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书评

沈、张、张、钱

“沈、张、张、钱” 　　 　　不可想象四十多年前没有“背经逆道”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话，今天我们还有多少机会知道那些曾经被刻意忽略、湮没的优秀作家。所以不特是喜欢或讨厌，所有知道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张天翼的人都应该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教授表示敬意。因为他，我们的世界才会如此色彩和充实。 　　我痛恨自己的无力和无学无术，以至于久久都写不出想要的东西。我想今天的随笔就用王德威教授的《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的部分论述来代替。 　　 　　他所推荐的四个作家中，张爱玲与钱钟书在五十年代的文学史里，皆是默默无名之辈。张崛起于抗战时期的上海，原被视为通俗作家。但夏独排众议，盛赞张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以及她“苍凉”的历史及美学观。夏认为，张对人无常无奈的生存情境的感隈，与彼时主流作家的史诗视野大相径庭；他并推崇《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另一方面，夏也欣赏钱钟书的讽刺艺术，视其为《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以降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值是，钱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是既是最伟大的一部” 　　夏对三十年代两位作家张天翼及沈从文的解读，尤应引起注意。这两位作家的政治立场、个人特性，以及创作风格的差距，可谓南辕北辙。张是左翼作家，以辛辣讽刺的浮世绘取胜，沈则是和平主义者，以描绘中国乡土的抒情境界见长。对夏而言，尽管两人颇有不同，他们却共享一强烈的道德热情，而且这一道德热情并未限制他们对艺术的琢磨。当沈从文在描写人性善良面，或张天翼揭露人性邪恶时，他们表现了相同的勇气与文采。两人都不愿让眼下的政治考量减损他们对人性各层面——哪怕是最不受欢迎的层面——的探察。用夏的话来说：张天翼在“同期作家当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而沈从文显示“这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的唯一的世界，除非我们坚持同情与悲悯之心，中国，或整个世界，终将越来越野蛮。” 　　由于夏的推荐，张爱玲及钱钟书的声名在六十年代急涨直上。过去三十年来张爱玲在台港及海外尤其大受欢迎，声势之盛，直追人民共和国前期治下的鲁迅；而八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热”也席卷了大陆文坛。但如上所述，有鉴于五十年代大陆文艺气氛，夏对沈从文、张天翼的诠释，才更令人寻味。夏虽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却能欣赏张对国民党时期社会的挞伐。如果他只是五十年代美国政治风向的追随者，他大可不必如此煞费周折的推崇一名左翼作家，尤其是一名卓有文名的左翼作家。沈从文的例子也是如此。大陆解放之后，沈被目为反动作家，并因此一度企图自杀；之后沈放弃写作事业，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业。在沈被两岸史家刻意忽略、湮没的年月里，夏是少数记得他并赋予极高评价的知音。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英文本第三版导言》 　　 　　让我们记住这些人，这些为我们点灯的人 　　 　　 2007.07.20于崇州暴力团

艺术至上的小说史

有关这本著作的诞生机缘，夏志清先生已经在序里作过详细交待，这里本无须赘述，然有一点实值得一提——当初夏先生本想撰写一部全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他通读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感到那些诗歌和散文都不合他的胃口，只觉新文学里的小说部门成就最大，讨论起来也较有趣，所以，后来他就决定专写小说史。——可见，正是对于小说艺术的兴趣，才促使作者全力投入十年青春，完成了这部独树一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巨著。“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这句话出现在全书最后一章《结论》的文末，但是为了便于理解夏先生的小说观，我自作主张将其提到这篇笔记的前面。也可以说，夏先生的这部皇皇巨著，正是围绕他的这一文学观和小说艺术观来展开讨论的。这部断代小说史的时间跨度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1917年到反右运动揭开序幕的1957年，刚好四十年。夏先生把这四十年内的小说家按照政治信仰分了类，一类是左派作家，一类是独立作家，他遗憾地认为大多数左派作家都将艺术让位于理想，最后使自己的作品沦为枯燥无味的政治宣传载体，因此，这个阶段内的汉语小说成就相对于同时代的西方世界来说，并不理想。夏先生主要讨论了这四十年里的十位重要作家，按照这些作家的年龄和初涉文坛的年代，他们依次是：鲁迅、矛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在夏先生看来，这些作家中，只有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和张天翼“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并且，这四位作家中，夏先生最激赏的作家又是张爱玲，——“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我们来回顾一下夏先生本着自己纯粹的文学艺术观，对于这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讨论：◎鲁迅夏先生认为新文学运动的最高成就在于小说，其他文学体裁如话剧、诗歌的创作，并不成熟。那么代表着新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则正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在酒楼上》和《肥皂》九篇作品。且夏先生认为，这九篇作品是作者创作生涯中最好的作品，“在鲁迅的最佳小说中，他只探病而不诊治，这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极高崇敬，使他只把赤裸裸的现实表达出来而不羼杂己见。”相反地，夏先生认为作者1926年以后的小说集《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的没落。”◎与鲁迅同时期的一些作家夏先生认为叶绍钧（叶圣陶）的最佳作品并非现在流传甚广的儿童文学作品，“叶绍钧写的童话，常流于说教。他最有名的童话，如《稻草人》与《皇帝的新衣》，都是模仿安徒生的。”，他认为叶绍钧写得较好的作品应该是他探讨寂寞的作品《孤独》和《秋》。对于另外一位为少年儿童所熟知的作家冰心女士，夏先生则无情地指出她那些歌颂“爱的哲学”的小说，如《超人》、《悟》，都是“不折不扣的滥情之作”，他认为冰心最具技巧野心的作品则是《别后》。同为女作家，夏先生认为凌叔华“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冰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潜力也比冰心大”，可以代表她的艺术成就的作品是《绣枕》、《花之寺》和《中秋晚》。夏先生还评价道，《绣枕》是中国第一篇依靠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的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而《中秋晚》这篇小说，仅凭夏先生在著作中的引文就足够引人入胜，先生认为“它在揭发某些愚蠢观念上，是可以与鲁迅的《祝福》相媲美的。”夏先生非常不满意创作社的作家，他老人家对创造社冷嘲热讽道：“就创造社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之微来说，他们对青年的影响力实在大得出奇。……创造社的人假浪漫主义为名，一味狂放，浮而不实，作品没有丝毫规矩绳墨，言过其实。他们的唯美主义仅仅可以说是为了感情的放纵而艺术而已。”毫无疑问，创造社的代表作家郭沫若首当其冲被夏先生所鄙夷，甚至就连创造社的另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他亦并不推举。夏先生认为郁达夫的《沉沦》过于神经质，“他的想象完全来自真实生活，被其自我狭小世界里的感觉、情欲所支配。”◎茅盾夏先生一面承认茅盾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连茅盾最被推崇的巨著《子夜》亦是失败之作。当然，“革命作家”这个定义出自夏先生之口本身含有贬抑之意，“最伟大”的修饰语也就相应打了折扣，且关于这个“失败”的定义，夏先生解释道，此乃“以茅盾过去的成就和可能的成就来衡量它的缘故。”他认为茅盾的写作越来越“科学”，在后来的写作中再也摆不脱这个迷障。所以，虽然本书讨论茅盾及其作品的篇幅颇长，可惜通篇读下来，似乎没有找到夏先生认可的作品。◎老舍与绝大多数读者相同，夏先生也认为老舍和矛盾这两位作家有许多有趣的对照，其中一例是：“茅盾深受俄国和法国小说的熏染，老舍的个性和教育背景则使他爱好英国小说。”夏先生介绍，老舍对狄更斯极为喜爱，《赵子曰》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第一部严肃的喜剧小说，有狄更斯风味。《二马》和《离婚》也是比较成功的讽刺喜剧小说。夏先生将《骆驼祥子》单独置于最后来讨论，对于这部小说，他的评价是：“到那时候为止的最佳现代中国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尽管免不了有缺点，基本上仍不失为一本感人至深、结构严谨的真正写实主义小说。书中爽快直截的文字传达了北京方言的地道韵味，其中主要人物都实实在在的使人难忘。小说的戏剧力量和叙述技巧都超过作者以前的作品。”对于老舍先生在四十年代创作的鸿篇巨制《四世同堂》，夏先生则无情地指出这是一部“大大的失败之作”，因为“它的视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他所要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懦弱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在表现这些课题时，老舍是很传统的，因为他这种善恶二分法，是根植于中国通俗文学和戏剧的。不过，在一本真正的小说内，任何道德上的真理，应当像初次遇见的问题那样来处理，让其在特定的环境中依其逻辑发展。……在一本想叙述中国如何在敌侵考验下再生的小说，却用了这种因果报应式的悲喜剧手法，显得甚为滑稽。”◎沈从文夏先生非常推崇沈从文，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他对沈从文的评价，相信这对普通的小说创作者大有裨益：“沈从文艺术的成长在最初阶段缓慢得近乎痛苦。他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小说传统可说是全无认识。1924-1928年间，……（他写的小说）大体来说，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各种错综复杂经验的敏锐观察力，但在文体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由于他对现代短篇小说结构没有什么认识，所以沈从文的叙述方法都是传统性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大概由于缺少正统的训练之故，他常出怪主意，在小说中往往不问情由地加插了一大段散文式的按语和啰嗦描述。”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夏先生又引用了苏雪林先生对沈从文初期小说这一缺憾的评价：“……次则用词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字，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然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样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此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象。”到了1930-1937这个时期，夏先生认为沈从文创作的《如蕤》、《浮世辑》、《八骏图》、《新与旧》、《主妇集》和《边城》几部作品已经表示作者艺术水平正在提高。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夏先生的评价是：“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的创造力之产品。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虽然沈从文受了自己道德信念的约束，好像觉得非写乡土人情不可，我个人却认为，最能表现他长处的倒是他那种凭着特好的记忆，随意写出来的景物与事件。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记得上他。在《逃的前一天》、《山道中》以及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无数片断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表现了沈从文高度印象主义写作技巧的例子。”夏先生极赞赏沈从文在三十年代末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他认为，尽管《长河》没有写完，但“仍可以当一本完整的小说来看，因为各章叙述建构在一个固定的主题上：永恒和流变。作者描写的景和仪式，同他所讲的一连串小故事一样，都是构成小说动作的主要部分。长河两岸的橘园在秋收时的美丽，采橘子季节的喧闹的仪式，以及农村谢神感恩时的欢欣鼓舞，作者均能同样以真挚的笔触描绘下来，不亚于他对于主角之间的天真、直率，不可磨灭的人性抒写。……永恒的景色、人物和悠久不变的习俗，是反衬在一种无情的变化之下。……《长河》虽然是一出喜剧，……故事充满了社会性的批评，而且紧邻着一种悲剧感。”◎张天翼因为我对张天翼的作品全无了解，这里只好暂且摘录一些夏先生对张天翼作品的评价，这些评价即便脱离被批评的作品，想必亦对小说欣赏和小说创作有极大意义：“张天翼是这十年（1928-1937）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用最经济的描述和铺陈，以戏剧性和敏捷的风格，张天翼捕捉到他的角色在动作中的每一个特征。他摒弃了华丽的辞藻，也不用冗长的段落结构；又用喜剧或戏剧性的精确，来模拟每一社会阶层的语言习惯。就方言的广度和准确性而论，张天翼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就他和当时中国小说的关系而言，张天翼采取了海明威式的大胆的外科手术法，切除了白话语汇的平铺直叙、繁琐和笼统等病害。”除此之外，夏先生还谈到，张天翼是现代中国小说家最不带自传色彩的一位，他从来不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法。——在讨论郁达夫和叶绍钧时，夏先生均认为他们的小说作品中自传色彩过浓，影响了他们对角色塑造的发挥和人物心理的探究。夏先生认为张天翼最好的三部作品是《砥柱》、《在旅途中》和《中秋》。不过，在夏先生看来，张天翼虽然是一位卓越的短篇小说家，可作为一位长篇小说家而言，他显然是吃亏的。“他那简洁的文体，虽然可以赉予短篇足够的力量，如果用来支持两三百页篇幅的长篇，便显得单调了。他那种利用几种重现在主角身上的特性来勾画人物的手法，在一个长篇说部内，便显得沉闷不堪，因为这样的写法，阻碍了心理上的发展。”◎巴金巴金自称“我不是一个艺术家”，夏先生也认为“巴金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狂热——的人，自称他对于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这样将艺术置于理想的从属地位的作家，夏先生显然是不赞成的。不过，我们还是来留意一下他在有关作为作家的巴金在艺术成长过程中的一段高明见解，这几乎可以成为文学创作者们的一段警句：“对于多数态度严肃的作家来说，一本15岁时喜爱的书，往往在25岁时遭到淘汰；或者说，到了25岁，因为对该书在智慧上或者文学上有所新发现，而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方法。很多中国作家（巴金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是：在他们未经指导、青春期间所嗜读的书，往往便是他们终身写作的灵感源泉和行动方针。他们在写作方面表现得庸碌平凡，一半要归咎于自己无法超越青春期间的文艺修养和这一期间的领悟能力。”夏先生认为巴金颇负盛名的《爱情三部曲》“显示了巴金是一个书呆子作家，他笼统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虽是中国名字，但在作品中却找不到一点具体的中国风习和风景。……也许，使他的小说素质受到更大损伤的，应该是巴金的一贯信念，认为社会制度是邪恶存在的惟一因素；然而巴金又不是自然主义作家，他并无兴趣追溯他笔下人物的生活背景，将他放置在遗传和环境的因素之下去研究。他的小说仅仅排演出善与恶的基本挣扎；他的人物，要不是英雄，就是懦夫；前者反抗社会制度的邪恶，后者屈服于这一势力之下。促成反抗或者懦弱的先决条件是自由意志。巴金既然拒绝个人意志与罪恶互为因果的看法，因此他的小说的真实感也就打了折扣。他的小说坏人倒不少，然而，一次又一次地，他却赦免了他们的罪，只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社会制度才是应该受到谴责，而不是个人。”夏先生对1940年以后的巴金比较欣赏，虽然他的赞美听起来依然像是嘲讽——“因为才华所限，他此时尚不能称作一个深刻的小说家，不过他已经变得敦厚。”夏先生紧接着讨论了巴金的两部作品《憩园》和《第四病室》，在这两篇小说中，“巴金记录了小人物的悲剧，不过可惜作者太着眼于同情，阻碍了他对‘真实’再进一步作全面性的探讨。他只是满足于表现人的痛苦和死亡，以及证明爱和仁慈终究会战胜一切。他既无能力，亦无兴趣给我们在痛苦与爱心的状态下的赤裸裸的人性作一个心理上的完整性交待。”直到巴金创作出《寒夜》，夏先生才认为“人性的秘密终于被他发掘出来了。”他对这部作品的整体评价是：“《寒夜》是牢牢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创作。读者在目击男主角一步步走向身心交瘁的境地时，简直不忍卒读。因为和一般中国家庭生活太过逼肖，所有柔和、伤痛的画面，遂具备了动人的力量。凭着这一小说，巴金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心理写实派小说家。”另外，夏先生对巴金的另一篇小说《秋》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部作品证明一个道理：“一个小说家如对自己的感情有绝对的自信，他的作品要比肤浅哲学家和革命者的说教强得多。”结合《寒夜》，他对这位作家总结道：“《秋》是巴金所写的表达愤怒的最好的小说，《寒夜》则是他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因为爱能超越愤怒，代表了较为广泛的了解，《寒夜》的成功，因此更见高超，更见成熟。小说出版时，巴金正好43岁。他不再是一个着了魔那样急就章的作家，不再是为了发泄毫无根由的忿恨的宣传家。他变成了一个细腻的匠人，深具同情的写实主义者。尽管他仍然相信真理比艺术重要，可是他同时也领会到了这一个道理——‘一个艺术家，只有照实的描写生命，去探索人心的隐蔽处，去灼照人生中爱的道路，才能为真理服务。’”◎吴组缃我对吴组缃的作品了解不多，只读过一篇他的短篇小说《菉竹山房》。夏先生认为吴组缃是位很有才华的作家，他以《官官的补品》为例，指出这篇小说“采用了一种极大胆的象征方式：官官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阔少兼花花公子，实际上是靠农民的奶和血过活的。作者采用了十八世纪英国讽刺作家斯威特夫的手法，相当有力地发挥了这一象征作用。”而关于吴组缃的另一部作品《一千八百担》，夏先生则认为他“非常巧妙地一口气描绘了至少一打宋族人的形象。他们都极为真实，用真实的口语说话，他们讨论问题时，也发自各个不同的观点。”吴组缃的作品中，最为夏先生欣赏的小说是《樊家铺》，他认为这是一篇杰作。当《樊家铺》的情节发展到女儿冲动弑母的环节时，“在那一刹那间，故事踏实地在一种罕见的高度悲剧气氛里进行。”夏先生对吴组缃及其作品的最终评价是：“他的观察是敏锐又周到的，他的文体简洁清晰，没有一点新文艺腔。他的农村画面是写实的，不带一点伤感气息，同时也不像一般农村作品，故意夹带一点粗口。”◎张爱玲据陈子善先生的《编后记》所言，我所读的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版本的《张爱玲》章节仅属于节选版，为此我虽遗憾，但其实也深感，这个章节哪怕仅仅是节选也亦令人心荡神驰。很开心夏先生在有关张爱玲的章节，首先就提到了《秧歌》：“《秧歌》作风严肃，……《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估计有关这部被夏先生盛赞的作品在接下来还应该有许多讨论，却限于体裁敏感被删减了吧？除了为《秧歌》在现代小说史上戴上桂冠，夏先生盛赞《金锁记》亦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严谨。《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在这部近六十万言的学术著作中，夏先生一直努力秉承客观、严肃的态度来讨论诸多作家与作品。然而，在谈及张爱玲时，他显然无法抑制自己相惜之情：“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抛开主观感受，夏先生回到张爱玲小说别具一格之处继续谈到：“一般年青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有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也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夏先生认为，张爱玲之所以能把小说写得那么好，跟她所受的中西结合的良好教育关系深刻：“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得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把中文运用得如此圆熟自如，是让人难以相信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入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其次，夏先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论学问，她比不上钱钟书。……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赫、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得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共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在讨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征时，夏先生谈到了以下三点：1、张爱玲小说的丰富意象。她的视觉想象力“达到了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她对小说中人物的服装以及人物活动的场所无一不细致刻画描写。她的小说中还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2、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她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把握得十分稳定。“人的灵魂通常都是被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的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小说中的大多数角色）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人生本来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就会自然全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灭。”夏先生认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哀，是“压抑了的悲哀”。3、张爱玲小说的讽刺性。夏先生将张爱玲与讽刺小说家钱钟书对比道：“她不像钱钟书那样对人类有一种理智的鄙视；她对怪人怪事也没有由衷的爱好。因此她的作品很难叫人捧腹。”尽管如此，夏先生还是认为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有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保持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但是，与清末以来许多讽刺小说家不同的是，“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了却带一点契科夫的苦味。”夏先生把这种讽刺风格称为“隽永的讽刺”。最后，夏先生认为，正是上述“压抑了的悲哀”和“隽永的讽刺”的巧妙融合，最终成就了张爱玲小说的美学风格——苍凉。读罢《张爱玲》章节，我不禁深感夏先生可谓张爱玲的文学知己。通读夏先生晚年整理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读到他四处周旋为张爱玲寻找出版商，甚至为经济拮据的张爱玲找工作、买稿纸，在张爱玲晚年，他又殷殷嘱托朋友照顾独居的她……惜才之情不可谓不真切。然不知为何，张爱玲却对夏先生一直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甚至不肯与之共进一次午餐。也许，这源于她对自己作品的自信，认为自己通过作品收获认可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无须大惊小怪。又或者，在经历了两次与文学知己的坎坷爱情和婚姻之后，她忽然对这种知音之情有了更深刻冷静的认识？情愿把文学讨论停留在纸上谈兵、鸿雁鱼素的高山流水范围，而不肯把两个“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两个俗人凑到一起吃饭喝茶罢？◎钱钟书在讨论钱钟书的小说之前，夏先生提到了钱钟书的两本学术著作《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它们均得到夏先生的好评：“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夏先生围绕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进行了讨论。首先，他认为这部小说“比任何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理由如下：“钱钟书未受乐观及宗教信仰的牵制，因此他对人类行为抱有一种心理研究的态度。这是现代精神的一种特征，一种悲剧性的特征。钱钟书创作的中心目的其实并非去揶揄知识分子及作家，而是要表现陷于绝境下的普通人，徒劳于寻找解脱或依附的永恒戏剧。……他知道得很清楚，愚昧和自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而讽刺家的职务，就是透过高度的智慧和素养去把这些众生相刻画出来。”除了绝妙的讽刺性，夏先生还谈到《围城》的深刻主题：“小说中数度提到‘围城’，象征了人间处境。……《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说到主题，他同时强调：“一部小说之优劣，当然不能以主题的深浅来评价，最要紧的关键是这个主题是否得到适当的处理。……一个蹩脚的小说家通常只顾制造感人的大场面，而忽略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些中心情景的附带细节。反过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却有胆去正视全面的感情冲突，透过看似烦琐的心理甚至生理去分析这种感情冲突。”除了《围城》的讽刺性和具有象征性的深刻主题，夏先生不惜笔墨摘引了该作品长达9页的正文，藉此探讨钱钟书在文体方面的独具匠心：“引文里虽然见不到常在他的喜剧场面里出现的精彩警句和双关语（puns），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钱钟书尤其是个编造明喻的能手……正像每一个不以平铺直叙的文体为满足的小说家一样，钱钟书也善用象征事物，在选择细节时不单为适合情节内容：他希望通过这些细节间接地去评论整个剧情的道德面。”◎师陀由于我对师陀太过陌生，这里仅笔记一下，夏先生认为他的代表作是《结婚》。介绍完了这些作家和作品，结合本书的《结论》章节，我们来体味、总结一下夏志清先生所要表达的小说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有关小说创作，夏先生引用了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句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他认为在1917-1957这四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人类福利，而失去“艺术良知”之故。“一个能力较强的作家应该了解到，除非首先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来往观察深入，否则他无以体察更进一步的真理。”除了认为小说作家应该放弃对“理想”的执念，夏先生还强调了小说技巧的重要性：“他们对这些作家（指西方作家——笔者注）的思想和说教，拼命吸收，却很少去注意艺术上的技巧问题。詹姆斯以还，一直吸引着西方小说家的那类小说技巧问题，对中国小说家是无关痛痒的。”有关文学批评，他一针见血地谈到：“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最后，作为一个深爱小说艺术的读者和写作者，我还想谈一谈自己的学习收获。夏先生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耗尽十年青春，是他31岁到41岁的最好年华。而这部以中国作家、汉语作品为讨论主体的文学批评著作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竟拖延到书成之后四十几年。幸而当时，夏先生还健在。然待我能有幸手捧这部文化遗产时，斯人已故。与书中被讨论的作家们一样，他告别人世，留下作品和生命轨迹，一任后人评说。这样一想，我花十几天功夫笔记、摘录和思考这本书的内容与思想，亦算是对这份书与人的因缘的珍重。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尚算年轻，单独讨论现代汉语小说的文学史极其有限。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早期神话传说讲到清末小说，并未涉及现代小说。夏志清先生则本着一己之浓厚兴趣，秉承艺术至上的理念，毅然从鲁迅开始，将中国的现代汉语小说创作受到西方小说影响之后的最初四十年间的作家和作品，做了一次深入的批评与探究。紧跟文学嬗变脚步的批评，前无古人是肯定的，不过来者似乎也寥寥，所以，这的确是一部作者所言“不必因晚年得病而自愧于心”的著作了。文章是否应该“载道”，大约从夫子删定《诗三百》开始，两千多年以来始终被文学家与批评家们争论不休。其实，并非“载道”不好，只是，诚如夏先生所言，文学家们在创作时一旦专注于“载道”，艺术和技巧就难免不暇讲究了。因此，在文学作品里，“载道”与“艺术性”两者之间多少有点此消彼长之关系。无独有偶，在读本书之前，我正在学习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编》，这部《新编》之所以让我感到石破天惊、爱不释手，大约亦正是编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秉承始终的艺术标准。夏先生甚至在《结论》中使用了“艺术良心”一词，这多少对小说创作者有警醒之意，文学之所以存在，之所以不是哲学或者其他科学，难道不正是因为它的灵魂与它们不同吗？文学的灵魂，是艺术之美。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艺术之美，那么一部小说作品的文辞、结构和精彩纷呈、独具作家气质的意象，便是小说创作和小说欣赏的重点了。大部分的文学史著作中，编者似乎对“技巧”一词讳莫如深，仿佛谈多了就降低了著作的格调，挖掘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和思想才是正道。但是，正如夏先生所言，无论多么深刻的主题，作家没有通过艺术将其处理好，亦是一部失败之作，与主题无关。“但为圣灵写作”，这句话表达了一位小说家追求文学艺术的不渝矢志，为文学艺术献身，且仅为艺术的文学献身，这并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事情。这种令人温暖又感慨的悲壮感如此熟悉，回忆一下，原来我第一次读完《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时，内心充满的就是这样一种伟大与壮烈。夏志清先生认为优秀的小说在于小说家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对人物心理的深度探索，这些都需要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有稳定把握，而这需要作者在生活本身中去体察。我想增加一点，即这种体察需要小说家有一颗敏感于人事的心，才能保证体察效果的细腻与深刻。失去人心灼照的小说，仅仅一个离奇甚至乏味的故事。而把握小说人物的心理，则需要将人物置于他的过去和他所处的大环境中去追溯、探索、分析。有人戏言，诗人总是要自杀，而小说家却偏偏越活越有滋味。我也思索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偏爱小说艺术的人会如此热爱生活？张爱玲曾在作品里坦言，恨不能多活几辈子，把每一种人生都来过一遍。是啊，这个世界多么有趣，每天都像看戏，每一场戏都别开生面、高潮迭起。当小说家用一种齐物之心去观照尘世的人与事、爱与死，并洞悉了这一切的背后所蕴含的某些可笑、可悲、可叹和可怜之后，他会体验到一种无以言说的美感，忍不住想要用一部小说把这份美感传达出来。美永远在继续纷呈上演，小说家永远热爱生活。最后，我想用三十岁生日那天送给自己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读书笔记——阳光洒在地毯上，美好的一岁在光与暖中冉冉揭幕。岁月流淌，落花渐远。但在镜中清点细纹的同时，我更懂得心灵的磨砺与成长正伴随青春的流逝日臻光润。对生活的热爱，仅凭一见钟情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热情，应该是在懂得她的善变无常和跌宕起伏之后，依然有勇气说：我爱这美好的人生。加上一句：我更爱小说带给我的别样世界。感谢夏志清先生。2015-2-15

