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天空之后》章节试读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9页 - 国家

由于我们的历史属于禁忌，对它的记述十分稀少；有关起源、家和国家的故事都只能秘密的流传。一旦公开，必然是些不完整的故事，经常极度的反复不定和曲折，总是用如同密码写成似的令人迷惑不解，并且通常使用一些令人无法容忍的形式——嘲弄式地模仿英雄史诗、讽刺文学、挖苦寓言、荒谬可笑的宗教仪式——完全让外人无法理解。
这突然让我想起了《哈扎尔辞典》，小说虚构了一个民族悄然无踪，所有零星的记录，都无法确切的还原曾经有这样一个民族存在。仿佛在影射今天的巴勒斯坦人。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86页

在让摩尔的每张照片里，都是他或她在关注自己的情况，解决自己的问题，产生一种自身的动力，尽管我们知道他们周围的环境是不稳定的，这动力仍令人满意。摩尔的这些照片是巴勒斯坦人适应力的证明，它不代表某种虚情假意的民族主义，相反，它表现了我们把自己的世界当做一个世俗的地方，没有去怀恋逝去的超绝。
力量感，就是专注勇敢的聚集膂力，活在当下。把那些纷扰流离，被重拳击的粉碎，连生活，住处都不能稳定的颠沛流离，都忘记。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223页 - 后记 贝鲁特的衰落

在这些黑暗时期中的主要安慰，是认为既然贝鲁特曾经从黑暗中崛起，那么它将再次从灾难性的毁灭中复兴，并且会有更加团结、更加人道的公民。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及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普遍来说——增强容忍和共性的好处是一定的。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11 - 11

被布罗茨基绞了一天的脑汁，晚上挣扎着想再看点萨义德，但倦极的脑子只剩下看配图的力气了，啊……图是Jesn Mohr拍的，和伯格合作的那个摄影师……没人想谈谈图片么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20页 - 涌现

根据社会学家伊莱亚朱雷克研究，大约70%的阿拉伯劳动力前往犹太人的场所工作，而在年龄介于15岁至25岁的工人当中，这个数字接近90%。在很多情况下，前往那些工作场所的交通费用就抹去了大部分工资，因为我们被禁止在大部分犹太人区域过夜，实际上，在绿线范围里（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一些以色列人雇主在凌晨2点到6点之间把来自被占领土的阿拉伯工人锁起来。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内，成为一支流浪和贫穷的劳动力。在最贫穷的地方比如加沙，童工市场非常繁荣，而以色列的经济萧条已经把阿拉伯人的计日劳工，变成了绝望的可以运输的日用品，在市场中闲逛，直到被犹太人企业主挑中，去另一个地方做一天的计件工作。
然而无论如何，巴基斯坦人仍然劳动者，通常不带很多希望或前景，结果是对工作的疏离如今已经逐渐被吸收和转型为一种主流的态度。拉贾什哈德是一位约旦河西岸很有天赋的年轻律师和作家，他把这种态度形容和刻画为“原位不动，用各种可行的办法坚守我们的房子和土地”。工作首先成为一种基础抗拒的形式，一种把在场变成小范围固执的方法。你接受机会的限制是已经设定的，你认为在可预见未来的改变只能带来更坏的，而不是更好的情况。那样，工作就成了每日衡量把你束缚住的现状的精确度，工作向你讲述你的实际情况，你发现它触发了你去认识关于自己的一切，你今后会去向哪里，以及你周围的机制是多么疯狂和复杂。拉贾什哈德说，有时在某个非常的时刻，你会发现自己的自由，它既不是投降，也不是“盲目和强烈的恨”，而是一种认识，认识到“你的思想正是你能够阻止压迫者有力量去触及的东西”。
关心和焦虑依然开始了。没有防备的沉思也正是最易受攻击的一刻。孩子们会不会因为辱骂定居者而被带走？“他们”会不会又侵占另一块土地？无止境的担忧，却没有真正有效的解毒剂，除了明天继续外出工作，周而复始。
PS：
纪德：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加缪：一个能用种种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毕竟是我们熟悉的世界，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里，人会感到身处局外。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关于失去的故土的记忆，失去了对于曾被期许的乐园的憧憬。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的感觉。
博尔赫斯的墓志铭：And ne forhtedon ná 不应恐惧。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4页 - 国家

