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章节试读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天不生蔡伦 - 天不生蔡伦

（二）关于八国联军在北京建公厕。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马上发现北京的公共卫生危机，四下的农民不敢进城收集粪便，使得本来就污秽不堪的北京简直脏得令人无法容忍，居民为了保住自家小院的清净，都跑到街上随地大小便。于是，分区占领的联军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特别以美占区和日占区搞得最好，他们开始在街上修建公共厕所，组织人员定期打扫，安设路灯，严格查禁随地方便者，查到了罚去打扫厕所，做苦工。而且组织中国人自己学习管理街道，安排打扫厕所、检查卫生、维持街道，像现在培训伊拉克人一样。很快，在联军撤离后，北京人就学会了这一套。顺便说一句，上海租界管理查禁中国人随地方便的，始终是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成本太高，而中国人则总是在和巡捕在排泄方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电话上，张先生还说，八国联军中的德国，火气比较大，随地大小便者，见了就是一枪。罚款、服役类的惩罚，那是轻的。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31页

即发源于希腊，人家西方的民主，贵族和阔人的民主。民主是权力的妥协：富贵和贫贱要妥协，富贵和富贵也要妥协，妥协完了，和气生财，抄家伙的都放下，谁也不许胡来，曰民主政治。王朔的小说有句话，“党纪国法可以犯，人民群众不能惹”这句说到点子上了，现在网络上“美分和五毛”的“帽子”漫天飞，最好别说话，不然都向你身上“泼脏水”、“扣帽子”，都愿意随便给别人做主。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读《剑桥战争史》 - 读《剑桥战争史》

其实，在过去一百年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早就有先定之数：列强世界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既没有机会先抢，也没有力量后抢，只能自己抢自己，苦苦挣扎于世界之林。现在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相比，地位是提高了（无论怎么评价，这也是拜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赐）。但水涨船高，在世界的整体格局中，在西方的心理框架下，我们和两次“公理战胜”后，地位还是差不多。
两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是“八国联军”的窝里斗，先抢者和后抢者斗。
德国是后抢类的国家，始终处于“四战之地”，结局最惨，两次都是战败国；英、法扼其左，俄国阻其右，都想引祸水于对方，但彼此都倒了霉，两次大战，也是损失惨重；奥匈帝国也是后抢类的国家，为德国帮凶，一次大战后，迅即土崩瓦解；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后抢类的国家，二次大战跟德国跑，也没什么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捞到好处的，只有美国。一次大战，打出一个“法”（法西斯主义），打出一个“共”（共产主义），引起二次大战反“法”，冷战时期反“共”。但反来反去，亲缘关系没有变，基本结构没有变，在美、英、法的眼里，德、意、日还是他们的人，俄国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我们徒有“战胜国”的虚名，既不是最贫弱的国家，也不是“八国联军”圈里人，一直扒在车帮上，无论怎么变，地位都不能同日本相比。因为日本是他们圈里人，而中国不是（就连汉学研究的地位都是由此而定，过去我不明白，现在看得很清楚）。二次大战期间，所有强国都是以邻为壑，珍珠港事件之前，它们对中国都是见死不救，孔祥熙游说德国，宋美龄游说美国，都是洒泪而还，为什么？除移祸苏联，还有个理由，就是日本在亚洲最有领导资格。现在轮到反“恐”，没有反完的“共”都纳之于“恐”，叫“后冷战时期”，对西方来说，是打完大敌打小敌，又转回去了。所以，我们的世界反而更像1900年，即八国联军到北京教训我们的样子。
有个西方学者跟我说真心话，现在这个世界，屈指可数的流氓国家，你们是难逃其外；本世纪还保留吃人习俗，你们是独一无二（他们已写出“中国吃人史”）。在他们眼中，我们还是义和团。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345页 - 大师=大格局

中国学术界苦于大师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一样。学者徒唤奈何，却很少反省原因。原因何在？很简单，主要是无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师。无大格局，自然无大师。而大格局者，只有社会剧变，思想风气、学术范式随之转移的时代才会有。中国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学势如潮涌，就学阵脚大乱，即使遗老遗少，也不能不受时代风气感染（反对本身也是感染）。是时，一切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即使驽钝中才之人，预临其事者，都是祖师爷，当然大师辈出。及新学立，各自分疆划界，自立门户，学者惟祖师爷是从，弟子各得其一体，犹如富家分产，日久必衰，虽聪明绝顶，也不过是添砖加瓦，增光其事而已。大师之统还在，大师之体全无。大师是自然不会有了。
只有挑战格局的人才能成为大师，只有挑战格局的人多了，才能成为大师辈出的时代。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44页 - 剑桥战争史