很提神的一本书

大半夜的，拿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摆个舒服的睡姿，准备一会被催眠了就直接睡着。可是，夏志清1999、2004年写的《大陆版新序》和1978年写的《中译本序》总共18页，我一气读完， 看着看着我竟然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根本一点困意都没有。期间他只在后一篇中提到自己曾读过“新批评”派的小说评论，其他没有什么地方再提到什么文学理论。一篇序言写得灵动而真诚，动情而含蓄。比起我中午读的那个序和我们大陆“学者”治书所写的序真是令我要替他们汗颜了，不是互捧互赞就是自吹自擂，一大套一大套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的名词能把我这本来就反应慢的脑袋绕晕了。什么时候能像夏志清这样的，好好说话，文风朴实点。哎。大陆似乎话语形态还有硬伤没有好，即便伤好了，可是还有丑陋的疤痕存在。港台则常见夏志清这样亲切喜人的文风。好好说话，不张不厉，扎扎实实的文章在那，没人会不承认你是大家的，不用自己卖弄理论。夏志清特别提到英国大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专论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Rradition中 最推崇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康拉德这四位大家。奥斯汀的六本小说他全读了，对李氏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我想起张爱玲被称为“东方的简·奥斯汀”，想来夏志清“发现”张爱玲的审美渊源在此已见端倪了。夏志清时刻记得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史家，首要的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他一再强调自己至今仍抱定这个宗旨不放。所以，他的成绩是举世共睹的。夏志清指出中国文学缺少西方那样一种宗教情绪、宗教感的传统，缺少探索人生终极之谜的思考惯性，而容易流于浅显表现和。所以我们难以出现像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世界级人类文学大师，产出逗人深思的作品。其实，我们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界存在类似的困境。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晦涩繁冗的理论堆砌，夏志清凭借这本文学史足以跻身同代最杰出的的文学评论家之列。鄙人陋见，我们许多治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大专家、大学者们，想使自己的大著不成为受众的催眠物，当务之急应该是擦亮自己的眼睛，使之成为能发现赤裸裸的文学之美缪斯之目。而不是让文学史的论述一次次沦为理论的奴隶，缠着又长又臭的裹脚布。

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上个世纪初（特别是1917－1927年）是中国文学最至关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年份。1917年1月、1918年4月，胡适分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文章，提倡白话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此后的三十多年，中国文学不仅走出了自己的路，而且还几乎囊括了整个二十世纪中文文学的所有成就，并创造出至今难以岂越的高峰。夏志清教授在《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中说“严肃文学的读者愈来愈少，作者同读者一样对中国的古老传统不感兴趣，国文功底也愈来愈差，要二十一世纪的中文文学迈进一步，超过二十世纪的成就真是难上加难”（2000年1月香港《明报月刊》）。在我看来，这不单是对二十一世纪中文文学进行展望，更是对二十世纪中文文学的点评。二十世纪中文文学的舞台牢牢地被上半世纪那几十年占据。而要想理顺那几十年，关键的关键就在文学革命的那十年。难怪夏志清教授将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篇首讲。这里我只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对中国现代文学情有独钟的朋友，如果你对现代文学有什么疑问的话，不妨把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找来看看；如果你对那500多页感到恐怖，那至少也要把第一章看完；如果你还有什么的话，好吧，下面有我感兴趣的一些摘抄。文言文还有个缺憾：它不是一种传播新知识、新观念的理想工具。当时有不少热心的社会改革者，不见容于清廷，失意之余，乃献身于新闻事业，使自己的理想能直接深入民间。为了便于容纳西方的专门术语，他们迫得放弃古文，创出一种新的文言体来，使大家容易看懂。梁启超是这班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新文言体不但便于介绍和讨论新的观念，而且还是宣传爱国思想的有效工具。当时模仿他这种文体的人，有政治评论家和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是其中一位。不但如此。一般报纸和官场所用的中文，还以此做标准。这种趋势，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慢慢地改过来。在文学史上，一种文学的类型，其发展能够不因批评界的漠视和敌意而受到阻碍，倒不见得是一件怎样不寻常的事。在《建设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感慨一般流行小说家所写的题材，老是离不开官场、妓院和“龌龊社会”。于是他开了这么一张方子：“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这无疑是叫文学工作者多注意妇女、青年和被剥削阶级人士的苦况。但另一方面，我们亦由此可看到胡适的文学观是多么的狭窄的了。他不过是把文学看做批评社会的工具而已。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常出现于《新青年》，而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态度，都是异常坚决的……陈独秀和钱玄同等人的言论既然这么激烈，直接怀疑到中国文字和文化的本质，照理上白话文运动是不会得到舆论支持的了。但这种言论在当时却得到学生的支持。这批学生大多数都是《新青年》、《新潮》的读者，心中充满爱国热诚，常常希望从这两个刊物的文章里得到自己行动的启示。……这些学生对当时的北洋政府极为不满，因此他们极想发挥影响力，以左右国事。1919年，他们再也忍耐不住，爆发了有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联合起来参与国事最强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五四运动。这些新文化倡导人中的激进分子，后来就凭着他们的个人喜好来改造中国……这种急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热忱，对文学的素质难免有坏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学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之所以显得那么浅薄，与此不无关系。到最后，这种改革社会的热忱必然变为爱国的载道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也不一定会对探讨人类心灵问题感兴趣的。他们亟亟以谋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作家，因此他们写文章的当务之急的教导自己愚昧的同胞。几位早期的作家都坦白承认他们选择文艺为事业的理由，无非是为要对国人的愚昧、怯懦和冷漠宣战。他们认为文学在这方面是比科学和政治更有效的武器。文学既然要载道，对艺术有时就不能顾及了。现代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认识的机会极多（他们的前辈可没有这种福气），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外国作家所感兴趣的，以思想为主，艺术成就其次。即使绝顶聪明的人如胡适和周作人也不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特殊，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当时较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清一色的是留学生，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难免受到他们留学所在地时髦的思想或偏见所感染。说真的，我们即便是把自由派与激进派的纷争看做留美、留英学生与留日学生的纷争也不为过。（当然也有例外，最显著的例子莫如周作人。他是留日学生，可是他对若干西方思想主流的反应，比一般留学欧美的人还要敏锐。）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中心是日本、美国和英国，虽然到法国和苏联去的也有不少人。除了少数例子外，留法、留俄的学生以激进派的居多。日本的文学革命在明治时代就开始，比中国早出三十年。因此，中国早期的留日学生，如后来在知识界扮演着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和鲁迅，在彼邦就读时，就难免受到这种风气和在后面推动着这种风气的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想的影响。由于他们早期教育对文学有偏爱的关系，这些留学生对当代日本文学和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外国作家，读得非常热心。而外国作家中，以俄国作家最受重视。后来，他们回国介绍外国作家时，对俄国作家也特别热心。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特别欣赏俄国小说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想摆脱传统的枷锁，改革社会现状，建立较为合理的制度。而俄国小说里所表现的社会同情心，对权威和习俗所做的虚无主义式的反抗，对追求生命意义的热诚，对自己祖国的伟大的信心不移（尽管不时对她的弱点冷嘲热讽），这些都是当时中日青年迫切关心的问题，难怪他们反映如此热烈了。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浪漫主义在日本非常流行，后来创造社成立，由于创办人全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也把浪漫派文学带进中国。到了二十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流行日本；虽然陈独秀和李大钊早就鼓吹共产主义思想，普罗文学、革命文学在中国抬头，差不多完全受了日本的影响。相较起来，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的英美文坛宁静多了。……但这些影响一旦与从日本输入的思想比较起来，就难免黯然失色了。除了在文学革命的初期他们还发生过相当的作用外，英美留学生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是很有限的。他们从欧美回来，一踏如国门，就发觉与留日派知识分子所建立起来的文学哲学系统，大相径庭。于是他们只好采取守势，专心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然后做建设性的评论，以抗拒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破坏性的影响力。他们其中有不少在大学里教书，培养自由学风和研究文学的严肃精神。当然，我们不能以外来文学影响的多寡来判断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是否丰富或贫弱。中国知识分子对英美的传统比较冷淡，乃是因为这传统所代表的一切与与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直接的关系。而且，即使留美留日派的学者在当的时能发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相信，他们的话一定会被有意无意地曲解，务使这个英美传统沾上一点左派的革命气息。而且，令人奇怪的是，使惠略特和普顿的作品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不是留美学生，而是留日学生。——节选自《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章《文学革命》07.07.27于崇州暴力团

