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书》书评

伟大的书与我

原文：http://www.xctsg.org/archives/48286《伟大的书》我看的版本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版本，副标题是：西方经典的当代阅读。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872142/ 。但译名更准确的应该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66762/ 副标题: 我与西方世界不朽作家的历险记。Great Books: My Adventures with Homer, Rousseau, Woolf, and Other Indestructible Writers of the Western World初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不过是一本经典文本的导读书，这样的书让人高山仰止，也同时又让人觉得无法接近。大多数时候，只能让我翻两页，看看目录而已。——是的，这本书的目录大体也是如此，一些伟大的人名、一些伟大的书名，除了充满厚重的历史感外没有其他可以带给我的了。事实上在大部分的这类关于经典阅读的书中，往往看不到作者，即使介绍的文字本身足够有感染力也无法破解我时时隐现的缺失感。仿佛作者越用力地介绍越让我感到一种自卑与渺小，似乎如果我不爱上这些作品就实在愧对人类千年的文明一般。 好在《伟大的书》不是这样。 1991年，48岁的影评人大卫·邓比：（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Denby_(film_critic) ），在将近30年之后再次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和一群十八岁的年轻人一起读书。然后他把这一年的思考和感动写成了这本《伟大的书》。这一切始于他妻子的一个建议：“不动手就闭嘴。”（话说这像极了我来立人的原因）。在此前两年的1989年或者1990年，邓比先生和夫人愈来愈惊异地读到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性质的论战。一个咄咄逼人的问题是：在一个人民不仅来自于欧洲，更来自于世界其他各地——例如非洲奴隶的后代、印第安人——的国家，西方经典作品和“欧洲中心”的课程安排扮演者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应该要求过去居于弱势地位的团体——如女性和少数民族——去读遍由死掉的欧洲白种男人所写的东西？左派、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非裔……与保守派的争论似乎永远没完没了。而愈深入这场辩论，邓比先生愈苦于一种不真实感。左派的口吻像一串30年前产的廉价珠子项链一样不成熟、略带霉味和嫉妒。而保守派似乎把西方经典高举到唯此得以保护国家不受相对主义和“大写C”主义进攻的圣器。人们的辩论越激烈，就越趋向于对于意识形态的归类，而书籍本身被谈及的就越少，书籍本身的面目也越模糊。……有好几个月，邓比先生生气甚至痛苦。他愈发现论战者离书十万八千里，就愈意识到自己也是如此——“我读过，我忘记了，这种失落感就像是失去了一个渐渐消逝的朋友一样。”在这样的苦闷和郁愤之中，显得尤为不同的是邓比太太（一位小说家）：她一如既往地坐在家里的床上、客厅里、窗边的椅子上，一本接一本地读着书。她全神贯注于书中以至于没有指出邓比先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邓比先生已经不读书了。用邓比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之所以需要动手写这本书，部分原因是我已经不再知道我知道什么了。我感到自己读过的、懂得的东西在流失。我坐在阳台眺望大海时，这座建筑的地基正在粉碎。”——于是无尽的坍塌袭来，在48岁的年纪，成为了中年危机的一部分，宛若正外表坚实的西方文明一般。……“要是你对这些争论这么生气的话”有一天邓比太太终于说话了：“何不再去上一次哥伦比亚的课程呢？”于是他回到了课堂，与一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并肩而坐开始阅读。之所以不是光光坐下来读书，是因为“我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读书——或者不读书的。这些学生都在媒体的包围下长大，他们是什么样子的？要赶走那些文化战争的粗糙笼统和言不及义，方法之一是去发现课堂上真正的情形。”然后，就有了这本书，这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导读，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与“荷马、奥古斯丁、卢梭、莎士比亚……”的奇妙旅程。他花了整整一年观察老师和学生，并反思自己。与此同时，他继续自己的工作、以及养育孩子的职责——因为重点不是放弃我的生活，而是努力过好它，同时看看那些书会如何加入到我的生活里来。 哈哈，诚然没有比这更好的读书态度了吧。很大程度上，我阅读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我认为这是立大应该学习的一种模式。在此前内部的邮件中我也曾强调，立大的方向之一是西方名著阅读课。