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下）》书评

曲尽其致

劳榦先生的生平，我不是很清楚，只知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于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诸位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当为百岁老人瑞了。先生的学术，主要在秦汉时代的历史、各种新出土的文字材料和历史地理，民国年间进入中央研究院，到了台湾，成为院士，是历史学领域学问大且深的了不起的人物。了解一本书的优劣，首先总是要通过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来检验，虽然久仰劳榦先生大名，也不例外。看到其中有《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和《对于<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的看法》，非常高兴，上个学期在上课时同学有做这方面作业的，且看看劳榦先生有何高妙之处。劳榦先生的文章简明，文笔优美，不故作有学问，却于学术的门径了如指掌。巫蛊之祸，汉武帝宠信江充，江充陷害太子刘据，导致刘据不得不起兵杀江充。最后太子和皇后卫子夫都自杀身亡。此一内乱，导致数万人丧生。武帝之专权和滥杀，于此可见。不过，作为历史专家，是不会沉浸在感情中太久，总要找到其中的社会原因。此文原为给蒲慕州的文章的书评，但通过对汉代社会普遍的巫蛊信仰、卫氏与李氏的权力之争、以及官制的考证，等等，劳榦先生的探究可谓别有会心，曲尽其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看学生的文章，虽然已经写得非常认真，可是读到太子被迫起兵，竟然攻打丞相刘屈嫠。我心里疑惑，怀疑这位同学何以仅仅提到太子攻打丞相后，就没有下文了呢？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太子不应当毫无理由去攻打丞相，多树敌人的。该同学似乎没有去读刘屈嫠的传，自己翻来他的传，果然，刘屈嫠与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竟然是儿女亲家。在李广利出征匈奴之前，曾要求刘屈嫠更立太子。如此说来，太子的攻击就可以理解了。如果文章这样做，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但劳榦先生的文章讨论的深度，有远远超出了这些。他不但探讨了刘屈嫠中山靖王的后人的出身，而且指出李夫人兄妹也出自中山，刘屈嫠当丞相，《汉书》云：不知其所以进，自然与李氏结党所致。没有对文献的了如指掌，是无法如此深入探讨历史的内在结构的。真正算是读书读到文字背后的缝隙处了，令人佩服。不过，更让人感到有收获的，还不止于此。书中还有一篇书评，《评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余英时先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长期在美国任教，早年从学于钱穆先生，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汉代的历史、思想史，亦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论戴震与章学诚》可谓余先生在清代学术思想史方面承钱穆先生余绪，而深入探讨的一部重要著作。劳榦先生在书评中提到此书外篇中有《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条史料的辩证》，令我欣喜异常。因为去年暑假的时候，正好就此问题，通过anna同学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帮我抄写童二树的诗集，写出两篇小文。正好趁此机会，比较自己和余先生论证的异同。说来惭愧，《论戴震与章学诚》我手头有书，读过不止一遍，当然主要是内篇部分，外篇部分注意较少。竟然在自己写文章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余先生的已有成绩。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并非有意忽略，实在不知。原因自然是读书不细所致，不过，进一步想想，恐怕每个人对问题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在某个时期，总是全力关注自己关心的问题，与此无关的内容往往会视而不见。此非为自己疏忽辩解之辞，不过想了解何以至此的原因而已。马上找来余先生的书，文章不长，立意与我并无不同，对钱林《文献征存录》中记载章学诚从游（即师从）童二树等人表示否定，也肯定了袁枚与童二树的交往。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八《邵晋涵传》：晋涵友会稽张学诚（韩案：把姓搞错，这往往被作为章氏当时不为人知的证据，是有问题的）……以明经终。少从山阴刘文蔚豹君、童钰二树游，习闻蕺山、南雷（韩案：即明末大儒刘宗周、黄宗羲）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学诚谢世，而南江之文献亡矣！钱林此段文字，错误多多，在此不具说。但后人多用之。余先生否定章氏与童二树无师承关系，主要是说，《章学诚遗书》中几乎没有提到童钰，除了在《书坊刻诗话后》以外，而且称呼绝不类弟子称呼弟子语，因此断定二人并非师生。此处论证稍弱。然而，对于袁枚和童钰的交往，余先生提出有力证据，出自周作人《关于童二树》（见《瓜豆集》）：袁子才好名，《诗话》（即《随园诗话》）所记多过于夸诩，文章亦特无趣味，盖其缺点也，惟二树之推崇随园盖亦系事实，《诗略》（韩案：当为童钰诗之一种，未见）卷四有题袁香亭（韩案：即袁枚之堂弟袁树）《鷇音集诗》，其二有云：“楚中昔日称三道（注：谓中郎兄弟），吴下今知有二袁。”可以推见。这证据却是我当时所未曾搜罗到的。不过，余先生所作，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不在于此，而在于发现了钱林何以致误的原因。钱大昕是邵晋涵的老师，在《潜研堂文集》中《邵君（晋涵）墓志铭》云：君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先生绪论，于明季朋党，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起兵本末，口讲手画，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君谢世，而南江文献，无可征矣！因此，钱林关于章学诚的记载，史源在于此。但是，此处并无从游童钰之说，那么，直接的来源在哪里呢？余先生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的《邵晋涵传》找到了钱林此传所自，并分析了其中发生错乱的缘由。江藩《邵晋涵传》：君少从山阴刘文蔚豹君、童郡二树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于明季党祸缘起，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从容谈论，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君谢世，而南江之文献亡矣！这下算是找到了错误的源头，原来《征存录》章学诚传是附在邵晋涵传后面的，这一段直接与章学诚传，是抄的时候出了错误。余先生还不满足，他考证这些内容并非钱林所作，而应当是他的学生王藻七十多岁时，由子弟和门人所抄录，粗心抄错。能发现文献有问题，已经不易；发现问题，又能找到错误的原因，尤为不易。惭愧的是，这些书，我并非没有，却全然没有意识去检索、比对其来源，学术境界天差地别，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