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村上春树》书评

摘记

翻译的时候，自己像变成透明人，通过文章这一回路，进入他人（作者）的心中或是大脑里。虔信能够和死者进行交流，死者就会回到他们的世界。一旦认为无法跟死者交流，死者便会徘徊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经历正确的服丧仪式的死者，会反复造访应承担职责的生者，这种模式的故事与人类的产生一样，有悠久的历史。在文学世界里博得了历史性名声的作品，大概有半数以上都是以“从死者那里收到的影响”为题材的。《我是猫》是一本灵异小说，整本都是来自“死猫”的留言。一切艺术的体验都会带来这种泛音的体验。“这是作者专门为我而写的东西，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空间，由作者刚刚传送过来的留言。”——如果没有这种幸福的错觉，文学的感动便不复存在了。要尽量选择接近现实音的简单且朴素的声音作为“基音”。泛音型作家在对“平凡现实”——基音——的描写上都颇下工夫。“唯有我一人能听出这是天上之音”——对自己是被选中的收信人的信仰，正是泛音艺术带来的至上愉悦。在他人看来只有单纯的指示作用的句子里，唯有我听出了“给我的留言”，这便是泛音式写作的结构。不包含批评契机的文本，无法向他的读者提供“我是被选中的读者”这样一种快感。将读者视为“普遍性的存在”的文本，都不是文学。相反，能使读者确信（或误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存在，被选中的存在”的文本，才是文学。《圣经》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学文本。因为我们能从中发现“因其独特性而受难、源于神的选择和救赎”这样一种故事的原型。了解19世纪，我们会选择《罪与罚》，因为它是以“俄国社会排斥什么”为主题来抒发议论的。司马辽太郎的文本给读者一种不乏快意的幻想：“在当今日本，我属于少数受难者之列。”恰恰是凡人，才会比任何人都憎恶通俗性与平庸；恰恰是那些属于多数派的人们，才深信自己是“少数派”。三岛、大江等人不断创造由强烈的批判精神所驱动的作品，说他们的文学只以被排斥被放逐的人为题材也毫不为过。极为真实的展示了到底是“什么”“排斥”了主人公，并把它们放逐到边缘的。只要是有意识的作家，为了“廓清自己所栖身的世界构造”，就会不断的去描写被排斥的体验。加谬说，我为什么写小说呢？因为只有小说才是可以被翻译的形式。真正优秀的作家会去描写的，是那个时代过度缺乏的东西，是人们尚未意识到欠缺的东西。比如，村上春树试图描绘“日本社会的影子”。我们和世界上所有人共有的东西，并非“共同拥有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共同欠缺的东西”。村上是通过描述“我所不知并无法体验的事物，他人也不知且无法体验”这一点，才获得了世界性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死者们的逼近”这一阙如性的现实。与异国之间的通道激发了少年们的灵感。附身于少年们的那种恐惧和魅惑的异国之梦，强烈的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然后不由分说把他们引上了写作之路。所谓的家人，亦即总是分担“缺少了某人”这种感觉的人们。

别无他处

内田从多个角度阐发了日本人这种怀疑自我创造能力的性格本质，〈大叙事消亡了〉、〈日本人做不到奥巴马演讲的理由〉……他不讳言自己拾取了前人牙慧，若干角度来自养老孟司等人的见解。比之立意，内田特有的闲谈风格是此书的亮点，如他用电视剧水户黄门来比喻日本人的特点，“观众不是在黄门身上，而是在臣服于权力面前的小恶党身上看到了日本人的自画像。如今也有不少人对外来权力或新事物示弱吧。”　　　　 　　　　批评归批评，内田笔锋之间仍是满满的“民族自豪感”。全书第二章的标题是“边境人的学习效率高”，内田认为日本人的长处不是自己闯一条新路，而在于追赶领先的民族。“日本人不论什么技术都称为‘道’。柔道、剑道、花道、茶道、香道……什么都加个‘道’。这样的社会除了日本别无他处。我以为，这个‘道’的繁荣昌盛其实与日本人“不迫切”的边境型宗教性有着很深的联系。”　　　　 　　　　或许因为如此阐释，内田此书迎来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称赞者表示“真是说到心里去了”，认为内田把日本人的性格剖析得入木三分；恶评者则认为他卖弄词藻内容空虚。其实杂文真是个不讨好的活，作者的意见与读者难以统一也属常理。内田声称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民族志性质的怪习的矫正”，用他本人的直白比喻就是扫除。“不从脚边的垃圾拾起，就没法开始整顿混乱。”这本在忙碌间歇一点点写成的书不算厚重，却也容纳了一个关心家国大小事件的学者在一年多时间的各种体悟。难怪最近的一则新闻显示，日本新首相鸠山说想要学习，到书店买了二十八本书，其中就有这本《日本边境论》。　　　　