安瓦尔·萨达特与前任阿卜杜尔·纳赛尔，两条不同的路。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9页 - 国家

我们没有著名的爱因斯坦、夏加尔、弗洛伊德和鲁宾斯坦，用他们遗留下来的显赫成就来保护我们。我们也不曾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党屠杀的大灾难，可以博得时间的同情。我们是“其他的”和相反的，是大批离开和迁徙的几何图形中的瑕疵。沉默和谨慎掩盖了伤害，减缓搜索尸体的速度，也抚慰了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刺痛。
巴勒斯坦人之殇。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3页 - 国家

阿卜杜尔·纳赛尔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核心人物。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3页 - 国家

回忆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离散的从未减轻过的强度。巴勒斯坦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东方诸国和西欧诸国把巴勒斯坦变成了一则传奇。人们不会遗忘它，更不会忽视它。世界新闻经常充斥着在巴以间发生的事件、最近的中东危机，以及刚刚发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风景、货物和纪念碑成为商业、战争、朝圣和礼拜的对象，以及文学、艺术、歌曲和幻想的主题。东西方高度的商业文化突然袭击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着不合身的欧式结婚礼服，在他们身后和周围却都是属于他们本土的服饰和物品，对他们的朋友和婚礼出席者来说十分自然。这个场合的快乐与他们身为难民无处可去的命运毫无一致。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与周围毫无吸引力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双手与新娘精巧模糊的苍白相互冲撞。当我们穿越巴勒斯坦进入其他国家时，即使我们在新的地方过得很体面，那些过去的场景就会在我们身后迫近，如同再生的回忆和现状中的缺失那样，既真实又虚幻。
有时面对重新定居就像是在模糊的铅笔痕迹上书写黑体字。身体和新的环境并不适应。角度是错误的。本来应该被用来装饰墙面的线条却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装配盒，把我们放在其中。我们就座于椅子上，不确定是否应该和对面的人讲话。孩子被提起，但又被压抑着。男人和女人们重复表达着他们周围不讨人喜欢的事物：女人的长袍在脸上形成的角度让墙壁的图案双倍惨白，男人交叉的双脚重复并且抵触着向外延伸的椅子腿。他显得不安定，准备要离开。现在怎么样?现在去哪里?突然，我们的形象正表现出我们的短暂和无常，人们把我们看作是可以强迫放到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村庄和区域的对象。就像我们曾经被人从原先生长的环境带到新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被再次搬迁。
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没有姓名而且无声沉默。当我注视着它们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精确的信息和知识，但是它们现实主义的精确却比单纯的信息留给我更加深刻的印象。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这些被拍摄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个欧洲摄影师为我来观察他们。我想象他，通过翻译依次和他们交谈。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他们对他十分礼貌，或者表现出那样的倾向，好像他是导致他们如此悲惨的那些人之一似的。人们感到很窘迫，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观察和记录。然而，他们却无力去制止这一切。

《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40页

看着萨义德谈到巴勒斯坦文学，突然想起奥兹，摘录下奥兹的话（他在接受采访时谈论希伯来语和时间的关系）：“现在，在其他语言的影响下，当代希伯来语已经有了现在时，但是它仍然是一种不固定的时态，你能在句中从现在时转换到各种形式的过去时，也可以转换到将来时。不会像在英语转换中那样让排档嘎吱作响。如果你想在英语中这么做，你得使用半打虚词。在希伯来语中，你能非常优雅的转换时态。与我的心灵，灵魂，感情非常接近。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时间的不同层面。当你坐在我对面时，你会回忆过去，会计划将来。所以在小说里，我赋予各种时态强烈的流动感。时间成为我想要的样子，一条河，承载着老木头和新事物。
转回萨义德：“令人惊讶的是，巴勒斯坦散文和散文体小说在形式上的不稳定性，在小说中，为了完成某种形式，作者们努力创造一个连贯的场景。这种叙事会战胜表达现状的理论上的不可能.迫于生活的离散和混乱，巴勒斯坦人必须为自己开凿道路……巴勒斯坦作家卡法尼的句子表现了这种不稳定——现在时服从于过去的回声，视觉动词让位于听觉或嗅觉动词。以这些努力抵抗现实，保卫过去那些珍贵的片段……巴勒斯坦的文学不是逐步有序的陈述，而是破碎的记忆，断续的结构，自动上演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