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自述》书评

读后感

其实也不算读过吧，只是在图书馆翻了翻。像我这种专心不起来的人，拿着六级的书去图书馆，见到这本书被摆在一个书架上，就随手拿过来，六级就一眼不看了。翻这种书，总觉得切合那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种书是肤浅如我者读的么。一点也不爱智慧的人，去读哲学家的自述，是有点逾越了。不过，我一向是将高中政治书当笑话书看，将传播学概论当八卦杂志看的，这本书就更不在话下了。原来冯友兰有个女儿叫宗璞，我们以前学过一篇写紫罗兰的课文就是她写的。应该是紫罗兰吧，记不清了。冯友兰先生其实是个软弱的人。他的生活哲学跟他的哲学明显水平不一致。他从众，人家叫他签名他就碍于情面签了，也不管是什么签名。人家叫他入党（此处指国民党），他就入了。他说建国时觉得社会主义是崇仁的，就兴冲冲从外国回来了。然后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你说一个人如果被逼抛弃之前形成的成熟人生观世界观，那是多么悲惨的事。他不得不很真诚的接受思想改造，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写信给毛主席，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再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然后收到毛主席的回信，叫他老实一点。大约从毛看来，冯这种立场不明确的文人是不够老实的。冯骨子里其实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却避免不了被卷入时代洪流。冯友兰的胡子原来是去西南联大路上留的，后来就没有剃了。闻一多的胡子也是，后来却没有机会剃了。还有一个细节是冯友兰说西南联大校歌是他写的，还附上了考证的资料以证明自己记忆的正确，真是可爱。冯友兰虽然软弱，但跟郭沫若不一样。他很真诚的。真诚的人都很可爱，很可敬爱。

老人书

好读老人书。本书讲述冯氏身世、学问和教育事业。为自序如对镜自照，所见必不完全。然老人多经验，少浮辞，足以弥补之。传记是史一支，冯氏历经丧乱，兴学参政，以史观之，极有价值。于近代之学术思想史多有涉及，评及胡适之书，顾颉刚之史等，亦多可鉴。其中或有春秋笔法，留待日后再悟。冯素有名位，功利投机之心时一现之。然虽有辩词，又颇坦诚。亦多纪大作，张岱所谓名根坚固也。文革文体随处可见，感慨时代对人摧残之深。

随便看看

研究哲学的人，通常都比较看通世界上的人事万物。所以做人就有点像红楼里的宝钗，懂得乖巧。冯友兰就大有点大智若愚的味道，不仅在他对待不同政局政治之间表现得明显，在学术上也是如此。 中庸中庸啊，只是明灯恐怕还是有的，只是他在心里罢了。

由《冯友兰自述》所想到的

把自己博克的这篇“乱写一气”转过来吧。其实是上个周末看的一本书《冯友兰自述》，偶看书比较慢，连着看了三个晚上，前两天都到夜里快三点了，最后一个晚上，看到了两点，终于看完了。掩卷深思，感慨良久...感慨着感慨着，竟然就这样睡着了，半夜三点半又突然醒来，才发现灯还是亮着的...对这个老先生感兴趣是从读它的《中国哲学简史》开始的，前段时间偶然遇到这本自述，便想拿来翻翻。一读竟不想放下了。写得时间跨度比较大，因为友兰同学生活所跨越的年代也比较长。写大学，从小的“包本”，到北大，哥伦比亚，到清华；写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个不想谈。--因为当我了解到最后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原来是在那样的背景写的之后，失望之极。--唉，不过，怎么说呢？你当然可以傲慢的鄙视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却无不痛心的发现所有坚持正义与真理的斗士往往不得善终，如“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可是，那个时候的民主自由战士，如闻一多先生，虽死犹荣，至少亿万人民知道你是为民族和真理而牺牲！是光荣的战死在自己的战场上！可是十年浩劫呢？你是死在谁的手里？而且只能是屈辱的惨死！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除了极个别的幸运儿，只有“装傻”的活了下来。呵呵，依然记得何兆武无奈的经历，他老人家因为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十年”中得到的“美名”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招魂”？！庆幸的是还有人听他解释这本书是毛主席老人家让他翻译的，这才幸免遇难。中国思想界才多保全了这样一位前辈。更多的人是根本不会给你解释的机会！这只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多少我们并不知晓的历史呢？“十年”现在说原因总是什么江青四人帮怎样怎样，可是我就信了那个邪，几个流氓就能让诺大的中国一整个儿的黑白颠倒？从来没有剖析这里面的根本原因，从来没有，所以，历史的悲剧在未来还有可能重演...我从来觉得人不怕犯错，怕的是不敢正视错误，不敢承认错误。这样说起来，冯友兰同学向毛泽东同志保证说要“改正自己以前的错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写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新编，就不足为奇了...可，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到“十年”呢！再看看冯友兰同学国民时期的表现，好像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也许只是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痛。--有一点值得肯定是，冯先生对于自己的软弱竟然也勇敢的写了出来，这是无论如何都让我万分钦佩的！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化伪君子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扯远了，言归正传。冯先生的自述，先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写，从清末，民国，写到咱们的新中国。折射出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让我更近的知道了当年的科举考试的尴尬与荒诞，晚清政体官场的腐朽；--虽然有张之洞等图强的一批人，可那样病入膏肓的晚清，灭亡似乎是他唯一的出路了。可是有一点值得思考的是，记得看过一过一个材料，据经济发展组织的研究，在1820年，当时中国的GDP近占全世界的30%！可咋就在二十年间就落败于鸦片战争了呢？唉...哦，冯先生还写到袁世凯大流氓的篡位，--的确是应该称呼为流氓，除了流氓，没有人能做出那种事情来，不过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氓，真是一个精于心计的流氓，--在这样的流氓面前，民主，谈何容易。敬仰于孙中山先生，也憧憬于先生的伟大理想，只是，中国人太愚昧；民主，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 让我感想最多的莫过于冯先生所提到的那个年代的大学了。冯老还引用蒋梦麟的话，蒋梦麟说自己在大学混了几十年发现一个规律，大学分三种力量：教授会，学生会，校长。当有两方面力量团结起来的时候，另外一方就玩不转。--也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保全了那个时候北大清华的自立，以至于蒋介石每每想派新校长，却不得瞻前顾后。--还说，大学分三种人，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那些行政职员是狗。--让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现在呢？神仙是职员，老虎是职员，教书的和学生都是狗。那个时候的理念是“教授治校”，有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任何政府的行政工作。可后来呢？在“十年”中，这些如此优秀的思想竟遭到了批判，自那时，它们就成为了历史...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人站出来为这些被历史湮没起来的真理呐喊...历史，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甚至可以说到现在的这段历史绝对是值得反复研究的，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思想领，我们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许我们应该把历史的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把这一切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去审视，中国人也应该来认真研究一下“李约瑟难题”。只是前提是，对于历史，我们必须给它以真相。------自嘲一下：又想多了吧，傻蛋。