四个存疑：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究竟遗漏了谁？

文学表现与探讨人性，而不为世所左右，并且在语言上富有特色。这是夏志清教授的《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大标准。作为一位身处大洋彼的学者，夏志清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可以让他正反的查阅国共两边的评论，又可以将中国现代作家及作品置于世界文学史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的有利位置，本身就决定了他的这部小说史的特质。文学批评家王德威说：“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冶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叙说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于1961年，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对夏而言，这些作家是现代小说的佼佼者。可是，夏志清后来在《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一文中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未提萧红，因为当年我尚未读到她的作品。后来我在中译本《原作者序》里对自己的疏忽大表后悔，并在另一篇文章里对《呼兰河传》予以最高的评价：‘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原文不这样噜苏：‘Hsiao Hung’s book? I am confident, will be read generations hence as a timeless classic.’）在专论《大河无声走东海——李劼人文学史地位片论》里，成都民间学者张义奇说：其实，夏志清还漏掉一位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作家李劼人。季进在《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记载：2004年3月27日，夏志清先生在纽约家中接受大陆学者访问时专门谈到了他的疏漏：“最大的遗憾就是几个优秀的作家没有讲，比如李劼人、比如萧红，都没有好好讲。这是全书缺失的方面。我当时一无所凭，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啊。“（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载苏州大学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url]www.zwwhgx.com[/url]）我注意到，夏著从写作到出版为十年，51年至61年，而61年《大波》根本没出版完。新版的《大波》还没完成，而旧版在抗战时出版，国外不一定看得到，但旧版极可能读到的。这样更可以看出夏志清先生的大意或忽略。美国哈弗东方研究所的朋友和谭心国告诉我的。他们只找到了新版即使分批出版，也不成套，所以他肯定没读到。旧版至今在华盛顿和纽约图书馆都没有。关于夏志清为什么没有评述肖红，原因已相当清楚了。季进的访谈记录引述夏志清话：我的评论，其一为恣意率性；其二为文学标准。对于为什没有评肖红，他说：当时写端木的时候，我就发现萧红了不起，她受张爱玲影响，张爱玲下来就是萧红的文章好，《生死场》、《呼兰河传》真是好得不得了。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柳无忌晓得吧？他妹妹柳无垢在香港跟萧红是好朋友。我认识柳无忌，就写信跟他谈写萧红的事，问他柳无垢在哪里，我想问问关于萧红的情况。他一听，就说好啊，我的学生葛浩文也在研究萧红，我让他跟你通信。以前研究萧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是我第一个讲她好，我真是伟大。可是葛浩文博士论文也写萧红，如果我一写萧红，他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所以我干脆就不写了，让年轻人去写。做人品德很重要，有时就是要奖掖后进。有的人不管的，管你什么人在写，我只写我的，甚至老师抢学生的饭碗。我跟葛浩文原来也不认识的，后来通信，我也没跟他说过我本来要写肖红的。我当年写《小说史》的时候，没有机会读到萧红的小说，后来一看，真是了不起！所以我后来一直要提萧红，她是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呢？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张天翼都很有成就，张天翼甚至可能更伟大。沈从文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很嫩的，而张天翼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很老练。这个你一定要帮我写清楚，夏志清肯定的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我在《小说史》的结论里就说，这四个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了一个也众不同的世界。这是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记录（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2728）然而，夏志清为什么没有评述李劼人，就相当存疑了。第一个存疑；首先，当时夏志清究竟读过李劼人作品没有？！夏著在其“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中的“第十三章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在叙及“在段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其他小说家有艾芜、沙汀、端木蕻良和路翎。”时的加了一个四百多字的长注（220页）：在这里，我不妨提一下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续篇中大加赞赏的李劼人（见该书第44—45页）。李劼人留法归来后，在二十代和三十年代，主要以翻译法国小说而著名。译有《包法利夫人》和《萨浪波》（Salammbo），还有莫泊桑、都德、普鲁斯特和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的小说。但是从1935年—1937年，自己创作自然主义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写自义和团起以迄辛亥革命的四川成都情形。曹聚仁认为这三部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特别是《大波》，这是扛鼎的大工作……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因为曹聚仁对茅盾的评价本来极高，所以他的赞赏，实际上使得李劼人成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不过，据我所知，除曹以外再没有别的文学史家谈到李劼人的小说了，这三部小说最近都由作家出版社重行出版：《死水微澜》（1955）、《暴风雨前》（1956）、《大波》上下册（1958）。不幸得很，据作者在新版的跋中说，《死水微澜》稍有修改，《暴风雨前》修改得很多，《大波》是重写，较原著缩减了很多。从这个长注看，夏志清对于李劼人及作品是相当知晓的，或者说他是读到了李劼人的作品了的。他连李在1949年后大幅度修改了其作品一事也了然的。第二个存疑；可能为夏著选取的标准主要以英美文艺理论为主，而有点忽略法国的自然主义，即大河史诗式的描述。第三个存疑；夏志清对于李劼人作品，还有因为曹聚仁的评价在前，而让他显然有些“恣意率性”的漫不经心了。第四个存疑；就是夏志清在小说批评文脉上，如于早期白话诗，他可以参看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导言，同时也参考叶公超发表于1937年的《论新诗》。这在纵坐标上的参照，而在横坐标上，如他对鲁迅的批评，他既有周作人、冯雪峰、许广平、曹聚仁、王士菁等鲁迅亲朋好友的著作，也参阅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与他书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反共立场，对鲁迅有苛刻的批评。他说鲁迅（1881—1936）主要思想来源于尼采与达尔文，小说技巧则得益于果戈里，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去蔽，而带有鲜明的批评家个人喜好。夏志清评价鲁迅说：“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如此推崇他。”如此鲜明的好恶评判，可能也导致了夏著的偏执一面而遗漏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一位长篇小说家李劼人。2012-3-7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最近在看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看了看去就有些烦闷起来。实在是原来已经看了钱理群那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虽然是两本不同著作，不过很多语段话语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而且一样的意识形态下的话语叙事，难免有很多套话。其实钱理群那本已经算国内好的了，其中鲁迅、曹禺的篇章尤其精彩，已经不同于以前官方的阐释话语了。不过还是有一些瑕疵的，比如张爱玲、沈从文这些现在大家都已经公认的小说大家，书中还是只寥寥数语提及。 　　夏志清这本书很多人称道的是发现了张爱玲、钱钟书这两位被世人忽略的大家，还有夏志清对沈从文、张天翼的推崇，也是识力独到。夏志清是反共，这大家都知道，不过张天翼是左翼作家，夏仍然对其小说成就称赞有加。 　　 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应该是他的批评文字就是很好的美文，能让读者看了兴奋不已。我看到网上很多人称赞《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译文漂亮，其实我看了倒没有觉得多好。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先看过夏志清自身的中文文章，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人的文学》中，我已经领略过了夏的优美中文文笔。 　　 不过第一个让我兴奋不已的批评家其实王德威，以前上课时，老师给我们印发了一篇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时看了真是喜悦。整饬的文笔，可以见到作者对汉唐传统的传承和对西方理论的熟稔。 　　 《小说史》虽然500来页，但其实除去前面刘绍铭、夏志清、王德威等四五个人的N篇序言，再除去后面附录的单篇论文，实际正文只是三四百页，也不算太长。可惜复旦出版社定价好高，竟然要60块，果然现在书价吓人。

对照记

台湾版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版原作者序 一第一段……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不妨去见见他。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饶大卫是以反共著名的中国之友，我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饶大卫立即给我一张聘书，年薪四千元…………同刚拿博士学位的耶鲁教员（instructor），是同等待遇…………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嘴脸了……原作者序 二第一段……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同教会学校出身的华籍家庭主妇这两位research assistants…………供美国军官参阅之便…………那时是韩战时期…………美国政府原则上是很反中共的…………所以饶大卫才能请到这笔钱…………（当然书里面别的毛病想也不少）…………否则，这部《中国手册》，美国军官人手一篇…………饶大卫自己中国通权威的声望也必大为抬高……大陆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中译本序 5第一段……另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不妨去见见他。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饶大卫立即给我一张聘书，年薪4000美元…………同刚拿博士学位的耶鲁教员（instructor）是同等待遇…………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脸色了……中译本序 5第二段……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教会学校出身的华籍家庭主妇这两位research assistants…………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那时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政府是很反中共的…………所以饶大卫才能申请到这笔钱…………（当然书里面别的毛病也不少）…………否则，这部《中国手册》，美国军官人手一套…………饶大卫自己“中国通”的声望也必大为提高……《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新文学的传统 23第一段……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不妨去见见他。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饶大卫是以反共著名的“中国之友”，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饶大卫立即给我一张聘书，年薪四千元…………同刚拿博士学位的耶鲁教员（instructor），是同等待遇…………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嘴脸了……新文学的传统 23第二段……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同教会学校出身的华籍家庭主妇这两位research assistants…………供美国军官参阅之便…………韩战期间…………美国政府原则上是很反中共的…………所以饶大卫才能申请到这笔钱…………（当然书里面别的毛病想也不少）…………否则，这部《中国手册》，美国军官人手一篇…………饶大卫自己中国通权威的声望也必大为抬高…………这部《手册》试印本，一共印了三百五十部……原作者序 二第二段……一年之中真把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原作者序 三第一段……化的功夫最大…………对新文学可说完全是外行…………倒真正化时间看了一些…………只好自己摸索，一无凭藉……第二段……有那几家可以申请研究资助……原作者序 三第二段……（那时福特基金会可能尚未设立）…………他对我的计划倒颇感兴趣……原作者序 四第一段……每年四千元…………但这笔补助金用不到缴所得税……第二段……但韩战开始，我就得省钱下来寄给上海家里…………所以那三年，每年自用二千八百元…………假如那时有勇气向洛氏基金会另请研究费、旅行费…………这部《手册》试印本，一共印了350册……中译本序 6第一段……一年之中就把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中译本序 6第二段……花的工夫最大…………对新文学可以说完全是外行…………倒真正花时间看了一些…………只好自己摸索，一无凭借……第三段……有哪几家可以申请研究资助……中译本序 7第一段……（那时福特基金会似乎尚未设立）…………他对我的计划颇感兴趣……中译本序 7第一段……每年4000美元…………但这笔补助金用不着缴所得税……第二段……但朝鲜战争开始，我就得省钱下来寄给上海家里…………所以那三年，每年自用2800美元…………假如那时有勇气向洛氏基金会另外申请研究费、旅行费…………《手册》上、中二册，一共试印了350部……新文学的传统 24第一段……一年之中真把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新文学的传统 24第三段……花的工夫最大…………对新文学可说完全是外行…………倒真正花时间看了一些…………只好自己摸索，一无凭借…………有哪几家基金会可以申请研究资助…………（那时福特基金会可能尚未设立）…………他对我的计划倒颇感兴趣…………每年四千元…………但这笔补助金用不到缴所得税…………但韩战开始，我就得省钱下来寄给上海家里…………所以那三年，每年自用2800元…………假如那时有勇气向洛氏基金会另请研究费、旅行费…………过着我自甘澹泊的研究员生活……第三段……都一字不放过的读了……原作者序 五第一段……录选了不少名文（不尽是“新批评派”的，对我很有用……（此处应系台湾版印刷错误）原作者序 五第二段……天性懒得动，即是短距离搬家……原作者序 六第二段……准备起来都相当喫力…………凭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倒并不难教…………十八、十九世纪英法人翻译的中文小说……原作者序 七第一段……《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理工作可说完全停顿……第二段……每学期教四门课，十二点钟…………尤其是“大一英文”，每周三四十本作文…………“人名、书名中英对照表”等节目…………我的两位受业师，博德（Frederick A.Pottle）…………过着自甘淡泊的研究员生活……第三段……都一字不放过地读了……中译本序 7第三段……录选了不少名文（不尽是“新批评派”的），对我很有用……中译本序 8第二段……天性懒得动，即使短距离搬家……中译本序 9第一段……准备起来都相当吃力…………凭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不难教…………十八十九世纪英法人翻译的中文小说……中译本序 9第一段……《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理工作可说是完全停顿……第二段……每学期教四门课，十二个小时…………尤其是“大一英文”，每周三四十份作文…………“人名、书名中英对照表”等项目…………我的两位受业师博德（Frederick A.Pottle）…………过着我自甘澹泊的研究员生活…………都一字不放过地读了…………录选了不少名文（不尽是“新批评派”的），对我很有用…………天性懒得动，即是短距离搬家…………准备起来都相当吃力…………凭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倒并不难教…………十八、十九世纪英法人翻译的中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理工作可说完全停顿…………每学期教4门课，12课时…………尤其是“大一英文”，每周三四十本作文…………“人名、书名中英对照表”等节目…………我的两位受业师，波特尔（Frederick A.Pottle）……原作者序 七第一段……但同时她也认为中共窃国以来，清算了一大批作家……原作者序 八第一段……“百花齐放”运动也没有好好交代；我国政府迁都台北以后，文学近况一字不提，似也欠妥。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耶鲁编辑大卫·洪（David Horne）来信…………增补书稿的建议，当然也满口赞成。正巧，一九五九年初济安哥已来美国，他编过《文学杂志》，介绍台湾文坛情形，当然驾轻就熟，《台湾》这个附录就嘱他写了。我自己刚读了姜贵的《旋风》，认为是部杰作，就在《台湾》附录上再加一个简评《旋风》的尾巴，表示自由中国不是没有新起的大作家。我自己得增添有关“大跃进”前的中共文坛报道，手边没有资料怎么办？…………全凭当年所写的劄记，不一定靠得住…………这样缴进全书定稿，想已是同年秋冬之交……第二段……当即邮寄济安哥一本…………他也没有作复——因为这两樁事我雅不愿意赠书给他……原作者序 九第一段……我的反共立场也是同他完全一致的……第二段……一九六○—六一年在耶鲁大学兼课。他自己不多年即将退休……中译本序 10第二段……但同时她也认为中共建国以来，批判了一大批作家……中译本序 10第二段……“百花齐放”运动也没有好好交代，云云。1959年4月15日耶鲁编辑大卫·洪（David Horne）来信…………增补书稿的建议，当然也满口赞成。于是我又增添了有关“大跃进”前的中共文坛报道，手边没有资料怎么办？…………全凭当年所写的札记，不一定靠得住…………这样全书定稿，想已是同年秋冬之交……第三段……立即邮寄济安哥一本…………他也没有作复。因为这两桩事，我很不愿意赠书给他……中译本序 10第三段……我的立场也是同他完全一致的……第四段……1960—1961年在耶鲁大学兼课。他不多年即将退休…………但同时她也认为1949年以来，□□□□□□我书里语焉不详…………“百花齐放”运动也没有好好交代；1949年后台湾文学近况一字不提，似也欠妥。1959年4月15日耶鲁编辑洪大卫（David Horne）来信…………增补书稿的建议，当然也满口赞成。正巧，1959年初济安哥已来美国，他编过《文学杂志》，介绍台湾文坛情形，当然驾轻就熟，“台湾”这个附录就请他写了。我自己刚读了姜贵的《旋风》，认为是部杰作，就在“台湾”附录上再加一个简评《旋风》的尾巴，表示台湾不是没有新起的大作家。我自己得增添有关“大跃进”前的中共文坛报道，手边没有资料怎么办？…………全凭当年所记的札记，不一定靠得住…………这样缴进全书定稿，想已是同年秋冬之交…………当即邮寄济安哥一本…………他也没有作复——因为这两桩事我雅不愿意赠书给他…………我的“政治”立场也是同他完全一致的…………1960—1961年在耶鲁大学兼课。他不多年即将退休…………简直可同罗素、狄更荪（G. Lowes Dickinson）二大师媲美……中译本序 11第一段……王先生是山东人……第二段……那时还在哈佛写他的博士论文《郭沫若评传》……原作者序 一○第一段……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本书原标题为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大陆的文艺发展写到一九五七“大跃进”前夕为止。“大跃进”之后，大陆政局、文艺界变乱更多，一九七一年《小说史》增订二版出书，我就把“一九一七—一九五七”这个副标题取消，另加一个“结尾”（epilogue），即中译本里的附录一：《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一九六七年我发表了一篇题名“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专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也放在《小说史》二版里，算是“附录一”（即中译本的附录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先兄写的那篇《台湾》在二版里不再出现；六十年代台湾文学突飞猛进，该文早已失了时效。我自撰评论《旋风》的那部分（二版《附录二》）倒还保留着，现在再加上我那篇论《姜贵的<重阳>》的中文文章，合在一起排印，算是中译本的《附录三》。大陆地区以外的中国作家原非本书研讨的对象，但我既称姜贵为“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在本书里自应同鲁迅、茅盾、老舍一样，占一个重要的位置。……简直可同罗素、狄更荪（G. Lowes Dickinson）两位大师媲美……原作者序 九第二段……王先生山东人……第三段……那时还在哈佛写他《郭沫若评传》的博士论文……中译本序 11第二段……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大陆版此段整段删去。）……简直可同罗素、迪金森（G. Lowes Dickinson）二大师媲美…………王先生山东人…………那时还在哈佛写他《郭沫若评传》的博士论文…………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本书原标题为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大陆的文艺发展写到1957年“大跃进”前夕为止。“大跃进”之后，大陆政局、文艺界变乱更多，1971年《小说史》增订二版出书，我就把“1917—1957”这个副标题取消，另加一个“结尾”（epilogue），即中译本里的附录一：“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1967年我发表了一篇题名“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专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也放在《小说史》二版里，算是“附录一”（即中译本的附录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先兄写的那篇“台湾”在二版里不再出现；60年代台湾文学突飞猛进，该文早已失了时效。我自撰评论《旋风》的那部分（二版“附录二”）倒还保留着，现在再加上我那篇论《姜贵的<重阳>》的中文文章，合在一起排印，算是中译本的“附录三”。大陆地区以外的中国作家原非本书研讨的对象，但我既称姜贵为“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在本书里自应同鲁迅、茅盾、老舍一样，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原作者序 一一第一段……没有对人心作了深一层的发掘…………没有提供了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以托尔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二人为代表的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小说时代……原作者序 一一第一段……托杜二翁……第二段……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原作者序 一二第二段……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了多少深入的探索……原作者序 一三第二段……历代读书人不像一般愚夫愚妇这样的深被其骗…………但本质上同世俗的人道主义已将没有多少区别了……原作者序 一四第二段……一千年来要有多少！…………台湾有些批评家……原作者序 一五第一段……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到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中译本序 11第三段……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为代表的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小说时代……中译本序 12第一段……托陀两翁……第二段……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中译本序 12第三段……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多少深入的探索……中译本序 13第二段……历代读书人不像一般愚夫愚妇这样的深受其骗…………但本质上同世俗的人道主义已没有多少区别了……中译本序 14第二段……一千年来要有多少？…………台湾地区有些批评家……中译本序 14第三段……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丁的诗篇诚然是西方文化的……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人为代表的俄国19世纪后半期的小说时代…………托陀二翁…………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了多少深入的探索…………历代读书人不像一般愚夫愚妇这样的深被其骗…………但本质上同世俗的人道主义已将没有多少区别了…………一千年来要有多少！…………台湾有些批评家…………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到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但在深受西方影响的全世界自由地区内，人民生活的确已改善不少，社会制度也比较合理；假如大多数人生活幸福，而大艺术家因之难产，我觉得这并没有多少遗憾。但丁的诗篇诚然是西方文化的瑰宝……原作者序 一五第二段……更是耐读、精炼得多；只要有人能努力去写，白话文的前途是不容我们去忧虑的……原作者序 一六第一段……在本书三篇附录里即能看出些头绪来…………我采用这个新观点来审视胡适、周作人二人的成就…………本书读者一定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对中国新旧文化态度上之转变……第二段……但我虽更珍视新文学这个传统，身为文学史家…………这个宗旨我至今还抱定不放…………藉以选定那几位小说家值得专章处理…………要决定那几位作家值得专章讨论就不太容易……原作者序 一七第二段……但我如能去史丹福胡佛图书馆走一遭，供我参阅的资料当然可以多不少…………实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瑰宝……中译本序 15第一段……更是耐读、精练得多；只要有人能努力去写，白话文的前途是不容我们忧虑的……中译本序 15第二段……在本书的附录里即能看出些头绪来…………我采用这个新观点来审视胡适、周作人两人的成就…………本书读者一定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对中国新旧文化态度之转变……第三段……但我虽更珍视新文学这个传统，然而身为文学史家…………这个宗旨我至今仍抱定不放…………借以选定哪几位小说家值得专章处理…………仅仅是决定哪几位作家值得专章讨论就不太容易……中译本序 16第二段……但我如能去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走一遭，供我参阅的资料当然可以多一些…………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但在深受西方影响的全世界自由地区内，人民生活的确已改善不少，社会制度也比较合理；假如大多数人生活幸福，而大艺术家因之难产，我觉得这并没有多少遗憾。但丁的诗篇诚然是西方文化的瑰宝…………更是耐读、精炼得多；只要有人能努力去写，白话文的前途是不容我们去忧虑的…………在本书3篇附录里即能看出些头绪来…………我采用这个新观点来审视胡适、周作人二人的成就…………本书读者一定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对中国新旧文化态度上之转变…………但我虽更珍视新文学这个传统，身为文学史家…………这个宗旨我至今还抱定不放…………借以选定哪几位小说家值得专章处理…………要决定哪几位作家值得专章讨论就不太容易…………但我如能去斯坦福胡佛图书馆走一遭，供我参阅的资料当然可以多不少…………实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我对艾芜、沙汀、端木蕻良、路翎，作了些简评……第三段……（分见《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二书）……（此处应系台湾版印刷错误）……六七年前，我晚清小说看了不少……原作者序 一八第二段刘绍铭是先兄济安的高足，一九五九年—六○年，二人同在西雅图…………同我通信最勤者，要算上是他了……第三段……今秋绍铭化了好多天功夫把书的页样再细校一遍…………本书读者同我自己都得向他深表谢忱……原作者序 一九第二段……已是我自己的好友…………出于我的推荐，不免再容我在这里道一声谢……第三段……但在《自序》末了…………我对艾芜、沙汀、端木蕻良、路翎作了些简评……第三段……（分见《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两书）…………六七年前，我看了不少晚清小说……中译本序 17第二段刘绍铭弟是先兄济安的高足，1959年—1960年，两人同在西雅图…………同我通信最勤者，要算是他了……第三段……今秋绍铭花了好多天工夫把书的页样再细校一遍…………本书读者同我都得向他深表谢忱……中译本序 17第四段……已是我的好友…………出于我的推荐，再容我在这里道一声谢……第五段……但在《中译本序》末了…………我对艾芜、沙汀、端木蕻良、路翎4人，作了些简评…………（分见《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二书）…………六七年前，我晚清小说看了不少……刘绍铭弟是先兄济安的高足，1959—1960年，二人同在西雅图…………同我通信最勤者，要算上是他了…………今秋绍铭花了好多天功夫把书的页样再细校一遍…………本书读者同我自己都得向他深表谢忱…………已是我自己的好友…………出于我的推荐，不免再容我在这里道一声谢…………但在《中译本序》末了……*《新文学的传统》编者注：□□□□□□表明此处删，全书同，以下不再注明。

