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边恩仇录》章节试读

《书边恩仇录》的笔记-有趣 - 有趣

P5话说马克思的老家，位于Mosel河畔的特里尔，以产酒闻名。在当地购买葡萄园以酿制葡萄酒，是中产阶级保障晚年生活的最佳投资，马克思父母就曾拥有葡萄园；而马克思中年以前家境无忧，生活小资，特别嗜饮红酒，还说过“不喜欢酒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任何对人类有益的事”那样的偏激之语。但后来普鲁士帝国改变贸易和税收政策，加上葡萄歉收，天灾人祸，当地酒业遂元气大伤。以后马克思为报纸写时评，即大肆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关税政策。林行止因此推衍：“马克思有真性情，他当年痛斥政府的税务政府，必有私心，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假如当年普鲁士政府‘接受批评’，征收进口酒税及把征收营业税‘合理化’，则马克思有可能留在故乡，过农场主酿酒商饮酒为乐的舒适生活。果如是，这个世界便大不同了。”假设历史，自然无法证实，但这不失为一个有趣而合理的推测。战国时苏秦说过：“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同样，若马克思红酒天天醉，革命思想又何由而生？
这些天刚好在看根据司马辽太郎小说《坂上之云》改编的日剧，里面提到，日本在明治时期曾礼聘德国陆军参谋将校Meckel教导陆军，而这位Meckel是好酒之徒，日方以有名的Mosel——正是马克思故乡一带——的白葡萄酒为饵，才将他请到遥远的东方，“……想到Meckel之于日本陆军的功绩，以及后来在日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或许说是摩泽尔白葡萄酒的功劳也不为过吧。”
这样的话，改变二十世纪历史的革命理论的产生，改变现代东亚政治格局的日军的壮大，就都跟Mosel的酒有关了！——这称得上人类历史上的“蝴蝶效应”。老实说，我不敢相信这个想法，但我喜欢这个想法。
P17：希腊情爱史最特别的地方，恐怕是当时流行的所谓“希腊爱情”，即熟男与少男之恋。在他们看来，异性间的只是世俗之爱，而同性间的才是超凡之爱。这让我想起香港的情形：《龙虎豹》之类的色情杂志在大街报摊上卖，而同志书刊则在高雅的阁楼书店卖，二者泾渭分明。即使在今天，“春光乍泄”也是有品味的标志啊，又岂仅古希腊呢？
　　不过，当时嫖妓有一个令今人绝倒的规矩：“男人做爱快就付钱少；做爱的时间长，付钱就多。”想一想，这倒比今时今日的固定收费更符合经济学原理呢。———若参照希腊人的这个规矩，从经济学的角度着眼，我们就不难明白伟哥大行其道的原因了：反正收费一律，当然是时间越长越“着数”啦！
P19：高雅的语言各有各的不同，而粗鄙的语言总是相似的。
P36：出于良心发现而对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反戈一击，虽千万人吾往矣，那需要无限的勇气，那样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是绝对罕有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与狼共舞》、《窃听风暴》和《阿凡达》，都不是好电影。
　　在本质上，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并非一般性，而恰恰是特殊性，它正是通过特殊的个案，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表现出理想精神。如果电影跟现实一样平庸灰暗，它又有何创作的必要？我们需要不断虚构出邓巴、维斯莱尔、杰克乃至角川式的人物，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都没有”啊！
P42：说起来，闷片的最大功用，本来就是让影评家朝圣式的观看，然后再索引式地分析吧。
P64：他对“爱国”问题颇有反省，如说：“爱国是行为，不是空言；是牺牲自己，不是牺牲别人；是尽义务，不是图富贵；是尽国民天职，不是滥出风头；是个人良心的表现，不是夸张自己的功勋。”这些话，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又说：“现今我国，百业停顿，四民破产。只有‘爱国’，‘救民’，‘抗日’三种生意，无不一本万利，财运大来。不过他们发了财升了官之后，国也亡了，民也绝了，日本也来了。我对他们，无以名之，只好呼之曰‘爱国贼’、‘救国盗’、‘抗日匪’。”这当然是对口号派的辛辣揭露。观此，老宣似乎还是“爱国贼”一语的最早发明者呢。
书中引清儒颜元语云：“治世之民愚，愚，正其智也；乱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这实在是见道之语。———读到这，我顿时有个感想：现在的中国固然不是乱世，但现在的中国人不仍是“乱世之民”吗？中国人是精明有余的，所以一到欧、美、日，就觉得那里钱多，人傻，好骗，更容易占小便宜……那正是因为，人家是“治世之民愚”，而我们却是“乱世之民智”啊。别忘了，“智，正其愚也”！
P77：因为文天祥久已成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标签，爱国主义遮蔽了一切，以至于我们只知道作为爱国者的文天祥，而并不了解作为个人的文天祥了。在大厦将倾的时候，他以一个颓废派诗人起而承担国事，有点像晚唐的韩偓，而结局更为惨烈。做烈士固然极难，但以一个偏爱李义山朦胧诗的人，一个小资情调的人，一个本来无心世事的人，做烈士岂不是难上加难吗？或许，这才是文天祥最了不起的对方吧。
P90：第三篇介绍了十九世纪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针对一个宗教团体的批评：“社会祸害莫大于无知和无节制的宗教狂热；损害良知良能的习惯莫大于盲目地、毫不迟疑地服从无限制的权威。饥寒淫乱是祸害，但是比这些更大的祸害是让全体人民的智能受制于有组织的狂热；是眼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听命于一个立志传布他的狂热的君王；是坐视本来应该对自己的国家的命运负责的人们堕落为无知的工具，听从一个主子的任意使唤。”此文大概写于八十年代，正是我们的“有组织的狂热”结束还不太久的时候，引用这些话，显然是包含了一种沉痛体验的，用香港俗话来说，就是有着“玩针对”意味的。
P110：我总觉得，作为哲学家，假若不能认识世情，不能认识政治，则其思想终有不足，毕竟只是书斋里的哲学家而已。
P135：得天下者得民心。