“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以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101页

一次大战逼出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惯出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如占青岛）。共产党也是被逼出来的（日本侵华，列强不救欲以遏苏）
日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中国的启蒙是救亡图存。救亡与启蒙之间，中国只能是救亡压倒启蒙。光启蒙，不救亡，只有当汉奸。中国别无选择。
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欺负人的，一种是被人欺负的。中国属于后一种。
发展、效率、剥削、压迫、强权、侵略是硬道理；闲暇、和平、自由、平等、公正是软道理。软的打不过硬的，硬道理管着软道理。但未必就该逆来顺受，古人云：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两只小熊只有一块饼，狐狸帮忙分。狐狸把饼掰成两半，一边大一边小，吃亏的小熊不干，狐狸就往大的半边咬上一口，一口又一口，直至省下两块小饼。小熊觉得狐狸很公平。
封建社会奴隶的命不值钱，现在的矿工也不值钱。空难车祸的多一些。
《剑桥战争史》为什么不谈中国：他们认为东方打不过西方，所以不谈。西方军事重纪律和训练；重侵略和杀戮（中国：礼仪性战争）；重扩张和支配（中国是内部战争）。总之，西方战争方式，重实力是它的特征。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恐怖就是战争的继续。人民总是习惯把利益冲突转化为道德（或宗教）说教，因而把暴力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坏，只能从政治目的判断，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复杂，很难按道德来判断。现代恐怖主义，背景很复杂。冷战时期，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利益，美国支持的多是独裁政权，并人为制造了很多的地区冲突，撕裂殖民统治和战争遗留的历史创伤，引发宗教、种族、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现在的恐怖主义，更直接与美国扶以打巴，支持塔利班抗苏，以及利用伊拉克打伊朗，还有解体苏联的战略有关。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中国古代都邑：岐周、宗周、成周；盛京、承德、北京。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民族为邻，苦其侵扰，从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筑高墙”。满族以外族入主中原，角色相反，是靠“广修庙”（民族融合）。承德和汉代的甘泉宫，正好一头一尾，是民族融合的象征。甘泉宫是胡汉往来的关节点，有汉祠，也有胡祠（汉武帝北逐匈奴，借匈奴神袛怀柔匈奴）。
世界上的国家形态，一是小国林立，没有统一的国家而有统一的宗教，宗教管国家；二是统一的国家没有统一的宗教，国家管宗教。征服城池容易，征服人心难。于是一种方法是野蛮杀戮，无遗寿幼；二是笼络人心。人家的国家亡了，要想办法把它重建起来；人家的国君死了，要把他血缘最近的遗属找出来，让他接续香火，保持该国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贤人躲起来了，要把他们请出来做事。如武王克商，把商纣斩首，但下马之始，即表商容之闾有，封比干之墓，请商朝的遗老出来做事。商王的后代，也授土授民，初封于殷，后封于宋。（柔远能迩）
吴三桂：荣辱只在一念之间。忠孝不能两全。然吴三桂的再度反叛，使一切都成为谎言。吴遣使至徽州聘谢四新，四新辞不赴，答一诗曰：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使回，桂怒骂曰：薄福小人！（李陵不归汉：义无再辱）
由“吴三桂变节”所体现的历史悲剧并不在于中国太少投缳赴水之人（崇祯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是在于当一个国家对待自己得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将用什么去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人（张学良时代大家反对过的），自己整自己人（文革时代大家经历过），自己坑自己人（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令人厌恶的东西。很多人，他连自己的同胞都不爱，还张口“爱国”闭口“汉奸”，在我看来真是耻莫大焉。
学术界：一是官僚化，没有学术平等，三六九等的职称等级，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把学生管死；二是巧立名目上大项目，大兵团作战不仅是金钱浪费，也是人才的浪费；三是广大教师待遇太低。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
中国文人，理想中的女人是妓女，不是妻妾。妓女都是从小培养，琴棋书画，多才多艺。特别是名妓，诗酒唱和，传为美谈。其中不乏侠骨刚肠，深明大义，力劝男人投缳赴水全名节（李香君、柳如是）。
整个左转，都是男权女权激烈斗争的爱情悲剧所组成。一般的故事模式是这样的：国君为嗣续和外交关系，总要娶好几个老婆，但有“公牛效应”，他们往往爱上年轻美貌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的儿子，因而废嫡立庶、废长立幼，造成国内国际关系的混乱和紧张。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61页