真实或者说是一种真实的态度

之前读过几本文学史，总体感觉是：虽然作者不同，文章却些千篇一律；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遮遮掩掩，对于我这种好奇心比较强，想问“后来呢……”的读者来说，书中的内容传达显得虎头蛇尾。夏志清先生的这本小说史，我是极力推荐的，原因很简单：我看到了真实或者说起码是一种真实的态度。这本书的争议很大，因为它打破了以左翼作为文学批判潜在标准的规则，以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而态度和文学至上的原则表达了个人对现代小说的一些看法。其中的个人喜好因素必然存在，然而我却认为，这是每一位真诚的读者不可避免的。好批评家首先是好读者。所以这本书是活的、有灵性的，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与作者交流的过程。我就这本书中最大的争议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夏志清是以西方小说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现代小说。我们在书中经常能看到这种痕迹。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中国现代小说虽然有许多对传统潜在的继承，但是其开端是旨在学习西方，其中许多的心理描写等手法，没有办法以传统儒道两家的美学原则来批判，所以作者实际上是用比较文学的手法来写这部小说史。不管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缺点，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瑕不掩瑜。一名评论家要想编一部小说史，最有意义的应该是在多如牛毛的文学作品中挑出经典的或者优秀的呈现给读者。这一点，夏志清做到了。这部小说史也是在读书阶段最能打开我思维的书之一。

作为一本介绍性评价著作的《小说史》

夏老作论至性，以思想史和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主流文学史？）上来说其见多有主观之论，精彩处亦出于此，本无可说。我观众论，都称赞夏老的文学史突破了老范式，给学人以新视野，但有个别高才说什么“黄河浊流引清流”之类的奇葩比喻，倒是让我发笑，先不说这浊流浊不浊，这种论调所说的“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不同的另一股‘清流’”，说白了不就是当时流行的英美新批评嘛，照这种论法，那西方的“清流主义”“清流方法”海了去了，干脆把黄河变成“密西西比”“泰晤士”之类的不更好？我认为要想说夏老的方法好，亦或是中国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不好，还是想论学界不敢正视新方法，就直说，不要掩掩藏藏的，而且时至今日，不得不说，夏老的这套判断早已流行于学院之中了，很多评价早已不新鲜了。没人批评的书不是好书，说点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夏老写这本书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和价值观随意的对作家品格下判断（不是作品，是作者品格），我不能接受，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无忧的人（连打工都不需要，比现在好多留学生生活水平高多了），夏老没有那种生活在当时中国的作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结构，怎么敢随意说别人没有“智慧”？又何谈理解。老听别人在为夏老的《小说史》辩解说它不带意识形态或偏见，我想这点必须说清楚，在他回应普实克教授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这篇文章中，夏老说过这么一段话为自己的小说史定性：“作为介绍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创性著作，我认为它的最主要任务是辨别与评价”。话很明白，《小说史》是夏老写给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的介绍中国现代小说的一本评价性的著作，打点不敬的比喻就像是今天我们书店里摆着的那些叫“你不得不知道的西方经典xx本”那样的书，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想诋毁《小说史》的价值，而是想还原它本来的价值。作为这么一本“把读者设定为是那些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而又对其文学感兴趣的人”的“介绍性”作品，针对60年代的美国读者，我认为夏老早已有了态度趋向，更何况他在自序里说全书目的之一是检讨“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共产理念”，当然也有人说这不能算是意识形态的佐证。哈哈，这里吊诡的是最大的证据就是我们这本复旦版删掉的内容，为什么要删？正是里面充满了“反共”的敏感内容，正是这些内容证明了夏老《小说史》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版本学视野中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或英文原著以及香港友联版、港台版。个人认为要想理解《小说史》，那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夏志清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是不得不看的。嗯，首创之功不可毁，好书，鉴定完毕~~~

“纯文学”评论

夏先生以学贯中西的学识、深邃的视野书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其抛开政治，以文学论文学的角度可谓是“纯文学”评论。

夏志清评郭沫若

1.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2.（郭诗）看似雄浑，其实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内在的感情：节奏的刻板，惊叹句的滥用，都显示缺乏诗才。郭沫若最好的诗是在40年代所写历史剧里穿插的几首诗歌，运用传统节奏和情感，朗朗可诵。3.郭沫若坦白承认“现在是宣传的时期，文艺是宣传的利器”，这两句坦白明快的话，把左派日后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信念，一语道破。4.郭沫若早期的诗技巧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而他的自传，是中国知识分子史的重要文件。附注：微软的智能ABC中，郭沫若作为一个词组可以直接打出。其他享此待遇的还有鲁迅、茅盾。

要读完整版，不要阉割的

暑假借来了学校的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花了一个暑假看完了，读书笔记做了几十页，感慨出过国的人做学问就是能把事情讲清楚。这本书的大陆版是经过删节的，所以虽然台湾版的很旧，还是选择了完整版。文学史的老师推荐的，他说大陆版的被删得挺狠，谁看看都知道，哪里会被删掉，但如果那些都被删掉了，这本书就不完整了。翻译不多说了，因为没有对比过。我看的完整版的翻译，自以为还是不错的。这不是一部权威的文学史，现在中国也没有一部真正的现代文学史，但确实很好的一部文学史，对于任何这类评论的书都不能尽信，有时候要靠自己去凭证据和逻辑去判断。至于公正性，他专门写到了共产作家，而国内的文学史，对异类连提都不提，公正性自然表明了，虽然五十步笑百步不好。

满目疮痍

2005-11-10 看《中国现代小说史》看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目前为止听到看到的批评史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失望。一开始是兴奋，因为看到不同的立场。后来有些心软，甚至觉得夏老先生近乎苛刻了。再后来就觉得自己软弱、愚蠢。最近真是消极得很。以前说过的设想将来的话也忘记了，大概是全被否定掉了。跟母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等考完就跟她学手艺了，开间母女店，不去上学，也不找工作。给自己家打工会比给别人打工心甘情愿一些吧，这年头有点手艺应该比会写几个字容易不饿肚子吧。不知道哪来这么多悲观消极的想法，也并非不开心，很平静。是需要重新树立人生观价值观时的盲目和困惑。我要无所畏惧，如果能这样就好了。

到了对现代文学史做减法的时候

导语：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迟到四十年”，于2005年7月由复旦大学推出。该书英文版初版于1961年，自出版之后，就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性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小说史的研究领域，夏志清则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著作《中国古典小说》、《新文学的传统》等，在这之前先后出版。在夏志清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国内已经的现代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以身伺虎的简体中文版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也是一件并不怎么美好的事情。可喜的是，这部著作自1961年英文版初版，口耳相传地流布于民间和海外，四十年家国，一鼻子辛酸，如今终于一苇渡江，也算是叶落归根。并不怎么美好的是，这部“简体中文版”，顾名思义，不同于英文版，也不同于繁体中文版。司马迁曾经说过，好的著作，如果不能得到时人的赏识，不如藏之名山，以免受辱；孔夫子曾经说过，道不同不说话，不如乘稃浮于海。由是观之，在当下的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大染缸里，作为著者的夏志清教授，愿意出版自己的心血之作，不亚于以身伺虎，以给予读者一定的启迪，使他们发现现代文学的另一种样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的文学史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始，经他的弟子钱理群等人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钱理群诸人的弟子们合编的人大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十年来不绝于缕，像千层饼，后者压在前者身上，共同营造出一个盛大的模样，其肌理，换汤不换药，其味道，则是新旧兼具百味杂陈。和国内学术界的这一主流文学史研究脉络相对应的，则是独树一帜、岿然独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教授与王教授大致同时开始现代文学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都算是改行——王瑶初期以中古文学研究惊艳与世，夏志清所学专业则是英美文学，转行做现代文学研究，都有迫不得已的机缘；都师出名门——王瑶师出清华学派朱自清门下，夏志清则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二人均具备卓越的史识和恣肆的才华；两部著作都有着“开风气”的雄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两部著作却在明暗两面“诡异地对峙”。明面，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只能在图书馆里看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则引起诸多媒体和学人的关注，成为市场的热点。暗面，由《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和准则，通过他的弟子们代代相传，依旧是如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撼山易撼王瑶难；而《中国现代小说史》提倡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则是大山旁边一枝梅，只可为山补景添妩媚之姿，不可阻碍山的雄浑。对夏志清的故意“误读”但是，一统山河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终于回避不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然而，谈论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文章的主题，都是大致相同的两方面内容：一、《中国现代小说史》肯定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二、《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也肯定了鲁迅、茅盾等作家。甚至有论者将《中国现代小说史》称之为“改写文学史”。“改写”、“重写”现当代文学史，是2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时髦话语。一句话绕来绕去能够说20年，要么是结巴，要么是孱头。所谓“改写”，要有母本，就是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确立于社会思潮与如今迥异的上世纪50年代，经过历代弟子的传递以迄于今，虽然不是百代不易的真理，却不能否定，只能以其为本，东一榔头西一棒，穷人家的衣裳传三代，缝缝补补又一年。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繁体版，受其启发，于是有了当时“重写文学史”的大讨论，在“鲁郭茅巴老曹”之外，出版了“增补本”，将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写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黄河浩浩汤汤，下游引入清流，使河水不那么黄，并不意味着那股清流愿意同流合污，也不意味着那股清流就是黄河的附庸。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中国新文学史稿》尚未出版，远在异国的夏志清也不会知道以中古文学研究声名鹊起的王瑶已经改行，连借鉴都谈不上，哪里来的对王瑶确立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的“改写”？夏、王两部著作，以及各自的学术传承，虽然研究的主题是同一，理念、方法与结果却是两股道上的车。如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既要保证主流范式的权威独尊，又要与时俱进，不得不从夏著借水，对主流范式进行增补，然后倒打一耙，不说自己受到夏著的影响，却把夏著置于主流范式之下，称之为“改写”，何其荒谬。相对于当下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中国现代小说史》不是“改写”，也不是另辟蹊径，而是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不同的另一股“清流”。由于主流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谈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陷于尴尬的境地，由于必须坚持“主流范式”的理念和方法，守住自己的地盘，只能够王顾左右，舍弃夏志清的文学理念和方法论，谈论一下夏志清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发现。这是一个保险的策略。时至今日，沈从文、张爱玲等人也得到了主流文学研究的承认，谈论他们并不意味着否定自己。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发现只是夏志清的文学理念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是皮。而他的理念（“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和方法论（来源于利维斯的《大传统》和新批评学派），是骨；他对文学的“道德”（“道德”这个词极其危险，也许换一种表述方式更好，比如“普世的价值”）的强调，是精血。以上种种，则被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故意地疏忽了。在另一方面，一些文章则陷入一个怪圈：不断强调夏志清的偏见，同时又说这种偏见并没有影响到夏志清对文学的判断——也就是上面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也肯定了鲁迅、茅盾等作家”。似乎鲁迅、茅盾是门神，只有对他们作揖烧香下跪磕头，才能够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庙堂；似乎夏志清本来应该否定鲁迅、茅盾，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只能够咂摸咂摸嘴，签字盖章认可放行。这种心理其实很容易理解：丑妇也有顺眼的地方，比如眉毛，看到美女，赶忙说“她的眉毛和我的一样，也很好看”，以示自己的不丑和正确，在彰扬自己的审美标准的同时，降低了他人的审美标准。文学史的加法与减法主流现代文学研究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写入，是文学史写作的加法模式——在写作理念和方法不变的情况下，不时地顺应时势，增添内容，作出修正。而这后来的增补和修正，以不损害“底本”为原则。在这一模式之下，文学史的成果越来越庞大，文学史写作提供的饭碗越来越多，作家们被不停地挖掘出来，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和表扬。几乎每一个在20世纪上半期写过字发表过文章的人，都成了作家，都有了价值，都坐上了神龛。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还有一个怪异的现象，就是文学研究者成为被研究者的孝子贤孙。文学研究者没有平视或者俯视地拿着显微镜看待被研究者，而是仰视，或者匍匐在地，捧臭脚。一个人研究鲁迅，鲁迅就变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容不得别人说一句鲁迅的不是。一个人研究胡风，胡风就怎么都是对的，而他的对手则怎么都是错的。这种研究以及研究者，没有自己的灵魂，把被研究对象当成饭碗，然后膜拜自己的饭碗以使自己获得存在的意义。由于有着这类没有灵魂的文学研究者的存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减法难上加难。所谓文学史的减法，意指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沉淀，对文学史上的作者进行淘汰。当时甚嚣尘上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大部分将沉积下去，从而为经典文学的确立让出地方。全唐诗的作者浩浩荡荡近万人，而能够被写进唐代诗歌史的不过百余人，能够被确定为经典的屈指可数。至于中国现代文学或者现代小说史，人数更加寥寥。以这种标准来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有点庞杂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指责。《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于1961年，距离现代文学的发生年代甚近。夏志清依赖着其自身的恣肆才华和卓越的赏鉴能力，确立了小说史写作的规范，历50年而不易，足以说明其价值之大。这部著作如今在国内的出版，是一种波纹的“延迟效应”，而在投下石子的河塘的中心，则已经到了投下另一个石子的时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得益于利维斯的《大传统》（国内译作《伟大的传统》）甚多。该书第一章，利维斯在批评了文学史的加法写作（“那个时代的次等小说家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给我们，被人撰文颂扬，被无线电传播，而且透出一个显著的倾向，即是说这些作家不仅兴趣广泛五彩缤纷，而且他们就是当世的经典文豪。”）之后，阐释了经典作家的定义：“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定义大致可以简单地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概念来阐释，就是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重估一切价值”和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简单粗暴地理解一下，则是，“文学革命”改变了文学的潜能；“重估一切价值”、“人的文学”促发了人性意识。这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基础，也是衡量、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这三个概念，均隐含着一个有待阐释与引申的文学理念——审美的标准，也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美学尊严”，“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是无法借鉴的”，“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哈罗德·布鲁姆语）。以此标准来衡量、判断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史上的诸多作家和作品，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寥寥无几，大体上，鲁迅的以《彷徨》和《故事新编》为代表的短篇小说、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张爱玲的部分小说，大致可以跻身；而茅盾、老舍、巴金等赫赫有名的作家，则需退避三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减法写作难以实现的原因。毕竟，鲁郭茅巴老曹，是主流范式下的现代文学的旗帜，靠他们吃饭的人漫山遍野。《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60.00元。

历史不悲哀，我也不悲哀

差不多花了两个星期阅读这本书，在床上读、厕所里读、发廊读、车上读，思维不集中的时候都用来翻阅这本书。今天终于翻到最后一章节，读到他最终把较高的评价给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等人，就长吁一口气。好像完成了一次较厚重的任务。总之，很诚实，很踏实。姑且不说意识流的问题，仅文中夏志清对众多大家的评价就足以让人得到慰籍，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看郭沫若、茅盾、冰心、丁铃，甚至巴金……也解释了为什么张爱玲的小说至今占据销售的排行榜、钱钟书的《围城》会依然会成为“婚姻”的又一说法、沈从文的《边城》使人向往湘西风光、林语堂的散文耐人寻味……也解释了为什么鲁迅的文字那么艰涩……很多问题始终存在，普通人也可以感觉到，只是大家各自的语境不同，生活在被严格管理的国家制度下，质疑往往和巨大的危险伴随。而夏志清脱离了这种意识形态，也脱离了当时的人云亦云，细心阅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文字，通过独立思考给予这些作品一个新的历史评价，又不失其道理。至少大多数没有被意识形态蒙蔽的人会包容或者接受里面的说法。还有更值得享受的是，作者在行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睿智。尽管每一章节的翻译者不同，文字味道各有千秋，但是思想的硕果依然在那里摇弋，闪耀着智者的光芒。这种智慧来自一种更深沉而全面的观察，一种更温柔而宽厚的理解，一种真诚而不失尖锐的态度。读者在其中穿梭时，犹如在一片风土人情极其淳朴的地方行走，偶或出现一两处令人极其留恋的景致，其意义在于使人警醒人生何其广阔，观点的狭隘就显现在眼界的逐渐开阔中。

