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云五文集第伍卷）》书评

转帖：作者自序

　　岁馀以前，余先后撰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册及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册，历时四载，全部毕事。时余精力尚健，馀勇可贾；原拟就中国经济思想深入研究，续有撰述。适同学周道济博士，方主商务印书馆，以该馆有七十馀年历史，蝉联不断，对我国文化教育不无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力劝余提前撰该馆馆史，以垂永久。　　余今以该馆老成凋谢；硕果仅存，唯余一人，是举舍余莫属，只以创始之二十五年，余尚未参加，此段资料，搜集不易，姑努力为之。于是自一九七二年开始，尝试计画搜罗，，从事撰著，期以一年完成。不料老病旋即突发，疲惫万分；甫及半，即搁笔半载。最近病况渐趋稳定，决以馀生完成是举，健康生命，在所不计，卒于去年终全部脱稿。唯后段系扶病写作，资料排列，不无颠倒；且属文潦草，初校势须自任。幸而因病鲜外出，得以全日在家为之，每次工作一二小时，辄休息时许，竞日睡眠多次，以致夜间失眠，其苦滋甚。　　是书经余初校后，即承同学王寿南博士代为详校，对于资料之排列先后，多所是正，寿南一面执教政大，一面为是书校雠；辛劳备至，殊可感也。兹已排校完毕，得一千一百馀页，字数超过百万，分量篇幅均与六年前余所撰八十自述相若。然彼时余精神体力均非此日可比，用能一气呵成，毫无困难。今则时作时辍，神智虽不让畴昔，精力实远不逮，扶病为之，苦况不堪言状；错误遗漏，自所难免，唯趁此馀生，完成最后之作，不使信史失传，亦一快事也。　　书名定为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盖商务创办，实受新教育影响，而其间作述，亦转而影响于新教育；合并撰述，可知其间关系。读者除借此一觇商务过去七十馀年之历史，与中问屡遭巨劫，如何苦斗复兴，维持不坠。同时并得睹新教育之发展及其与商务之相互关系。　　余为保存资料，不稍散佚，以得来不易，不忍割爱；宁滥毋缺，名为长篇，实较适宜。唯以能否及乎生前撰定，殊不敢必；姑暂视同定稿，以存其真。是书出版后，余如尚健在，或更谋浓缩简化，使成名实相符之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关系，此则敢望而不敢期许者也。盖以老病侵寻，一恙未痊，他恙又起，虽雄心不稍衰，其如精力何？诚恐是书殆为余最后之著作而已，不禁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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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前十五年一月（公元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先设印刷所于宝山路。时在甲午对日首次战争挫败后三年，戊戌维新前一年，中国在创深病巨之际，蕴酿革新运动。此一运动以办理新学堂，从事新教育为中心。新学堂之最早开办者为设于北京之同文馆（时在公元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壬戌），次则为没于上海之广方言馆（时在公元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癸亥），皆以教授外国文为主。随后各省先后开办各种学堂，如福建之船政学堂（公元一八六九），上海之正蒙书院（公元一八七八年张焕纶所创办），天津之电报学堂（公元一八七九年），天津之水师学堂（公元一八八0年李鸿章奏办），上海之电报学堂（公元一八八二年），天津之武备学堂（公元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奏办），广东之水陆师学堂（公元一八八七年张之洞奏办），南京之水师学堂（公元一八九。年南洋大臣奏办），武昌之自强学堂（公元一八九三年张之洞奏办），天津之中西学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办），南京之陆军学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张之洞奏办）。凡此或为专业，或为普通，皆按需要而设，初无整个系统。及公元一八九六，即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前一年，刑部左侍郎李端菜疏请于京师设大学堂，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等，始为整个新式学堂系统之滥觞，然犹待六年后之公元一九。二年张百熙奏进学堂章程，新学堂系统方具体化。商务印书馆则于此六年间之第二年应运而起，期以新式印刷业赞助此革新运动。然此新式印刷业之兴起，实亦有赖于初步出版事业予以支持。商务印书馆之发起人四名，皆为服务于教会所设之上海美华书馆之职工。其中夏瑞方、高凤池二人从事业务，鲍咸亨、鲍咸昌昆弟二人则从事工务；因鉴于上海读英文者众多，其所用课本大多数系英人为印度学生编辑之英文教科书一套，共五六册，其流行名称为Indian Readers（印度读本）。是书并无中文注释，读者与教者多感不便。发起诸人灵机一动，认为如能附人中文注释，即便教学，营业定佳。于是商请一位牧师名谢洪赉者代为译注，并将该书订定中文名称为华英进阶，其首册则称华英初阶。译注将竞，先以华英初阶一册试探市场，初版先印二千册，由夏瑞方君亲向各学校推销，甫二旬，即全部售罄。得此鼓励，于是集资本四千元，由发起四人，各投资一千元，最先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租赁所谓三楼三底房屋一幢，购印刷机数架，创办一家印刷所，兼营小规模之出版事业，先由夏瑞方及鲍成亨咸昌昆弟共同主持，二鲍主持印刷，夏氏则出外推销自印之华英初阶进阶全书，并接受外间委托印件。三君既独立经营，即辞去美华书馆原职，及营业渐发达，高凤池君亦辞职加入。最初一二年获利颇厚，因上述之英文读本，附有汉文注释，为当时创举，极受英文教师与学生之欢迎，销数甚广，同时接受之外间印件，因鲍氏昆弟，有多年技术经验，亲自主持，亦甚发达。故开办未及两年，已觉原租之印刷所房屋不敷应用，乃于次年，即光绪二十四年迁居于北京路顺庆里，共占房屋十二楹，等于原有三楼三底房屋之四倍，并添购印刷机若干，一面扩充排版设备，此外又没一个小规模的营业所。自是外来印件虽与日并增，出版则仅限于一部英文读本，尚嫌不足，却以无适当人才棋以主持编译，于是零星星不免接受若干外来书稿，大都由日文翻译而成，庞杂不精，且多由于直译，难免措词生硬，印刷发行以后，多不能持久，初期之出版物，仅有一部流传至民国时期之日文译本，即所说日本法规大全，余尚及亲见，为书百册，合装一木箱。此为彼时最大规模之出版物，而亦成本最巨，耗去资本不少。于是商务印书馆由获利丰厚之成立初期一二年，渐因开支日巨，其他出版物，亏多于盈，财务周转，亦渐感困难，乃增招外股，以资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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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好处有两点。一是全面。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领头羊，商务的教科书贯穿了中国教育现代转型的整个过程。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对此有详细的记述。其次，对于商务以及现代教科书出版的各种史料，本书都全部抄录，而不是摘引只言片语，好像史料工具书一样。第二是权威。因为王云五的身份，以及王的学识修养，使本书可以作为研究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教育史等权威资料，尽可引用。美中不足是排版不太好，字体较大，看着别扭。期盼王云五的书信和日记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