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与宗族》书评

本书值得一读

南开大学著名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的推荐：清代学术出版的社会学考察 来新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著作的研究，一般多从著作的内容与形式研究着手，或研究其撰人生平与思想，对著作内容的评价，著作的社会影响等等；或研究其编撰、造刻状况，版刻的工艺，书籍本体的存佚等等。据我读书所及，尚未看到从另一种角度来考察和研究“著作”的论述。最近有机会读到何明星先生所著《著述与宗族》一书，颇多新鲜之感，循 读一过之后，随手札录一些感受，梳理成文，或可供作者与读者参考。 　　《著述与宗族》一书涉及的领域很广，包含着图书、出版、宗族、学术等内容，但是作者并未按习惯常规进行研究，而是从社会学的另一角度切入，使全书别具新意，令人瞩目。作者除以“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为副题外，更在其全书提要中很明确地提示其著作主旨是： 　　“通过对清人文集的编刻方式的统计分析，及与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刊活动的比较，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清人图书文化活动在宗族传承、科举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发挥的轴心作用，揭示传统著述、编刊与宗族是一种相互适应的文化生态关系。1960年之后的印刷技术变革打破了这种生态关系，对著述、出版以及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迄今尚存。探索现行制度与传统文化积累之间的转换与对接，对当代图书出版事业有很大帮助。” 　　作者就在这一主旨的指导下展开对主题的个人论述，作者以丰富的资料架构了七章正文，加上导言与结论。导言是全书的锁钥，作者提出全书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他除了以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为基本资料外，还提出“以著述立言，以著述为荣，以著述传世，是历史文化人亘古不易的情结”的命题；但他认为前人对这一命题“没有进一步专题研究立言不朽的人生思想追求，何以能够长期存在中国知识学人心底，其现实的支撑基础是什么?今天的中国知识学人是否还有古代中国人的那样浓厚的立言追求?”也就是说作者是要以自己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第一章是作者对两个本不相干的概念——著述与宗族，进行界定，以阐明自己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意图。集部是中国传统图书分类的第四大类，一般学人熟知其事而不详其事，作者以简洁的笔墨，记述了别集的概念与源流、著述与编撰以及宗族的概念、起源、发展和演变。这些记述都比较准确，如对别集的界定说：“它是作者个人的生活轨迹、思想学术、工作资料等百科全书式的汇集”，是“保存了大量时代信息，是最为鲜活的具有时代历史价值的精神产品”。作者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定在清人文集范围内，认为前人对这些文集之流传于世，只谈了表层原因，而忽略了这些文集传世彰显的中间转换过程。而“这个转换过程就是编辑、出版。对这个过程进行社会学考察，能更深刻地揭示清人学术传统、科举教育与血缘世系、师业承受、同里乡邦等中国传统宗族文化之间互为依托的发展关系，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反思现代出版制度，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作者对于著述中的撰述与记注以及宗族与家族的严格界定都有详细的阐述，为读以后几章铺平道路。 　　第二章是作者展示其研究方法的专章。作者娴熟于研究方法，在大问题的笼罩下，划出了专注研究的小圈圈。又从中选取了清代文集作为研究对象，并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之上，即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所收的600种清人别集。