是非功过都在境界

做人做事有三个境界，自然而得为上，刻意图之为中，迫于形势为下。冯友兰先生做学问，由中而上，由上转下；先生做人，本想自然而得取其上，于是并无苛求，自然失之于中，实际往往迫于形势，碍于情面，最终取乎其下。说做学问。二三十年代冯先生的哲学史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的创作，起于授课需要，直到后来成书，都可算成有意而为。不论文章优劣，未曾提笔，就只能算中间的境界了。四十年代是冯友兰先生创作高峰期。这期间在联大写成的《贞元六书》，构成了先生完整的哲学体系。这部书也算是先生继探究中国哲学史之后自成一家的推演。在境界上高了一筹，可谓自然而得。五十年代之后，如先生自己所说，“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大著作中仅有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久久难以成书，让人不免联想，此时的学问，已经是迫于形势了吧。说做人。做学者，也可分三个境界，首先是“学者的材料”，其上是清醒的认识，第三层是坚持的性格。第一层“学者的材料”，冯先生毋庸置疑；有了这一层，可成大学者。第二层清醒的认识先生就缺失了。在几次历史抉择处，先生对时局、大方向的判断，对个人立场的把握，都显示出后知后觉，往往“碍于情面”，想要逃离“是非之地”，甚至受人左右利用。没有清醒的认识，第三层就更无从谈及了。没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品格，没有坚持信念的勇气，至多成大学者，难成伟人。说书。我读的这本《冯友兰自述》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的版本，并非人民大学2004年版本。大二时候在大学城书店淘来，当时还有一层塑封，至今不知道是否盗版。这次回家翻出来，打开还有一股浓浓的墨味。昨晚从70页熬到凌晨一点读到170页，今天来京途中才算读完。冯先生这本自述成书于1981年冬，当时年近九十的老者对自己一生经历感悟诚诚恳恳娓娓道来，态度让人肃然起敬。尽管其中不乏针对过去是非评判的一些解释和回击，也还大有一种功过任世人评说的大度。读这本书之前，先读了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两本书购自同一时期）的前三章，又在网上搜罗了一下梁老的趣事，不禁感叹同为柔弱学者，品性竟可如此刚柔相别。2010年8月22日午后

知人论世

在《自序》中，冯友兰以该书为其“以前著作之总序”，欲便后人“知其人，论其世”，所以书中特别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以期相应地达到“志环境”、“明专业”、“论教育”、“申信心”的目的，为了解冯氏及其周围的人、事提供了很多冯氏的亲身感受。冯氏在书中表明自己在各个阶段的个人见解，较为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及其缘由。虽然冯氏明言仿旧例，作此自序。但该书体现的冯氏见解，越往后越明显偏向于马列主义，与《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写法并不尽同。或许是因为太史公撰述时代相较承平，变化相对不大，其《太史公自序》并未表现出很多自己的思想转变。至于太史公一生的学术见解是否转变、转变如何，更多地需看各篇章来进行分析。从这一点来看，某一人的学术思想转变状况，若无较多的编年分析，则只能整体来理解。这种某人整体、某人分段的状况，很有意思。另外，书中第209页写道，“写这部书（《新知言》——笔者注）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它在当时是要说明‘新理学’和维也纳学派的不同。当时有人说，‘新理学’跟维也纳学派是相同的。我想起1933年我在英国，到剑桥大学去讲演，碰见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吃下午茶，颇觉意味相投。当时没有谈什么专门问题，但是谈得很投机。我觉得他也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问题有兴趣。不过维也纳学派把哲学当成一种语言或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我则认为它讲的是哲学。为要说明这个意思，就写了一点东西。”我得承认，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我被惊到了——原来冯友兰当时在国际哲学界已经到了这个级别。孤陋寡闻了。不过，就该书中所言，虽然冯氏也关注自然方面，但其着力点，仍在社会与人，即较多注意人生哲学，而非自然哲学。四十年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冯氏从横的方面看历史，在社会类型方面受到启发，对社会方面关注更多。其关注社会层面，是受到近代西方影响，在关注方法、途径上的改变。究其根本，中国古代重人事的思维习惯仍引领其整体的思考倾向，其关注点仍在天人关系下的人。冯氏在该书中也常说，自己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处，想着身心俱安。照老话说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也可以算作一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