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选择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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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06
ISBN:9787500438724
作者:芬伯格
页数:326页

章节摘录

书摘    小科学的个人主义,在有些方面类似于手工艺工人的状况,让位于各种温和形式的公司集体主义,即服从,而异化已经是大公司和政府的世界的典型特征。古老的智慧、文雅的数学诗人的理想,在许多方面爱因斯坦是这种诗人的化身,被学术企业家的现实所取代,这种企业家是更加官僚化地组织起来的科学共同体和资助它的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因此,原子弹的制造由于摧毁了科学共同体传统的自我形象而一下子使其受到了伤害。独立的、迷恋于小科学的聪明人突然成了热核权力政治学中魔术师的学徒。正如罗伯特.奥本海默所指出的,  “在某种本来的意义上,这多少还有点粗俗、幽默和夸张,物理学家已经知道罪过;而且这是他们不能失去的知识”(1955:88)。    当然,有些科学家从这种变化中获得了大量增加的权力和权力感,而其他大多数科学家则发现他们的物质条件戏剧性地得到了改善。总的说来,新时代很受欢迎,而且科学家最终感到他们的有用性得到了承认。但即便如此,增加了的影响力意味着增加了的依赖性和严密的控制,传统的价值系统和作用模式被新的科学工作组织所推翻。科学共同体中扩散开来的“错误”感体现在4对政府控制、新的安全体系的敌意中,体现在对原子弹、奥本海默命运的担心和有关的问题中。这些被关心的事物以隐喻的方式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社会团体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的一种反思(Kevles,1979:第23章)。    物理学家阿瑟·罗伯茨(Arthur Roberts)在50年代晚期广泛流行于科学家中间的讽刺歌曲中把握住了这种矛盾的时代精神。这里引用的其中的一段歌词也许抵得上几本书的社会学分析。      在1947年,  当一个物理学家是多么的幸福啊,你的财政大权只略逊于莫洛托夫或贝文,你可以带着财富躲避那些纠缠不休的借贷者,当你不知道如何消耗它时,只想想钞票就行。研究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      在架子上塞满新的仪器,      整车整车地去购买它,      不要担心——      你能够拥有一切能够买到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美好的时代,当一个物理学家是多么的幸福啊,      你看到这不屑一顾的世界终于接受了你正确的主张,      你看到议员们听从于每一个明智的观点,      你迷倒了妇女俱乐部,你是每一次庆典中的明星,      研究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      喝一杯盛满奉承的美酒吧,      为新的发现而自豪。      不要担心——      西拿特拉(Sinatra)拥有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      但是,你找没找到一个物理学家并取代他的位置,      而你找遍全城却没有发现一间可以安身立命的小屋,      或许,难道不可以去教教那些成百上千不会数学的学生      和那些想成为居里夫人的姑娘?      研究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      敦促学生,靠近主题,      物理学是他轻率的选择。      不要担心——      智力是一件仍然能够买到的东西。      哦,你写没写一本你想出售的关于裂变的书?      哦,当你演讲时欲言又止,你感到奇怪吗?      哦,你还想向世人公开某些原子式吗?      哦,如果你必须在秘密的状态下工作,你感到奇怪吗?      研究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      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请悄悄地确定它的密级。      不要担心——      一定会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同意。      1947年,当一个物理学家是多么幸福……      多么幸福啊?      哦,  了解一个小问题,你认为要花多长时间?      和罗伯茨的歌一样,这一时期的许多科幻小说表达了面对核时代的矛盾心态、道德困惑和忧虑。当然,新的“科学的政治才能”也在关于公共政策的文章和演讲中揭示了时代问题。但是科学共同体的政治领导者宁愿作出重大让步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增加资金、裁军谈判等等。科幻小说则更自由地表达了科学家深深的忧虑甚至反抗。当朱迪思,梅里尔(Judith Merrill)说麦卡锡时代“科幻小说一度实际上成为表达政治不满的惟一工具”时,这只有一点点夸张(1971:74)。        从这个角度看,科幻小说与更早时期的圣西门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相似,这些哲学也试图使产生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体制相对立的新技术阶层的世界观普遍化。这种流行的新的科学表达方式显然是一种策略,就像利奥·齐拉德(Ieo Szilard)的海豚所借用的声音一样,科学家只有通过它才能够使其他人倾听他们关于世界问题的见解。    齐拉德的小说《海豚的声音》  (The Voice Of the DolPhins,1961)事实上是对科幻小说本身的一种隐喻。它是对世界问题的理性主义研究的一种极好的总结,这些问题在50年代吸引了许多科学家。但在一组研究者假装已经理解了海豚的声音之前,科学的“声音”被忽视了,从海豚那里他们声称获得了解决从饥饿到裁军等一切重大世界问题的方法。齐拉德的海豚是以外来的和超越的智慧形象介绍给大众的,并且大众也接受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这些智慧正以科学家的身份隐姓埋名地存在于我们中间。在科幻小说中,科学也是从文学中借用了一种“声音”以便使人们听到并理解它自己。    来自本我的怪物    原子弹的制造是人类历史上知识向力量的一次最耀眼的转变。那些完成这次技术壮举的人相信他们自己是惟一有资格控制其运用的人。他们至少能够懂得,人类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在那些原子弹的制造者中出现了一个“科学家运动”,因为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个人所献身的是研究的人道主义使命,但他们已经给人类提供了毁灭自己的方法。    在战后的几年里,一个不变的主题既在科学家写的关于公共政策的严肃论文中,也在科幻小说中反复出现:关于人类的知识已经落后于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两种知识之间的裂缝说明了自然科学探索的启示录式的结局的原因。人类有了力量;但是,即使人类必定会在新的科学发现上超越牛顿,在对自己的破坏性冲动的控制上超越苏格拉底,现在,人类需要运用这种力量的智慧。事实是人类已经处于这样一个关头:要么将实现它的最崇高的潜能,要么像恐龙一样消失。……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Krieger)、j.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f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费里.哈特曼(Geoffrey It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内容概要