然后从文集的编辑出版方式的角度，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研究，以揭示清人图书编刊等活动的宗族化特征，并进一步考察宗族家族的图书活动在清代学术研究、科举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作者把这种文集的编刊方式分为：为先人先师、自编、为同里乡邦、以编辑为业等四类。然后逐类详加剖析，得出于家族宗族的依托互动的密切关系，并向自己提出应该回答的问题说：“这种依托于宗族血缘、地缘的文化活动，形成了清人的图书著述、编撰、刊刻等文化活动的哪些不同于今天现代专业出版的特征?它是如何过渡、演变到现代专业出版?再进一步，中国传统图书文化活动乃至科举教育学术研究与宗族发展演变之间有着怎样的互为依存关系?宗族化是怎样开始现代化的蝉蜕这些都是本书要研讨的重点，本书将用四章的笔墨研究探讨之。” 　　作者将写作脉络交待得很清楚。他将在第三至第六的四章中，展开对全书主旨的探讨。在前三章中，作者从著名科举家族、学术活动和学术著述、出版、传播等三大方面，分别论述其宗族化的特征与关联。这三章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几乎网罗了有清一代一流学者102人的著述与宗族关系，而加以详尽的阐释，学术论辩的含金量颇高，几可作清代学术史来读。而在第六章中则把作为宗族象征的族谱的编撰、传播，拿来与清人文集出版活动作对比分析，使人更进一步了解著述与宗族的关系。而第七章则表明作者将以1860年作为传统编撰、出版向现代化的出版业的转变，可称为一家之言，但提出了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有待其他学人思考和论辩。 　　作者在书中还不时提出一些值得重视和有启发性的观点与见解，如对立言不朽的评说是：“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不仅创造了奇迹，而且安顿着一个个学人在困厄与窘迫的心灵，使之顽强不屈，构成了一部个性鲜明，壮丽多彩的图书文化史画卷”。对文化与宗族间的关系则指出：这“是一种相生相继的因果关系，宗族成员的政治、经济活动方式，显现一个宗族特有的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会反过来成为宗族进一步繁衍生息、世代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对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论述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是在对历史以往学术成果的继承过程中产生的，学术共同体的圈子越大，意味着对已有思想、成就吸收继承的愈多愈广泛，一个人取得的学术成就有可能越大。” 　　《著述与宗族》是一本有创意的专著，为研究清人文集开拓了新领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辛勤用心。如果吹求的话，那么附录中的《清人文集名录》只是移用了张舜徽先生的收录文集单，而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亦尚非难求之书。设若本书再版时，能否略去这份书单，那将节省二十余页篇幅的负担。

（转）使用新方法　莫忘旧规范---《博览群书》2008年

200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何明星先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该书收入《中华文史新刊》丛书中。笔者发现书中问题不少，而且有的还很严重。来新夏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清代学术出版的社会学考察》的评介文章，认为此书“颇多新鲜之感”，“是一本有创意的专著，为研究清人文集开拓了新领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辛勤用心”，如此评说，则大体上是肯定此书。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至于来先生认为，此书附录《600部清人文集名录》“只是移用了张舜徽先生的收录文集单，而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亦尚非难求之书”，而表达了一点“吹求”，即再版时“略去这份书单”，对此笔者是赞同的。 　　