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绝响

章节摘录

版权页：钟敬文谈“成功”与“做事”钟敬文先生在他撰写的《我与中国民俗学》一文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长达七十多年的民俗学研究中所走过的坎坷历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事情是没有的。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探索的结果。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他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需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诫他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揭示了积累和成功的规律，是钟老留给广大后学的宝贵的治学经验。俞平伯很有文学天才，他在风华正茂的大学时代，就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可是，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也决定出国留学深造。1920年，他赴英国留学，拟学经济专业，不久，因经费不足和想家，就急急忙忙地回国了。1922年夏，他又被派往美国留学，拟学心理学专业。当时，他的好友顾颉刚极力反对他出国留学，希望他能在国内发展自己的文学天才。就在顾颉刚写信劝他不要出国留学之时，俞平伯仍按照自己的兴趣，用出国前的三个月时间，完成了红学研究专著《红楼梦辨》的写作任务。在这部书稿写完一半的时候，他曾带着手稿去苏州看望顾颉刚，于是，发生了半部书稿失而复得的经历。那一天，顾颉刚邀请王伯祥、叶圣陶和俞平伯同游石湖，然后，大家一起乘马车送俞平伯去火车站，回杭州。俞平伯生怕弄丢了稿件，所以，他不把手稿放在手提箱里，而是放在自己的身边。然而，马车颠簸，手稿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颠下了马车。俞平伯发现后急出了一身冷汗。顾颉刚当机立断，命马车倒回去，沿途寻找。王伯祥更是机智，专门盯着迎面来的人手里拿的东西。终于，远远地看见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东西，王伯祥上前询问后打开一看，正是俞平伯的手稿。大家都暗自庆幸。俞平伯抱着失而复得的手稿说：“倘使这稿子真的丢了，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然而事实是手稿又找回来了，这不仅坚定了他搞《红楼梦》研究工作的信心，而且使他一生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1923年4月，《红楼梦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之后，他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又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予以修正。但这些努力，换来的却是1954年在全国范围内对他的红学思想的批判。耿直的俞平伯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批判，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直到1967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之后，这才如梦初醒。20世纪80年代，他的表弟许宝骥又谈起了当年丢失《红楼梦辨》手稿的往事，俞平伯说：“稿子失而复得，有似塞翁故事，信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也。垂老话旧，情味弥永；而前尘如梦，迹之愈觉迷糊，又不禁为之黯然矣！”他后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说：“早年曾将《红楼梦辨》原稿遗失，……如稿不找回来，亦即无可批判也。”一方面他相信事有前定，不可强求；一方面他又幻想稿子真的丢失，就不会遭到批判，命运或许会好一些。可见1954年的批判对他的心灵上的伤害太深了，他无论如何不能释怀。

前言

这是一本小书，但记述的确是一些大师们的事情，而且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从《大师的侧影》一书中辑录出来的。另外，又从我早些年编的《学林往事》一书中摘编了一些补充进来。书中记述的那些事情，大都是我在向他们组稿时听到的。可如今，这些大师们大都仙逝了。这些往事也就成为珍贵的史料了。我以为，这些史料不仅有趣，不可再得了，而且还能引发我们的思考。因为这些大师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人物。从这些趣事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大师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他们那鲜明的个性、渊博的学识、分明的爱憎、卓越的贡献。只可惜，他们的中年、最应该出成绩的时候，却被那个年代里太多的政治运动耽误了大好时光。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一开始投身编辑工作就进入了中华书局，先后参与了《书品》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的创办和编辑工作，使我得以先后同这些大师们建立起了联系和友谊。可以豪不夸张地说，我那时经常外出拜访作者，有时一天要去六、七家，大都是骑自行车去。平时多靠通信联系。今天的编辑工作与我们那个时代确实是大不相同了，信息高速发达的结果，是编辑与作者基本不用见面和写信，只需打个电话或发送个邮件就可以解决了，确实是快捷和便利了，但是也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这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文化是需要悉心培养的，会产生共鸣，发生承传的。编辑工作尤其如此！因为有很多选题和想法是在和作者聊天中生发出来的。不是拍拍脑袋就能有的。当然了，有许多趣事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说起和听到的。但现实状况如何呢？我不说大家也都看到了。一切向“钱”看，是出不来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的。试想：作者只想赚钱，出版者一门心思想捞钱，他们都掉进了“钱眼里”，哪里还会有文化？又怎么承传呢？还是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大师们的趣事吧。我敢说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文化，是学术，是做人。这本书确实有趣，且已成绝响；固然可以轻松地读，却不能不深深地想：我们今天究竟应该从这些大师们身上学习些什么？我希望年轻的读者都能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张世林

