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鲁迅论争

章节摘录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我们都知道，他对中国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文学，他是有思想的。思想和作家不是一个等号关系，作家，能写文学作品，不见得有思想，要想当最顶级的作家，必须有思想，这个我们从小就分得清，也就是说，思想是首要的，大于其他的。当然还有先进思想落后思想之分，这且不去管他，鲁迅，自然是最先进的，这个认识被当作铁的事实早就灌输到我的头脑之中。　　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在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已得出自己的看法之后的很长时间，仍不能摆脱对他的迷信，一想到他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他的作品不是很过硬，那他还有过硬的思想，那个思想到今天还闪烁着锋利的光芒，照耀着我们黑暗的自身。我以为我了解他的思想，实际上没有读过任何他的思想著作，一些专用于他的句子使我觉得不必深究，“一个都不宽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品格，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不就是思想么?　　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老百姓第一个变化就是嘴坏了，谁都敢说。深圳建特区后，我有一个做律师的朋友去那边捞世界，回来以后请大家吃饭，有人喝了酒后高叫：鲁迅，什么呀！论思想，他有毛泽东有思想吗?毛泽东，有雄文四卷，起码让三代中国人灵魂受到洗礼；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骨头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打死在石头上。　　我不是说这酒鬼说的话多么发人深省，真正使我震动的是他的态度，不一定非要正确才能发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丁也就说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　　这使我终于可以用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眼光去打量鲁迅。这时我才发现我对他有多不了解。那些经常用于称赞他的话其实不屑于思想，只是夸他的为人或说高贵的德行，拜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其实我对他的思想一无所知。从他无数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不起谁说过他有思想，大家纠缠、感慨、为之涕下、激动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对他可能具有的思想进行猜测，想像这样一个为世不容、痛苦敏感的智者内心一定是“漆黑一团”，这个逻辑似乎是说，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本身就是深刻的思想。我不是太明白这个逻辑，坦白说，直到昨天，写到这里，我还是晕菜，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一　　王朔挺可爱。　　不是读了他的近作《我看鲁迅》之后才产生这种感觉，早在十余年前邂逅相遇时就觉得王朔可爱了。　　那是1988年秋天的事了，我正为作家出版社翻译《中国人气质》一书，一次走到文联大楼前边，见一位瘦小精悍、穿身仔服的小伙子正推着辆自行车跟三四个青年男女说话，一位高个儿年轻人背着挎包经过，问小伙子来做什么，小伙子指指大楼不无得意地说：“作家出版社给出这本书！”又问道：“你来干什么?”那年轻人说：“来给你写评论。”小伙子立即兴高采烈，扬起手臂高声喊道：　　“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　　一时间，我不禁哑然失笑，纳闷这样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作家出版社出书，又坦然请评论者说好点儿。到了出版社跟《中国人气质》的责任编辑懿翎女士提起此事，懿翎拿过一本王朔的书，让我看相片，我方才恍然大悟，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原来那位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朔！　　后来我与文学研究所的同事谈起此奇遇，并学着王朔的姿态喊：“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笑过之后，我又不禁肃然，感到王朔挺可爱：其实作家们是无不愿意评论家把自己的作品说得好点儿的，然而又都不愿说出口，往往还要拐弯抹角地假意谦虚一番，请人多多批评、哂笑等等。然而倘若真有尖锐的批评，则立刻暴跳如雷，恨不得置批评者于死地。王朔则不然，坦然请人说好点儿，倘若人家说不好，批评尖锐点儿，也没见他怎样气急败坏。做到这点，在虚伪之风笼罩文坛的时候是大为不易的。　　读了《我看鲁迅》之后，更觉得王朔可爱，就在于王朔以坦然之心谈出了坦诚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不尽然正确，却是真心所想的。　　二　　其实，《我看鲁迅》是最应该激怒我的。王朔文后有言：“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上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而我目前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员中惟一一个专“吃鲁迅饭”的，要扇，我当然首当其冲，无法脱逃。