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章节试读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的笔记-第65页 - 第二讲

1、规管的必要性：从熟人社会发展到陌生人社会，这就是规管的必要性之所在。
2、如何看矿难？在规管底下讲矿难，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以下这段话：
中国煤矿与其他一些大的产煤过情况很不相同。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矿井都是巨型的，露天的，用大型机器挖掘。中国就不同，煤矿深度高，平均在地面以下400米，很容易积累瓦斯，导致瓦斯爆炸。所以，中国煤矿安全状况较差也有客观原因。
3、虽然“在现代社会，个人、家庭、民间组织都有很多局限性，再分配的主角只能是政府”，但政府未必就靠得住，规管也会失灵，比如……例子太多，我就不比如了。而这也是王绍光这本书里没有讲到的。在问答部分，同学提到了，但他也忘了答。
4、另一段感兴趣的话：
刚解放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不到三十五岁。那个时候，活到五十岁很幸运。人活七十古来稀，因此胡适四十岁就写《四十自述》。今天，不管你多伟大，写《四十自述》会让人笑掉大牙。现代人的寿命很长，吃饭、穿衣、看病、维持生命都非常昂贵，仅仅靠家人来负担所有的“老有所养”的功能恐怕是靠不住的。
5、王绍光把中国解放后的历史分三段：
第一段：1949-1984年，伦理经济阶段，所有政策既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
第二段：1985-1998年，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
第三段：1999年至今，出现了社会政策。
然后着重讲了他下心思研究过的医改。
6、关于中国在上世纪末开始向社会政策过渡，王绍光给了一个预算优先重点排序表。这让我想起高中上政治课，一个长期被强调的重点就是”三农“问题摆在了最前面。
7、关于汶川地震校舍倒塌的问题，王绍光的回答切合了我之前看日本NHK讲校舍倒塌的一个电视片的结论。反思不应该走向一个过于简单的思路。
8、关于公款吃喝9千亿的问题，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该说法的考证小短文了，这个老谣言时不时就拿出来炒一次，心情是舒爽了，但老是骂娘，自己却长不大，不是个事嘛。
9、同样是回答上一个问题时，王绍光说了一句”网上有很多东西是极不靠谱的“。我知道的一个在英国读博的人给这本书打两星，几颗星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写了个评语，说王绍光意识形态代入，屁股决定脑袋。他引了这一句做例子，并问道：哪个网上的什么人说话不靠谱？
但事实上，紧接着这句话，王绍光这么说：
比如，网上流传照片对比，中国的市政府建筑物怎样，美国的市政府建筑又怎样。我经常看到这些东西。宣扬这些东西的人，要么没去过美国，要么有意编造。你可以查美国各州的首府，看看那儿的政府建筑。有这方面专门的网站。我刚刚去过美国犹他州，犹他州的人口还没有东莞多，州政府的建筑是一百多年前建的，每根柱子都是整条的大理石，是一百多年前的”形象工程“。
我不能说他阅读能力有问题，但心态恐怕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不够开放。而这样的人往往又号称自己向往民主和自由。
关于这个建筑的问题，我还想起曾在微博上看到一条内地学者到香港观光拍的照片，拍的是香港廉政公署，配的文字大意是说，一个抓贪腐的单位，门脸才这么点。很酸了。但其实，他拍的只是廉政公署在湾仔的一个办事点而已，如果他去看一看东区廉政公署总部那漂亮的大楼，岂不是要倒抽一口冷气？
我有一个感觉，在中国，往往是一些拿本土二三流文凭、英语不好、香港也没怎么来过、更别提出国扎扎实实生活学习几年（出国宅着也不算，事实上，心态不开放、观察不细致的人去哪里都没用）的人，在那里大谈特谈西方怎么好云云。一群离现代化比较遥远的人在那里讲什么是现代化，要我怎么才能相信呢？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的笔记-第121页 - 《大转型》前言

王绍光恐怕是摆脱不了新左的帽子了，那还是看看外国人怎么说（当然，我摘录之后，也就是再加工，也失真了）——
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代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
……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升级的问题，即经济时，他们被告知：经济学的铁律让你无从选择；并且由于你（通过你的民主进程）很可能把事情搞糟，你必须放弃做那些关键领性经济决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由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你的行为与这个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
一个想法：人们恐怕对物质性具体存在更为敏感，也更易于接受。比如，国土是实在的，当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入侵时，国家要保卫国土之内国民的安全。但经济领域恐怕就不会如此实在，但是，当他国投机者以自由的名义对一国经济领域进行入侵时，国家的自卫恐怕一样重要。只要有国家，就不会有绝对的、理想的自由。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的笔记-第32页

学徒制和雇佣制的区别是劳动力的商品化；以饥饿迫使劳动力商品化（可联系《饥荒与政治》）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的笔记-第17页 - 第一讲