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国外多，后者国内多）。我觉得，我是作者，这不过是落笔成文后的一种临时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用普通读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读者的心情写，没有评判资格，也不负指导之责，自娱自乐，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书法，钟王之前，鼎彝简帛上的字，漂亮，但写字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书法家。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好像沈从文讲过这个道理。它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撰写，但读者却往往立场相反，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文学的正义恰恰就在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弱小而失败的抗争者。在文学家的笔下，这些失败者常比胜利者更能长驻人心。他们的批评虽流于道德谴责，而无助于事实的改变。但假如没有抗争，假如没有对抗争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我们的文明该多么野蛮和荒凉。“礼”这个东西，谁都喜欢，但也是约束。很多礼物都是抵押。汉族的优势是文明，文明的优势是腐化。这些庙，是当时的天下缩影，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公园。批评也有境界高下之分：上者是以发现问题推动研究为目的，下者只求挑错找茬贬低别人炫耀自己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名妓是名士的名犬。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65页

有人说，今天的战争很文明，是外科手术，它杀死的是社会毒瘤、人类病灶，不但自己不死，而且所有好人也不死，死的全是坏蛋，军队变成医院，杀人的都是大夫，这是典型的“成人童话”。作者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70%至80%的伤亡是军人；1945年以后，死人最多反而是平民（598页说），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战争是有组织的杀人，既包括军队，也包括平民。古人强调“兵刑合一”，是从合法性的角度讲。他要杀人，而且是杀很多人，最好是把战争说成刑罚，军队说成警察。如《司马法·仁本》有句名言，叫“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曹操《孙子略解序》引），意思是说，人如果故意杀人，则把他（或她）杀掉是可以的，就是讲这种合法性。刘邦约法三章的“杀人者死”，还有布什口头禅的“bringsomebodytojustice”（以及“非敌即友”、“死活都要”），也是类似表达。它们都无法改变战争的残酷性。即使今天，兵法也还是“杀人艺术”，军人也还是职业杀手。在杀人（包括杀害平民，如广岛和越南）这一点上，它们和恐怖分子并没有区别。西方“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就在于这500年的战争有一种始终不变的传统（要照作者说，就是2500年的传统），一种西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传统。它不仅打出了西方自己的秩序，也打出了西方支配着的世界秩序（美国咳嗽一声都是九级地震）。其“成功秘诀”也在于，发展到今天，西方已经把战争馈赠给其他地区，武装最好的军人已经几乎不死，要死都是落后国家的军人和它们的平民。
这段评价很中肯。军人还是军人，不是医生。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35页

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是源于法国议会的坐席排列，保守派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右面，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左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把激进派和*派视为共产主义的同盟，对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进步作用也极尽讴歌，而把各种保守势力看作反动的一伙。
但现在大势所趋，是派别杂交，而独钟保守，全世界都如此：
美国共和党在恢复基督教风化，重返保守主义，鼓吹美国式的爱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推行美国价值，像施瓦辛格扮演的角色，充当历史“终结者”。
共产主义在补课，学习市场经济、*政治。但新一轮的开放，西化还是器用，复兴传统，做强国梦，扬我大汉天声，才是道体。学者以宋明理学包装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跟港台欧美的新儒家起哄，鼓吹崇圣读经，到全世界散德行，亦蔚为风气。典型说法见《甲申宣言》（我叫“假呻宣言”），即用夫子之教启欧美之蒙，也叫“第二次启蒙”。
世界上的各种“义和团”也在石油滚滚下，顶欧风美雨，更张原教旨主义。
三者很有对称性，但纯种的资本主义还是人家美国。
重新包装的自由派即新保守主义，是乘时而起的当红角色。
其他派别，稍息，立正，向右看齐。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 - 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

　　过去，我到鱼藻轩凭吊，曾惊讶湖水之浅，浅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只有脚脖子深。小时候，我常在那儿划船游泳，这是昆明湖中最浅的地方。这怎么会淹死人呢？是不是当年的水比现在深？我也纳闷过。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从前人的回忆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浅，竟从临水的高台直接往下跳，而且是以头入水，扎在泥中，可惜了。我猜，呛水之前，他就已经摔死了。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23页