新批评主义的杰作

夏志清先生所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一部极出色的论著。这一部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问世的论著，时隔半个世纪，仍旧具有极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极精辟的理论阐发，尤其是在大陆这样一个长期只有一种声音、一个理论的文学批评环境中，确实可以说是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此书的简体中文版直到最近才得以面世，显然也与它的不附和大陆官方口径有着莫大的关系。关于此书的鲜明个性，不妨随举几例。譬如鲁迅，夏志清认为，鲁迅确实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大师级人物，但他还不足以承载中国转型期间的良心；再如刚刚过世的巴金，夏志清认为他不是天才的作家，但在抗战后的《寒夜》中却体现出他能够将个人的同情心发挥到极致，从而能够成为一个敦厚的作家；再如张爱玲与钱钟书，夏志清将他们推崇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取得最大成就的人物。夏志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自身的价值所在。这一观点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推崇鲁迅的《肥皂》、沈从文的《长河》、张爱玲的《金锁记》，批判共产党影响下的种种宣传文学，无不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所作的评论。在夏志清看来，文学作品既然产生，那么作者的创作意图就不能够再对这一作品的评价产生影响。夏志清在评论巴金的时候说到：主题的深浅绝不能代表作品本身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只在于它能将主题表达到怎样的程度。这句话实在是夏志清对自己评论观的一个总结。又，夏志清先生果然是英美文学的资深研究者，在这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以流行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主义的视角，从容而又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小说（自新文化运动起，至成书年代止）的优劣高下。这样一本书，或者不如说是这样的一种视角，对长期抱有实证主义观点的中国文学的评论者们来说，不啻于平地里的一声惊雷；同时本书也让我们这些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们认识到，原来对那些作品的评论，除了人云亦云之外，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视角、这样一种评价。当然，新批评主义本身也只是一种评论的倾向而已。夏志清先生说，他关注的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而是关注作品的实际效果（大意如此）。这实际上也就是新批评主义的标志：作品独立于作者、独立于读者，也独立于时代以及其他的一切。然而此种认识不久之后就受到文学诠释学的批判，后者的温和形式认为，作品仅仅定下一个基调，而真正的价值必须在于读者的互动中体现；而激进形式甚至提出，作品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东西，只有读者的诠释才能赋予作品以价值。不过，关于上述两类观点，我读的书还不够多，未曾见到有关这两类观点的实际演绎。倒是在夏志清先生的这一部著作中见识了关于新批评主义的酣畅淋漓的表达。从这一点上说，夏志清先生的这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确实是一部新批评主义的杰作。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本书在表达新批评主义观点上的价值，几乎比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这一主题的价值还要来的重要了。中国现代小说史ISBN 7309045327复旦大学出版社

给我又红又专的童年

严格来说这篇不算书评，好吧其实我到现在连书评怎么写都不知道，只能算是个人又臭又长回忆流水账。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总感觉好像又重新回忆了一下我童年的阅读史。小时候我就挺喜欢看书的，这点当然令爸妈十分欣慰，然后也不遗余力地往家里搬书。我那时不懂得挑书，也没有挑书的权利，书都是我妈从学校的图书馆借来的。爸妈属于一颗红心向太阳的那种，思想，嗯，比较传统。直到我高中离家之前，言情小说甚至武侠小说是不能在我家出现的，否则下场可悲。哦，还必须提到一点，我妈尤其叮咛我不准看张爱玲的作品，到今天为止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所以这么一限定，我能看的书，就只剩下儿童文学，还有中外名著，当然，是青少年缩减版。有些在初中时又重新读了厚厚的原著。儿童文学就不提了。中外名著，那时候比较喜欢看外国的名著，因为故事情节生动精彩，对比之下中国名著，其实《西游记》那本书快被我翻烂了，只是一读到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我就老感觉读不下去。倒不是说小说写得不好，那个时候我还没那么高的鉴赏能力，应该还是语言问题，那个时候白话文刚刚普及，许多文法跟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太一样，所以读来有些拗口，一读不顺畅就没兴趣读下去。《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提到的作家，我略略数了下，读过他们作品的有百分之七八十吧，剩下的至少也听闻过大名，知道他们的作品大概写了啥。下面一一说下。鲁迅，唉，当年挺不喜欢他。我想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都不太喜欢他，因为都不知道他的文章在写什么，考阅读最怕考到他。后来长大了渐渐知道了他的文章中隐含的深意，也对他佩服有加。当然，现在我也感觉他被捧得高了些，。他的《朝花夕拾》我比较喜欢，《呐喊》糊里糊涂地看过去了。我也觉得夏志清说得对，鲁迅的作品灵感，都来自于滋养他的故乡。茅盾。《子夜》《虹》《春蚕》都看过，《子夜》和《虹》只记得基本情节，具体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倒是《春蚕》，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春蚕》很仔细地描写了江浙一带人家养蚕时的风俗习惯，很讲究，读来很新鲜。巴金。回想了下，这些作家中我看的作品最多的居然是巴金。虽然夏志清对《家》的评价不高，但是我最喜欢的巴金作品是就是《家》。觉慧就是我当年的白马王子之一啊，热血向上的青年，为了理想与旧封建家庭决裂，读来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而且也觉得《家》的故事情节很丰富，除了觉慧的热血，还有与鸣凤朦胧的感情，觉新和梅表姐，瑞珏之间的纠结。《春》就是《家》的翻版。到了《秋》，大家庭就凋敝了，幸好，我所喜爱的人物，都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我对激流三部曲感情挺深的，有时候回家还会拿出来翻翻，看看喜欢的情节。至于夏志清评价比较高的《寒夜》，我真的不喜欢，感觉很压抑，读了之后，现在回想起来也没记住什么。冰心。好吧，我就读过冰心奶奶的几首小诗，几篇散文。买过散文集，没什么读下去的兴趣。作品只记得《小桔灯》，比较喜欢做小桔灯的那段。《寄小读者》没读过，我一向不太喜欢书信体的作品，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是书信体所以我也没读下去。现在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冰心奶奶名气这么大。老舍。读书的时候好喜欢他选在语文课本里的散文，写的很好，很有生活气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伯伯。《骆驼祥子》读的时候觉得好悲惨好压抑，有一种命运弄人的感觉。他写的那么多中短篇，比较遗憾只看过一两篇，不过印象深刻。大概是初中才知道老舍在文革时的遭遇，那时听了好难过。沈从文。特别喜欢他的《边城》，喜欢他描写那种淡淡的，宁静悠远的感觉。赶集时嘈杂有人烟，而平常的日子就像流水一样，偶尔也那么点响动。湘西江上摆渡的老人，情窦初开的少女，热情勇武的少年。翠翠与两个少年之间纠结的感情，看得我也纠结。至今我还记得故事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我当时读完盯着这句话盯了好久，他到底回不回来，回不回来，这让我惆怅了好一阵子。剩下的，郭沫若不提，他不过是以文学为工具追求政治地位，我也没看过他的作品。凌叔华，读过《绣枕》，虽然是很简单的故事，但写得很好，到现在都记得那小姐光荷叶就用了十八色丝线。郁达夫，读过《春风沉醉的晚上》，小市民的普通生活，简单但也动人心。张天翼，只读过他的《大林和小林》，《有老鼠牌铅笔吗》，只想说想象力太丰富了，第一次发现他是清末出生时我都不敢相信。钱钟书的《围城》，老实说没看过，只记得他关于母鸡和蛋的那个妙谈。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夏志清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评价中国的现代小说。西方的小说一般来说比较重视个人经历感受，从个体感受出发，注重心理描写。这些都是优点，我回忆了一下，也发现我记忆深刻和喜欢的小说或作品，大多是这一类。而中国的现代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刚刚起步，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一点。但是，我也不认为，这种评判标准就一定是对的。中国文学自有中国文学的笔法，又何苦委曲求全于西方。当然，现在中国用作家的革命性来排定各位作家的座次，我也不认同。夏志清很反感共产主义小说的“假大空”，塑造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千篇一律。其实这类小说我也看了不少，怎么说呢，作为不是专业的文学理论家，学者，我看的还是挺乐呵的。赵树理在现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党的宣传家，但是他的《小二黑结婚》我就很喜欢，故事情节生动，又有民俗特色。还有一位作家叫浩然，他写了很多反映人民公社时期的正面短篇小说，套路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读着感觉也不错。所以这还是学者和读者之间的差别吧。最后想说说张爱玲。张爱玲现在真火呀，众多小资文艺女青年的必读啊，很多有名惆怅又忧伤的句子啊。当年被老妈禁止接触张爱玲，让我对她有十分强烈的兴趣。可是当我可以光明正大读她的作品时，却发现，我并不喜欢。她的散文不错，写得很细腻生动，可是小说，我就不喜欢，读了几页就没读下去。《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溢美之词看到后来我都快受不了了，张爱玲的小说真的有这么优秀吗？对了，这几天我在读的一本书叫《中国新闻社会史》，书里就提到，近年来大陆的“张爱玲热”就是夏志清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炒起来的。看过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吹捧，再看这本书对张爱玲的“扒皮”，让我有种看反转剧的感觉。不过，我真的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里的那种颓唐，或许它真的很好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大众普遍的心理状态，可是我想在那个年代里，还是需要一些令人斗志昂扬的文学作品。历史永远是复杂的，不是简简单单几行字就能写清楚的。所以其实我认为，这本书，并不能叫《中国现代小说史》。

浅谈一点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看法

夏志清先生是一位少有的文学史大家，他的这本大作，我是在我的现当代文学老师推荐下才知道的，可惜没买到，就下载了文档，然后在打印店打印成书，时间正好是2013年12月末，我还没读完这本书，就已深深为作者的文字功底所吸引，不幸，没几天就看到了夏先生去世的新闻，心中十分哀痛。夏先生政治态度极为明确，坚决反GCD，但这并不会也不可能伤害他的文学泰斗地位，因为先生《小说史》这样一本大著作为支撑，夏先生在《小说史》中，对于在很有多国内所编著文学史上占据极高地位的人都加以重新评价，这种评价是我们在国内学术界绝难看到的。比如鲁迅，夏先生以时间为轴，以思想为线索，对于鲁迅一生加以回顾，对于鲁迅的许多作品都有精确的评价，尤其是对鲁迅晚年心态寂寥那种把握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夏先生毫不犹豫地指出鲁迅是人造的神，将鲁迅拉下神坛，但这并不是说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攻击， 相反夏先生可能是鲁迅难得的知音，读鲁迅之书，同时看夏先生对于鲁迅的论述，确有奇效。再比如，夏先生将张爱玲与沈从文两位进行对比性阅读，一个是都市女郎，一个是乡村野夫，似乎不毫不搭边，夏先生偏偏就是读出了趣味，顺便提一下，貌似这两位后来的走红都与夏先生慧眼识珠有关，张爱玲还写过信给夏先生。不得不再提的就是夏先生的不太受大陆政府欢迎政治态度，这使得他的书在大陆一直颇受官方白眼相待，我要为夏先生呢再次鸣冤，他写书是在美国，关心大陆的文学，他写此书最开始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夏先生在民族大义上绝不负于任何知识分子，包括大陆所提倡的朱自清闻一多等。而且夏先生对于学术和政治分得很清楚，他在《小说史》中对于各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十分中肯。

接近美或真相的一种方法

最近在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边为自己早有的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偏见”得到夏志清先生的理论证据感到兴奋，一边进一步体会着醍醐灌顶的快乐。把书推荐给魏昆看，那小子看到书中对陈独秀和郭沫若的评价后，嘎嘎大笑，一副读到黄笑话之时的绝倒之态。这证明了这本小说史确实好看。花三十多买到了复旦大学出的简体版。读到一半在网上下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繁体版。果然不出所料，简体版又是不光字体简化了，连字数也简化了。这让我不得不伤心地作个说明，之前我感叹“这书能在内地出简体版，说明现在进步了”的言论作废。另外告诫各位书友，要对此类内地出版物保持长期的警惕——出版自由的“小阳春”比楼市假多了。言归正传。对于想要更透彻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必读之书。作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和一个“***”批评家，他站立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阴影之外。这种保持距离的审视极其关键，所谓旁观者清。这种局外的姿态并非是抛开社会思想的空谈文艺。事实上，他对中国现代小说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关系非常关切。因为有了这种关切，他才能指出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感时忧国。夏志清运用新批评理论的细读方法和其他一些批评方法分析中国现代小说作品，他把能找到得小说，不管是喜欢不喜欢的都通读细读，对作品本身艺术上的优劣加以分析，并与西方作品相比较。他认为，批评家的职责是“发现和鉴赏杰作”，无他。夏志清在《小说史》的初版序言中写到：“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味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显然，这种对批评的理解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就是要让批评回归到文学作品本身。文学就是文学，小说就是小说。以共产主义小说家张天翼来说。夏志清给了张很高的评价，“张天翼是这十年（1928-1927）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在细读张天翼的几篇小说时，夏志清以一种不戴有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有色眼镜的干净目光鉴赏小说里的讽刺手法。但又不是完全对张的共产主义阶级观视而不见。夏志清因小说人物和故事隐含了共产主义价值观而否定或过誉张天翼，他能以共产主义立场对小说戏评一番，也能准确地指出所谓“主义”对作者才华和作品艺术价值的伤害。读这本书，让我感觉自己对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及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又接近了很大的一步。夏志清自有其立场，也有其主观的审美标准，但能看到更多角度，尤其是相对立的观点，是接近美或真相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当然想起了前不久读的《哈姆雷特谋杀案》，其实就是这样，被附加了太多意义之后，哈姆雷特只有死路一条。美在过多阐释和意义之下必失去其本色，真相在单一立场和过多阐释下必然蒙尘。

读书做笔记

xliii在中译本序言中夏志清说“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我以为这个说法是肤浅的。其一，中国文化对性恶，或恶，也有所涉及，并且有所解释。一时文学之表现，是跟社会状况有紧密关系的，其所能达成之成就，跟出现的人才也有关系。因此肤浅与否，与对罪恶的解释方法不是决定关系。其次，宗教对原罪或罪恶的解释亦是肤浅之见。不过说起来，夏志清很可能是在此处暗指左派革命文学之肤浅，然而说起来又不是“原罪”造成的，而是在极权煽动、引诱、威压、恐怖下的迎合之作，既然如此，何有肤浅还是深刻可言？一堆没有什么价值的垃圾而已。你指着垃圾说肤浅，这不是废话吗？作者又说，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不过“万恶淫为首”、“因果报应”这类粗浅观念，因此中国作家也写不出索、莎、托、杜四翁作品里逗人深思的道德问题。此处是一大误解。首先，以莎翁作品为例，其作品并不完全是“道德”问题，也有对类似偶然、必然或生命的意义这类问题的探究，其深刻之处，正在于此。而中国传统中的这些粗浅的观念，多数时候不外乎是愚民的信条，绝不可能是智者的理解。而这种能够超越一时一世的智者本来少见，再加上现代中国没有培养这种人才的环境，因此没有这样的人才及其作品出现并不奇怪。

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

读完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后，接着将他的老师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拿来翻阅一过，除了夏先生得意门生在序言和导读中将六十年代初版的《小说史》的革命性突破——如将张爱玲和钱钟书列举出来，成为现代小说史中创举，至于其它的部分也就与其它的小说史相当了。我不禁在想，为何这部出版在五十年前的小说史，今天依旧受到人们的欢迎？谈到这里，我们还是回到夏先生对这部小说史的回忆中，在五十年代初他来到美国，参与了一项中国反华小册子的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他发现自己对于民国以来小说的兴趣，继而向基金会申请研究民国小说项目，从此一个英文文学博士开始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说起来也是阴差阳错，不过为何夏先生会谈起这件事呢？这还是要将其反华的小册子和反共的文学史联到一起才好说明白，夏先生作为欧美文学的博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一些轻视，认为其缺乏文学的艺术性，因此不能与欧美经典媲美。不过，他又谈到中国文学特有的政治情怀，认为这成就了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特质。由此，他开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梳理，从五四运动后胡适提倡白话文，到二十年代开始新文学的创作，从鲁迅到茅盾，左翼政治与文学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夏志清先生的评价认为这些小说的创作与当时的政治苦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留学归来的鲁迅，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僚，在五四运动后，一跃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师，这就不能不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去寻找理由了。鲁迅的笔下，将传统社会与当时的民国政治的百无聊赖，用黑色的笔法描绘出来。这种创作引发了年轻人对于现实性的关注，这当然是现代文学的重要起点。同样，本身就是投身于大革命的茅盾，更是通过小说对于革命现实进行素描。尽管，这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的真是刻划，但是他还是通过一种几乎于政治的意识，将其提升到鼓吹革命的高度。不过，夏志清先生虽然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他还是对于茅盾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当郭沫若、郁达夫从日本归来后，开始了新的文学创作的热潮，这种写作将浪漫主义和颓废气息引入到中国文学的创作中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文学创作，很快就转向政治议题。书中专门引用了郭沫若与成仿吾的一封书信，其中郭沫若将其如何研习马克思主义以及改良文学的想法告诉了后者。这种转变背后，透露出文学虽然能够一度超越政治性的视野，比如浪漫主义文学的提出，但很快就转入到更加激烈的革命文学的写作之中。对此，我们必须说政治对于文学作者的吸引，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命题，更是一种时代的气息。四十年代作为抗日战争期间的孤岛文学，夏志清先生将张爱玲和钱钟书从众多文学作者中挑了出来，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的代表。虽然，他在撰写张爱玲的时候，是以五十年张氏撰写的反共小说《秧歌》作为开场，但是他着重分析的却非张氏的政治倾向，而是转入了对《金锁记》的分析和评判上。这一再显示出他其实回避政治写作中的倾向，而是趋于自然写作的追求。换句话说，张氏的作品优点在于女性视野的开掘和对于时代命题的挖掘，而不在于她的政治性写作。对于这一点，钱锺书的小说更显显示出脱离政治的倾向，其在小说中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冷嘲热讽，拥有因阅读英美文学而保留的写作经验，从这个角度出发夏志清先生会更加欣赏这种学院派的写作。在附录中，夏志清补充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对于姜贵小说的分析和评论。我们看到这里，就能感觉到夏志清先生的文学评判标准一直在艺术和政治中不断游移。这是这部小说的特色所在，就像他在自序中提到小说史的写作过程中提到写作反共小册子和文学史是一个连续性的工作，因此政治标准纳入到夏先生对于小说文学的评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样，文学的艺术手段也是夏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写作评判的另一个关键性的标准。他一再表彰张爱玲和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并将其与西方文学创作媲美，就充分显示出他对于超越政治艺术的由衷赞美。正因如此，夏先生的小说史写作就必定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小说与现实相关，因此小说应该有现实政治关怀的一面，因此他对于茅盾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但是话锋一转又就将艺术标准来衡量茅盾，认为其有很多的不足。这种双重的判断标准一方面是对于现代小说中政治与文学主题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夏志清深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学传统双重影响的结果。附论因为先看的是王德威先生的著作，所以感觉到这是一种新鲜的写作方式，但是再重新看完夏志清先生的小说史后，突然感觉到王德威深受夏志清先生的启发，在文学史写作上是有一种内在的承接关系。特别是对于二十年代革命与爱情文学的评价上，王德威所选取的三位典型人物茅盾、白薇和蒋光慈，在小说史中均有提到。而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这篇文章着重分析的姜贵，正是夏先生附论中有再三关照。这就不禁让我想到余英时先生对于钱穆先生著作的隐秘的继承关系，这也算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案例吧！