而我既不会恼怒，也不想脱逃，反会因为终于见到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鲁迅先生而庆幸，即便被扇得两颊红肿，热辣辣地疼，也无半点怨言，并会因为终于亲眼见到了毕生景仰的先生，亲聆他的教诲而兴奋不已。原因在于我之所以“吃鲁迅饭”，并不图这碗饭好吃或易吃，也不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相反，倒是准备吃苦受罪的。事实上，鲁迅这碗饭并不好吃，而且越来越难吃，吃下去只会越来越穷，越来越苦。但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吃”下去，并在1988年秋天广州鲁迅研究会议上就表示过：“即便有一天，研究鲁迅的人要坐牢，杀头，也会坚持下去！并会更加坚定！”1999年秋天上海东方电视台拍电视片《鲁迅》采访我时，我又重申了这一立场。所以，为谒见鲁迅先生而付出被扇耳光的代价是甘心情愿、求之不得的。　　一　　我这个年龄的人，曾经有个时期，不大注意前世的东西。在20岁前，那还是“文革”的后期，我对脚下的土地曾发生过什么，知之甚少。后来偶然读到了鲁迅的书，才知道文章还有另一类的写法，那文字的背后，隐隐地拖着长长的影子，似乎几千年来的苦楚，都集中于此了。而在同代人或父辈的作品中，永远看不到词语后悠长的时光，以及远逝者的灵魂。我那时便感到了鲁迅的神奇，最初的印象，不是斗士、勇者，倒仿佛看到鬼气和血腥。那森然的气息，几乎将我窒息了。　　这感受一直持续了多年，伴着我度过了无聊的青春年月。直到31岁赴京，成为鲁迅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还那么强烈地挥之不去。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以文字的方式，向我们暗示了那么丰富的历史。在和他碰撞的瞬间，我懂得了回溯过去的快意。　　鲁迅是中国的异类，昨天是，今天是，明天大概也会是。自20年代起，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过。我记得在编《被亵渎的鲁迅》时，翻看前人的资料，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他一直在世俗的话语之外，但又是世俗语境绕不开的存在。那些自命是鲁迅弟子的人，与其均有距离。鲁迅的寂寞，是必然的。　　他似乎从未年轻过。读他最早写下的文字，虽不乏冲荡之气，但暮岁般的苍冷，尽人笔端，给人以悠远浑厚的感觉。这一切缘于他早期的记忆，家境的破败，世间的冷眼，甚至儒道释渗入民风中的苦涩，已把他少年仅有的快慰驱走了。我读到他中年时写下的随感，曾经感动于他的惨烈、沉郁。那仿佛从地狱里喷出的岩浆，恐怖里夹带着无边的热浪。在明暗交替之际，在高低起伏之间，身边的冷意似乎在慢慢消失。你可以在那儿读到一点章太炎，读到一点尼采，但仿佛又都不是，那是只有他自己才会有的声音。和那些仅会憧憬，只能呻吟的五四文人比，鲁迅的气象，是驳杂的。　　没有谁像他那样在自虐中苦苦地书写着，好像蘸着自己的鲜血。他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对家庭，对社会，自有一种绝望的看法。但他又不甘于沦入“前定”的苦境，而在灰暗的大泽里踽踽而行。但他的苦行又非顾影自怜者的弱态；那里流动的声音是那么强大，常常让人惊魂动魄。你读一读《孤独者》、《野草》，当会惊异于它们的阔大。张承志与刘恒，都从中学到了什么。鲁迅的文字，直到今天还滋养着那些不甘沦丧的人们。　　记得林贤治对我说：“鲁迅远远地走在前面，我们跟他不上。”是的，当我们无法与其并行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而这背影，把百年间的历史罩住了，把我们的命运罩住了。我们命定在他的影子下生活。当向鲁迅说几句笑话的王朔直面生活时，与其共存的，不还是大大小小的阿Q们么！　　二　　这也是一个怪事，研究鲁迅的学者越多，越说不清鲁迅是谁。围绕他的论战常常是政治式的。但在纯粹学理的静观者中，争执之烈，亦非外人可以想到。如果谁要了解近八十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鲁迅研究，是个标本。各个时期的文化流行色，都涂在了那里。　　鲁迅不是一个不可以说“不”的人，但也许是最经得起说“不”的人。他的隐秘似乎是揭示了人的有限性。而在颠覆正人君子的神圣、庄严的仪表时，他也颠覆了自己。他的一本论文集取名《坟》，用意正是埋葬自己，把与己身相关的人间什物，通通葬于深处，使之不复存于人间。我每读其抉心自食的文字，便暗暗地想，在拷打着黑暗里的生命时，他其实也在拷打着自己罢?谩骂鲁迅的君子们，其实很有点不着痛痒，倒是鲁迅煮自己的肉时，常常触动他的隐痛。他．知道自己的痼疾在哪里，于是拼命地劳作，以翻译、创作、出版，来刺痛自己的灵魂，并唤起和自己有同样苦难的人，一同前行。《呐喊》、《彷徨》，与其说是写给别人的，不如讲是自己心灵的自白。那其中昭示的，正是不甘于做奴隶的苦心。而这些，不仅与中国的近代化主题吻合了，也与人本的困惑吻合了。　　他的带有痛感的文字，连带地牵动着他的周边环境，以及那环境映现的文化史。他有相当的时间在读古书、抄佛经、探赜野史。但他最初的文学活动是翻译而非创作。他和周作人在东京苦苦译书、的时候，中国的文人们还在睡着。许寿裳后来赞叹他是介绍域外弱小国家文学的先驱，不是夸大之辞，那些别国的反抗奴役的文字，正是中国急需的参照。这种努力，一直到他临终前，从未断过。　　我一直认为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可惜世人一直将这颠倒了，以为先生把创造摆在了首位。鲁迅一生有六百多万字的书稿，其中一半是译作。而翻译作品，一直是其版税的主要来源。这些译作十分丰富，有小说、戏剧、美学著作、医药书籍，等等。这些一直缠着中国的现代史，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里还闪着它的影子。而他自己的一些思想来源，也出自于此，其中一些重要的作品，也是在译完了书后，受到启发而创作的。