泛音和鳗鱼，以及如何区分树与水的故事

当心村上春树？！当心内田树？！虽然都是“树”，但并不像鲁迅先生缓缓道来的“一颗是枣树，另一颗还是枣树。”根本就是不同的树嘛！如果有机会，我会这么跟加纳马尔他说，“流动的是不同的水。虽然看起来相似，但究竟是不同的。”“是嘛？”加纳马尔他问。“是的。”我回答。于是沉默。翻完全书，内田树交代，大部分是博客上的文章，原来是本博客书！我倒不是对博客书有什么偏见，但是叽里咕噜地说了这么多，却没有多少关键情节可以透露。读来读去，还是村上那颗树的两句话较有价值：一个是“泛音”，用音乐比喻感动于人的某种力量吧，或者就是冥冥中感受的那种让人沉浸其中的氛围。另一个是“鳗鱼”，充当第三者的叙述者，鳗鱼会从任何地方游过来，对你倾述一番。内田这颗树呢，对这两句阐释得也还有道理。偶然的收获是知道了村上和编辑的冲突。心想：原来村上也会遇到这些这些事啊！期待看到书里提到的那位写了四本村上春树评论、从村上的《寻羊》就开始写评论的那位批评家的书翻译过来。嗐，看了这么多闲言碎语，又写了这么多同样的闲言碎语。世界的熵又不知增加了几何？将宇宙大爆炸的日程表又推进了几秒钟。罪过罪过！

用身体来阅读村上春树

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树绝对称得上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挪威的森林》一举成名以后，不到二十年即成为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阅读得最多的日本现代作家。如果说村上是日本文坛上的创作怪才，那么，本书《当心村上春树》的作者内田树则是百分之百的评论怪才。毋庸置疑，当“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百分之百的评论怪才与百分之百的创作怪才碰撞在一起，想必迸出的火花一定会光芒四射，甚至四处飞溅，弄不好还会“灼伤”路人的眼睛。所以，怪不得要“当心村上春树”，就如同得当心内田树一样。内田树比村上春树小一岁（注意一个也许很无聊的细节，村上春树与内田树都有一个“树”字），1950年出生于东京，中学时曾参加SF迷俱乐部，还曾是披头士音乐的迷恋者。高二时的学习成绩处于全年级最末位，并因所谓品行不良受到退学处分，从而进入爵士乐茶店打工。（哇，SF的幻想世界、披头士音乐、爵士乐茶店——莫非是另一个村上？）1969年报考京都大学法学部惨败，当了一年“浪人”，于1970年考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文于1975年毕业于法文专业（奇怪，日本学法文出身的人就是牛，不科，只有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太宰治、野间宏等人，在评论界也大有一领风骚之势），其指导教官是日本赫赫有名的文学评论家菅野昭正。大学时代因受畏友竹信悦夫的影响而立志研究列维纳斯，后进入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同时与朋友一起创办翻译公司，取得巨大成功，以至于即便在他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优哉游哉地坐享这家上市公司的大笔利润分成。（细心的读者，不，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上述经历都断片性地出现在本书的描述里。）现在他既是神户女子学院大学文学部的教授，也是合气道六段、居合道三段、杖道三段的武道家，成为大学合气道部当之无愧的顾问。其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法国现代思想、犹太教思想，还有电影符号学和身体技法论（武道论），让人惊异于他是如何把风马牛不相及（至少在我们这些庸人看来是如此）的诸多研究荟萃于一身的。就是这样一个怪才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当心村上春树》。而且，他延续其特立独行而又不失搞怪的风格，犹如最珍重的一大劳作一样，把出书的日子跟自己的生日精确地算到了一起。也许是这个算法很奏效吧，这本书出版不久即加印了三次。还好，这次为他“摇旗呐喊”的除了一帮“内田迷”以外，还有部分学者和评论家，尤以少壮派为甚。东京大学副教授河合祥一郎写道：“装饰该书的开卷语乃是假想村上春树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贺词。特别有趣的是其对日本评论家否定村上文学的反驳。