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民主？》书评

新闻客观性为什么不能像其他政治体制一样存在？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新闻客观性上升到一种体制，而非仅仅是一种职业理念，让人能破解很多迷思。关于本书，产生了不少论文。亦或关于新闻客观性，也产生了不少论文。甚至有台湾学者著书，把客观性这一抽象概念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提出关于客观性的经验性考量，列出了诸多变量（我没看过，在某场合展江推荐了这本书，我想应有其理由）。当然，我认为用经验性方法测量客观性，有其实践意义，亦有研究需要。但读了赵月枝这本书，我觉得经验性方法可能会带来太多不合理性，甚至默认了由客观性带来的迷思。这里自然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差异，但取自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有其更深的现实意义，让人意识到，媒体自我标榜的客观性，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体制，服务了统治阶级，也为自己带来了巨额利润。可谓一箭双雕。书中没有明确提出客观性是一种政治体制，而只是将其泛称为体制。我想了很久，可能是经济体制也可能是文化体制，但其最终最核心的表现形式，很有可能是政治体制。我不是想赘述书中提到的观点，而是想到，既然是体制，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都深知政治体制的欺骗性，不管是代议制民主和一党独裁，都有其表演性，甚至表演就是其存在方式。但即使有欺骗，各类政治体制依然存在着，小范围不稳定，大范围还是比较和谐，所以，新闻客观性为什么不能像其他政治体制一样，按照这个社会（政客、所有者和消费者）的需要存在着呢？我是想问这个问题，但我自己没有答案。（如果有机会再见到赵月枝，我倒是想问下，因为第一次见到她时，还没开始看这本书）。书中第一章就介绍了客观性的起源，从政党报时期的各派别报纸不认事实，只认立场的互相攻讦；到劳工报时期的区别于党派骂战，充当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与资本家对话再到商业报纸时期，报纸经营者攫取启蒙时代遗产的民主话语，鼓吹客观性，将其打造成吸引读者的赚钱工具。新闻客观性貌似从政治体制沦为一种经济体制，但是报纸经营者所鼓吹的客观性，却又本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其所服务的阶级，其所从属的阶级，其是通过攫取民主话语的方式实现的，因此我觉得客观性到最终体现的，依旧是一种政治体制。其形式是经济的和文化的，但本质上是政治的。这解释了我的标题，为什么说“当新闻客观性成为一种政治体制”，接下来书中分章介绍了这种体制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但最后提出的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唯一，因为书中也提到现在给出改革蓝图似乎不太可能，所以不能绝对化）的解决之道，是公共传播（体现在新闻业上，最常见的是公民新闻）。我是觉得提出这种可能性不但无法动摇客观性的地位，而且公民新闻的实现可能也很小。但如果局限在公民新闻的其中一个小范围，即引导讨论，我是觉得更具现实意义。即新闻不再标榜客观（但其提供方式的最大可操作性，还是客观，只是说现在弱化这种口号，将其作为引子，重点的改变在后面），而是强调新闻信息解读地多元化。不过改变的可操作性，可能很难。书的最后引用文化环境运动创始人乔治•格伯纳的话：它是“不可能的”，然而，它必须实施。乍看觉得好激动，但细想，这句话太巨煽动性和蛊惑性了，只是在文法上很美。回到结论开始所说的，现在给出改革蓝图似乎不可能，那就没有必要提供方向。虽然这样比较郁闷，但是让公众认清客观性迷思，其讨论可能加深公众对新闻的认知进而批判性解读，已经达到了本书的目的。虽然我已有结论，而且可能很消极。但如果解答了我提出的“为什么新闻客观性不能按照这个社会需要存在时”，或许就更明了了。

