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书评

老上海的春天

老上海的春天是极美的，只是多数人大抵不能清晰地晓得，偶尔从张爱玲的小说中一窥风貌，却只是冰山一角。她在《怨女》里最初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上海那时候睡得早，尤其是城里，还没有装电灯。夏夜八点钟左右，黄昏刚澄淀下来，天上反而亮了，碧蓝的天，下面房子墨黑，是沉淀物，人声嗡嗡也跟着低了下去。”这大概是老上海最直白的素描了，很是惬意舒泰。石库门、阁子楼、永远绕不清楚的小弄堂，贫穷却优越感十足的古怪的人群……渐渐长大了，回过头来细细看，忽然固执地以为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并不好——我将这种固执延续到今天，我推崇她的《都市的人生》散文集，而没有她的久负盛名的小说。张爱玲对上海存在一种个人化的依恋和情结，但她并不真正懂得上海，老上海。大都是自我表现的臆想并不能给人以完全的融化感，有的只是不怎么确凿的共鸣。老上海绝不是小资的，真正的老上海是草根而懒惰的——今日的我们常把北京、成都、丽江列为中国懒惰的城市，而惟独没有上海——但是在几十年以前，这里的平房，这里的马路，这里的悠闲的鸽子和纯色的卷毛狗，无不凿凿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遍布着慵懒气息的地方。回到二十年前的老上海的春天，我所见到的春天。天才蒙蒙亮，公鸡开始报晓，我从襁媬时就开始每日不间断地听见这些公鸡尖厉的嗓门，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些音乐家们是躲在什么地方引吭高歌的。外婆也养些会下蛋的母鸡，用自己编的藤筐将这些鸡罩起来，白天放出去自由觅食，晚上则祈祷不要遭遇黄鼠狼的突袭。读小学时我住在那里。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便会起床，外面是清新到穿刺心底的空气，只需要吸上一口便神清气明。长辈们在一个多小时前就陆续起来了，他们把煤饼搁在炉子上生出一丛丛浓烈呛鼻的烟，可混在空气中却奇怪地拥有似香精的功效。浓烟中看不清对面弄堂的样子——因为家家户户都生煤炉，冉冉上升的白雾，构成神奇的画布。外公独自去市场买早点，那时可没有什么鸡蛋饼，要不就是大饼油条，要不就是麻球糖糕，周末偶然开个荤，那是我所爱的最最地道的上海小笼包。豆酱豆脑都是小贩们自磨的，遇到老主顾不用开口说话，满满地舀上一碗热豆酱，喝得唇齿皆白，钱则可以一直赊到月末再结算。后来我常常回想起这些，便会倚在妈妈的身边说：“每天早上爬起来，到弄堂门口买两个热腾腾的牛肉煎包，这是最大的幸福。”母亲看着我，只是笑。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好几道弄堂，中间还有一条通火车的铁轨。和北京的胡同不一样，它没有那样宽也没有那样直，通常只能容纳两个人同时通过，若是黄鱼车骑进来，那便很轻易地引起交通堵塞。路是坑洼不平的，有时候是碎石路，有时候是用石板铺成的——水泥的沥青的永远不会在弄堂中出现。长大了一些，弄堂外有了最老式的公房，这些六层楼的房子戳在古旧朴素的平房中，开始会不习惯。可是时间久了新公房也成了老房子，不再那样格格不入。蔚蓝色的天空如今再也见不到了，几羽白鸽从中间穿过，然后是寂静无人的空旷，偶然传来小鸟的低吟；回过头，盘根错节的弄堂似乎正和我聊天，吹嘘它骄傲的一生；而老式楼房因为墙体破裂而补上了一条条黑漆漆的“鼻涕”，它自觉地垂下曾经高昂的头。晚上的日子是最好过的，那是孩子们的天堂。大人们坐在弄堂交错间的空地上聊天，也有各顾各靠在躺椅上看星星的。刚在木棚里洗完澡的孩子们聚在一起逗玩更小的弟弟，或者吹嘘白天学校中的故事，或者兴奋异常地准备跟随舅舅去还没有落成的虹桥机场抓蟋蟀——那时还只有荒芜的野草。今日的上海，依稀还留有几处从前的印记，可是已经极少。偶然在深秋的黄昏中，踏在衡山路的梧桐叶上，脚下厚厚的足有好几公分的树叶松松软软的，发出瑟瑟的响声。我不能回头去看街道另一侧的酒吧，老外在悠闲地举杯畅饮——可那毕竟不是我的老上海。有朋友和我谈论小资，于是她列举了村上春树，接着列举了老上海。她默默地吟唱：“在清洁安静的酒吧，装有坚果的罐子，低沉的声音播放着M.J.Q的VENDOME。然后双份的威士忌加冰。”村上的小说写的很好，可是威士忌和上海莫名其妙就有了姻缘，这和绝妙的小说又有什么关系？不要将电影《安娜•克里斯蒂》里的经典台词“给我一杯威士忌，里面兑一些姜味汽水，宝贝儿，别太吝啬了”拿来说事，就算是法租界的霞飞路那也终究不是法国的香谢丽舍。在老上海长大的我，记住了因为不听话而被外婆用扫帚柄抽屁股，记住了不识字的外婆为了哄我睡下而借隔壁邻居家的小人书来看，这是外婆给我的礼物。而不是许多美丽的流行的聪慧的小姐说的，外婆为她留下几件旧旗袍，祖父则一边慈祥地给她念着家谱，一边品尝着“芝华士12年”。就算你爱去“三十年代”餐厅吃饭，就算你爱去“1931'S”咖啡馆喝咖啡，可是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一切和老上海扯上什么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