《书边恩仇录》的笔记-第217页 - 吃倒与穿倒

京都是日本歌舞伎的发源地，每年年终都要举行歌舞伎大汇演，已有三百多年的传统。书中《岁末京都歌舞伎观赏记》一篇就专门记述其事。当其时，全日本第一流的歌舞伎演员都云集此地，分别表演自己的拿手戏，京都人皆视此为年度盛事，称之为”吉例颜见世兴行“。所谓”颜见世“原指歌舞伎班年终重组阵容时，让新班底的每位演员登台亮相，后遂称”颜见世“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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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还提到，歌舞伎的颜见世之时，也是仕女服饰的颜见世之日，因为京都人特别重视穿着。日本人认为大阪人最讲究吃，称为吃倒，而京都人最讲究穿，称之为”穿倒“
这么说来，我哋广州人就近于大阪人，而阿拉上海人就近于京都人吧。以至于能将广州的吃倒和上海的穿倒合为一体，则非香港人莫属也。

《书边恩仇录》的笔记-第127页 - 逝去的变的可爱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得可爱”

《书边恩仇录》的笔记-第182页 - 临时工

筱敏在《幸存者手记》里，写到一场台风和海潮引发的特大海啸，“数米高的围海大堤，数十米高的黑色海浪，堤内是万亩新插的稻秧，这是国家财产，是千万人与海奋斗，用大堤围海造出的良田。大堤崩坍了。我们的英雄奋不顾身跳进决口，手挽手组成一排排人墙，以此堵住决口。。。。海潮退去之后露出来的，就是一排一排紧紧挽在一起的尸首‘’ 这个情节，并非虚构，指的是牛田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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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家庭成分不好的大学生，确未获得烈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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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都归花大姐，坏事都归毛毛虫，此之谓也！

《书边恩仇录》的笔记-第66页

“ 一年开始初日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且喝干杯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有趣，好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