三个概念：市场、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
首先，历史上市场一直存在……市场就是买卖一些消费品的地方，比如集市贸易……规模或大或小。但市场经济是另外一回事……不仅仅一般消费品，当劳动力、土地、货币也都成了商品，变成市场交易的标的物时，才能讲到市场经济……第三个概念是市场社会。当市场经济原则（如等价交换、供应平衡、价格竞争）适用于非经济领域，吧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都变成商品来交易，买得起的人就消费，买不起的人就不能消费时，就出现了市场社会。
当交换不是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而是根据需求时，那就称不上是市场经济。这种交换关系包含在人的总体关系里边。这听起来很玄，但王绍光举了个例子，让这种说法变得实在起来，那就是，在部落社会、传统社会里，饥荒的出现往往是成片的。通常是一个村落、部落、地区的人遭受饥荒，不可能说有一家遭受饥荒，而其他人安然自如。在遭受饥荒时，受到威胁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群体利益。
部落社会存在了很久，它具有三个特征：对称性（种族往往为每个分支组织设配一个姐妹组织）、中心性（每个社会都有中心点，某些人具有更多的权威）、以家庭经济为依托。由此产生了三个原则：互惠性（主要通过家庭和血缘）、再分配（一定的地盘和社区里面，没打到猎物的人也可以分到肉）、为自己的用途而不是为获取最大利润而进行生产。
总之，
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经济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之中的；而市场仅仅是社会的附属特征，绝不是最重要的。
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但与此同时也逐渐兴起了反向运动，来保护人和自然，从而使市场经济不再是“自由的”、不受调节的市场经济，而是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
但波兰尼不同于马克思，马克思的社会反向运动是一种阶级的运动，是工人阶级对压迫阶级的运动。但波兰尼认为，社会反向运动并不是某一个阶级的运动，而是整个社会的需求。“反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保护了资本家的利益”。
有一句话，我认为是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放弃政治权力只存在于政府这个假设。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的笔记-第28页

土地与劳动力不应该仅仅被作为商品，这是多么基础性的反资本主义论断。如果说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那么为其奠基的就是土地商品和劳动力商品。远的不说，看看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就可以明白：下岗再就业及农民工进城，政府卖地与房地产业发展，几乎就是经济腾飞的双翼，若再加上货币的商品化（金融市场），中国三十年里浓缩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基础性制度建设。
关于土地，王绍光阐释波兰尼的核心观点是：土地不能随便通过买卖、通过供求关系来决定其用途，而是要通过其他制度来安排。（p.30）
但是接下来却似乎要交给国家或曰政府来进行安排。那么，这里的悖论就是，如果政府的多重身份中之一就是一个大资本家，怎么保证它的制度性安排是反向运动？再者，回到中世纪的英法与土改时期的中国，它们的政府反对土地的交换，但并不反对土地的占有，这也就是说，反对的仅是土地立刻成为商品，而为之后的商品化埋下了伏笔。难道真的要每隔几十年来一次土地革命？
把土地再分配的权力全部交给政府是不靠谱的。但反对土地商品化的观念仍然是反向运动的核心。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的笔记-第15页 - 乌托邦：自我调节的市场

在波兰尼看来，19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的基础之上。第一是力量平衡。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度。第三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模式。第四是自由政体。
人跟其他人打交道，进行交易，哪怕是以物易物，实物交换，都是根据需求，而不是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些交换关系都包含在人的总体社会关系里边。人类的行为不是为了保护其在占有物质财富上的个人利害关系，而是为了保护其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资产。只有在物质财富有利于实现这些目的时，人类才会重视物质财富。
部落社会有三个特征：一个是对称性，其次是中心性，第三是以家庭经济为依托。
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正常家庭经济的本质是为效用而生产，而不是为获利而生产。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的笔记-第112页

在王绍光对反向运动的构想中，政府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书中不免对政府有捍卫和维护。可是对抽象政府本身的维护与对现存政府行为的维护，实际上是两个层面，本页的问答似乎让王绍光陷入了第二层面的陷阱，在当前blaming the government的思潮之下，容易冲淡整本书所讨论的核心议题。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的回答时，王绍光用的数据和事实都是正确的，但逻辑却很成问题。美国农业部的确有10多万雇员，远远超过中国农业部，但这并不一定表明一个部有10万多雇员是正常的；犹他州的州政府建筑在100年前是形象工程，并不意味着说政府建筑成为当地最豪华建筑就是正当的；中国官民比可能位于世界上最低的行列之一，但这也不表明中国的政府公务员队伍就一定应该扩大；媒体报道的公款消费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并不说明中国的公款消费还没有到值得警惕的程度。
王绍光说：“一方面，我们要认清政府可能腐败、浪费、寻租；但另一方面，不能说有问题，就不要政府干预。”（p.113）这句话是正确的。然而反过来，要政府干预，并不是说就不能批评政府的腐败和寻租。如果不讨论对政府权力及政府雇员权力的制约，那么政府权力的扩大，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与作者本身对抽象政府功能进行维护的初衷就背道而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