公平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不出。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283页 -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66页

从战争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最容易看出，“强国即国际”的观点是怎样流行开来；也最容易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即“过分的、不合理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来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次大战前）欧洲列强谋求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分裂的思想。沙文主义，也是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的反动思想。现在，却被当作顽抗“现代化”的恶谥移赠给落后国家。他们只反小国沙文主义，不反大国沙文主义，这本身就是霸道。美国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联合国，也高于国际舆论），需要或听话，虽*也可支持（如巴蒂斯塔和塔利班）；不需要或不听话，虽合法也可颠覆或暗杀，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都碰到过这类麻烦），这难道就不是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了吗？况且，如果说小国沙文主义反动，那也是都从大国沙文主义学来的。“强国梦”的根源在于“强国”（“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条打狗棍”），“民族主义”的根源也在于“国际”（international的问题当然管着national的问题）。西方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送去了贫穷和污染，动乱和战争，“乞丐和龙王比宝”，是落后国家的悲剧。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4页 - 第五章

当一个国家，自己作践自己的国民，连倭寇都不如，你还怎么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是时，官与寇，满与汉，势若水火，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是更轻？
中国的百姓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附官则寇杀之，投寇则官杀之，降满则汉杀之，保明则满杀之。
现实的合理性是如此残酷，人们的选择是如此对立：每种选择都是为了活命，每种选择都是无所逃死。
我最恨这种选择，不是观点不鲜明，不是立场不坚决。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10页

人穷也得有根打狗棍。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这是当年的硬道理。
然而，棍子的代价太大。乞丐和龙王比宝，越比越穷。
国富民穷，穷则凶，凶则饿——穷凶极恶，这是“月下独酌”的悲剧。
月亮痛恨所有的影子。
但没有月亮，哪来的影子？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1页