因为村上文学发出的是只有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才能听到的泛音，所以评论家越是说什么也听不见，就越是强化了村上文学读者那种‘被选中的收信人’的感觉。其中充满了令人扑哧发笑或是不胜感佩的洞察，让人觉得终于找到了村上文学的解读方法。”此外，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该书的魅力就在于充满了与过往的村上春树论截然不同的新鲜阐释。就在各种故作正经的村上春树论层出不穷，并有可能成为评论家们各自意识形态的临时容器时，内田版村上春树论的价值或许就在于他的脱意识形态性，换句话说，就在于其一贯强调的“身体性”，从而成为了“划时期的文学论”。为纪念该书出版而举行的内田树与柴田元幸的谈话就取名为“用身体来阅读村上春树”。而在本书中也有两篇分别题为《美妙的故事会直接作用于身体》和《用身体来阅读》的文章，且分别引用了村上春树一段意思相近的话语：“说得极端点，对于小说而言，所谓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吧。或者说，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意义与意义如何有机地相互呼应。如果用音乐来打个比方，那就像是‘泛音’一样的东西……作为一种物理现象，包含着泛音的声音会长久而深远地残留在身体里。”换言之，我们应该不是用“大脑”，而是用“身体”来阅读村上春树。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回到文学的原点去感受故事本身，感受共鸣，清楚地听到村上文学所发出的“泛音”，而不是噪音。内田借助“泛音”这一音乐术语，来阐释村上文学在读者中拥有大批铁杆拥趸的原因，此外，该书还以“‘父亲’的缺位”等为关键词来引领我们走进村上文学的迷宫。内田树注意到村上文学有着一个重要的格局，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没有“父亲”。而在内田看来，作为韩流先锋的电视剧《冬季恋歌》也是一个“父亲缺位”的爱情故事。而不管是韩剧，还是村上文学，之所以赢得一种普遍性、大众性抑或世界性，就是因为故事中父亲的缺位。人们总是把小说分为“富于现实性的小说”和“充满幻想色彩的小说”这两个大类，而村上的小说却冷不防把这两者捏合在了一起，在日常性与非日常性之间不知不觉地架起了桥梁。内田认为，将宇宙规模的神话与日常生活的细节融合得天衣无缝，这便是村上文学最大的魅力所在。人们之所以阅读村上文学，是“正因为他让我们感受到，平凡的日常工作本身就是宇宙论戏剧的演绎‘现场’，所以，人们阅读村上春树之后，方能打起精神，去做大扫除，去熨衣服，或是去给朋友打电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见本书《After dark till dawn》一文）村上文学的热潮与消费社会的关联性常常成为评论家所探讨的对象。显然，消费社会的急速发展给大都市罩上了空虚和倦怠的空气，以至于人们在当今这个“父亲”缺位的社会里备感不安，催生了迷惘的年轻一代。村上文学中弥漫的失落感恰好代言了找不到生活目标和航海图的人们的迷惘。但正如村上文学反复讲述的那样，世间充满了邪恶的力量。面对随时可能入侵的邪恶力量，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扫雪，做没有回报的工作，或是当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子们遭遇危险时悄悄出手相救。而村上文学的孩子们（不管是什么国籍）就是从这里找到了克服失落感的妙方，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虽然确实平淡无奇，但却在某个地方与灵魂的配电盘连在了一起。内田就是这样来感受并言说着村上文学的魅力和世界性。他毫不含糊地坦陈自己对村上文学的喜爱，以至于本书被不少人称之为“写给村上文学的公开情书”。正是这种坦白让他摒弃了评论家惯常保持的自矜和冷静，而以一个村上读者的鲜活身份诉说着从中听到的泛音，以及那些美妙故事作用于他的身体所产生的生理反应。不过，如果以为这就是内田的全部，那无疑是被内田“骗婚”了。正如他的一本书名《我的身体有一个好用的脑袋》（2003年）所表达的那样，他以身体为前提，也运用着聪慧的大脑。他在冷静的评论家和疯狂的村上文学迷这双种身份之间走着钢丝，在感性和知性之间来回游弋，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否则，他就不可能向我们发出村上式的泛音，而只能传送出质朴但是单调的基音了。正如村上春树是依靠将日常性与非日常性这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赢得读者一样，内田树是依靠将身体与脑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评论怪杰的。显然，内田树的村上文学论提供了一种接近村上文学本质的解读方法。不过，即便它非常有效，甚至可能是村上迷最容易共鸣的解读方式，却也只能是无数方法中的一种。而且这种方法是以其他方法的复数存在为背景，才彰显其独特价值的。不注意到这一点，也许就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偏激或迷失。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要当心内田树，就像得“当心村上春树”一样。

