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书俱老》书评

老派文人

　 去年在网上买过一本小书，李君维先生的《人书俱老》，一直念念不忘。 　　李君维属于老派文人，与40年代他在上海曾经用“东方蝃蝀”这个笔名写下的大量时评及小说而名噪一时相比，他的真名以及从上海迁居至北京并淡出文坛使得他渐渐不为太多人所熟悉。80年代他开始以真名在上海本地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两部中长篇小说，可直到整整52年后的1998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增订本）出版后，李君维先生和他的小说创作才正式进入文学史。 　　其实，他近些年逐渐地被人提及，还是因为做为当年张爱玲文字的追随者和传承者，他在报章上发表的完全可以和张媲美的文字为眼下张爱玲的考据增添了不少有益的作料，他那篇《张爱玲的风气》写得活色生香： 　　“她的小说集子《传奇》在百新书店出售就显得有些尴尬，它挤在张恨水《似水流年》的旁边好像不大合适，挤到《家》、《春》、《秋》一起当然更合不到一起。正如热闹的宴会里，来了个不速之客，主人把他介绍到这边一堆人来也话不投机，介绍到那堆人去也格格不入，可是仔细端详一下，他与两堆人都很熟悉，却都那样冷漠。” 　　“我是个不懂文艺理论的人，可是我总感到‘新文艺作家’像个老处男，太多洁癖了。有了这些洁癖，叫人处处受了拘束，于是再回头看张爱玲的东西，直感到诧异：‘这也可以写进小说里去吗’”张爱玲把那些‘新文艺作家’因洁癖而避免的题材，她全取了过来。张爱玲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 　　陈子善先生说，张爱玲成名后的40年代里，因她与胡兰成的关系而在上海评论界倍受冷落和指责，除了迅雨（傅雷）对她小说的艺术技巧作过较为认真的研究之外，胡兰成的《评张爱玲》如果不因人废言，应该承认是40年代评论张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媲美；而李君维的《张爱玲的风气》太重要了，可算40年代评论张爱玲“最美的收获”之一。 　　 　　张爱玲一生保持交往的人有限，除了真正的挚友以及那些跟她写字作文谋生有关的一些人物之外，李君维也是少数见过女作家本人的人之一。他是炎樱大学的同学，但那时的东方蝃蝀还是一刚刚冒头的青年，难免以追随和仰幕的眼光看张，《在女作家的客厅里》并没有太多的奇料，倒是露出一丝有点局促和紧张的拘谨。但留有这样的小文格外难得。 　　李君维在《人书俱老》里的其中一篇文章中说，假若当初研究者不止留心“死”资料，而且关注“活”资料，就更好了：《连环套》等“出土”时，苏青尚在人世；《小艾》“出土”时，张爱玲的姑姑也还活着。这两位重要的“张边人物”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或口述材料，实在可惜。至于另一位重要人物炎樱，迄今下落不明，好像也没有谁曾予寻访。只有张子静出了一本《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可是对于张爱玲来说，他几乎要算边缘之外的角色。“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我们常常以此宽慰自己，然而这话却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用得上的。 　　事实上，李老先生自己也不知不觉中成了重要的“张边人物”之一。只是他还是一向低调如故，应邀参加关于张爱玲的座谈会作发言，“只是偶一为之，其实我不习惯出现公众场合，仅喜二三知友随便聊聊。” 　　 　　《人书俱老》是老先生多年随笔的一个集子，自言：“人老了，名利失时，淡出尘网……书伴着我，书厮守着我，相依为命”。 　　又解，唐代书法大家孙过庭的《书谱》中写：“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这里，“书”是指书法，“老”是指老成、老到、老练、老辣。 　　一本书从头至尾顺畅地看下来，没有讲道理的艰涩思辩，相反是平和中庸，也有点像夫子之道，语言上没什么花头。30多岁从上海到北京定居，对于他来说，北方的语言习惯也有非常难懂难融的过程。他写旅美作家董鼎山、写“小报大王”唐大郎、写翻译家作家冯亦代，写得轻淡闲散，那些故人旧交，随处拾起来即能叙旧，写作并交游而非求功利的旧时文人“风气”跃然生动，落笔之余处处可以看得见老先生绝非卖弄的博学功底。 　　比如，他说，称女佣人为干，是安徽的习俗，是与奶妈相对而言，即不喂奶（湿带）而干带孩子。从小听到大的南方评弹，蒋调，丽调，俞调，张调，徐调等等，老先生现在还能记全那些大家的名字，小时候只有收音机做娱乐，对那些生拗弹词里的典故便很上心，后来扎实的文言文知识都来自于那些曲调。 　　写杨绛时提到一篇小文《玉人》，写，“‘玉人’越长越大，一切非现实性的想望，都成了‘玉人’；一切不满现状的情绪，都是为了‘玉人’”……有机会要找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