　　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国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
　　有两样文章不爱看。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
　　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
　　李白嗜酒如命，经常烂醉如泥，喝，喝，天天喝，直到醉死当涂。后世酒楼，拿他当招牌，画个醉汉，叫“玉山倾倒”，挂个酒帘，称“太白遗风”。 “月下独酌”，是一种意境：
　　喝酒一定要夜里喝，而且是一个人喝。
　　喝着喝着，如果能喝出三个人来，则是更上一层。
　　酒中有哲学——苦闷的哲学。
　　“有”了之后，吃什么好，怎么睡才得劲，问题又生。如果什么都享受过，非什么不吃，非什么不睡，最高的山爬到头，下又下不去了，怎么办？那才是最大痛苦。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直接就下来了。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人只有到了这一步，才会懂得“聊胜于有”。
　　酒桌上有个说法，“咱们是小孩的jībā（以下各篇，凡不雅之词，皆用汉语拼音），来日方长”。
　　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经济学。他这一辈子，前后写过三个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这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的草稿。
　　卢梭是“天赋人权”说的鼻祖。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18世纪流行的“自然人”说为基础。他所谓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启蒙思潮的理想之辞。所谓“自然人”，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
　　伏尔泰说，卢梭的书是反人类的书，读了，就想四肢着地爬着走。
　　罗素说，希特勒是来自卢梭（相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出于洛克）。
　　然而，这却是《人权宣言》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家说：
　　饥民劫富济贫吃大户，工会罢工停产搞谈判，黑老大金盆洗手，阔米商开棚施粥，非法加合法，强迫加自愿，税收调节，慈善事业，什么法子都用上，才有一点点让步。
　　这是我们听说过的。其他办法，好像还没有。
　　公平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不出。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大同是人类共通自古就有的理想，可惜成本太高。谁都说，公平分配，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然而，历史上的“均”，却无不以“寡”为前提。共同富裕的“富”，那都是富人玩剩下的。
　　1960年，有个爱尔兰科学家，叫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年），他给各国政治家算了笔账，全世界的财富有多少多少，人口有多少多少，科技水平有多高多高。他说，现在是时候了，足以让大家分享繁荣不受穷，坏就坏在穷兵黩武，所以世界级的大国领导（包括当时的我国领导），他给他们，每人寄上一本书：《没有战争的世界》，劝他们放下核武（当时，此书有内部读物，图书馆还查得到）。否则，大家同归于尽，他警告说。然而44年过去，地球照样滴溜溜转，没人听他老生常谈。
　　人类自有战争，从来就有两种战法，强对弱或弱对强。通常所谓的正规战法，只是前者。这样的战法绝不是惟一的战法。我们不能说，只有弱者用强者的办法对付强者才算战争。这在军事学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书都强调一点，谋略是和诈伪有关。而“兵不厌诈”的要义是：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如色诺芬的书就把恐怖主义当军事手段。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体现的是“两极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极端倾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战争论》）。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恐怖就是战争的继续。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利益冲突转化为道德（或宗教的）说教，因而把暴力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坏，只能从政治目的判断，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复杂，很难按道德来评判。
　　如果非拿道德说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们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谁，也就够了——敌人总是邪恶的。
　　《不列颠》说，现代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请问，在炸弹随处可能落下的伊拉克，他们能够离开这个“大现场”吗？