内容概要

张世林，编审，1984年调入中华书局，1986年参与创办《书品》杂志，并任责任编辑。1992年调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参与创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并任责任编辑。1999年调入朝华出版社。2000年入新世界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主编有《学林春秋》(六卷)、《学林往事》(三卷)、《家学与师承》(三卷)、《名家心语丛书》(二十部)、《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等。

书籍目录

钟敬文谈“成功”与“做事”顾廷龙谈用“变天账”换美元顾廷龙的耳背与“耳聪目明”缪钺先生给我的墨宝周有光谈接触过的重要人物周有光说张家四姐妹邓广铭认为传统文化首先应该现代化邓广铭与《学林春秋》吴宗济缘何离开史语所吴宗济逃过“反右”一劫张岱年谈胞兄张申府杨向奎谈哲学与科学杨向奎说张政娘和丁声树钱锺书说钱穆钱锺书让我帮他借《中华大藏经》周振甫与钱锤书的交往周振甫的谦虚于道泉趣闻一则季羡林的“君子一诺”季羡林谈蔡元培及其他季羡林说“大事糊涂，小事精明”季羡林说“皇帝”何兹全说一定要做完的三件事何兹全说傅斯年和史语所何兹全回忆陈独秀侯仁之说王世襄还欠他一样东西胡厚宣称赞裘锡圭胡厚宣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与甲骨文》张政烺负责点校《金史》张政烺说招进了一个好学生张政烺接待李慎之史念海谈黄河和长江启功“投笔从戎”的故事启功发脾气周一良拒绝我的请求周一良谈往罗继祖反对古书白译马学良回忆导师丁声树马学良说潘光旦曾劝慰费孝通程千帆谈黄季刚为何重视拜师程千帆说“没有匡老就没有我后面这二十年”王世襄请吃饭王永兴谈师从郑天挺王永兴谈向达手抄《敦煌卷子》的毁灭听任继愈冯钟芸二老聊天赵俪生给我的信吴冠中谈写自传及其他李慎之谈“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李慎之说要写一本介绍周恩来的书赵守俨给我创造机会钟敬文受聘北师大赵元任谈作曲儒佛兼修的梁漱溟先生范文澜先生的治学格言——“专通坚虚”傅斯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铁骨铮铮”的朱东润先生“学到老，学不了”的于省吾先生美学老人朱光潜既无言论更无行动的“右派”陈子展毅生师教我记庙号《红楼梦辨》手稿失而复得  给俞平伯带来了什么敢于为老师仗义执言的俞平伯先生罗庸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生性耿直的向达先生新女性作家冯沅君唐兰先生在“文革”中的一件趣事父亲郑鹤声对我的教导为人耿直、尊师爱生的刘节先生“为社会服务”的魏建功先生雷海宗被划为“右派”的起因冯至先生一生的三大憾事

编辑推荐

《大师绝响》：近代中国命运多舛，在国家危亡的重压下，一批读书人或闭门苫读，或远渡重洋，以寻求强国之梦。作为时代的独立思考者，他们开启了一个多元，开放与宽容并存的精神国度。任复兴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下了启蒙时代的前奏曲。聆听远去的大师们的心声，就像在回放那个时代的一张胶木唱片，大师们的思想灌成的旋律，或激扬或低回地冲撞着每一位用心的听者。

作者简介

《大师绝响》介绍了唐长孺、陈寅恪、游国恩、胡适、瞿秋自、启功、俞平伯等多位已故大学者的事迹，撰写者主要是其门人弟子，少部分是同事或家人，他们和所写的人都有直接的师承或亲身的接触，也只有他们才是最适合的作者。例如张泽咸写唐长孺、万先荣写游国恩、蒙默写陈寅恪、林东海写俞平伯和启功、孙玉蓉写瞿欷自等等，颇有价值，堪堪可称学术佳话也。

他们是活跃于20世纪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学者，书中记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和周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庶几可为研治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人们提供一份比较新鲜、可信的研究资料。

编者约请当代名家所记录的前辈们的往事，在今天来看，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录，更是点燃我们思考的引线……穿越对间空间的迷雾，带我们看那个时代的沧桑与知识分子的气节。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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