村上春树如何“吃”早餐

吃饭是一种“身体技法”。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各种食物都要求使用各自特有的“吃法”。戳碎、剥皮、切细、舀起、舔舐、嚼碎、啜饮、吞咽……摄取食物所要求的这一连串动作，具有某种固定的“舞蹈编排”。共同体的聚餐就如同一种“集体舞”。两位聚餐人相向而坐，共同进餐，就相当于芭蕾中的“双人舞”。因此，恋爱初期的男女在餐厅吃饭时，在心理上会避讳选择完全相同的菜肴。这是因为，对于尚未完全相互了解的两个人来说，要做到让同样的菜肴同时摆上餐桌、同时开动、同时吃完，在技术上至为困难。与此相比，还是选择跳“不同的舞蹈”更为妥当。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登场人物的用餐场面可谓多得不同寻常，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不仅如此，就连在随笔里面，作者也不忘继续描述关于吃的重要性。或许大家会认为没什么奇怪的，村上作品的登场人物总是独自一人在吃早餐，或是两个人以上在一起共用早餐。而且，独自一人吃早餐和两个人以上一起吃早餐，其吃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独自吃饭的时候，菜单大都是烤面包和咖啡。（偶尔会出现蛋包饭和苹果汁。）若是头天晚上酒喝多了，或是吸烟过量，“我”的早饭就会索然无味。比方说，《寻羊冒险记》中，在冒险尚未开始之前，便如此描写了不太可口的早餐。我从电冰箱里取出橙汁喝，把三天前的面包放进电烤箱。面包发出墙土一样的味儿。（《寻羊冒险记》，2001年，146页）《舞！舞！舞！》中，“我”在海豚旅馆虚度光阴时所用的早餐“吃起来味同嚼蜡”。换言之，对“我”来说，早餐（通常是烤面包）的味道实际上构成了对“我”自身境遇那种不毛性质的一种比喻。但是，即便早餐席上有人相伴，如果对方拒绝“共食”，一样会破坏早餐的味道。在《寻羊冒险记》的开头，就有一段文字描述了一顿尴尬的早餐，它发生在喝得烂醉后回到家的“我”和在厨房等“我”的已经离婚的妻子之间。“我”泡上咖啡，而她仅仅“像在驱寒似的用双手拢住咖啡杯，嘴唇轻贴杯边定定地看着我”，并不打算喝。她为“我”做了色拉。我从电冰箱里拿出装有色拉的蓝色深底冲绳玻璃盘，把瓶底仅剩五厘米的色拉调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红柿和扁豆冻得如阴影似的瑟缩着，索然无味。饼干和咖啡也没有味道。（同上，18页）没有共食者的早餐，就算当时有他人在场，也同样是“索然无味”。可是，能与某人分享的时候，就仿佛黑白电影摇身变成了彩色画面一样，早餐恢复了它温暖而丰富的口感。《舞！舞！舞！》中为女友准备早餐时便是如此。“早饭有什么？”她问我。“没什么新玩意儿，老一套：火腿、鸡蛋、烤面包，昨天中午做的土豆色拉，还有咖啡。再给你热杯牛奶，来个牛奶咖啡。”我说。“好！”她微微浅笑。（《舞！舞！舞！》，2002年，13页）在五反田家中叫了应召女郎后的第二天早上，四人一起吃早餐的场面也洋溢着某种幸福感。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六点半……四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调频广播①正在播放“巴洛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正是。”咪咪赞同道。（同上，189-190页）《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我”和图书馆女孩一起吃的那顿生平最后的早餐，恐怕是村上文学中最为奢华的早餐了吧。我用锅烧了开水，从电冰箱里拿出西红柿，又切了大蒜和手旁一点蔬菜，做成西红柿酱汤，然后加进斯特拉斯堡香肠“咕嘟咕嘟”煮了一阵子。同时细细切了甘蓝和圆椒，做了个色拉。又用咖啡壶煮好咖啡，在法式面包上淋了点水并用箔纸包住放入烤面包机烘烤。早餐准备妥当后，我叫醒女孩，撤下客厅茶几上的杯子和空瓶。“真香啊！”她说。