　　西方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崇尚武器，崇尚实力，崇尚大规模的杀戮和报复，崇尚对外的侵略和征服。他们谈论战争，总是喜欢把根子追到两件事上。一是人类的暴力活动，与男人有很大关系，与男人的暴力倾向，特别是性侵犯，有很大关系。二是人类的暴力活动，和动物有关，和打猎有关，和打猎后用猎物作牺牲，进行血祭有关。
　　关于第一点，我们要注意，西方以M打头的字，有不少和暴力倾向有关。如：man是男人，male或masculine是男性，macho或machismo是阳刚之气或男子汉气，martial art是武术，military art是兵法。他们说，男人来自火星（Mars），火星是战神，总是喜欢强加于人。一个国家把它的男人派到另一个国家，杀死所有男人，包括老人和小孩，强奸和虏走所有女人，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战争和男人心目中的胜利。
　　第二点，也很有意思，古代的猎人和牧人是男人，他们和动物的关系很密切。贵族武士都爱打猎，打猎是原始的军事训练，到处如此。他们用猎物献祭，祈求神祐，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第一，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人比为野兽，可以任意杀戮；第二，自己的手段也非常动物，虽“饥餐”、“渴饮”也有合理性。古代杀俘献祭，就是模仿这种血祭。
中国重人道，人与人斗的学问特别发达。
　　战国末年，杀人盈野，是中国兵学的黄金时代。
　　《鹖冠子?近迭》有段话：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若？”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嬴。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鹖冠子?近迭》）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之地，最有传统的祭祀是围绕八主祠。八主祠的遗迹至今犹在。八主者，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其中天主、地主、兵主是相当于天、地、人三才。兵主祠，祭战神蚩尤，就是相当人主祠。
　　我国的神话，九天玄女也是一位战神。她不仅以战法教黄帝，还授之以房中术。中国的房中书一直是以战争喻男女之事，称女子为“敌”。男人于五行为木，配四神的青龙，外刚内柔；女人于五行为金，配四神的白虎，外柔内刚。男人不是女人的对手，“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古人称为“金克木”。明清色情小说常有这类描述。
　　《说文解字》卷十三下蟲部有“皿虫为蛊”之说。古人相信，只要把各种毒虫放一块儿，让他们互相吃，就会产生剧毒和传染性，有些是立即见效，有些是效果缓慢。长江以南，自古就流行这类巫术。特别是西南地区，如云南和西藏，就是今天，也还保存着这类技术。 中国的兵书分四门。
　　四门，即《汉志?兵书略》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权谋”、“形势”是谋略，“阴阳”、“技巧”是技术。谋略的地位，显然在技术之上。谋略是道，技术是器。道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也是特点。
四门中的谋略，传世经典比较多，主要都保存在《武经七书》里。中国的先秦兵典以齐地为最发达。名气最大，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太公兵法》（包括《六韬》）。
　　中国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尚权而轻力，贵谋而贱技。这和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对战争现象做超越时空的讨论，优点是高屋建瓴，缺点是下临无地，有利也有弊。
　　明清时代，妓女是文人的镜子。学者比照自己，塑造了一种“千古文人妓女梦”（套用陈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个问题老说不清，即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明明爱的是国家，但“国”和“族”总是打架。2002年有一场争论，是围绕“民族英雄”，有人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就是因这个混乱而起。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收入《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一文中也为此事费过不少笔墨。其实，国、族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时有变化，时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剑，必然搞不清。中国学者有一种习惯，就是老把今日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非把宋、明爱的中国和汉族等同于现在的中国和汉族，这当然不对。但近年来，有些美国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人才是中国人，这个定义更荒唐。在英语里，Chinese既是汉语（或中国语）也是中国人，好像就是一码事。然而，从希腊时代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国籍认定，也不能这么简单。起码我们不能说，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英国人，或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就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与“爱国”的概念相匹配，“汉奸”的概念也很复杂。