读来句句震撼，想来句句在理

我总是很喜欢现代文学的，而现代文学更是以小说而为最重之力量。读了许多现代学者，尤其是大陆的学者对于现代文学的评价，总体来说，都是大同小异。比如对于鲁迅，总不过一言以蔽之，用曾经的伟人的评价“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味道还是太浓，就算是北京钱理群先生他们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只是去掉了“革命家”，那开篇第一句便是“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而这已经是有很大的突破了。更至于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作家比如梁实秋周作人，甚至于所谓的右翼作家或者汉奸文人等，文学史则是一贬再贬。但这样的文学史就是是怎样的文学史啊？完全成为左翼作家的彪功史嘛，无可否认，左翼作家的文学成就也是很高的，他们与右翼作家的根本区别点便在于对文学功用的分歧。左翼作家基本上继承来的文研会“为人生而艺术”，而右翼作家则是继承了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有所欠考虑的，但的确他们的分歧就在这里），一个是认为文学拥有很大的宣称作用，另一个则认为文学只是个性的自由阐释。这样大的分歧，在左翼作家完全在政治上占据主动的时候，文学史也便成为他们的天地。比如沈从文，在九十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上，压根不会有这个人，即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在这次的修订版上才加上这么一个他。难道沈从文九十年代以前就不在历史中存在么？我们的文学史总是这样的有所偏袒。而夏志清先生的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尽管是60年代就已经写完了，但其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很新颖的。当我读到“中国现代小说其实是很肤浅的”这句时，产生极大的震撼，但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我们的五四新文学，学习的完全的是西方的经典小说模式，将我国的古典小说传统抛弃殆尽。但可惜的是五四新文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是学习到了西方文学中的皮毛，或者说学到了他的表象，而其精髓直到现代，也没有学到。只是一个形似神不似的东西罢了。夏志清先生对于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看法，都是超前的，其后的若干年内，比如现在的张爱玲热沈从文热都是他所能预见的。而反观大陆当时的一些文学史，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看？反观大陆的文学史始终在不停的修正中。而这修正，正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史缺乏真正全面的文学观，每时每刻的文学观都在变化着，或者说随着政治风气的变化而变化，这并非是做学问的方法。真正经典的书，不应有过多的掺杂政治因素。例如夏志清先生的这本 《中国现代小说史》，经过这么多年，还是经典，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只是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复旦大学的增删版，因为里面涉及了不少敏感的词语，可以想象。不过即使这样，这书读来仍是句句震撼，想来句句在理。

浅议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写作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1961年问世以来，一直聚讼不断。对这本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政治性方面——按照夏志清本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台湾中文版序言中的说明，这本书本来就是服务于“反共”的政治目的而写作的，[1]而国内一些学者也一直反复强调作者的意识形态偏见，认为本书在对左翼至社会主义阶段创作所作的历史描述中，纠缠着一种文化优越、审美傲慢和政治偏见。无可否认，19、20世纪西方文学史所建构的李维斯意义上的所谓文学“大传统”，以及夏志清本人从导师布鲁克斯那里所师承的“新批评”方法论，编织了夏志清扫描中国现代文学时的内在视景——这里面必然无可避免地渗透着西方的一些意识形态，但一个文学史家在著作文学史时所持有的文学价值观却应该是到他的文学史著作中去寻找和发现的，而不能以一种作者的学术背景来先验判断。如果我们用心研读《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夏志清的文学价值理念是很清晰的，他主要以“纯文学”为理论基础，对左翼文学史叙事进行激烈的反抗，在他看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历史承担的“纯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也正是因此，他贬低鲁迅等五四作家和以后的左翼作家，认为他们都把自己的文学作为手段，服务于政治和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任务。[2]在夏志清的文学价值观中，文学的写作有两种，一是为理想写作，为国民鼓与呼。也就是鲁迅等五四作家和左翼作家的写作。但夏志清同时认为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文学的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以便利用文学来探讨和了解自己所处社会政治的混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负载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负。[3]这点是很为他所摒弃的。另一种写作是为心灵写作，探生命之幽微。张爱玲、钱钟书与沈从文的写作均属此类。夏志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谓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照此说法，那么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之故了。”[4]而中国的这种文化与历史环境，也终究导致了“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两三位特殊的例外，有足够的天分和想象力，能够无视于‘时代精神’的要求，在写作的道路上自辟蹊径”。[5]夏志清的所谓“圣灵”概念，或许可以置换为我们更熟悉的人性、道德、心理等范畴，而这也正是夏志清在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身上发掘出的东西，由此我们也便不难理解夏志清为何如此地推崇这“两三位特殊的例外”了。窃以为，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是个人的，是不全面的，是有偏见的，它无法完全超脱于时代与作者自身的局限，完全的超然只能是一种理想。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过程中，尊心灵写作而鄙理想写作，重主观感受而轻客观评价，固然有其偏颇之处——比如仅以唯美视角看鲁迅那一代人便难免不当，因为鲁迅文学的出发点是为人生的，且旨在改良人生的。但另一方面，他却尽力超越文艺集团的视角，本乎心灵，以艺术要义为主，能够做到隔岸观火，不卷入文坛的是非争执，也未受到作家的暗示，坚守自己的最初感受。同时，较之于中国大陆的其他文学史，夏志清的写作并未就现代小说而谈小说，而是背后有着欧美小说史作为参照，具备了开阔的眼光，随时有对比的互证，增大了小说史的深度与学术内涵。[6]至于一些学者念念不忘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是否能说我们便完全客观，不存在于任何意识形态偏见呢？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耿耿于心。倒不如站在一有利的历史制高点上，来审视和借鉴夏志清这具有开拓性与经典性的著作。正如王德威所说：“我们处于一较以往任何一刻更为有利的位置，审视夏的洞见与不见。”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序言中强调道：“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7]在回复普实克批评的长文中，他又再次重申道：“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8]甚至直到2004年在美国和季进访淡时依然强调：“作为文学史家，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9]窃以为，在夏志清力所能及的能力内，他确实是做到这一点了，如此也便足矣。[1] 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第11页[2] 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第9-10页[3]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第177页[4]转引自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第35页[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319页[6] 孙郁《文学史的深与浅——兼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第30页[7] 转引自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第35页[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327页[9]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11期第113页

独特的小说史

久闻这本书的大名，在课堂上不止有一位老师也不止是一次的提起，言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巨大贡献，虽大陆一直未正式出版，但现代文学史的喜爱者和研究者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不读就不可能了。知其在中国大陆刚刚出版，有所增删，不利于我党的相关言论当然要毫不留情地喀嚓掉了。因其价格的昂贵，不曾买，当然也就不曾读到，然而一直是对其心心念念的，此时能在图书馆看到，真是出乎意料，从天而降的惊喜啊。闻其独到之处在于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大，不似大陆编写的文学史教材，评价作家好坏优劣时，难免受官方意见的影响，更看重的不是其在创作上的成就，不是考察其作品本身内容的高下，而更多的往往是看这个作家的立场是否正确，世界观价值观是否是无产阶级的，作品的思想感情是否是为人民大众的。可知，文学一旦和政治联系过于紧密时，真实性和艺术性难保不会打折扣。长期以来我们所被告知的现代文学史一直都是正统的、保守的、甚至有些呆板的。对受吹捧的大家们不断地抬高，甚至供奉他们如神祗，而对于角落里的鲜花则掩鼻不闻其香，于是被冷落者更备受冷落，被尘封直至被遗忘，少有人问津，那些作家们可能已入黄泉不管身后事，但对于一代代的读者，对于文学史来说，将会是不小的损失。如果不是夏志清，有多少人会知道张爱玲和沈从文呢？这两位我喜欢的作家，他们笔下让我无限着迷的文字说不定此时在哪个幽暗向晚的角落里寂寞地躺着，落满灰尘？被打入后宫的妃子一般，即使拥有倾城容颜，然再见天日亦不知要待何时了。是的，夏志清在他这本原版是用英文写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给了沈从文和张爱玲至高的地位，《金锁记》甚至被他评为继《红楼梦》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他掀起的“张爱玲热”经久不衰，沈从文也因他的发现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大家，倒是对于一些我们公认的名气很大的作家，比如鲁迅矛盾曹禺等，他的评价并不十分高，他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缺陷所在，当然对于他们应有的成就和地位，他还是公正地予以肯定了的，并没有因为政见的不同而可以贬低和挑刺。沉甸甸的一册书，拿在手上能觉出它的分量。禁不住想，若是学校发给学生这个当教材，而不是随便找了学校的几个讲师研究生编出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的书给我们，该多好，带有强制性了都，明摆着赚我们的钱嘛，忿忿，不平……然而现实一点理智一点地想，这本书不如说是夏志清的一篇篇论文的集结，是个人学术研究所得，属一家之言，难免有些地方会偏激，所以也确不适合做教材。作为课外的阅读确实大有裨益的。而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潜心做学问的学者，当然不可人云亦云，他的可贵往往体现为他的独特，而独特就是能够从一团纷杂中看出清明，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用自己的心去思考，不流俗于众人，排众议而坚守自我。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视野、阅历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又肯下功夫，下笔便是有分量的言之有物的吸引人的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阅读、考研及其它

因着身体状况频频恶化的缘故，亦因自己内心意志不够坚定，原本打算跨专业跨学校考P大中文系的计划已经搁浅一半，原本不屑于保研这种事，现在却已经颇为计较了。但对于中文的热爱和残留的考研梦想仍未曾退却，自己便还是一步步地复习，近日读完《中国现代小说史》到底也因为早有耳闻以及读过钱理群、温儒敏等人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教材，未觉得夏先生的著作有多少惊喜出现。但平心而论，夏先生到底还算一位颇有文人良心的文艺工作者，他的见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构建的帮助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整本书读起来算比较轻松，这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自身发展的状况有关，毕竟自新文化运动以降，到中共政权巩固，大陆文艺的发展还算繁荣且多元。这比之于当代文学自然是要多姿多彩得多。而夏先生本是学西洋文学出身，故而在著文过程中，常常有一些独特之处，譬如将沈从文与华兹华斯联系起来，抑或将狄更斯与诸多大家的写作加以对比，有一种大气的国际视野，且不论其理论是否真正站得住脚，只论他这一大胆的举动本身，就足以受到读者称赞了。全书自文学革命讲起，一直到无产阶级文艺真正兴起结束，单独提到鲁迅、茅盾等公认的作家，然后挖掘出被大陆文学史雪藏多年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三人，并颇具慧心地予以左翼作家张天翼以极高的评价，这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文艺界是见不到的。所以，后人提起夏老先生，多是肯定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史名家的重新挖掘。夏先生并非中国文学专业出身，到底是因着求职缘故而有西洋文学转向这一领域，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把握并不全面，所以，本来计划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他最终选取了小说这一视角来窥探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虽然他大体勾勒出一副图景，比较恰当地点出了当时中国文坛小说史的流变，但他的笔下对于诸多作者如废名、萧红等的忽视，对于鲁迅的《故事新编》等的极端评价也显示了他自身阅读的缺陷。读完此书，不知怎么还是难以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个更具体的掌握，还是因为自身阅读经验所限罢。这些年来，现代文学作品读的不少，但大抵没有系统地读过，也因为新文化运动起步阶段的作品很多都太幼稚且与时代关系太过紧密之故，难以激发过多的阅读兴味。所以，每每读文学史总会自叹弗如，心中滋生种种惭愧之情，身为中国人，且自诩文学热爱者，竟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如此稀疏！或许这真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弊病，我们受到的正统教育与政治关联太多，难以真正保持一种独立的眼光。话又说回来，不管是文学史、思想史、战争史也好，和任何历史一样，它们终究记述的是胜利者的故事，很难以保持真正的客观，所谓的接近现实也只是最大程度的不脱离真实而已。殊不知，很多因为政治缘故被历史可刻意冷落的作家，也是有着惊人的才华的。对于这一点，夏先生的精神倒是极其可贵，他对于文学的评价大异于当时中国大陆文艺批评家，而尽量保持思想的客观和独立，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去肯定真正的优秀作品和作者，做到不因人废文亦不因文废人，这是极可贵的。我现在的感受大抵就是这些了罢，等一切考研书籍都读过一遍之后，此书必然还得重温，或许到时候会有更多感触也不一定。总之，能沉下心来读一本书，本身就是很可贵的事。

两种现代性争夺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两个感想

（一）夏志清没有抓到中国现代小说的本质本段要旨：中国现代小说的本质问题是：中国没有文明的现代性，所以产生不了夏志清所希望研讨“道德问题”之文化的现代性小说。按照法国社会文化学者齐格蒙·鲍曼所说，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重新立法的过程。重新定义人、设计人、塑造人是这个立法过程的核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人的解放”。在解放思想、解除传统桎梏的背后，人的解放的经济学涵义是解放劳动力，使之成为资本要素，具有商品属性，满足市场需求。所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是从旧的概念——比如血缘、宗教、族群和共同体认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被重新建构。这个建构是按照商品生产的集约化品性来建构人及其生活，其手段是契约认同，其核心是意识形态。人的关系被重新整合，重新整合的“理性”过程，亦即福科所说的的“规训”过程，也就是“文明”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现代性”。中国现代小说五四起，经历着这个文明的现代性的诱惑。文明的现代性高呼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从迷信盲目中解放出来，激进而乐观。像机器具有简单明了的流程一样，社会、政治、历史都有简单明了的程序流程。“人是目的”流变为“大写的人”是目的（这导致精英文学、党化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人的理性是目的（这导致哲学化的文学、历史唯物主义文学、三突出文学），把一切纳入人的设计程序是目的（这导致革命文学、投枪匕首文学、政策文学）。究其原因，是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工程现实问题冲动，即所谓“国民性改造”主题，是文明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施加的影响。中国现代学活动最终是要在文学以外发挥作用，去促进“一盘散沙”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的转型。受制于现实问题，正如夏志清所说，是中国现代小说（乃至文学）的一大特色。但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没有沉浸于文学的大传统，致力于道德问题，才在世界文学的源流中走了弯路。这里夏志清只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没有在鲁迅《狂人日记》这个良好的开端之后，静下心来，关起门来，好好地探索更为永恒的人性问题。乃至于中国现代小说没有执著于小说天生的就是与文明相对抗的使命，反而在文学革命、革命文学的小传统中，为西方现代文明摇旗呐喊。说到底，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过是现代文明的不同表达式，中国现代小说说到底关注的是文学的旁道左门。其实，夏志清的态度忽略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感、现代性，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东渐而来的产物，是伴随着物质文明才产生感召力、吸引力的现代感、现代性；具有外来的、外部进入的特征。这种送来的现代性即便接受了，也是与中国人的心性并没有发生真正冲突。因为西方渊源下的现代文明与中国本土所源远流长的文明本来就是两套生活价值系统，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本来就是丢弃了传统而另起炉灶、断了文脉的现代文明。因为毕竟，它不是自生自发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所以，当西洋文学世界忙于以文学美学为堡垒，抵抗文明的现代性对人性、人的生存和人的感觉的侵蚀时，那是他们自己的文学文化源流的逻辑结果。而在中国，自然无法从根子上反抗、检讨这个文明而来的文明的现代性。因为我们没有西洋文学的大传统，相反，中国现代小说却正在举手热烈欢迎这种文明。所以，就文化的现代性而言，中国的历史只有一百年；而西洋的历史自法国大革命有二百年，自基督教文化则有二千年。因此，就现代性坐标而言，中国的历史并不悠久。所以，当西洋文明世界的内部，内生出了回溯古典的浪漫主义文化来反抗文明的现代性的时候，在东方殖民世界的内部，自然而言是接过了展望未来的浪漫的现实主义文化。即便有如王瑶所概括的积极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那也是为了获得承认的相对斗争，而不是解构和瓦解对方的绝对斗争。比如今天的后现代对于现代的解构和消解。所以，具体说来，在西洋文学是因为感受到文明的压迫而消极浪漫主义地反抗现实；而在中国文学是因为感受不到、不能获得这个文明幸福而积极浪漫主义地反抗现实。这个在西方文明世界内部生成的，关于人的生活与生存的重新想象、感受的过程——比如，人再不是经济人、理性人，而是“新人”、“超人”、“边缘人”、“另类”，乃至“颓废的人”等等——也就是西方文学世界对抗和消解现代文明压迫的“现代性”文化生成过程。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现代性。这种文化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的。原因上面说了，是由于文化的现代性对立于文明的现代性而生，而中国原本没有文明的现代性。不但没有，反而还在追求、慕求文明的现代性。另外，以现代性的生成源流而言，西方回溯过去可以抵达中世纪，甚至抵达到基督诞生之日起。而中国原本与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系统，所以进入现代性问题，中国文学到今天也才有1840年以来的不到二百年历史。由此，夏志清祈求中国现代小说传承西洋文学大传统，关注西洋文学大传统中的“道德问题”，实在如同对一个新生孩儿提问“人生荒诞感如何”！（二）在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的现代性上起步本段要旨：中国现代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现代文明的“道德探索”似乎并无理论资源和也没有实践条件。保持的基础上，来发展这个文学天性，恐怕更符合作为殖民地而来的中国现实，也更符合中国现代文学性质本身。两种现代性汇聚在现代小说之中，必然有强烈反映和各具特征的表现。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中所言，现代小说是伴随着现代化运动而生的崭新文体。现代小说这种文体以人为对象，区别于古希腊文学的命运主题，现代小说以性格奇崛为主题，大胆自由的行动者，暗合了个人主义的现代人性的展望与塑造。所以，现代小说恰恰是与人的重新确立、现代人的塑造之文明的现代性需求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小说中的人之行为举止不再制约于个人之外的东西，本着现实的欲望，从旧的集体依附关系中解放和独立出来成为现代个人。但在文明的发展中，标准化、金钱通约万物的无差别性和复制性是机器时代、金融时代、传媒时代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当然也养成了生活中成批量的庸俗、浅薄、功利和无趣的人。所以，另一方面，文学（小说）也对抗着集权政治、资本经济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以美学象牙塔作为拒绝的武器，来保卫文学（小说）的纯洁性，抵制铜锈对人体的侵蚀。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坚持面对文本本身的英美新批评视域，秉承李维斯建构英国小说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起自简·奥斯丁，至于D.H.劳伦斯，就是试图取消文学以外的政治、经济和各种主义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夏志清所坚守的就是仅仅以“道德问题”，来作为滋养和衡量一个好小说的条件。反对小说叙述中的“寓言向度”，赞扬小说形式揭示人性的“象征关系”。夏志清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评中，从反面表达了他对好小说（纯文学）所具备的“道德意味”的内涵——“在这个文学运动中，没有像山姆·柯尔律治那样的人来指出想象力之重要；没有华兹华斯来向我们证实无所不在的神的存在；没有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去探索人类心灵为善为恶的无比能力。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作品是非常现实的，很少有在心理上或哲理上对人生作有深度的探讨。”夏志清在书的《大陆版新序》中批评中国现代小说道：“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批评持用的标准就是西洋文学三大黄金时代（古希腊悲剧时代、英国莎翁时代和以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小说时代）传承下来的“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参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这一传统。夏志清这种坚守纯粹美学象牙塔的小说标准，的确，对于完成了文明的现代性的西方世界是再准确不过的。但对于正在追求现代文明的原殖民地世界，难免落入“对着新生孩童询问人生苦闷”的讥讽之中。应当说，中国现代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正面临外来文明压迫和内部文化压力的双重困境之中，中国现代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现代文明的“道德探索”似乎并无理论资源和也没有实践条件。（张爱玲是个例外，正好生活在没落的贵族家族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上海。）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现代性困惑，旺晖在《旺晖自选集》中对鲁迅的思想文化人格的讨论，我以为分析很到位。当然，中国文学毕竟出了《延座讲话》“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样的现代性怪胎。但这依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的产物。“规训”本来就是现代化的内容和标志，不过在中国具实化为现代专制罢了。所以，与其服从夏志清搬来西方文学世界标准说：“西洋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却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富强表示反叛；它们着重描写个人精神上的空虚，且攻击现代社会。”倒还不如简洁结合中国实情说：文学天生就是对现实的不满足和反抗。这个现实无论是以心理问题为先，还是以社会政治为先。而我们需要检讨的，就是要维护和保持这个文学天性。这个，恐怕更符合作为殖民地而来的中国现实，也更符合中国现代文学性质本身。因为毕竟，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实际存在，喜欢不喜欢是洗刷不了的存在。与其一巴掌打掉它，不如用新视点来发掘它，也借鉴西洋文学来发展它。比如英美新批评“细读”的手段，夏志清就文本研读祥林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附录（一）《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中给出一个新结论——“首先，根本不能说鲁思老爷剥削了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祥林嫂那样的寡妇除了到上等人家当女佣，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鲁迅并不是用共产主义观点来写这篇小说的，我们不能做出不顾时代差别的谴责。……鲁家第二次还同意雇佣祥林嫂，可以说是在做一件善事，因为很少会有人雇用一个做过两次寡妇的人，何况祥林嫂已经精神恍惚，劳动已大不如从前了。而在祥林嫂这一边来说，她之所以感到自己不被接受，并不是因为鲁家苛待了她（事实上，鲁四叔婶容忍了她干活不力和多次胡言乱语），而是因为他们不让她在祭祖的时候帮忙当下手。但在这件事上，主仆双方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如果双方之中有一方不那么看重宗教礼仪，对祭祖采取不以为意的态度，那么，祥林嫂就不会有被人拒绝之感。”

