民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

《可爱的中国》手稿在许广平保险箱里吗

方志敏1922年就与鲁迅有联络吗

鲁迅究竟富裕还是寒酸

请疏解“疑案”而不要传播流言蜚语

关于《魔崇》必须说的几句话

鲁迅是周恩来的叔叔吗

鲁迅研究圣地也有这样的事

为人写序者的责任

后记

编辑推荐

《真假鲁迅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倪墨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上多年跋涉，成果累累。新世纪以来，倪墨炎先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鲁迅研究。现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反映出鲁迅研究新水平，使读者了解真实的鲁迅。

作者简介

《真假鲁迅辨》共五辑。第一辑编入十五篇文章，其中十三篇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以下简称“新版全集”)的编注有关；《真假鲁迅辨》第二辑，是关于鲁迅故居陈列和鲁迅文物研究、整理、出版方面的文字；《真假鲁迅辨》第三辑是关于回忆录的，这里编录了为这些回忆录所写的“编辑说明”，读者或可了解这些回忆录的概貌；《真假鲁迅辨》第四辑收入的，是十数篇史料考订的文章，似乎是“纯学术”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朋友间的争议，今天读来还是有点意思的；《真假鲁迅辨》第五辑是关于一《真假鲁迅辨》的评论文字，这《真假鲁迅辨》的草率、凌乱和硬伤性错误之多，自鲁迅辞世以来，在鲁迅研究和史料性著作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是令人惊讶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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