　　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
　　体育在现代是人类宣泄感情的重要渠道。“宣泄”（catharsis）这个词既有“排泄”、“发泄”之义，也有“净化”、“升华”之义。虽然大家都说“奥运精神”是和平、友谊的象征，但参赛选手和观众却往往走火入魔，每每是拿比赛当假想战争，狂泄其爱国热情。大家对体育那么投入，除去对竞力斗智有瘾，还有一大刺激，就是对机运的追求。比赛，如足球，对抗性越强，结果越难预料，人的兴趣越大。无论你在它上面押不押钱，赌博心理都少不了。
　　抠门是经济学的本质（economy的本义就是节约），它的意思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什么都精打细算。“大红灯笼高高照”，后面就是抠门。 中国自宋以降确实有阴盛阳衰的气象，而且妇科的研究也发达。但我认为，中国的这一段，妇女的地位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下降。妇科本身，其实和房中是一路货，男性话语，只多不少。读圣贤书，无后为大，什么都丢了，孩子也不能丢。这才是明清妇科的潜台词。
　　心理学家说，儿童的心理特点基本上是形成于五岁以前。五岁以前惯坏了，撒泼打滚，哭闹成性，就扳不回来了。 《左传》是讲“乱”，讲“礼坏乐崩”。“乱”的原因是什么？原书有答案：
　　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闽公二年）
　　原文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权力被二元化或多元化，即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势均力敌的第一夫人，两个或两个以上势均力敌的继承人，两个或两个以上势均力敌的执政大臣，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存在的首都，这是一切祸乱的根本。我说过，这段话是解读《左传》的钥匙。当时的继承危机，背后是男权和女权的斗争，驯化和反驯化。
　　整个《左传》，都是由男权和女权激烈斗争的爱情悲剧所组成。故事的基本模式是，国君为了嗣续和外交关系，总要娶好几个老婆，但有“公牛效应”，他们往往爱上年轻美貌的小老婆（有时还是儿媳妇）和小老婆的孩子，因而废嫡立庶、废长立幼，造成国际关系的混乱和紧张；国内的执政大臣和贵族势力，围绕嫡庶长幼、立子立弟，斗争也十分残酷，不但经常发生弑君杀后的惨剧，继承人的命运也十分可怜，只有父族和母族各有大援，才能站稳脚跟。即便站稳脚跟，也往往是一子立则众子杀。侥幸不死，流亡海外，投靠母族或其他国家，借外国势力和本国内乱，也有回国即位的例外，但颠沛流离，也是备尝心酸。
　　纲常也有例外。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体现的是男性统治。它有个很大的漏洞，即母子关系是模糊地带。
母为子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女性颠覆男性，这是一种和平路线图。中国古代的女主，主要是用这一条。
　　便器古称亵器，也叫廁牏。小便用溺壶，大便用净桶。古代称为虎子的溺器，唐以来，虎子改称马子，是避李唐先人李虎讳（《云麓漫钞》卷四）。港片多用“马子”代指女朋友，大陆也学会了（如《没完没了》），其实这不是粤语，而是港片国语版借用的台湾词汇，含义很下流。
　　马桶，来源于马子。马子本来是亵器的统称，不分大小便。恭桶则和明清科举制有关。过去，科举考场有两块牌子，一块叫“出恭”，一块叫“入敬”，士子如厕，要领出恭牌，大便叫大恭，小便叫小恭，统称出恭。
　　浙江北部农村的厕所，是这样的：一般厕所三面有墙，一面开放，开放的面一般对着马路，厕所里安放着一个或者数个大缸，大缸对着马路的那面，安一个木制的架子，架子上钉满了板，架子的上沿是很圆润的，好让人坐上去比较舒适。人坐在上面，屁股刚好伸到大缸的上空，屎尿自然进入缸内。出恭的时候，不仅可以看眼前美景，而且还可以跟马路上的人闲聊，碰上男女分开的厕所（一般是不分的），彼此之间还可以一边拉屎一边调情，这是我亲眼所见。不过，北方人使用这种厕所一般都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脱裤子的时候，总是难免有走光之嫌。
　　前几年，大家都知道，有个日本留学生，万圣节讨糖果，只因不晓freeze一词还有“站住，不许动”的意思（上述《英华大字典》也未收这一用法），结果竟被老美误杀，引起日本朝野震动，纷纷呼吁，要全面改革英语教学法，必须加强“活语言”的教学，而脏话正是属于最典型的“活语言”。
　　中国学术界苦于大师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一样。原因何在？很简单，主要是无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师。无大格局，自然无大师。而大格局者，只有社会剧变，思想风气、学术范式随之转移的时代才会有。中国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学势如潮涌，旧学阵脚大乱，即使遗老遗少，也不能不受时代风气感染（反对本身也是感染）。是时，一切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即使驽钝中才之人，预临其事者，都是祖师爷，当然大师辈出。及新学立，各自分疆划界，自立门户，学者惟祖师爷是从，弟子各得其一体，犹如富家分产，日久必衰，虽聪明绝顶，也不过是添砖加瓦，增广其事而已。大师之统还在，大师之体全无。大师是自然不会有了。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后记 - 后记