①（《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2002年，409-410页）与他人分享早餐，最能带来“同步”的感觉。《舞！舞！舞！》中迎来早餐的高潮，则是在“我”感叹“好像野营的早晨”后，咪咪回应道“正是”的时候。这样的同步体验给“我”带来了深切的共生感。于是，在咪咪死后，每当“丧失感”攫住我时，“正是”的回答声便会反复回响在“我”的耳畔。《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早餐也出现在“我”与图书馆女孩亲密做爱的翌日早晨。因此，“真香啊”之后紧接着是一段重要的描写。“可以穿衣服了吧？”我问。先于女孩穿衣服是我的一忌，文明社会称之为礼仪。（同上，410页）作为人类，感觉到“同时”穿上衣服乃是事关“礼仪”的规范，是十分健全的想法。在亲密的性行为之后，一方“先于”另一方穿上衣服，在心理上是遭到忌讳的。“同时穿上衣服”与“同时搁下筷子”一样，是对同步性加以确认的虽然微弱却又准确的信号。我们在性行为之后，让对方留在床上，自己去手脚麻利地准备饭菜，这可以解释为一种“友爱的姿态”，而只顾自己赶快穿衣打扮，则被解释为“不合礼仪”。这一判断在人类学上具有很深的渊源。《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我”那时应该是光着身子在准备早餐。关于“裸体做家务”，村上春树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在《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中，他分两次谈论了“全裸家务主妇”的话题，不惜为此花费了十页①的笔墨。村上在美国报纸的人生咨询专栏里读到了那些“全裸着做家务的主妇”来信，并因此受到启发。他写道：……奇怪的是，那以后“全裸家务主妇”就不肯离开我的脑海了。手抓电车吊环发呆的时间里，那赤条条地切白菜或扎围裙的主妇形象时不时倏然浮上脑际。说起来，人是经过怎样的程序才想到全裸做家务的呢？如此左思右想之间，我也不由得心想：唔，脱掉衣服赤条条做家务，没准真的很快活。（《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2005年，31页）《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执笔在时间上远远早于这篇随笔。所以我想，惊愕于“全裸家务主妇”的村上本人，那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让小说的主人公“全裸着做家务”的事了。（村上春树反复说过，因为不会重读自己的作品，所以不记得自己写了些什么。）因此，村上对“全裸家务”所表现出的“善意的兴趣”，实际上源于村上对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女友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所做出的善意评价。这样考虑或许比较自然吧。

只有对村上有爱的才能写出如此有趣的评论

你会惊讶于作者对村上的熟悉，更会惊讶于他剖析的角度；你会在书中找到更多你想读的村上，也会遇到鳗鱼和大象。

【一些摘录】

【邪恶】所有这些故事都在固执地讲述着一件事：世上无端地存在着邪恶的力量。对我们而言，收到邪恶力量侵害的经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我们却试图将这种经历“合理化”。举例：被父母一顿殴打，被老师无端痛骂，被愚蠢而自私的同学残酷虐待，被愚蠢上司胡乱评定，不治之症……（略）我们企图用种种理由来为这些消极惊艳开拓，说它是指在提升我们的具有教化意义的“考验”或是对我们自生过失的“惩罚”，抑或是为让我们达成对人性更高理解的“教训”，或者是因社会制度的不完善缩导致的“结果”等等我们自身遭受的创伤和损害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不能正视这个事实。【卡夫卡】村上春树（与弗朗茨·卡夫卡一样）就描绘了这样一种过程——“我”被放逐到一个没有地图、也无从得知自己所处位置的场所。尽管如此，“我”依然定下了当前的目的地，迈开了步伐，辛辛苦苦地学会了使用偶然拾得的道具，从邂逅的人那里最大限度地搜集关于自己位置和作用的信息，并最大限度地谋求援助。即使“我”的步伐坚持到了故事的末尾，也只能就足迹所至的狭窄区域制作一张“手绘地图”，并就此落幕。【夜哨】如此这般，“鼠”就从“我”跟前消失，去了“另一个世界”。失去“鼠”这件事，变成了“我”外伤体验的核心。因此，在《天黑以后》中，设定了一个轻轻走到沉睡女孩的身边，并潸然泪下的人物。我想，这就是一个崭新的“夜哨”，包含着绝不让“我”在“鼠”身上的失败再度重演的决心。在《天黑以后》和《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还有一处完全相同的语句，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晚安。”