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章节试读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95页 - 第三章 19世纪

第三章为了展示19世纪欧洲世界的面貌，开篇第一段话引用托克维尔1848年在国会的发言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有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宣告了此后一百多年革命世纪的全面到来！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131页 - 第三章第九节

这种对科学实证主义的信仰，以及它所支持的对进步的信念，较之狄德罗与休谟那种对批判理性的开放式运用，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理性主义在打破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垄断之后，自己也逐渐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也变得像宗教一样——既不允许别人对其理论前提进行质疑，也容不得异见的产生。正是这种偏狭不容的态度，使得约翰·穆勒在后来转而对其加以反对，认为它是一种“暴政体系”。无论何时，都是那么有意义。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六） -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六）

只有到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的历史与政治书写才最终由奎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推至顶峰。此二人虽然仍属于佛罗伦萨公民人文主义传统的共和派，忠于自由的最高价值，然而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却并不抱有幻想。其中奎恰迪尼的《意大利史》被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誉为可以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提并论。而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的序言中自称在开拓“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他在分析权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深刻与露骨，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文主义传统来说，是一个绕不过去却又难以归类的人物。他在今天依然像当初人们所感到的那样，见解独特却又令人不安。他既是人文主义最尖锐的批评者，同时也深深地植根于这一传统当中。和奎恰迪尼一样，他对自由与自治抱有强烈的信念，坚决反对压迫和腐败，热情地献身于他在其中担任外交官与军人职务的佛罗伦萨。然而他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和历史知识却使他相信：如果一个国家想要避免灾祸，统治者在国家安全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必须要做好使用掩饰、欺骗和武力等手段的准备，用他本人一句著名的比喻来说，就是要有“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猾”。
　　马基雅维利的独创性在于他将目的的合理性与手段的果敢性相结合，并且认为只要目的是高尚的，就应当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实现，这一理念因其简明生动的文风而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他在逻辑悖论的使用上颇有造诣，并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想要将其观察与结论推出逻辑结果的冲动——尽管由此得出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结论往往只是建立在十分狭隘的证据基础上。虽然如此，马基雅维利本人却绝不是一个鼓吹邪恶、冷酷无情，抑或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热情而慷慨的人。正如其传记作者里多尔菲所言：他之所以会有这种表现，是因为“他看不到美德获胜的希望而痛苦地感到绝望，以及他对于邪恶的悲剧性意识”。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156页

荣格在自己家中的玄关上刻了一句拉丁语神谕：“无论信或不信，神确实存在。”这句话咋这么耳熟呢。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166页