中华文明史，夏、商、西周是春天，东周、秦、汉是夏天，魏、晋、隋、唐是秋天，宋、元、明、清是冬天，每二三百年，就要改朝换代。一个朝代，也就半月十天，顶多不过一个月。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1 - 1

1.毛泽东的十六字令：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2. 古人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第三十章）。大战之后，尸体腐烂，导致瘟疫蔓延，会引起更多死亡，这是战争的继续。1347年，蒙古人围攻克里米亚的卡法，曾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投进热那亚人的城墙，热那亚人将细菌带回欧洲，造成鼠疫蔓延，就是一次细菌战。战争和疾病有不解之缘。
　　
　　3. 治病是场持久战，归根结底治不好，人体自身有免疫力，细菌、病毒也有抗药性，消灭细菌和病毒，也就消灭了人本身.
　　
　　4. 在荷马史诗中，英雄血脉里都有一种叫lyssa的东西，经学者考证，就是“豺狼一般的狂暴”
　　
　　5. 西方的历史，无论是本国的还是海外的，都是以强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们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为中心，在竞争中，残忍者、革新者和果断者取代了自满者、模仿者和优柔寡断者”（590页），他们的特点是居高临下、恃强凌弱、吃硬不吃软，不相信眼泪和感化
　　
　　6. 拿北京话当普通话，它可不是各地方言的拼凑，也不是投票选举的结果，皇帝在哪儿，哪儿就是普通话。
　　
　　7. 我国最聪明的人和美国最傻的人“英雄所见略同”。
　　
　　8. 民主有两大难题：一，穷人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富人必然吃亏；二，傻子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聪明人必然吃亏。
　　
　　9. 凡是没抢过别人的国家，民主水平都不太高。
　　
　　10. 如今的学校，校长多是公关小姐交际花，负责接轨，内政主要是申请经费，招标立项，分钱分利收租子，盖大楼，吹大牛，争当世界第一流。
　　
　　11. 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是不该长处另一人的荫影底下,否则自己永不成长.
　　
　　12. 以不为为成就至境，以容忍为道德善择，以适度为思想标准。 以不为为至境，因此取得任何成就的最佳途径，是不存机心，不切切于功利 。 以容忍为善择，因此任何道德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只有礼让息争是永远的善 。 以适度为标准，因此任何思想不宜执着过分，唯有圆融守中，才不会堕入恶 行。金庸小说寓言了中国人思想的三条“背 景共识”
　　
　　13. 一旦有人引用儒家伦理， 往往是要做实在不讲理之事。
　　
　　14. 再好的道理道义道术，过 于执着，不仅为自己招祸，而且危害社会。
　　
　　15. 止争是侠义的最高境界。制 止大规模战争，比爱国主义更为高尚，是武侠精神的最大超度。
　　
　　16. 《神雕侠侣》中孤独求 败(好个名字!)留下遗言“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
　　
　　17. 没有两面不成一个铜 板
　　
　　18. 今之为士 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 寻常之辱。
　　
　　19.我相信没有中国的读书人读明朝廷杖的叙述能够无动 于衷： “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 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 ”
　　
　　20. 监狱里的抢劫犯也许只盗了数得出的钱，高居要职的达官贵人袁世凯们所 盗的可能是整个国家。谁是真正的大盗，得看用的是谁的标准。
　　
　　21. 孔子“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 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
　　
　　22.老乡说，马见马亲，人见人咬，真是至理名言。社会学家说，凡有人群，就有矛盾，两人就有一掐。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其他分子更不宽容。他们扎堆，你踢我咬，简直不如牲口圈。我和外国学者打交道，他们明枪，我们暗箭，大同小异.
　　
　　23. 想得发疯，乃诈作富贵体，非贵不买，哭着闹着，要当冤大头。于是有一掷千金买时尚的各种大道理。现在假冒伪劣横行，有“便宜没好货”的共识作帮衬，正是商机所在。小孩最爱名牌，商人也知道从娃娃抓起，送礼要送脑白痴，童叟皆欺。　　人要摆脱这种虚荣，难。
　　
　　24. 中文的奢侈，究其本义，意思是多余。西语的奢侈（luxury）也差不多，意思是帮你开心更开心，舒服更舒服，但并不一定非常需要的东西（something adding to pleasure or comfort but not absolutely necessary）。
　　
　　25. 同甘共苦，是流氓都有的理想。然而，同甘太难，共苦不易。抢完东西分赃，难；轮谁冲锋陷阵打头阵，也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李逵不会搁宋江前头。
　　
　　26. 历代统治者的苦恼，是“你要马儿跑，不能不吃草。你要人出力，不能没头脑”（参看鲁迅《春末闲谈》讲“细腰蜂的毒针”）。他们理想的百姓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大雅·皇矣》）。机器人的发明解决了历代统治术的难题，它有两大优点，一是“虽有头脑，绝不反抗”；二是“不吃不喝，顺帝之则
　　
　　27. 历史学家说，人类从很早就开始畜奴，道理简单之极，就像他们捕食野牛野马，并不吃光（特别是动物的幼崽），而是关起来养起来，发明服牛乘马一样。
　　
　　28. 人类几千年，有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有层出不穷的历史事件，那都是少数富贵人家的事情，大多数人（特别是妇女）都没有历史，有也非常缓慢，令人有“一日三秋”之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却有不同的时间尺度。
　　
　　29. 历史学家说：　　饥民劫富济贫吃大户，工会罢工停产搞谈判，黑老大金盆洗手，阔米商开棚施粥，非法加合法，强迫加自愿，税收调节，慈善事业，什么法子都用上，才有一点点让步。　　这是我们听说过的。其他办法，好像还没有。　　公平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不出。
　　
　　30. 风水轮流转，全在不平等。　　《人权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这话经不起推敲。　　贫穷渴望富裕，富裕仰赖贫穷，人流、物流，财源滚滚，从穷流到富，从富流到穷，前提就是不平等。
　　
　　31. 中国的破，很容易看破。美国的阔，要慢慢琢磨。
　　
　　32. 吃饭是对现实合理性的承认，批评是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拒绝。吃人家的饭还骂人，不一定不对。
　　
　　33. 当一个国家，自己作践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还怎么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是时，官与寇，满与汉，势若水火，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是更轻？　　中国的百姓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附官则寇杀之，投寇则官杀之，降满则汉杀之，保明则满杀之。
　　
　　34. 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35. 国富民穷，穷则凶，凶则恶——穷凶极恶，这是“月下独酌”的悲剧。
　　
　　36. 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没有西学，哪来的国学）。
　　
　　37. 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
　　
　　38. 动物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丑陋。在动物面前，我们都无地自容。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第33页

民主有两大难题：一，穷人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服人必然吃亏；二，傻子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聪明人必然吃亏。

《花间一壶酒》的笔记-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 -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

吴起是儒家，他以兵机见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爱兵如子而著称。但中国的恐怖战术，只有他讲得最清楚。他有一个比方，“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照他设想，假如有一支五万人的军队，个个都像这种“死贼”，恐怕就是天下无敌了（《吴子·励士》）。
吴起后来死在楚国，死在楚悼王发丧的仪式上。当时，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团团围住。他不愧是军事家，死到临头，还玩兵法，竟厉声大喊，我倒要叫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用兵。说罢，往楚王的尸体上一趴，乱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烂。楚国法律，凡是用兵器伤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参加围攻吴起的人，几乎都被满门抄斩（《吕氏春秋·贵卒》、《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他以一死证明了他的兵法。
吴起也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个死人杀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厉鬼复仇（经常是在活人的梦中复仇）。我只听说过“自杀性袭击”（最能欣赏自杀美的日本人深通此道），没有听说过“被杀性袭击”（很多动物，含毒带刺，是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