鼠说。“晚安。”杰说，“对了，有谁这么说过：慢走路，多喝水。”【意义】购买《麦田》后，得到了作为“赠品”的《出版文摘》。里面刊登有村上春树与柴田元幸的对谈。村上春树在对谈中说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说得极端点，对于小说而言，所谓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毋宁说重要的在于意义与意义如何相互呼应。它就近似于音乐中的“泛音①”，虽然人类的耳朵无法分辨那种泛音，但乐曲中包含着何种泛音，这对于音乐的深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浸泡在温泉之中，身体很容易暖和一样，包含着泛音的声音会久久地残留在身体里。这是一种生理现象。然而，要用语言来解释为什么会残留在身体里，却几近于不可能。而这正是故事这种功能的特征。美妙的故事能够渗透人的心灵，并牢牢地存留在那里，但对于它和并不美妙的故事在功能和构造上有着怎样的不同，却是无法用语言来解释的。【泛音】在《庄子·齐物论》中，我们可以反复读到“天籁”一词。我想，这个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极为费解的辞藻，也许就是指的“泛音”也未可知。弟子子游询问自己何以不成熟，对此，楚国的隐者南郭子綦作了如下解释：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根据注解，人籁是指乐器演奏的音乐，地籁是指风吹拂大地而奏出的音乐。只要侧耳倾听，便能聆听到地籁。那么，何以听闻天籁呢？对于子游的提问，子綦这样回答道：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所谓天籁，本是风吹拂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东西，使它们发出各自固有的声响罢了。声音都是由物体自身形态所决定的。）据我所知，“泛音”型的作家在对“平凡现实”——相当于“基音”——的描写上都颇下工夫。即便像巴尔扎克那样光是描写墙纸就花了好几页笔墨的作家（虽然坏心眼儿的文学史家诟病这是“为了赚取稿费”），我们也不妨认为，他们是在精心制作着为了酿造出泛音的“糠床①”。在他人看来只有单纯的指示作用的句子里，唯有我听出了“给我的留言”，这便是泛音式写作的结构。 将读者视为“普遍性的存在”的文本，都不是文学。相反，能使读者确信（或误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存在，被选中的存在”的文本，才是文学。 【门槛】我真的想尽可能降低小说的门槛去写作，但并不因此而在品质上打折扣。这是 我从一开始就想做的事情。……某个时代的人全都是笨蛋，某个时代的人全都聪明，这种事是不可能的。知性 素质的总量其实是相同的。它被分配到各个地方，只是恰好现在没有流向小说而已。那我们就干脆修条水渠， 让它流过来不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不过我这样说，可能又会被人说三道四吧。……即使在日本，也经常有人说“村上糟蹋了日本文学”。可是呢，既然是我等之辈都能糟蹋的文学，那么，它打一开始就已经不行了，不是吗？说真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村上春树与冷酷魔境】“村上春树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　　冷不防被学生这样问道。　　的确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尽管他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一种主张，即“在富有格调的酒吧里所啜饮的冰镇啤酒，真是风味绝佳”，但这并不能称之为“主题”。　　但是，要对一切提问都能立即作答，是大学老师必备的重要技能之一。所以，我当场回答道：　　“这个嘛，吉冈同学，就是‘邪恶的力量乃是存在的。’”　　回答完毕，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说中了正确答案。　　村上的小说构成了某种连续体，无论在哪一部小说中，主人公都是“我”。　　《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舞！舞！舞！》中的“我”，根据其职业和交友关系，可以看做是同一人物。在其他的作品中，虽然每次“我”的风貌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看，也还是同一人物。　　