这几页是关于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前期整个人文主义传统的总结。人文主义并不想把自己的一套价值或象征体系强加于人——就像天主教、加尔文宗、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往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其他文明——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也无论是希腊、中国、罗马、法国，还是印度的文明——所走出的道路都值得我们认真去看待，并且需要努力根据其自身特点来对其加以理解。即使我们无法接受让自己真实地生活于它们之中，或者由于其不容异见的狭隘性而使得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不应放弃这种尝试。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119页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是为了使其治下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易于掌控的工具而限制他们的发展——即便是出于某种“有益”的目的，那么它中将看到自己所培养的这些精神侏儒是多么的不堪大用；同样将成为事实的还有：它不惜一切代价所求的的机器的完善，最终会因为图一时之便而丧失基本动力，从而落得一无所有。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人类获得尊严、善良与成就的可能性，而无视大多数人的人格其实是不完整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这一事实，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的，说不过去的。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48页 -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是个人化的。……它仅以受过教育的人为对象，基本限制在城市贵族与统治精英的范围之内……因此作为一种历史力量，人文主义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尤其是当一些人组织起来将其说成是异端邪说或虚妄幻想而加以压制时，这种软弱性就更加表露无遗了。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二十世纪，走向新的人文主义 - 二十世纪，走向新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传统主要特点的总结
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思想流派或学说，而是一场时至今日仍然在提出不同观点的持续性辩论。
首先——区别于将人视为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的升学观点，以及将人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的科学观点——人文主义将焦点集中于人，一切从人的经验开始。它认为这是全体人类应当遵循的观念，也是蒙恬“我是谁”的唯一答案。其只是为了强调：包括价值观与全部知识在内的任何概念，都是人的心灵从经验当中汲取的。
第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所在，而人权以及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一点的尊重。这类尊重的基础在于人的潜能，一旦这些潜能被释放，人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选择和意志的自由，因而可以改善自己与人类命运的可能。
为了解放这些能力，人们需要教育来唤醒内在潜能。还需要个人自由：启蒙运动用理性驱除了教会、习俗对人的禁锢，试图用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和世俗国家来对其加以取代。国家的治理，对个人的自由和事业尽可能给予少的限制和干涉，但是具体程度的把我，则是两个世纪各抒己见的问题，这也说明，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文主义传统，并将其视为一场持续辩论的重要性。
第三。 人文主义对思想始终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的形成与理解不能鼓励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将思想简单的归结为替个人的经济利益、阶级利益，或者以性为代表的本能冲动所作的辩解。
人文主义之所以中是理性，并不是因其建构体系的能力，而是出于它在具体人生经验中的道德、心理、社会与政治等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应用。因此人文主义倾向于历史解释的方法，而非哲学分析，抑或像马克思韦伯所言，是二者的一种结合。人文主义并不想把自己的一套价值或体系强加于人——就像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做的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向真理的路不止一条。
即使今天我们会为古代文化不再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所接触和熟知而感到遗憾，然后我们同样也不应该放弃以下努力：通过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历史、艺术和信仰，设身处地的投入到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中。这种移情的艺术被狄尔泰称为“理解”，它对人文主义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打破那种除了对自己的时代与文化有所了解外对其它一无所知的文化愚昧性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有一个话题，那就是积极入世的生活与沉思默想的生活哪一个更值得提倡。在身处逆境中，例如一党专制，由于很少有机会公开活动，因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求一个避难所与平衡点就是人文主义的自然表现。尽管如此，人文主义者在总体上还是倾向于积极入世的生活——掌握命运，抵制邪恶，而不是听天由命。
作者在这里举了托马斯·曼的例子。 其1918年写到：“玩弄政治使人变得粗鄙、庸俗和愚蠢，它所能教给人的无非是嫉妒、傲慢与贪婪；只有修身养性才能使人自由。制度无关紧要，观念才是最要紧的。”1933年2月，德国右翼猛攻魏玛共和国，最终希特勒夺权。曼在针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时，指出了这种“自我完善”态度的自欺欺人之处。
“看不起社会与政治问题，认为它们和内心世界相比是等而下之的……政治与社会是人道的一个目标，对人道的兴趣与热情，以及对人类问题的自我奉献……同个人的内心，以及人的社会生活的外部安排两方面都有关系。”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215页 - 人文主义有前途吗？

如果我扪心自问，我一生所从事的历史与人文学研究可以让我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只能回答四个字：前途未卜——天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过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那些可以测量的东西，以及那些可能出现的发明创造与技术进步。然而即便你能够预测50或100年以后人类生活的外部状况，但却仍然无法预测那时人们对这种环境所作出的反应。……
是历史与人文学研究使我们保持了关于未来的开放意识，这与十四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如出一辙：一些人毫无征兆地感到了一种重现古人世界的冲动，并由此产生了创造自己的新世界的信心。这也是人文主义传统在他传承的600年间所代表的价值——拒绝接受关于人类的决定论与还原论观点，并且坚持认为即使人类无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选择的自由。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33页 - 文艺复兴时期

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教育除了要开发其智力意外，还需要培养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崇尚暴力的时代，他要学会控制情绪；在暴政肆虐的时代，他要做到委婉谦卑；在竞争激烈的年代，他要容忍自己违反规则；而在一个崇尚出类拔萃、容不得平庸的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而不是生产专门人才。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是人的潜能与创造力，这些能力是潜藏于人的身上的，需要外部力量加以唤醒，从而使其显现并进一步得到发展，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教育。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35页

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是让人从自然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并且发现自己的humanitas（人性）的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中，语法和修辞两个科目不仅要引导学生熟悉古典学术并培养其在演讲与写作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承担着让他们全面掌握文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等经典作品的功能。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8页

原来“影响力”和“领导才能”的教育理念来自古希腊，是从事公共事务的人所必备的品质，是一种人文主义传统。怪不得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难觅这两者的踪影，也很难看到过去中国人对这两种人文素质的培养。在中国的传统中，参与公共事务，扮演社会角色并不是主流。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笔记-第100页 - 第三章第二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种杰出的科学假说，进化论后来却在达尔文的支持者手中沦为一种僵化的教条——这是为了方便普及大众而将问题简单化的后果。于是，达尔文的学说先是被通俗化为“适者生存”，后来又被进一步庸俗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和赫胥黎等思想家都曾经援引达尔文的权威来支持具有侵略性的世俗意识形态——他们或是为一种成王败寇的竞争性历史观作辩护，或是论证白人在种族上的优越性。战争，文明的战争，仍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