一、最突出的问题是材料的选用　　 做学问要讲一定的学术规范，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应是学者自身的要求。此书作者何明星先生大概是文艺学专业出身(见第200页《后记》)，全书也不断强调用的是社会学的方法，但这本书既被收入《中华文史新刊》，则其涉及到文史的部分，也应当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　　通读此书，不难发现作者的学术规范意识相当薄弱，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文献使用上没有扎实地从第一手材料出发，以致产生了不少严重问题。最能反映这些问题的是该书的引文，具体的问题下文再举例，这里指出两个要点：　　(一)此书论述的对象是“清人文集编刻方式”，而又是“借助张舜徽先生对600部清人文集研究的成果”，如第四章《清人学术活动的宗族化特征》基本借用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全书200页，此章为第52>104页)。但是，张书600部文集即可代表清人文集吗?就算有代表性，其论述的重点在编刻方式吗?依此书对这600部文集编辑方式的数据统计(参看此书第19页《清人文集编辑方式透视图》)，占最大比例的不是“为先人先师编辑”、“自编文集”，或“为同里乡邦编辑”，也不是“编辑为业”，而是“不详”，此“不详”类共257部(比率为42.83％)，远远超过第二位“为先人先师编辑”，这难道不能引起作者的注意和疑问吗?但其处理的方法只是一句“本书暂不作分析”。这真令人诧异。 在文史研究中，新方法、新角度的运用是应当提倡的，但也要建立在对材料的掌握、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理解之上，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上文提及的是一个例子，而在论述“为先人先师编刊方式”时，作者竟说“如果去掉257部无法确认的文集数量作定性分析，该比例达到46.6％”(第20页)；在论述“自编文集”时说：“如果去掉257部无法归类部分，(自编文集)比率为39.6％”(第22页)。在统计学中可以这么随意“去掉”吗(同样情形在第36页亦有)?实际上，这部分文集的编辑方式并非真的考察不出来。清人文集距今较近，且保存较好，一般说来，其如何写出、编成及其版本情况，大多可以从文集本身的内容、序跋及其他书籍的记录而考得，作者未曾翻检一部文集，就认为“不详”，并在此基础上做统计，于理难通。 　　(二)此书第三章《清人著名科举家族的著述出版活动考察》主要对5个清代科举家族：江苏顾氏、章氏，顺天高氏，常州储氏，浙江俞氏(见第37页)，以及两个横跨几个朝代的家族：山东杜氏、江苏昆山归氏作了相关的考察。作者论述后两个家族用了4>5页的篇幅，全部引自侯玉杰《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与曹月堂《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且都只有一个注释。考察前五个家族时所用材料乃顾廷龙先生主编、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的《清代硃卷集成》。作者“借助”张杰教授提供的线索(《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查阅了《清代朱卷集成》部分分册卷页”(第37页；“殊”有时简写为“朱”，但原书没有，张杰教授也没有这么写)，在参考文献中也列了“《清代朱卷集成》408、415、411分册”(第198页)。但据笔者查检，发现这五个家族在《清代殊卷集成》中的册数分别是第143册(顾氏)、第206册(储氏)、第121册(高氏)、第86册(俞氏)及第71册(章氏)。这里明显存在疏漏。实际上，此处所引全是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第四章《日常生活》之第三节《展示家族文化成就的著作》(见张杰书第192>200页)的内容。张杰教授偶尔考察不周之处，此书也都照抄，且有抄错之处和擅改原文的地方，如第41页一段引文，实乃综合张书第197页两处文字而来。如此，作者引用材料的态度可知矣。 " 二、纠谬举例 《著述与宗族》一书的错误，可说是错综复杂、不胜枚举。至于出现这些错误是作者的问题还是责任编辑的问题，笔者不得而知。重要错误上文已有所提及，此处以引文为主，分为三个方面举例论说： 　　(一)引文规范方面 　　首先，未引用第一手材料。(1)第7页、第9页共三处引章学诚《文史通义》，但都是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史通义》乃常见书，不知何故转引。