尤其是从罗伯特·赫钦斯“芝加哥大学名著教育计划”中进行借鉴。而本书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美国此类课程的佼佼者。今天这一课程在哥大是被划分为：文学人文课和当代文明课。前者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30年代末哥大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这两门课并非由权威或者专家来教授，其中既有教此课数十年的资深教授，也能是四年级的研究生。文学人文除了英文与比较文学系，这些讲师可能来自任何学科，比如：哲学、宗教、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而当代文明除了历史学家以外还有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当然这些原因并不能保证我的阅读感受。在经历了第一章荷马数页《倒灶的战争与倒灶的诸神》之后，我感觉我要放弃了。好吧，我无法停止对这些烂七八糟故事的倦怠，我想或许是翻译的问题吧。以此消解自己对于伟大圣贤的无力和敌意。我无法阻止自己跳过一章又一章，荷马之后的萨福，甚至柏拉图。事实上我跳过的正好是大河马（荷马）到小河马（维吉尔）之间那道深深的希腊-罗马大河。我怎么能不先读读一个世俗学校是如何谈论《旧约》和《新约》的呢？似乎在中国，要不就是教内的神学论辩，要不就是世俗界对犹太-基督教的猛批之声。而在哥伦比亚大学24人的课堂上的构成是：两个正统犹太教犹太人、两个天主教徒、一个浸礼会教徒（非裔）、作者这个非犹太教犹太人，以及五个亚洲学生、一个意大利女生，还有一些其他美国人。最后的三种几乎都是在上课前头一天晚上才打开这本书的。当我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组成时，几乎要大呼哈利路亚了。 在这个课堂，丽欧拉，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徒，坚持使用“希伯来圣经”而非“旧约”一词。他们讨论大洪水，讨论创世，讨论亚伯拉罕的献祭、还有以色列与上帝的摔跤……“我环顾四周……突然间，我感到异常快乐。我们只是在教学楼一楼一间毫无特色的教室里上圣经的一个班。庞大的娄氏图书馆背后的广场上，有几棵叶子落尽的树。此时此刻，我们在一起。核心课程是俗世的、非宗教的，但在这一天，它变成了那条无止尽长链的一部分。丽欧拉说着话，史蒂芬森保持沉默，学生发问。他们在半空中，自己飞行。” 一个非犹太教犹太人已经很耐人寻味了，而从一个非犹太教犹太人那里去思考圣经，去感知他在这些文字前的感动与挣扎，从《出埃及记》看到世俗感官与当年犹太人的距离；在《约伯记》里看到自己这个半百中年人的恐惧。在疲倦激烈的争论之后，终得以拨开哥大这间教室里的迷雾，让我们去体会：“有力的《约伯记》不是要使人恐惧，而是要激起勇气。” 而在《新约》的课堂上，一个波多黎各裔纽约人，一个失明者，与那些正统的犹太教学生争论基督。丽欧拉再次挺身而出为法利赛人辩护。对话越来越激烈，几乎崩盘成为暴怒。教师把宗教放进历史里，也不小心招来了期间所有的历史，于是两千年的怨恨进入了教室，让学生吵了起来。 《新约》每一页都有足以让邓比先生这个犹太人联想到本民族的苦难史。作为一个西方人，丹比先生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并不是一个犹太教徒，作为一个自由派中的间歇性传统者他并不厌恶基督教。他处于最正确的身份，亦或最尴尬的身份。从某种角度而言福音书就是写出来对付“我”的——或者说“我的祖先——犹太人”的。 或许也因此他能透过基督最耀眼的受难触摸后面那个睿智、活力与诗意的化身。他说：“哦，我爱我的耶稣！同时我也畏惧他。” 一个个问题被抛出来：那些隐喻的难度合适吗？为什么连最有希望得救的门徒还必须依靠基督亲自的解释？《马太福音》一开始的家谱意味着什么？何以耶稣既是大卫的后裔又是大卫的主？ ——“我们掉进了时间里，”泰勒说，“耶稣要说的其实是，‘你们的时间在时钟里；我的时间尚未到来。”“上帝把耶稣放进时间，他就是活生生的矛盾，既是神也是人，既是过去也是未来，既是死亡又是生命：他是时间的永恒。永恒之手干预了编年顺序的时间。”……还有什么比重塑时间更强的力量呢？于是人类历史的改变就这样成了。紧接着圣经的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忏悔录》：一个曾经荒淫的年轻人，一个曾经的摩尼教徒，在君士坦丁大帝定基督教为帝国国教的半个多世纪之后，近四十的时候才皈依。他见证了一个帝国的衰落，他需要面对一个强大的声音——帝国的衰落是因为这种宗教。在阅读《忏悔录》中，邓比回忆起幼年时代在夏令营中灰色的往事。关于作恶，关于我们的本质。我们读者奥古斯丁，仿佛是另一个自己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奥古斯丁之后作者跳到了马基雅维利，然后是第一个英语人：霍布斯，然后是洛克。从霍布斯的丛林状态，一路想到上纽约内城区自己遭遇的打劫。在洛克的引领下思考：“抢匪欠了我什么，我欠他们什么？”学生们听着一个讲师涛涛不绝地赞扬由洛克而来的美国宪政民主体系。“这时我深受感动，几乎热泪盈眶。我知道这么情绪化是很荒谬的，但我喜欢一个左派瑞典人把我自己国家的体系阐释给我听。”“‘阿门。’我对自己说。这是第一学期的尾声。”在两个学期之间，作者经历了考试，而下个学期，他会迎来但丁、薄伽丘、休谟与康德……无论我们对这些人显见的观感是什么，我们确实有理由认真地阅读并思考。让一个人文主义者理解但丁的地狱，让一个清教徒理解薄伽丘的性描写，以及遥远科威特一场殴打与休谟的关系，以及用电影的存在证明相对主义的虚假。每一本书不再仅仅属于他的时代，它属于过去、今天甚至将来，它在我们身边上演，只是隐去了原作的名字。 我未及看完全书，已经被它所牵引，诚如一场奇妙的与伟大作者的旅行，那些作者并不是恰好写出了一些精彩的文字，他们与我们共享着许多东西，仿佛万世以先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已经预定在这些伟大的作品中之中。然后，今天我阅读这些久远的作品、经历和内心挣扎的过程，使我那生命中的一部分得以更加新鲜。