“我”并不是冒险性的人物，也没有世俗的野心。只是一个喜欢美味的啤酒和美味的通心粉、喜欢爵士乐和熨烫衣物的普通青年（逐渐变为中年）。他所渴望的，仅仅是不被任何人恶意地捉弄，就像手艺人一样规规矩矩地做好托付给自己的工作，过一种“正正经经的生活”。　　在《舞！舞！舞！》中，“我”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像“文化积雪清扫工”一样的东西。　　一旦下雪，人们就会明白，尽管“扫雪”并不是谁的义务，然而，这工作若是没有人干，最终大家都会非常为难。说来，这工作几乎没机会得到好处。可恰恰是多亏了这些不为人知的“扫雪”人，世间不利的胚芽（比如，脚下一滑，摔坏了头盖骨之类的厄运）才得以被摘除少许。我想，这就属于那种“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吧。　　当然，仅仅是轻描淡写地描述这样的生活，是无法成其为世界文学的。理所当然地在“我”身上发生着令人惊讶的事情。说来，大都是一些“异界的人”翩然出现在“我”面前。一如《寻羊冒险记》中的“鼠”，《舞！舞！舞！》中的“羊男”，《奇鸟行状录》中的“加纳马耳他”，《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堇”等等。“我”在他们的引导之下，触碰到与现实迥然不同的世界。然而，当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交织在一起、故事渐入佳境之时，这些“异界的人”们大都会在留下谜一般的信息后，倏然消失不见。　　在村上春树的仙境中，“异界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很长时间我都不明究竟。他们会是某种隐喻吗？还有，在他们的言辞中，是否包含着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构造的重要信息呢？　　在村上的作品中，一旦异界的人物粉墨登场，故事便会迎来大团圆的局面。如果只看故事的这种结构，则浅田次郎①也与此类似。那么，村上春树和浅田次郎所描写的会是相同的事情吗？（不会吧。）——就这样琢磨着，我恍如钻进了死胡同里。　　然而，在回答吉冈同学的问题时，我忽然注意到，“异界的人们”其实是为了将读者引向死胡同而特意设置的道具。　　我认为，来自异界的使者们一定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才现身于“我”这个主人公面前的。因而，我试图理解他们“信息”里的“意义”。可是，来自异界的人们所说的话语实在是令人费解。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和难堪也喜欢。喜欢夏天的光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些，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和你喝的啤酒……”　　（《寻羊冒险记》，2001年，300页）　　“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　　（《舞！舞！舞！》，2002年，108页）　　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斯普特尼克恋人》，2001年，190页）　　作为忠实读者，我思考着这些“来自异界的信息”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而且是不停地思考着。虽然被堇追问道“我说的你可理解”，但最终也还是懵然不解。　　最后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这些信息里没有意义”。就如羊男一口咬定的那样，“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如何解读来自异界之信息的元信息。　　原来，我弄错了解读的方法。　　我们通常爱搞错原因和结果。　　来自异界的那些无法理解的信息，不啻一把“钥匙”，能够解释在“我”所栖居的人类世界中所发生的不合逻辑的事件。过去我一直是怀着这种确信去阅读故事的。为什么我会如此深信不疑呢？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即在无法理解的信息中其实并“没有意义”？　　想来，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无法忍受“没有意义”这个事实。　　我们总是深信，“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事物，也一定有着某种隐藏的含义”。