让人不解的是，此书在第6页、第8页引用《文史通义》，即引自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史通义校注》。(2)第42页对顺天高抡元家族的叙述，也是直接引“张杰教授的考证”(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第197>198页)，张文的疏忽，此书也就照抄。其所述第三代高嵩、高衡两人乃高抡元的高高祖辈(高嵩是其高高伯祖、高衡是其嫡传高高祖，分别见《清代殊卷集成》第121册，第191页、第193页)，“第四代”高廷璨乃其“再从曾祖”，即曾祖辈的，因此这两代中间尚隔一高祖辈，即隔一代，则高廷璨应是第五代，而非第四代。出现一样的错误可见作者所说“查阅《清代硃卷集成》”，乃不实之言。 　　其次，引文不注出处或出处不确。(1)例如在第87页论及申涵光时，引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且加引号，但未注出处；在第88页论及宁都三魏(魏际瑞、魏禧、魏礼)时，多次引张书，但只在魏禧处标了一个注。(2)有时注了出处，却不准确。以所引《清人文集别录》为例，第29页注①之第455页乃第462页之误，同页注②第462页乃第494页之误，注③第494页应为第494>495页；第53页注①第12页乃第10页之误；第54页注②第12页乃第12>13页之误；第61页注①第120页乃第121页之误；第97页注①第150页乃第151页之误，同页注②第154页乃第213页之误，等等。(3)稍放宽些，引用一些经典段落和成语等可不加出处，但一定要保证其准确性。此书第13页引用《尔雅>释亲>婚姻》《尔雅>释亲>宗族》都未交代出处，且在全引《尔雅>释亲>宗族》这段十五行的文字中，不但将13个“景”字全部写成“罤”，还出现了四处错误：第一行“母之妣为王母”，“母”乃“父”之讹；第六行“父之从父景弟为祖父”，“祖父”前脱一“从”字；同行“族父之子为族景弟”，“族父之子”后脱“相谓”二字；第十一行“王姑”后脱“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两句。(见《尔雅注疏》第25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再看该书所附参考文献。此书涉及清人文集，参考文献中却没有一部清人文集；涉及科举家族，所引《清代殊卷集成》竟不是所要用的册数；涉及族谱(第六章即《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撰、传播与清人文集出版活动的比较分析》)，参考文献却没有引一部家谱、族谱。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二)表述方面 整部书的文字表述很成问题，现将书中因理解不当或粗心大意造成的失误，略举十例： 1、“抑清代人文盛矣，或以学名，或以文著，或以仕宦显，或以艺术彰，各有文集刊布于世。”(《清人文集别录>自序》第4页，中华书局1963年第一版，1980年重印；而非如作者所引“1980年版”)《著述与宗族》一书引用了此段，接着说：“这段话说出了清人文集流传于世的表层原因，但没有进一步研究探讨，学名、仕宦、艺术之所以显、之所以彰有一个中间的转换过程，这个转换过程就是编辑出版>>”(第11页)按：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考察甚好，但原文“学、文、仕宦、艺术”何以就成了“表层原因”?又，“学名”何意?难道能与仕宦、艺术在同一层面上并列? 2、“黄宗羲所学，源于明末学者王守仁之学说，然其趣径，实以扩而大之，治史之外更深于经学”(第53页)。读者不禁要问：王守仁什么时候成了“明末学者”?而循此处语义，似乎王阳明以治史为长。是吗?3、“乾嘉时期，考证学兴盛，尤以嘉定地区为滥觞”(第57页)。已盛何来“滥觞”?后面对“九钱”的介绍亦含混不清(第59页)，此处不详论。4、第60页介绍“吴县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时，先云“历史上的吴县，清代隶属江苏省苏州府管辖，在太湖东北岸，与元和、常州、震泽同属于苏州的卫星城”，后面紧接一句“今天属于浙江省苏州地区”，令人不解。这种失误全书并非仅见。如第103页“有的学术研究在图书文献上互通有无，往复传抄，学业益富。如江苏海宁周广业、陈鳣、吴骞三人>>”此三人乃浙江海宁人，怎么变成江苏籍的了? 5、“姚范去世六十年后，其曾孙姚莹从群集(按：集乃籍之误)中录出所批注之语，结集《援鹑堂文集》六卷。张舜徽先生认为，《援鹑堂文集》为清人文集中最精>>”(第64页)此处大谬。