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书评

云南映象

在汪老先生的散文里，满是对昆明对云南美好的厮混吃喝玩乐记忆。对于一个同样在彩云之南生活多年的我，读起这些文字来，就好像自己重新摄入云南故里，被那儿的点滴细枝末节所吸引感动终不能释怀。固然，汪先生也写高邮，也写内蒙，但是依我看来，都不如写云南来得真切。或许是我对云南有深情，又或者是汪老在那儿度过了自己最为美妙而又贫穷的青春，无论于前者还是后者，我和他都有共鸣，因而时常读着读着就激动不已，自己好似汪老的朋友，重游了一遍昆明。先谈吃食。说来很好笑，似乎从云南出来的人，都认为云南美食天下第一。前有散文大师汪曾祺，后有微博大咖和菜头（这老小子在其《饭醉记录》里大谈云南美食，深得我心）。其他的不说，单说吃辣这事儿，汪老和菜头叔皆认为“涮涮辣”乃天下第一辣物。何为“涮涮辣”，就是做菜时，只拿这种辣椒涮过的水就足以做出味道辛辣的菜肴，可见其威力。哈哈，我是没有机缘得尝啦。但汪老在书中谈及的许多美食，我都吃过。现在想来，对于云南的回忆，就有苏家塘楼下饵块娘摊上的烤饵块，卤鸡蛋绞碎同其他食材裹扎于饵块皮中，一口咬下，给个皇帝也不当。米线更不用说啦，过桥米线当地人还真不屑去吃，还有小锅米线，豆花米线，羊肉米线，细细米线，皆是上品。就米线本身质感而言，我吃过最棒的还是蒙自当地早餐店的米线，而最爽快的，则是小锅米线。个人觉得，小锅米线煮的时候估计放了少许罂粟壳，所以吃完时常有置换时空的快感。至于烧烤，云南烧烤的种类名目也是最多的，以至于当我回到家乡，竟然觉得无烧烤可吃。园西路火王烧烤的烤豆腐配上特制的蘸水，吃完后身体生猛异常，能进好几个球。在汪老那一篇篇散文里，都要单独写一种美食，而我则觉得，云南美味，高山仰止。君且看《舌尖上的中国》，提及最多的是哪儿，就是我大云南啊。与其去尼泊尔西藏净化自己的灵魂什么的，不如来云南一州一州品尝美食吧，它们就在那儿，从来不曾饥饿的旅人啊！接下来是游玩。说来遗憾，汪老说是在云南生活多年，可他最远也没到富民，所以并未见识滇西北的异域壮阔和滇南的热带风情。他既然没写，我也就不加缀饰了。毕竟现在说的最多，炒作的最多的，就是云南的这些自然风景，说多了，落得人云亦云。再说，好风景，自己看是紧要的。最令我惊喜的，是汪老先生在文中谈及的那些属于上个世纪的伟人。当真风流名士啊。在昆明读书的孩子，自然都知晓当年西南联大在这块边疆土地上的影响力。直到现在，关于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先生他们的段子还在师生间流传。这是时代留给云南的宝贵财富，却也依稀变得淡薄。先生写了许多当时有名或者无名的高人，让我觉得自己曾经所在的那个地方，除了美景美食，更有一种特殊的氛围氤氲开来。时至今日，虽然不多，但也能在某个建筑前某个街道边打动你的心。读至汪曾祺先生和吴征镒先生居然还有交往，更是令我等学过植物学的晚辈们激动不已。这可以谓之传承。于是云南映象，不只在香格里拉的转经筒里，不只在傣族的竹楼里，也不只在泸沽湖情歌杨丽萍的舞蹈里，也在于那大师辈出的时代脉络里。而于我们个人而言，当初并没有那么多的体会。只知道洋浦外面的烧烤韭菜很美味，二千百货超市旁边那个超市的收银员很像王祖贤；大理啤酒虽然不如哈尔滨啤酒好喝，但是便宜，小伙伴买一箱还中半箱。还记得室友喜欢抽烟，边抽着红河边还在那儿吟诗：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昨天晚上我才知道，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正是汪曾祺本人。本以为，已经告别昆明很久了，只能在记忆里默默嚼咀一下当初岁月里的美好片段，却不曾想，原来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离开那里后，依然思念这个第二故乡。现在也明白，思念彩云之南的，肯定不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呀，我五星推荐大家去读一读汪老先生的散文，你会发现，突然那么一下，不只是过往的几年，甚至童年的时光，都会在书中和自己不期而遇。