前言

　　人一经为圣成神，固然相当了不起，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不过同时也就与人拉开了距离，成为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可敬而不可亲的他者。鲁迅的悲哀，其实并不在于“笔尖的围攻”——正是在与“正人君子”、梁实秋、创造社的笔墨论争中，鲁迅的名气愈来愈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高。鲁迅的悲哀，在于逝世之后被歪曲，然后奉上神圣之坛，成为一件斗争的工具，从而离我们一般人愈来愈远。我经常听到一些议论，说鲁迅的作品不如胡适。前些日子我去上海出席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的研讨会，一位工人在火车上告诉我，他不喜欢鲁迅，而喜欢梁实秋和林语堂。我问他读过鲁迅的书没有，他说没读过。对于未读过鲁迅书的人的这种远离态度和逆反心理，造神论者显然不能辞其咎。对于这种人，你对他解释鲁迅是多么伟大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反驳方法，就是劝他认真地读一读鲁迅的著作。因为在我看来，鲁迅之所以是比一切胡适、梁实秋和林语堂们相加都伟大得多的艺术大师，恰恰在于他反神圣时表现出的惊人的坦诚，以及对于自我和整个民族的心理乃至缺点敢于正视的精神。　　鲁迅的一个缺点，就是对中国正宗或神圣的东西，一概加以蔑视。直到晚年，鲁迅还在刨祖坟。这种“刨坟”精神，当然也包括对自己心中之坟的深层开掘。如果说《呐喊》侧重于刨祖坟，那么，《彷徨》和《野草》更侧重于刨心中之坟。《墓碣文》一篇，就是面对坟墓解剖自我的。就是这样，鲁迅将一切神圣的东西打得粉碎，揭开了“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涤尽鬼脸上的雪花膏”。在与“正人君子”的斗争中，鲁迅甚至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将其头上戴的花环撕得粉碎，使其由圣还俗。鲁迅说：“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拚命要蔑视我和骂倒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者，恐怕就为此。”（《两地书·九三》）鲁迅说自己“戴着假面”是过分了，因为在鲁迅的小说，一部分杂文，特别是《野草》中，都会使人感到剖析自我的真诚。但是，为了能够在现实社会中生存，鲁迅在剖析自我的时候蒙上一层艺术之雾，使人不留心就看不出来，倒是真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早年倡导“恶魔派诗歌”，到自称“黑的恶鬼”，呼唤“怪鸥的真的恶声”，鲁迅显然是以恶魔自居，与正宗和神圣的东西对立并加以反叛的。　　美国学者哈南认为，鲁迅几乎在全部小说中都运用了反语技巧，但我认为，鲁迅在杂文中运用的反语技巧更多，使人更难以捉摸。譬如在《说胡须》中，鲁迅说陕西人费了那么多钱请他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前者有点真实性，是种“世故”，但决不至于世故到讲演时骗学生的地步；至于说写文章为卖几文钱等等，都是反语，但又不是一点真实性没有。然而，对于鲁迅反语式的自剖，人们并不认真对待，甚至会以为是说别人而非说自己。对于鲁迅小说，人们还会以小说的虚构性为由，不将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的自剖联系起来。《野草》虽然是表现自我的，但又“朦胧”难懂，不确实性太大。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善于自剖而感到自己并不渺小的鲁迅，当成为伟大人物之后，就常被简化和歪曲，以至于成了比“正人君子”的光环还是神圣的神。以小说为例，虽然鲁迅说小说“大抵是作者借别　　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而《在酒楼上》、《孤独者》和《弟兄》等小说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张沛君等是鲁迅深刻自剖的产物，但是，造神论者却说，鲁迅是站在“天上”，对“地上”的这些革命的落伍者、个人主义者和自私自利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假如鲁迅在世，那么，他会对文本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之大感到吃惊，然后对接受者不顾他的话而胡乱解释表示愤怒，因为他早就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　　鲁迅以其惊人的坦诚与深刻的自剖，成为离我们最近的艺术大师和文化伟人。他那种反叛传统的精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颇有点解构主义意味。因此，将那些神圣的光环取去之后，鲁迅不但不失其伟大，而且会显得更伟大，也更可亲。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1月29日）

书籍目录

走出神圣光圈的鲁迅（代前言）

挑战鲁迅言论述评

第一编 作家的挑战

第二编 学人的挑战

第三编 对挑战者的回应

第四编 正面立论式的回应

第五编 对挑战背景的反思

第六编 对挑战和鲁迅的辩证理解

第七编 挑战对“鲁学”的触动

第八编 关于“文人相轻”的论争

第九编 七嘴八舌话鲁迅

第十编 鲁迅和重学的未来

编后记

作者简介

《世纪末的鲁迅论争》即收入在这场论争中见诸一些重要报刊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共40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论争各方的观点。同时，编者对收录的文章作了系统的分类，以凸现这次论争对人们认识和评价鲁迅，尤其是对鲁迅研究本身的影响。2000年，王朔、冯骥才以及一些青年学者对鲁迅的作品、为人以及鲁迅研究提出质疑，遂引起一些波及文学评论、现代文学研究及鲁迅研究等领域的论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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