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书评

说

读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穆先生八十四高龄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先生是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作了六场讲堂，集合成册，于是便有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国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的旧材料”，虽然他并未在建国后留在大陆，而是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又被蒋介石说服去了台湾，但是其一辈子著书立学，离不开“中国”二字，一直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声疾呼，足以称之为中国人的“招魂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六讲分别讲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思想总纲、中国人的文化结构，最后是结论，钱先生以他人生之积累，概括性地总结了以上五个方面，虽未铺开陈述，但亦醍醐灌顶，读完不禁耳红面赤。简而言之，中国人的性格为“和合性”，行为是“集团性”，思想总纲为“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通天人、合内外”，文化结构是“偏重道德与艺术，儒家偏道德，道家偏艺术”。这些论断是从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哲学中总结而来，虽是钱先生的一家之言，但这个“家”汇聚了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是中国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又可以证明中国人行为的“集团性”。鸦片战争以来（按照传统近现代史的划分），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中国人在意识林立的世界潮流和自我革新的内部斗争中，寻找着社会进步的方向，这里社会的进步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方方面面，所谓“社会”范畴内的进步，相对于“自然”而言。从“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马列主义”，最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躬身实践，或因为外部的强加，或因为内部的徘徊，走过一些弯路，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经济的繁荣。钱穆讲座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正值百废待兴，中国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他没有说明，只是说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先“产”后“共”，就是常说到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积累“产”的过程无疑是艰难的。现在看来，在这一点上，已经逐渐做到了。经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上去了，其他的就需要一起上去，不然就跛脚了，跛脚了社会进步的速度就会慢下来。西方的文化结构“偏重科学和宗教”，科学和宗教是向外的，这和中国的“合内外”有大不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功利性的科学追求中，社会发展随之被推动，逐渐形成一套西方文明的社会体制，丘吉尔说：“并不是说民主制度是最好的，而是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制度”，社会的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中国和其他文明体的对比有东西方的差异，因世界更向外向型发展，即以经济上的“世界是平的”作为表现，世界性的融合仿佛成为趋势，西方的价值观更是表现强势，那么，其结果呢，中国的事情还是中国的事情，欧洲的事情还是欧洲的事情，中东的事情还是中东的事情，许多国际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结果。文化的培养离不开滋养的土壤，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不然就会光有外衣没有里子了，最后还得自我革新，从头再来，那又会是另一条艰难的道路了。中国人历来注重“和合性”，即使西方的文化全面袭来，中国人也可将之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圣诞节这样西方的节日，成为了全民欢乐的借口。如何对待各式各样的“先进”文化，倒是不必过于纠结。是奉行“拿来主义”，照单全收，还是崇尚“返璞归真”，回归传统，这需要在时代中寻找答案，亦还要站在先人已经垒好的秦砖汉瓦上，基础牢靠了，地才不会动，山亦不会摇了。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西方的影响，用西方的思维对待传统的中国文化，自然品不出真谛，思想和行为都会有偏差，更有甚者，反其道而行之了。近现代中国的变迁让人应接不暇，虽有有识之士呐喊，但却抵挡不住社会动荡的旋风，该丢下什么，该捡起什么，一时的彷徨后，不该丢的丢了，不该捡起的却捡起了，在钢筋水泥架起来的千篇一律的“盒子”中间，已然难以找到中国古典园林的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了。“通天人，合内外”，通天道和人道，天道为自然，人道为社会，用现代的观念理解，不正是要理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吗？个人呢，以“道德和艺术”修内，于外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这样才能共处于世，“天人合一”。以上的道理更是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才能贯通，这是完整的中国民族性格及中国文化体系，是放置于四海而皆准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由两千年前的王弼提出， “通天人，合内外”由一千年前的朱熹提出，现在看来，仍然管用。中国应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而不是看时间轴上哪一段的中国。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空间里有人和地域，缺一不可。中国的历史就应该是中国人在时间轴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不同的是对应的时代不同。解决中国的矛盾和问题当然就应当用中国人自己的历史积累、思想积累、文化积累，且要符合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最后再说“士”。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排在第一位，可见其地位。现今读书人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所谓的专家也很多，但是能称之为“士”的却很少。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利益至上的当代社会，功利性的短期追求成为主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精神却在羸弱。读书为“士”和读书为“仕”不矛盾，《论语》中也说“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为“仕”应为社会、为民族，而不是为着为着就将“士”丢了，只剩下了“人”，还是自私自利的“人”。钱宾四先生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