据《清人文集别录》第157>158页云：“范为学务博览，不名一家，居恒不著书而喜校书>>见有讹误衍脱，或他本异同，随手订正>>没后六十年，其曾孙莹，始自群籍中录出其批注之语，为《援鹑堂笔记》五十卷>>在清人笔记中为最精。”姚莹所辑乃《援鹑堂笔记》五十卷，非《援鹑堂文集》六卷，两者性质亦很不同，不知作者何以有此改换。 6、“由宗族核心外延同里异姓宗族，纵向时间的父子相传与空间的横向拓展交织发展，清晰地展现了桐城文派在清代三百多年的发展轨迹”(第67页)。清代是三百多年吗?又，“刘师培可以说是‘扬州二刘>所代表的扬州学派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结束时最重的音符”(第79页)。学界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说，但“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似不妥当。7、“‘扬州二刘>，是同道年间，清代学术史上对扬州学派的推崇之称”(第70页)。有“同道年间”之说吗?又如，“湘学崛起于咸丰道光年间>>”(第99页)，通常有道咸之说，未闻“咸丰道光年间”的说法。8、“收入到《清人文集别录》中的《甘泉乡人稿》二十四卷(按：钱泰吉著)，在咸丰初有刻本，后版毁，同治十一年，其门人陈锡麒寄助刻资，钱泰吉之子钱应溥重为校勘”(第91页)。据《清人文集别录》第383页，知《甘泉乡人稿》乃同治十年门人寄助刻资，翌年钱应溥校刊。寄资与校刊(按：非“校勘”)非同年之事，此处不确。9、“(唐鉴)最著名的作品是《学案小识》《朱子年谱考异》诸书，依据张舜徽先生的考证，《学案小识》为其一生心力所萃，受到清初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等推崇”(第93页)。按：此处亦谬。唐鉴乃嘉庆十三年进士、咸丰十一年卒，怎会受到清初人的推崇?看《清人文集别录》第418>419页，知“其书(按：即《学案小识》)>>大旨在专明程、朱之绪，故于清初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张伯行推崇甚至，而于汤斌以下兼宗陆、王者，率多贬词，识见甚晦，门庭甚褊>>”原来如此。10、“吴骞所时尚虽广，但尽心于校书。为最精，与同里学人黄丕烈、陈鳣等相近”(第97页)。此段读不通，检《清人文集别录》第217页，知“时尚”乃“嗜尚”之讹，“尽心”前脱一“以”字；且吴骞浙江海宁人，黄丕烈乃江苏苏州人(此书上面亦提及)，何以此处却成了吴骞的同里? 　　(三)用字错漏太多 本来这一点不是学术问题，在一般批评文章中可以不提或一笔带过，但此书这一问题太严重，不能不提。 错漏在引文中有，在引文之外也有，但以引文中的更多、更易发现。对作者引用《清人文集别录》做一大致统计后发现，至少在28页中存在文字之讹脱衍倒，计约113处(详见附表一)。实际引用但未注明者没有统计，但问题一样严重，数量更大。尤其是第四章(第52—104页)，引用张书时的讹误真是连篇累牍，让人不能卒读。而来新夏先生认为“这三章(第三到五章)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几乎网罗了有清一代一流学者102人的著述与宗族关系(按：此第四章所做，作者明言之，见第103、第104页)，而加以详尽的阐释，学术论辩的含金量颇高，几可作清代学术史来读。”且不管所引恰当与否，亦不论其阐释、论辩如何，这样面目全非、满是伤痕的文字，可以“作清代学术史来读”吗? 　　笔者把全书写错的人名、书名，仅就能判断的部分作一统计(见附表二、附表三)，发现写错的人名至少有29个，且吴汝伦(吴汝纶)、刘毓松(刘毓崧)、卫令公(卫灵公)、刘镕(刘蓉)、张睿(张溶)等误名不止出现一次，表中不一一列出；写错的书名至少有37个，如《群经平议》误为《群经评议》，《惜抱轩文集》误为《惜报轩文集》，《经籍籑诂》误为《经藉纂诂》。这种错误最不应该、也最易误导读者。人名、书名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拙文虽然指出了此书不少缺点，但也不是认为它毫无可取。此题目本身很好，其新方法和新角度，也颇能给人以启发。只是一本著作如此不遵守学术规范，错误百出，即使其中有真知卓见，也是不合格的。因此，此书倘重版，必要脱胎换骨才行，而不只是去掉附录而已。 　　衷心希望作者此后运用新方法时，莫忘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旧规范。作为学界中人的我们也应该引以为戒，并要反思追问今日学术生产质量下滑究竟是谁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