回归文学本身

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学校里学了文学，其实我们所得到的传授，不过是披着文学外衣的政治教育。在导言中王德威指出，这本书中的视野和方法“受到欧美两大批评重镇——F.R.Leavis的理论及新批评（New Criticsm） 学派的影响”，“夏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素质及修辞精髓，他在小说史中不遗余力地批评那些政治挂帅或耽于滥情的作者”，也因此受到另一汉学家普实克的激烈抨击。而这，也是这本书迟迟在大陆未能获得出版的原因。今天我们能够读到这本书，这是中国的发展、进步的真正象征。在该书中，夏推举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佼佼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显得“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夏的剖析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欣赏文学，解读小说的方法。

《中国现代小说史》杂感

“在延安期间，丁玲和彭德怀也有过一段浪漫关系”、“丁玲早期走红的，与其说是文名，不如说是艳名”、“当时延安腐败风气之盛，让很多作家也颇有怨言”……意识形态教育松动如我，也不由得被轻微的雷了一下。而且我看的还不是什么《XX秘史》、《高层内幕》之类从题目到内容都极尽耸动之事的反正统宣传，而是大大方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反而也从另外一面说明，共产主义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之密切——我看的资料不多，目前还不敢随便用“压迫”，但总隐约的觉得，也差不远了吧。返回来说夏这本书。夏这本书写得轻快犀利，过分一点的夸奖的话，简直要和《西方正典》去比。但可惜夏本身在理论上也没有明确的建树，而他写这本书，虽然拖拖拉拉折腾了十年，但到底是三十多岁的产物，Harold Bloom则是垂垂暮年才开始动笔，笔端的分量自然是不一样的。由于远离了政治“压迫”（恩，我到底还是这么写出来啦~），夏的书有很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新颖，但我疑心只是因为国内学者不敢写，而不是写不出来。他写鲁迅的一章尤其出众，“创作能力的衰竭”这种问题是从来没有这么轻轻松松的扔到鲁迅身上的。而关于鲁迅的杂文，“娱乐性极强，总体而言，还是搬弄是非、小题大做”。而鲁迅后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关系，也造成了鲁迅文章中“真诚”的流失，直到回忆几位被杀的青年作家时，“才再一次真情流露”——这指的自然是《为了忘却的记念》。于鲁迅相比，夏对张爱玲的夸奖就有点肉麻了。强拿艾略特的诗去比《金锁记》，对《连环套》也有点要平反的意思。其实张爱玲最早红起来的时候，傅雷是看得最清楚的，评论的文章写得也漂亮，一句一句都敲在了关节上。夏比张爱玲小半岁，且后来关系很好，有所偏颇也是人之常情。对于沈从文，本来我已经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放弃放弃又放弃了的，但是夏的眼光之锐利，轻轻松松几百字点出来几篇文章就完全扭转了我对沈的成见。至于钱锺书，（我之前一直以为可以写作“钱钟书”），在肯定《围城》和《人·兽·鬼》的同时，对《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则颇有点看不起。钱为人为学，其实也一直很遭人议论：“他不屑于从事具体的批评和考证，认为这是大材小用”“而《谈艺录》，除了用文言写出了十几个诗人的文风之外，几乎对于古典的文学批评没有任何突破创新之处”——简而言之，钱有些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不断进行超链接的数据库。夏好的一点在写钱的时候更是体现出来了：没有这么多“原型考证”。《猫》这么一篇，很多人说他是讽刺林徽因的文章，在夏的书里是没有看到任何的痕迹。反正文人的圈子，什么时候都不消停，活着的时候鸡飞狗跳，死掉了之后一地鸡毛。最后一个印象深刻的不是别的，而是夏自己的初版序言。在里面夏写了他前半生在美国生存的一系列经过，直到最后拿到tenure，贫困和辛苦是身后挥之不去的长长的阴影。我当时坐在大大的图书馆里，眼睛已经有点发涩，忽然想起来张爱玲写她的小时候，“梦想当钢琴家，后来看了一部关于钢琴家的电影，里面讲他多么的贫困潦倒。看完之后回家哭了一场，决心再也不当钢琴家了”。是在《天才梦》里吗？我有些记不清楚了。而我目前浅薄而单调的体会，简而言之，看书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也会是一种要命的谋生方式。

歪歪斜斜的文学史

1955年9月，就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写过大半的时候，夏志清因为女儿自珍的出生搬离耶鲁，来到密歇根大学做访问讲师。自珍先天性“综合痴呆加自闭，不会讲话，完全不能自理任何事，我和太太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来照料她。”宋淇回忆说：“自珍自幼身体不够健全，到了晚上，脑波活动比白天活跃，非要父母轮流陪伴不可，志清在学校忙了一天之后，回家还要扮马驮她以逗她开心。等她安睡后，才定下心来做学问。”就是在内心和身体两方面的煎熬下，夏志清写完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关钱钟书、张爱玲、鲁迅等重要章节，他给张爱玲的最后评语是——“华丽与凄凉”。就在他写下这个评语之后不到一个月，孤身一人的张爱玲以难民身份，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由香港来到美国。张爱玲抵达纽约时近午夜，她踏上美国的刹那，夏志清正抱着痴呆的自珍愁绪绵绵。

读书日记

知道夏志清，是因为他一手捧红了（或者说再次捧红了）张爱玲，此后一切文学史提到港台和大陆的第二次“张爱玲热”，便略不去夏志清这一笔。而夏志清之吸引我，部分原因也是其赤子之心：一般文学评论，极少有这么热情洋溢，带有这么“强烈的偏见”。这种特点让夏志清的评论少了学究气，多了人情味：“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当然，这些“趣味”也使得夏志清的一些考语（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显得有些肉麻，不少批评家就喜欢把这种肉麻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大加鞭笞。要从意识形态上攻击夏志清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中国的三四流网民要完成这项任务也不费吹灰之力。但如果真的读过，哪怕是略读过夏志清的文评，便知道他要说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任何时代，作家都应该以本身的性灵为最高准则（这里的性灵与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不应为了一时的政治宣传而浪费自己的才华。他对巴金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长过程的评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夏志清真的有什么不足之处，也在于他太珍惜自己作为一个“热心读者”的角色，有时无法跳出这个框框。这个版本是大陆的增删本。“增删本”三字容易让我等读者气结，特别是这些增删并不是为学术上的需要。这个版本算删得高明，但有心人依然能从某些戛然而止的段落中看出蛛丝马迹。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翻译校对工作因为网罗了李欧梵、水晶、王德威等学者，字句典雅，纯熟干净，实属难得。第一编二十世纪初的小说界，就影响力论，鲁迅自然是第一人。夏志清从文学角度并不完全赞成鲁迅，这毋庸置疑；但夏志清算得上鲁迅的知音人，这却也毋庸置疑。第二章对鲁迅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的分析非常到位，夏说这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从本书的语境来讲，这并不算什么很高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反复提到了几个词：“坦诚”“温情”“困惑”鲁迅的坦诚处与困惑处，在于他对情感矛盾的明确表达，这在《孔乙己》、《故乡》、《药》等小说里都有表述，近年来众多鲁迅研究者也有类似论述。而夏志清说鲁迅的“温情主义”与不彻底，却深得我心。鲁迅自言“须听将令”，“凭空在夏瑜的坟上添上花圈”，这事实上等于把他自己对革命的疑惑藏了起来，以失去文章的深度为代价，甚至以违背自己的良知为代价，对中国的青年不加区别地疼惜和鼓励。大陆苦心营造的“战士”形象，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是鲁迅本人与时代共同构建的幻影。真实的鲁迅远比这个形象复杂得多，深刻得多。鲁迅是个心软的人，这注定他无法成为一流的杂文家：他不彻底，他袒护着那些需要觉醒的“孩子”，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说鲁迅面冷心冷，一味乱骂的人，实在是没有读懂鲁迅：他必定对中国有极大地慈悲和疼爱，才能瞒下自己的困惑和黑暗处，才能违背本心，鼓励后来的青年；说鲁迅伟大得无所不能纤尘不染的人，也是没有读懂鲁迅：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纵容了他那个时期的非理性势力，他对青年的袒护以及后来的左倾，使激进势力缺乏应有的警告。夏志清对叶圣陶小说的分析在大陆小说史中也是罕见的。我们至多说到《多收了三五斗》和《倪焕之》两篇，而且拘泥于粗暴的“阶级分析”，本书却从个人矛盾、同情和语言讲去，让人豁然开朗。书内对冰心的评价算是中肯，夏先生显然对此提不起批评或赞美的兴趣。这让我略略有些下作的失望：本人是从来讨厌冰心那种情感泛滥式的表达的。冰心的品位和叙事主题算得上高雅晶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下笔就搞得跟琼瑶抒情一样（当然冰心比琼瑶高明太多太多），滥情得让人心烦。最让我惊喜的是对凌淑华的评价：“她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整个说起来，她的成就高于冰心。”一直以来我都被告知冰心和凌淑华不是一个层次的，冰心有大爱，凌淑华就是一小女人，于是我想自己较为喜欢凌淑华可能是本身趣味不高的缘故。今日读到此处，恨不能击掌叫好，尤其末尾那一句凌淑华“得到一些欣赏力较高的读者的偏爱”，更是极大满足了我这个肤浅读者的虚荣心。第二个让我大喊“痛快”之处便是本书对郭沫若的评论。以下这段话似乎不应出自一位严肃的文论家之手，但我认为再没有比这个评价更得我心的了：“他（郭沫若）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民国以来所有公认的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郭沫若文名甚著，而且还是因了文学以外的原因，所以成了大陆文学界一个不能批评的榜样。但在那一堆政治意味极浓的头衔之下，许多资深读者对郭的笔力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疑惑。至于郁达夫，夏志清更注重的是对他全新写作方式和自我暴露的坦诚。郁达夫对中国文学有特殊的影响。《沉沦》对情欲的露骨描写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引起一种极度的痴迷，甚至是模仿的热潮。香港中大徐子东就曾对郁达夫大加赞赏。但从当代读者的角度来看，郁达夫笔下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到非常了不起的地步，反而因为隔了一个时间段，显出了文字本身的没有节制。“尽管他坦白，他有时也装腔作势……他的自传体主人公花样太多了”。眼花缭乱的心理异态背后的主题有时略显苍白。第二编（1938-1937）我们这一代普通读者要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如何在质量参差的现代三十年文学中寻找读物。在经历过一次剧烈的转折以后，那三十年中许多被奉为经典的小说已经被证明是粗制滥造的政治产物，而当时被唾弃的“反动作品”如今也已大行其道。在这个过程发生了另外一种专制：凡是那三十年流行的文学，都是不好的；凡那时被打入冷宫的文学，都是值得一看的。既然如此，我等读者当然犯不着费脑子在一本一本地检阅，自然而然就把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弃置一旁了。当年巴金逝世，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对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的滥美之词，但那些俗套的赞美和千篇一律的评价无不暗示那些编者与作者根本没有认真阅读过巴金的作品。与我有同样问题的读者可以从夏志清对这些人的评价中受益：夏并不急于给每个人定性，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文学成长过程中，客观精炼，一针见血。夏把茅盾这一时期作品的特点概括为“绚烂中有哀伤”。从我模糊的印象中看来，这个评价还是很恳切：茅盾的早期作品的确有一种不属于“革命乐观主义”的，理性的哀伤，兼之爱用女性视角，字句自然也有不同一般的细腻。写巴金的一篇我最为喜欢，道出了巴金的情感泛滥（以及与此相随的文体稚拙），对无政府主义的推崇，小说的缺乏真实感。这实在是巴金小说的硬伤：“他笼统地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作品中找不出一点具体的中国风气和风景……巴金的想象力，完全没有收到官感的滋养：它只是卖弄陈腔滥调”。巴金善于“吟诵”，但他的文笔显然无法支撑这些浮夸的感情。把这篇与第三编中《寒夜》时代的巴金对比起来读，你会更了解这个热情洋溢者的成长历程，并且会对他感到那么一点喜爱之情。沈从文算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另类”，王摩诘一样的山水田园，又带有西方牧歌式文体，同时穿插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原始习俗。他大写砍头和杀人，却丝毫无损小说里那种清洌洌的田园之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夏志清一言中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清新，宁静，但是忧伤。当然，夏志清一如既往要给当时的左派小说家定下一个“调调”。许多人大抵一看至此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搬出“意识形态偏见”这个词，但无论如何，他定下的这个“调调”我估计无人可以反驳：“他们在维护人个完整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同情与钦佩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就原谅他们早期所写的粗浅宣传著作。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的高尚，他们如此轻易地接受了宣传，就证明他们缺少智慧，而智慧是创作成熟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三编（1937-1957）虽说文章憎命达，但在讲究“文以载道”的中国，民族战争时期的文学成就是乏善可陈的。相对于以前循环往复的王朝更替时那种感时伤怀的诗人式抒情，抗战时期可算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真正觉醒之时。随之而来的政治动员则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戏剧作为“扫盲”的最有效武器，开始大行其道。曹禺此时声名鹊起，郭沫若三个月内写了三本大型历史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作品很不成熟，同样不成熟的还有矛盾老舍巴金等人的小说。夏志清认为此时的白区或红区文学完全被时势左右，失去了对文艺的追求，只有沦陷区的文学突然绽放出骇人的光彩。我的文学趣味与夏志清大抵是相似的，也是更喜欢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认为他们当之无愧代表那个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窃以为夏对其他抗战文学未免苛刻：中国文人没有“超脱”的传统，而是始终对现实有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愿意放弃社会主流道德评判。从文学批评角度看，他们的确是做得太差了，但夏字里行间对他们这些稚嫩诚心的嘲讽却让我看得不太舒服。动机的高尚自然不能成为为其文学作品辩护的理由，但反过来，文学作品的拙劣也不能成为攻击其道德的理由。夏志清在这方面显然缺少必要的“同情”心。十四章写得最好的我认为还是巴金那一段，巴金《寒夜》时期的作品更为克制，更为真实，因而也更为动人。然后是张爱玲。我自认为已经是十分典型的“张迷”了，但有些地方还是让我略微感到肉麻，尤其是他将《秧歌》目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据我看去，《秧歌》充其量只能算是张爱玲才气的苟延残喘。我手头没有《秧歌》这篇文章，一时也找不到相关段落，但就我当时阅读的感受来说，张爱玲的确无力驾驭所谓“农村题材”，因为缺乏了解，《秧歌》其实少了夏志清最为珍视的“真实感”。从这一点看，《秧歌》甚至比不上赛珍珠的《大地》等小说。其余评价是否公允，我想我是有些无力批判了。因为我是太爱张爱玲了，夏加諸她身上的滥美之词可谓句句打到我的心里，我这个“张迷”也只有击节叫好的分了。下一章同样如此。钱钟书是我喜欢且非常崇拜的一个作家。他的讽刺手法、意象营造和心理刻画，以及这三者的巧妙结合，当时中国找不出第二个，如今的中国也找不到后来者。某种程度上说，钱钟书是不可超越的，甚至是不可被简单消费的（相反，张爱玲小说在浅层次上完全具备“流行小说”的要素），是典型的“书斋文学”。至于同样受到夏激赏的师陀（芦焚），我是完全只闻其名未见其文，因此无话可说了。随后夏志清分析了共产主义小说面对的困境：宣传小说不能有太深入的心理分析和太多元的道德面，而这些又是小说必须的元素。塑造“典型人物”的需求更是让小说言不及义不知所云。对这一阶段的宣传小说的苍白拙劣，书中所引Fitzgerald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如果你从创作一个独特的人物着手，没多久，你就会感觉到，你创造出来的，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的人物，而是一个典型。如果你从创作典型人物入手，你将会发觉你创造出来的——什么东西也不是。”当时的小说当然连现在俗套的“青春校园小说”都不如。结论充分表现了夏志清对作家“为时势左右”感到非常不满，更对大陆文学史家明显的政治立场大为愤慨。“对大陆文学史家来说，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的政治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者的声望，须视他在文坛与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是否能保持对党忠贞不二的清白记录而定。”这个评价放到今天依然适用。我们喜欢将所有政治不正确的文艺作品都套上“低俗文化”这个帽子，然后一律“狗头铡伺候”。好在今天的读者和观众越来越高明了（亦即，越来越“低俗”了），任你天翻地覆，这边马照跑，舞照跳。这种情形发展下去似乎要变成一种低劣的（这个词没有打引号）的暴力，促使更多人为了反对而反对，失去了真正的文学趣味。无论是读者、作者还是“审核者”，其实都应该停止这种小丑乱舞一般的“独角戏”了。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文学价值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在读。本评价保持更新ing