我们之所以死死揪着“神秘之事”不愿放手，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只有被告知，貌似没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别有含义”，我们才能放下心来。　　因为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无意义的事物就是无意义”这句话。　　然而，作家们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赋予这句话以真实感。比如《城堡》的作者卡夫卡、《局外人》的作者加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作者海明威……村上春树一定是延续着这些作家们的谱系。　　在“我”所栖居的世界，由于“邪恶力量”的介入，“我”和“我”所爱的人们一再受到伤害。但是，这些不合逻辑的事件的“真正意义”，直到故事最后也没有被挑明。　　想想看，还真是“不合常理的故事”呢。　　不过，在逆向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方能管窥到其中的意义。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在固执地讲述着一件事：“世上无端地存在着邪恶的力量。”　　对我们而言，受到邪恶力量侵害的经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我们却试图将这种经历“合理化”。　　被毫无爱心的父母一顿殴打，被不正经的教师无端痛骂，被愚蠢而自私的同学残酷虐待，被只知道欲望和自恋的异性大肆掠夺，被愚蠢的上司胡乱评定，被不治之症意外地缠上……此类经历真可谓数不胜数。尽管如此，我们注定会去尝试着把这些消极的经历“合理化”。　　我们企图用种种理由来为这些消极经历开脱，说它是旨在提升我们的具有教化意义的“考验”，或是对我们自身过失的“惩罚”，抑或是为让我们达成对人性更高理解的“教训”，或者是因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等等。　　我们自身遭受的创伤和损害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不能正视这个事实。　　因此，不管是“体系的缺陷”也好，还是“精神上的创伤”也好，抑或“死胎化作怨灵出来作祟”也好，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于某种相应的因果关系才发生的“合理”事件。　　但是，只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谁都能想个明白：几乎所有让我们受伤、受损的“邪恶力量”，都并不具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化因素和惩戒因素。它们降临在我们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必然性，就如同玩笑一样，没有任何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让我们受伤和受损。　　村上春树淡泊地描述了人们遭到“邪恶力量”毫无意义的伤害和毁损的经历，反复地、甚至是执拗地叙述着一个事实：这些经历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　　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杰对“鼠”讲述了家猫的前爪惨遭蹂躏的事情。他曾猜想过会不会是给汽车轧掉的，可那伤口未免也太过惨不忍睹了。因为就像是被谁用老虎钳夹过似的。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过滤嘴香烟在台面上嗑了几下，衔在嘴里点上火。　　“是啊，根本没必要糟蹋猫爪。猫老实得很，丁点儿坏事都没干过。再说糟蹋猫爪谁也占不到便宜。毫无意义，又残忍之极。不过嘛，世上还真有很多很多这种无端的恶意。我理解不了，你也理解不了，可就是存在，说四下里全是恐怕都不为过。”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2001年，73页）　　我们也毫不例外。像“被老虎钳夹过的猫爪”那样“毫无意义，又残忍之极”的经历，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处等着我们。【死者】在文学世界里博得了历史性名声的作品，大概有半数以上都是以“从死者那里收到的影响”为题材的。 　　《我是猫》是一本灵异小说，整本都是来自“死猫”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