生涯只如此，问君何所思

初读汪曾祺，是1997年冬天的一个雨霰敲窗的夜晚。那时正是青春期发育的时候，整日琢磨的就是去哪里找点好吃的打牙祭。在图书馆偶然寻见汪的《旅食与文化》，如获至宝，捧了回来狼吞虎咽地读，一副饕餮相。现在回想，当时尝到的滋味大概和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差不多。近日翻杂志，看到某刊做他的十周祭专题，这下知道初读汪老文章那一年，也正是他作别文坛之时。 之后的十年间，断断续续又读了他的小说集、谈艺论文的晚翠新编、说戏和人间草木，汪老的笔底世界成了个我常去流连的所在。纷乱不宁的少年时代过完，心境渐渐平和，再读汪老的散文，这才慢慢品出他文章简淡蕴藉的神韵来。那些谈花草天气、八方美食的小品文，似乎无欲，又似乎了然，是足可以熨贴人心的。大学里读了中文，拿汪曾祺的文字品性放在现代文学史里左右比照，发现也不能算太领另类。纵使是乱世，国难方殷局势险恶生活艰辛，总有那么一拨文人可以袖手书斋，书画娱情。这种人，大抵是优渥出身，文化氛围是自出生便浸淫其中的空气，非一般的“知识暴发户”能比；从小养成的对物质细节的讲究，又训练出了审美习惯，什么境况下都会注意到“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像周作人、钱钟书，莫不如此。他们似乎没有太强的涉世之心，不愿与时共振，只喜欢关起门过自己绝尘的精神生活。可你说不准这种姿态底子里是智性傲慢，还是一个神经过度纤细的知识分子的避世——未必他们生来便是一副谦退澹泊的性情。然而再细细比较就会发现，汪曾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不标榜自己甘于淡泊安苦为道，相反，他坦承自己的随遇而安是一种“我与我周旋已久”的结果：“遇”，是指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想开了，如北京人所说的“哄自己玩儿”。汪曾祺青年时代因小说才华一度崭露头角，之后在文坛沉寂了数十载，八十年代才重新受到注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是寂处一隅不为人知的。1958年，汪祺以补划右派身份，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坝下农科所。边地朔风狂卷漫天沙尘，生活非常艰辛。后来他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我在沽源，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说不清。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这种囫囵的等待和难辩悲喜的心思变成了几句短诗：“风梳着莜麦沙沙地响/山药花翻滚着雪浪/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这就是俺们的坝上。”我猜想正是从那时候起，汪老开始潜沉入生活的最底层，把目光投向更多的人，更多的人间疾苦，并也籍此消解了内心的躁戚和忧郁。在晚年的散文中，他把炒米、马齿苋、拌菠菜、咸菜茨菇汤这些家常饮食写得饶有兴致，一派闲适冲淡的气象——像他这样经历了大起落，被痛苦翻耕过的人，竟然真的自我解脱了，不得不让人叹服。有人曾经问汪老：你怎能记得那么多各地风物饮食，是不是整天拿个笔记本在街上记？汪回答说他只是写那些心里记得的。一个人要全天候地活在精细的感受力里，并随时准备将此同步复制成文字，这种高强度的劳作肯定是刻意，是存着入世立言的功利心的。汪老显然并非如此，他总是写些最寻常可见的物什，谈些最凡俗不过的道理。1987年的《马铃薯》一文中，汪老这样说道：“中国的农民不知有没有一天也吃上罗宋汤和沙拉。也许即使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也不吃罗宋汤和沙拉，宁可在大烩菜里多加几块肥羊肉……我希望中国农民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我每每读到这段便觉得心酸，这是看似轻松实则无比沉痛的文字。汪老虽散淡平和，却终不能不高蹈出世，他对人间的脉脉怜情，对生命的殷殷关爱，一切都在笔下。晚年汪曾祺写过这样一首诗：我年七十四，已是日平西。何为尚碌碌，不苦且徐徐。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偶而写序跋，为人作嫁衣。生涯只如此，不叹食无鱼。亦有蹙眉处，问君何所思。其中一句“生涯只如此”，绘出沉寂闲舒心境；另一句“问君何所思”，则道明了他始终执著关切着现实人生的一番深意。（for　图书商报）