做读者还是学者？——《伟大的书》读后

读者！大学教育应该制造的是这一种人。吉尔菲泽犯的正是文化左派的典型错误：她把文学研究（以及她自己的职业兴趣）和阅读本身混为一谈。——大卫邓比一位知天命之年，又回到母校重温文学人文课和当代文明课，跟随者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步伐，一同开始对西方一系列的经典名著进行反刍。只因为受到了老婆一句刺激，与其在这里抱怨高校改革的聒噪，不如回到大学看看高等教育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乎，我们的大卫邓比就被踢回了哥伦比亚大学，开始重返西方文明的旅程。看到这里，我进哑然一笑，身在大学之中，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收到过什么文明的洗礼，除了上完教科书外，几乎所有的经典著作都是课下完成的。即便是到了研究生阶段仍旧是如此，而且专业研讨的时间远远比阅读的时间要多得多。这难道又是我在吐糟？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邓比回到大学重温旧梦，而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我的旅程，当然我必须说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了，几乎近代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大体如此了。我们不妨听听，邓比跟一位大学女教师的对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职业与阅读之间的差异。基尔菲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1987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过三年的文学人文课，一直大力反对让这门课继续下去。她作为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她一直希望爱尔兰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围。她反对这门课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各有所长，很多人是要学习自然科学的，跑过来必须选修这门课程，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经典文学进行阅读，更谈不上有所收获了！第二，她认为这门课程所使用的作品，很多都不是英语世界的文学，我们必须借助译本，而译本会使原著大为减色。第三，不应该将文学名著不当地大众化，不应将文本抽离了原有的脉络。这样会使学生思考停留在文本最为肤浅和粗俗地断章取义。正是因为如此，基尔菲泽这位优秀的女教师无法再忍受哥伦比亚大学这种大拼盘式的人文教育，强调对于文学应该更加专业，更加高层次地研究，而不是进行这种通俗的普及课。对此，我们邓比也有话要讲。讲什么脉络的东西是学院派的斤斤计较，学生需要多少的脉络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三百年前，这些著作有多少是被放在“脉络”里阅读的？这些书被写出来时，人们只是去读而已。所谓脉络是因学院要求，而非文学要求或者读者要求而产生的观念——坚持井然有序地列举作品的源头及其所受的影响，这些都是为了控制书籍的展现方式，跟任何人的阅读乐趣都没有关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阅读这些书，有没有用到什么脉络。他们兴之所至，为了乐趣或为了需要而读，好书坏书，大书小书都读！文学人文课的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研究所的程序——研究特定范围的老师知道研究特定范围的学生，令人沮丧地把文学职业化，然后把书本运用在不同的领域和会议上，如此这般有助评职称的一整套官样文章。基尔菲泽争辩起来咄咄逼人，但她的理想一点也不激进，只是在重新确认文学研究的官僚机制罢了。就连一门课脱离控制，都会令她不满！当然了，像基尔菲泽这样教师，在我们的大学里应该是更加常见，他们不屑于去做阅读和分享的工作，有更高深的学术工作等待他们来完成。大学不是一个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的场所，没必要，也没有理由让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对学生们进行阅读上的指导工作。正如文章一开始所引用的那样，我们大学里应该培养的是读书人，而不仅仅是研究者！如果没有读书人的话，我们这些研究者的著作早早晚晚会被抛到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