“大部份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困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和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

标题

建议不要看简体版，去看香港中文大学的版本网上有pdf版的，夏的观点不见得正确但是会带来思考

自由领引人类

读了夏先生的书，感觉到自由二字的分量。好象你和一个朋友长谈，朋友可以随意地告诉你，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驳斥他的观点。但你们享有自由评论的权利。夏志清的观点并不新鲜，只是那种方式方法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对于放入大陆文学神坛的作家，夏志清可以毫不忌讳非常自由地评论，那种感觉非常畅快淋漓。他对于郭沫若、郁达夫的评价，甚得我意。 同时这本书颠覆了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他不以阶级的立场来评价文学，而是以美文的立场。美文应该不受时代的限制，过了一百年，两百年让仍然能散发光辉。所以文学不应该有阶级性。夏志清欣赏的三位作家，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确实都是和政治不沾边的。但是20世纪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巨变，政治的影响渗透到人民的生活中，于文学中描写政治或者革命，也正如描写爱情一样，是如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离的东西。这一点依然令我困惑。纵然如杨朔的“荔枝蜜”一类过于红色的作品显得挢揉造作，但如鲁迅那样辛辣讽刺旧社会遗风遗俗的文风还是令人震动的。 如果有条件，最好读原版未删剪的。如果没有，读复旦的这本也是可以的。我比较了一下两个版本，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无非是删掉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和评论。尤其是评价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作家。

用小说的眼睛看小说

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那时，沈从文正被看成是鸳鸯蝴蝶派，张爱玲正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而钱钟书基本不被承认为小说家……然而，夏志清却发现了他们，60年后，我们不能不佩服夏志清的眼光独到，在一个纷繁的时代中，他是小说的真正知音。文艺的麻烦，在于它有宣传性，有太多半通不通的人靠它来指点，靠它来滋养，靠它来娱乐，他们不想自己面对生命的困惑，他们希望写小说的人能痛痛快快地告诉他。如果是一个好时代，读者有足够的耐心，局面勉强还过得去，比如《红楼梦》，为了讲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能敷衍成那样的大文章，能绕那么多圈子，铺陈那么多故事。然而，如果是一个坏时代，局面就完全不同。人们不再关注形而上，他们只需要答案，所以，作家不断被追问：你写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作家真的想明白了人生，他又何必写作呢？如果现实真给他开了无数道路，他又何必操持文字这份辛苦生意。其实，写作就是一个饭碗，作家的义务在于写得更职业，他本不应被读者所劫持。但，现实远没有那么宽容，作家们往往因没有获得影响力，而被迫变成劳动者的一员，因拥有影响力，而被迫变成统治者的一员。检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文学中弥漫的烟火气，我们不能不感慨：实在是太草率，太浅薄了……好在，夏志清没有被流俗所左右，他坚持了小说的审美特性，尤为难得的是，他看到现代文学在阶级理论发展的脉络之外，还别有一条发展脉络，即现代性的道路，从最早的模仿，到中期的贴合，再到后来的交融，中国小说其实与世界文学发展是同步的，我们在追逐世界潮流的同时，自身传统的审美个性反而得到了张扬。如果没有传统参照，沈从文几乎不可解读，他笔下的故事情节太简单，几乎没有叙事激情，然而，在随意的点染中，却有一种独特的境界，它阐释了对生命孤独与现实无奈的体验，这不仅能打动中国读者，也能打动所有读者。同样，张爱玲对人性的那种深刻的绝望，与她淡到无味的笔调，具有独特的雕刻感，她的语言很古典，她的认知很现代，两者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凡此种种，都被夏志清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小说的困境，在于始终面对一个“目的感”过于强烈的现实，而小说因为失去自己，被迫垃圾化。难得的是，那么多的饱学宿儒都没能看到这层风险，夏志清却预见到了，他的这本划时代的巨著为中国小说保留了一份清单，多少年后，我们按图索骥，才明白：原来前辈们的创作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重读此书，可为小说的不幸哀叹。

发现义务教育的语文课使我变成了文盲

很感慨，reference那么完备，治学严谨可见一斑可见我平日所读人文科学书压根儿和科学无关。如果我不那么爱看书，那我也不会遗憾了但是当一个爱看书的人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读的都是些应时势要求的时文时，无疑就是致命打击幸好自己英语还行，看看外面的评论没什么问题想想都是怎样狭隘的老师在教我们中文，我就慨叹一句，自己能意识到文盲算是出息了，比很多人都好了以后不仅阉割的书不看，配种的书也不看，因为前者胡乱剥夺读者的权利后者就是强奸读者，把自己的论调强加于心智不成熟的读者，只为多繁衍些信徒。好了，不做慰安妇哭诉状了有时间悔恨，不如看书去

一个小错误

2007-2-7 三 阴读完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P286一本小说之优劣，当然不能以主题的深浅来评价，最要紧的关键是这个主题是否得到适当的处理。P330沉溺于闹剧式地歪曲形象，最后必然是贬低人，也贬低了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这项专业。有许多书中论及的作家作品都没有接触过，所以也不知道夏先生评论的轻重，只觉得他的态度是诚恳认真扎实的。书封底有四位中外学者的推介，其中钱钟书是这样写的：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买这本书来读不是为了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只是偶然读了他的《鸡窗集》，想看看了解一下过去年代小说总体面貌，为今后的阅读提供借鉴参考。在陈子善的《编后记》里记录了复旦大学出版社这版《小说史》的增删情况。另外读中发现一处排版错误：p419文下注释标号为24，是《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一文最后一个注释，也就是第24个注释。但是在这一页的文中没有标注。按照全书体例，这一注释应该标号为①。根据内容，我猜应该标注在全文最后。

另一种声音

对知识分子而言，盛世总是不如乱世。盛世时期的统治者政权稳固，便将目光投注到时常发出异响的知识分子身上。只有乱世人人忙于争斗，他们才有空隙自由地发出声音。若生于盛世又想发声，便只能借助于空间上的远离，比如夏志清，远去异国，才得以写出这本逆于时代潮流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它的国内出版时间比创作完成时间晚了整整4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版本中，有刘绍铭与王德威为其而作的序，也表达了他二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刘绍铭是夏志清的好友，更是这本书的中文本译者。在他看来，夏志清治学之严谨勤奋在这本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着重强调了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钟书的偏爱，和虽执异见却对部分左翼作家的成就依旧给予肯定，特别是指出了许地山为大多数批评家所忽略的《玉官》的文学价值。而王德威的评价相较而言客观得多，他指出这部文学史最显著的特点是“行文所显露出的自信与权威性，后之来者无人能出其右”，并且“对中国文学的‘盲点’却往往滋生了他同僚所不及的‘洞见’”。除了张爱玲和钱钟书，王德威认为夏志清对张天翼、沈从文的解读也尤为重要。这部文学史题名虽为“现代”，但其实内容已远远延伸至建国之后。而夏志清对鲁迅的态度也十分值得玩味。在他单列出的“鲁迅”一章中，能明显感受到他对鲁迅态度的不认可，开头将其称为“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也是带有浓浓的讽刺意味。他将鲁迅“最好的作品”与《都柏林人》比较，认为鲁迅因为对农村人物的失望而摈弃了他们，也摈弃了故乡。他认为《狂人日记》中鲁迅“没有将狂人的幻想放在一个真实故事的架构中”，而《阿Q正传》“结构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而作为夏志清诟病的是鲁迅的讽刺，他认为讽刺是因为“鲁迅怕探索自己的心灵，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沉的看法，所以他只能压制自己深藏的感情，来做政治讽刺的工作”，并认为《故事新编》是“浅薄与零乱”的。最后，他对鲁迅的杂文也发出攻击，认为给人的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鲁迅最致命的缺点是自以为是和温情主义，而“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并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一句话对鲁迅下了判断：“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后来左翼批评家，以及普实克与他的论争，火力几乎都集中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大多认为偏见令夏志清错误地评价了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但事实上，通观全书，便可知道夏志清的文学趣味是偏向于浪漫主义的，他所喜爱的张天翼、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和鲁迅显然不是同一种创作风格，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声明自己全凭文学作品“价值”来评判也是有道理的。而值得玩味的是，在集中火力抨击了鲁迅的讽刺功力之后，后面的章节却屡次援引鲁迅的讽刺与他人作对比，显然又将鲁迅的讽刺当做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讽刺标杆。这里恰恰可以看出夏志清的矛盾性。至于在第十三章认为鲁迅不愿在“国防文学”上签名，“只能解释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或者是“他误认为这样才算热心服务于党”，就纯然是乱诛心了。鲁迅之所以不认同这个口号，是由于他已经开始不认同左翼的许多主张。为了抨击一个作家，而使用这样的手段，王德威认为其行文中充满后人无出其右的自信倒是十分恰当。除鲁迅外，夏志清也赞许了一些左翼作家，比如张天翼、沈从文。但事实上这两位受他赞许的作家均不是那么“左”，或者“左”得不够的。张天翼被他认为是左翼队伍中最有才华的作家，而对于他的作品也被划分成三类：煽动性的、意识性的和讽刺性的。左翼思想强烈的前两种在夏志清看来也是“很难让张天翼施展他的讽刺才能和悲剧性观照”，只有以中立身份来写作的阶级性模糊的讽刺性小说，才被夏志清大力称赞。沈从文更不必说，他世外桃源式的湘西系列非常符合夏志清的胃口，被他称颂为是“对道家淳朴生活的向往”，并称沈从文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最受夏志清褒奖的张爱玲和钱锺书，都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第二是讽刺性很强。通读这本小说史，可以感受到夏志清对讽刺的看重。而这两位讽刺者又与鲁迅不同，鲁迅始终带有一种悲悯，一种救世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苦和愤怒，而钱张二人却是全然的讽刺。他们对笔下人物是置身事外的，恰是因为这些人物中有自己的影子，所以他们越发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冰冷的客观视角毫不留情地进行讽刺。这种冰冷、毫不留情的讽刺方式震撼了夏志清，他未曾想过自大的中国文人中有人竟能如此刻骨地对自己和他人进行讽刺。这符合他在结论中表达的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期望：对中国当代生活认真而清醒的检讨。

1985年香港版

在香港读书的好处之一，就是能接触到许多“非官方”的东西，于是特地挑了这本1985年香港友联出版社的版本来看，为的也就是要看全了那些被删节的部分。本书主要评论了1917年白话文运动开始到1957年文革前夕的中国文学。夏先生通读古今中外文学著作，他的评论个性鲜明、见解独到，不趋炎附势，但也绝对不是哗众取宠。他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导致了这本书在内地的难产，但也使他不愧于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他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如下：1．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大师级人物，但他还不足以承载中国转型期间的良心。鲁迅皈依共产党之后，无法保持写小说的诚实态度，《故事新编》显示出他才华的没落。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评论家，自己却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宽怀的态度。他为其时代所摆布，不能算是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2．张爱玲——张的小说意象丰富，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到现在。夏志清极力推崇她的《金锁记》和《秧歌》，分析了张如何利用细节和意象，展现作品的悲剧性，并以此展现中国民族的文化的全景。3．钱钟书——一本小说之优劣，当然不能以主题的深浅来评价；最紧要的关键是这个主题是否得到适当的处理（完全不同于革命文学的文艺论调）。钱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他通过细节，间接地去评论整个剧情的道德面。夏先生在书里对“鲁郭茅巴老曹”的主流文学以及沈从文、张天翼、冰心、丁玲，包括一些非主流作家，都要很详尽的评论，碍于我读书的有限，不能全部领会。对于胡风案，作者也是正面描写，毫无避忌。我也庆幸自己能够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以后也可以用更批判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置身事外的热情

第一次看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15年前，那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在国内正式出版，有同学从老师处以写论文为借口借出香港版，我就跟着沾光看了一遍。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夏志清给我的震撼，晶莹澄澈的文字，甘美清冽的观点，醇厚清新的批评眼光，比之国内看到的所有批评文字都要美好得多，那会儿年少轻狂，从此终于改变主意，觉得文学批评还是有价值的，也是门学问——原来批评并不全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舔疮和装蒜。最近又拣起来看了一遍，这回看的是国内版本，200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时距夏志清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已经过去了44年。我无法拿以前那个版本对比，不过国内出版的这个版本肯定删掉了不少。也不容易了。再次看，还是那么好。不仅写得好，翻译得也好。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译文，尤其还是多人翻译的情况下。他评述林语堂和周作人：左派作家的载道文学固然可厌，但是像周林两氏所奉信的“言志”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如果我们翻阅林语堂这个时期的中文作品就会发现，他的锐利的、怪论式的警句，虽然很精彩，但他所写的英国式的小品文，除了故意雕琢的妙论之外，从来没有达到“性灵”的高度境界。他说丁玲：《水》是一篇极端紊乱的故事，手法笨拙不堪。作者的声誉，即使在非“左”倾作家的圈子里面也是相当高的，我们奇怪的是，那个时代的趣味怎么能够容忍这一类文艺上的欺骗？作为一个小说家，丁玲比蒋光慈及郭沫若都不如。蒋光慈与郭沫若虽然浅薄，但文字尚算干净。丁玲是属于黄庐隐着一类早期女作家群，她们连一段规矩的中文也写不出来……《水》的文字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文字。他推崇张爱玲和钱锺书是人所共知的，也正因为他所说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由此张爱玲和钱锺书小说的研究开始普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文艺评论吗？有推崇有批判，犀利清朗。许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再出现一部超过这本书的小说史。这本身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夏志清先生的著作传世许久之后的多年，文学研究和文艺评论好像丝毫没有受到它的影响，仿佛大家在一座枯瘠的孤岛上忙碌，漠不关心，自说自话，原本怎样还怎样。用最简陋的标准，即使大家的文艺评论的标准有所不同，至少文字上也不要那么烂。这本书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不过已经是完全纯熟的中文，一点英文腔都没有。偏偏国内一些所谓评论者，英文连问路上厕所都不能应付自如，却能用一种裹脚布式的欧式文体，一句话里不放进去几个拗口的术语就写不下去。稀烂宛如沤馊了的白菜，恶臭如同吃坏肚子之后的闷屁。评论大概不好做，也许基本原因是杂念太多。有些并不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杂念，还有掌控批评的杂念从教育之初就嵌入生长，由于嵌入太深，评论者自己已经很难摆脱。国内的批评文字最不天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要摆平，很多希奇古怪的姿态要做出，一些自我欣赏的调调急于表现。以文字为业的人在文字上破陋不堪——且不用说观点的陈腐——居然毫无羞惭之心，有几个评家的文章是能让我们记住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头——这里面可能李敬泽是个例外，不过他也有一些遵命文字很不好看。回头看看我自己写的一些评论，一到无话可说就开始走入胡说八道的套路，文字开始华丽，比喻追求新奇，最后再说上两句笑话抖上几个包袱——这路子实在太熟悉了，不用过脑子就能批量生产。可怕。做评论文章也许需要一种隔岸的心态和置身事外的热情，当对岸的火烧不到自身，才会回归到朴素。夏志清先生去国远学，时间正好，还没有来得及主动或被动放弃学术标准，国外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罕见的好运也让他治学之心纯净，较少杂质。旁人或下一辈人的臧否也当有此功效，好的评论要么需要空间上的隔离，要么需要时间上的慢火熬炖。对于学者而言，要求人冒着什么风险做学问恐怕要求过高，不过相比前辈则没有什么进步，对于研究者而言，究竟是个不容否认的耻辱。这番看来，还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其实人无论段位多高，都在寻求认同和赞赏，无非是寻求的是配得上自己的赞赏。夏志清先生说钱锺书，是一个一向轻视同行的学者。钱锺书的许多作派确实不掩饰内心强烈的高傲，不过他在《宋诗选注》香港版前言中特别在注释中提到，胡适说这本书的“注释实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在评论话语看来不算特别强烈的夸奖，不过是胡适说的，分量自有不同。夏志清在序言中也提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先生看了书中鲁迅一章，写信说夏的看法与众不同，自己十分佩服，并说夏的英文造诣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两位大师相比。钱锺书和夏志清一生所听夸赞无数，但是也就只有这片言只语的赞赏让他们放在心里。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句顶一万句吧。这一瞬的表情透露了他们的天真和自尊。

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结缘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六几年耶鲁大学出版的英文原版书，零伍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的简体中文版，距书初版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我在图书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不经意翻看时喜欢的不得了。在平时里熟读文坛掌故时，我早就对夏志清如雷贯耳了，还有他的哥哥台大的夏志安教授。这两兄弟都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然而对待武侠小说的态度上截然相反，哥哥力推武侠，弟弟厌恶之至。我们知道六几年时白先勇和夏志安他们就在台大办过本很有影响力的杂志《文学评论》，志安先生确实是台湾文坛的耆宿。这本大部头的书之所以经典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作者本来是研究英美文学的，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基本功，写这本书是接到导师任务。其次在美国各个大学的图书馆里珍藏了很多作者手稿、当时报纸和杂志的相关文章、一些国内无法看到的一手资料，同时作者也与其中的一些作者有往来如张爱玲、哈金等。三就是作者在国外研究了很多相当前沿优秀的学术评论方法，再加上国外自由的写作和学术氛围，这就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就像美籍华人黄仁宇，我最近在读他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也是本经典的书，角度新颖、立意独特、材料翔实等。最后一些人的帮助也功不可没，哥哥夏志安在对张爱玲的力捧上（如书中提到的《金锁记》是中国百年来最优秀的短篇小说），还有作者导师给予的帮助。上面仅是本人一些浅薄的看法，有不妥之处还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