汪曾祺其人其文

（这篇读书笔记写于2011年初读汪老散文时，后来读了小说和传记，又有了一些新想法，不表。）又翻出汪曾祺的集子来读，汪老的文章真是好，和平纯正，语淡味厚，这当然得益于他取法乎上，但想来更多是师于心的缘故。我读文章诗词，小时候看字词文藻，渐渐看通篇的笔法，到现在则颇留意文章的气脉，与其说是看文章，不如说是看人。古今的文人，可钦叹的人格大抵只有两种：一是至硬，二是至柔。李白徒有傲气，却少一份傲骨，所以总是飞扬着，是“浪漫主义”罢了。文人绝世独立的风骨狷骨，大抵为陈公“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诗句道尽。另一种至柔的人格，想想还是要首推老杜，是一种“愿替众生病”的善良心，慈悲心，杜能被称作“诗圣”，于此可见一斑。至硬与至柔，可以算得上伟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又有许多不伟大却可亲可爱的人格。汪曾祺其人，温厚而淡泊。这一种温厚淡泊，很是合乎君子德行。名教种种绳墨，初衷也只是推崇君子之道。可见天性温厚淡泊的人，尤其难能可贵。文章憎命达，对于人世的坎坷，李白式的狂傲，苏轼式的疏放，以及老杜式的敦厚算是中国文人最典型的三种姿态。李白任性如赤子，他的飞扬跋扈，仙风道骨，如同借酒消愁一般，不是超脱，更像是一种逃避，一个抵御世事无奈的盔甲，而酒醒后的滋味，大抵便是“欲渡黄河冰塞川”了。读李白的诗，因其至坦至诚，所以能读出许多的矛盾，让人倍感亲切——他写“我辈岂是蓬蒿人”，又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虽然是因为他自恃怀才不遇，“我亦能高永，斯人不可闻”，但多少总还是能味出一丝吃不到葡萄的酸意。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不通世故，却又固执于自己的才华，梦想着抟云直上，却又不出意外的到处碰壁的少年人。他的狂傲来自于他的固执，他的抱负，这样的人，是注定要在人世间跌的鼻青脸肿的。汪曾棋的为人处事正与李白相反，他的随遇而安，似乎可拟于苏轼的放达，“人间有味是清欢”，但二者究竟有别。苏的旷达，因其胸次豁然，光风霁月，“王城根处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到底还是儒家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而汪的随遇而安，则是天性敦厚使然，这一点更近于老杜。但老杜的天性敦厚，被后天引导至“餐必思君”上，心有所执，情有所系，笔下故见得沉郁。汪没有强烈的执著心，即便置于高位，也不可能成贤成圣，所以更近于道，颇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一种安然的姿态，来抵御人间陵谷，冰雪周旋——当然，汪的一生并无大起大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幸运，对于所谓的““人间陵谷”，他更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因此，汪的随遇而安，是否仅仅因为所罹还不够痛切，我们不得而知。汪的安然淡泊，一个朋友说，最像王维。理由是：“他们都有文人骨子里的雅，雅得不能再雅，反而归于平淡。”——王维晚年彻底皈依佛教，但他的平淡却不是枯寂，内里仍然清润，而汪曾祺的平淡，骨子里也带着文人风雅。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类比。王维晚年受禅宗影响，诗文的清润，是一种类似“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因此王维的平淡，也是“问余何适，廓尔忘言”。汪曾祺则不同，汪的平淡带着人间烟火，也许在这一点上，要更像陶渊明一些。但可惜的是，相比于王维与汪曾祺，陶渊明的骨子里又少了一份文人风雅，多了一份愤世嫉俗——朋友说，陶渊明更像是周家兄弟的结合体，淡泊的一面像周作人，愤世嫉俗的一面像鲁迅，这说法妙极。汪老的形象，本是十分鲜明和典型的，然而思前想后，却终于还是想不出一个与他契合的文人。汪老的温厚淡泊，形之于文，便是一种和平纯正的风味。止庵（本名王进文，新星出版社总编，不是陈豪）提出有一路“才子文章”，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胡兰成直到董桥，皆属此列。按照止庵的原意，所谓才子文章的特点颇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但才子们本人绝非性癖，反倒聪明绝顶，七窍玲珑。然而在我看来，这一路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才子们的自矜于才气，读他们的文章，可以想见其倚马千言、恣意褒贬的风流得意。林语堂留洋十余年，最具学者风范，悠然适意，自不是三家村中人，梁实秋隐居雅舍，落落难合，有一种睥睨人世的清高气，钱锺书则可算是林梁钱胡四人中最聪明的一个，一至于以揶揄取笑为能事。至于胡兰成骨子里的风流轻浮，好像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自家玩物——如果这一路“才子文章”真能成其为一种风格，那么也应该有一路“”反才子文章“或”非才子文章“，汪曾祺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划入此类。汪的文章从无冷嘲热讽，甚至也没有皮里春秋，而纯是一片热肠——他写故园草木，便直是花鸟虫鱼，他写昆明，便直是风物人事，他写自己，便直是随遇而安。但正如讲笑话者最要严肃，越严肃笑话才越可笑。所以越是花鸟虫鱼，风物人事，才越是沧桑，越让人唏嘘，而他的安之若素，也因此比天风海雨还来的惊心动魄。汪曾祺的没有才子气，使人读他的文章，要向无声处听取惊雷，而汪曾祺笔下的烟火气，又偏还透着文人风雅。也是汪曾祺文章的好处，也是汪曾祺的好处。

《大师的散文感》

《大师的散文感》汪曾祺的小说基本山我还是读的很少，但是汪老的散文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已经接触到了。我一直都以为中学教材里面有关胡同的那一篇汪曾祺散文是他散文中比较好的一篇，在看了这本散文集之后，才发现大师的散文是篇篇精彩的，有些文章甚至美轮美奂。对于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首先有关花花草草和吃食的赏析文章我一直都不是很在意，个人感觉那种感怀应该属于诗歌，对于散文来说过于做作。汪老有关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很是珍稀，很多的小时候的事情都被他写的惟妙惟肖，很有趣味。花花草草的美妙虽然让我觉得娇柔，但是也不乏情调独到。吃食在文字上，汪老更多是以吃食的归总和调侃的视角进行描写。有关沈从文的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那些流水般的文字似乎淌过身体的小溪，清凉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