黑镜的告白

媒体常被比作镜子，新闻客观性一直被当做一种职业理想或目标来做为新闻人的正面追随，在这本书里，新闻客观性的“黑暗面”更让我着迷，它带着我将目光移开聚光点，观察“黑镜”下的新闻客观性，并非只有使报道不偏不倚这一单纯的用途。如果政治是玫瑰色的革命，民主是定情的白珍珠项链，赵月枝笔下，黑镜是一位优雅的英国绅士，他跳出了“媒体中心论”，彬彬有礼又暧昧地游走在财团与政府之间，这位绅士今夜就要告白，告白的内容，是新闻客观性。1.新闻客观性可以是拓宽市场的修辞，如假包换的揽客幌子。19世纪商业报刊的兴起，它们不再像劳工报或党派报一样立足于单个群体的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它们需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于是标榜自己是客观的，并用通俗的语言很快就将先前两种报纸边缘化。当然客观上也积极促进了新闻进一步客观。但这种客观性也有其黑暗面，就是利用这种新闻客观性作为招徕顾客的招牌，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但在实际上真涉及到他们市场上各群体利益的事件，他们并不敢说真话，也不会为该群体争取利益，粉饰太平。而当一个报纸宣称要把信息提供给所有人的时候，堵住了信息来源，正是他们阻止大众普遍参与信息生产或为自己的事业而呼号的时候。正如有个当时著名的劳工报的社长就十分痛心的讲，他为他们的受众流失感到痛心，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个并不会真正为他们争取利益而只想赚钱的报纸，而这一点受众并没有感觉到。“维系客观性还是一帮划算的生意”，直到商业报纸的出现，它以客观性的民主话语压倒性地招徕了顾客，将前两者边缘化。2.新闻客观性可以是危及自身利害关系的批评利器，追责偏见的工具。就算是在当下的新闻业中，若主办方要求记者写宣传稿，记者选取对其有利的事实或者加以夸大，很少会引来主办方非议，这甚至受主办方欢迎的做法。而一旦当某家媒体因为报道不客观被告发的时，常常是因为触及到了该报道方的利益。而我们既然用客观性这一原则去控告他人，其中就隐含并默认了我们对客观性这一原则的肯定，即我们认为新闻是必须客观的。所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闻客观性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来相互指责记者的失实，有点不确切的说，可以作为被告的一个要挟武器。但在不需要它的时候，对自身利益有利时，对偏见宽容有加，把它抛弃得一干二净，成为一种有选择性的，“有利的客观性”。3.客观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入，知识即权力。客观性毕竟是一个虚词形容词，那因此每个人心目中的客观都有所不同。那我们既然最终标准都不一致，又怎样去践行这种客观。所以一开始我们这种千姿百态的客观就是十分主观的个人理解罢了。所以就经常会出现一种，我认为我报道客观的，你却并不认为我报道客观。尤其是在国际新闻中，不同的国家可以用自己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去理解客观的含义。有些人认为细节的准确引述是客观的表现，有些人认为信息平衡是客观的表现。就算是作为一颗小螺丝钉的记者力求客观，但层层的编辑送审下来最后的稿子也不尽然就理想，每个人对客观的理解大致相当又各有不同，作者就举了一个加拿大温哥华合作电台的例子，温哥华合作电台，是坐落在加拿大的鸽子公园，这个鸽子公园经济贫困但很多元，因此在此基础上孕育的电视台，它们就专门为官方电视台关注不到的偏远人物和话题说话，“为无声者提供声音。”所以引起官方电台的不悦，认为其信息不平衡不够客观。但电台回应，这个社会太缺乏弱势群体声音了，主流声音和现有打捞上“沉默的声音”可以寻得一个宏观上的平衡。他们就是要在这种局部的不平衡中找到平衡以求得客观。若此时，我们作为记者在这种问题上以一种绝对客观的姿态去记录信息，又容易以“不作为”的方式沦为权力方的传声筒，用表面上信息平衡的姿态去构成另一种不平等，陷入了怪圈。4.客观性可以作为协商资源的两难庇护所。客观性可以是一种文化政治资源，新闻仲裁委员会一定深谙此道。在加拿大，新闻仲裁机构中的委员一般是报社从业过的记者和编辑人员，他们对媒体新闻客观性的批评过严，会影响到自身报纸的发展，因此在这样的评论中显得畏手畏脚。但另一方面，当政府或有影响力的大集团的利益因为媒体报道（无论是客观还是有倾向性，实则倾向性是难以避免的。）受到攻击时，它们又会异常积极地去调查事件。当读者和政府与媒体之间都闹得不可开交时，就打出新闻客观性的协商资源，我们秉持的是新闻客观性，双方都有其难处。因此这样一种新闻的客观与平衡，仅仅是出现在精英阶层之间的相互妥协。5.新闻客观性可以挤兑边缘议题自然合法化，在保守中培养冷漠。新闻客观性一方面可以超脱于事实之外，向读者提供可做自由思考的空间。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新闻客观性这种旁观者式的超脱性，带着精英主义的语调，潜移默化中造成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尤其是政治等离他们较为遥远的话题，他们也在这样的叙事中像感受闹剧一样感受这件事，从未想参与其中。另一种培养冷漠的方式则是以趣味性、夺人眼球的娱乐报道方式瓦解政治新闻，关注花边新闻、桃色新闻，表面是对政治极不严肃的藐视，其实是一种癫狂的政治抛弃。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在《政治学的邀请》中就有写道“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政治之中，而当代青年人在媒体环境下对政治极为冷漠。”[ : [西]费南多·萨瓦特尔：《政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当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客观性毫无偏见的掩饰下被边缘化，被很合法化地排除在关注点之外。我们自然如《娱乐至死》中的人一样，在温水煮青蛙中钝化知觉。在黑镜的折射下，玩坏了的民主更像是“皇帝的新衣”。我们都知道新闻客观性的达成只是个幻想，就像我们知道皇帝想要的那件衣服是永远做不出的透明的，但还是要努力地去量体裁衣，努力地去实现，甚至掩耳盗铃地掩饰并利用这种不能实现的尴尬。有的记者就像是皇帝新衣中的两位裁缝，利用这种幻想去兜售，去欺骗公众。但我也记得皇帝的新衣故事最后指出真相的两个小孩。我想有良知的记者就像是那两个小孩，明知道客观事实的追求是幻想，却保有一份勇气去戳出其中的荒谬。荒谬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他日复一日地把石头不断地推向山顶又掉下，明知结果，却还是要一遍一遍地努力，看似愚蠢，但其实是对上帝，对不死之神的一种抗争，抗争的是人类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与他们无异，他们不会懒惰地将事实用实证主义哲学所追求的方式，不加选择的摘录，附之以孤零零没有联系的现象。但也不会像后现代主义一样，看轻语言的力量在钻牛角尖中自我放弃解释的权利。在他们眼中，新闻客观性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具化为工作中的细节，更应该是传媒做为自我修正的一种反思。可持续化的民主、公共新闻、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培养和拭目以待，并没有作者结尾那么理想化，新闻客观性需要与之配套的民主体制重新寻求突破。在这之中，可能追求的结果不重要，但他们把新闻客观性，一直作为一种过程和一种不断自我反省和修正的良药，要一直与弱小的自己和庞大的理想作斗争。“迈向高处的挣扎足以填充一个人的心灵，人们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 [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3年1月版]”加缪曾这样说过。我不知道记者他们是否快乐，但他们若心怀质疑，足以离黑镜更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