作者:(美国)芬伯格(Feenberg Andrew)  译者:陆俊 严耕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序言  第一章
导言:技术和自由 民主化的技术变革 待确定和公众干预 合法性和合理性 价值、文化和技术 结论第一部分 恶托邦的启蒙 第二章
马尔库塞和技术批判:从恶托邦到互动 序言:作为理论优点的顽强 对进步的抗议 合理性和恶托邦 对技术社会的激进的批判 对技术的本体论批判 互动的变革战略 第三章
恶托邦和《启示录》:批判意识的产生 作为大众文化的批判 历史的终结 最后的人文主义者 正在消逝的共识第二部分 技术和价值 第四章
再现的技术专家治国论:阿道尔诺、福柯和哈贝马斯 启蒙的辩证法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题 从系统到组织 授权和共识的形成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技术代码 行动和共识的形成 待确定和操作的自主性 结论:再现的技术专家治国论 第五章
论人体实验:艾滋病和实验医学的危机 受控机体医学 关怀和治疗 对伦理规则的反叛 参与者的利益 医学实验的社会技术伦理学 科学和伦理学第三部分 后现代技术 第六章
法国理论和后现代技术:从利奥塔到小型电传 第七章
从信息到通讯:法国可视图文经验第四部分 多元文化的现代性 第八章
西田哲学中的现代性难题 第九章
可选择的现代性?玩日本文化的游戏 第十章
结语:文化和现代星参考书目索引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相信存在着两种现代性:一方面,现代性指的是摧毁我们的记忆、文化和传统的一次理性主义的普遍发展史,技术文化主宰着时代的变迁,在这种变迁过程中,民主政体,城市化,普遍主义的进步观,对待技术的乐观态度在欧洲纷纷得到了完成和证实。在另一方面,现代性——这是更为狭隘的现代性概念——观念还指的是美国文化或者说美国化。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美国的史无前例的强大,这种现代性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警惕和反感。如何对待这两种现代性形式?作者提出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这种理论深入到技术系统生活的内部并揭示了各种未加探索的可能性,也由此,它的独特品质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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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王威廉 对技术的恐慌与应对,其实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条惊心动魄的线索,它呈现了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纠缠并确立自身现代性的历史图景。清末一些官员居然以为轮船是由数百头牛作为动力的奇谈怪论,在今天已经沦为笑谈。但从五四时期陈独秀首次提到“赛先生”直到今天确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其中有一些涵义发生了潜隐的改变。可以说,当年提出“赛先生”更偏重于对国人在价值观与世界观方面的改造,而今天倡导的科学技术其实更偏重于对作为生产动力的技术的孜孜追求。假如将现代性划分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一个先进的技术体系,那么,尽管我们很难确定作为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在中国扎根有多深、有多少果实,但是我们可以毫不质疑地肯定作为一种技术的现代性,不论从表面的生活形态上,还是从内在的精神塑造中,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技术或许并不仅仅作为一种操作方式以及工具、机器,而且成为一种“技术哲学”,和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的文化元素紧密地纺织出一片丝绸的光亮。对于“后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像是一个马拉松终点的红线,它是一个不管能否企及、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具体目标。相比之下,社会价值观念等等却是一些非常虚无飘渺的东西,它们的诱惑力更多的停留在美丽的词语和白纸上。因此,我们见证了现代性的复杂与不可捉摸,它像是一种活跃的化学元素,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发生反应,然后生成了新的事物。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新的事物当中,我们天天呼吸这样的空气,然后我们很难将它和我们自身分割开来看个清清楚楚,因为这样的努力意味着我们首先要认清自己。安德鲁.芬伯格的《可选择的现代性》一书,是西方知识分子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技术社会的一种持续批判。我阅读这本书的兴趣极大,因为芬伯格先生在此书的《中文版序言》当中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他没有像一些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对中国的未来做出简单的肯定或是否定,他更像是用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法那样,从中国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中国来说,它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还很难说,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而言什么样的发展过程是最好的?作者对现代性的反思是比较深刻的,他认识到现代性蕴涵的理性观念带有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它遮蔽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进而他意识到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话语体系,它是“伪装”成普遍性的特殊性,普遍性话语和特殊性表达奇怪地纽结在一起,难分难解。但不论如何,种种对它的挑战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现代性的技术基础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生活基础,而这个生活基础是难以撼动的。正如我们无法离开汽车、计算机和现代医疗设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芬伯格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既然生活和世界已经被技术改变,那么就深入到技术生活的内部进行批判,强调对技术的控制和利用,从而对技术的发展向度做出引导。作者所谓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其实可以理解为是技术引导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是可主动追寻的,并且在过程中是可自我塑造的。而作者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性模式,是技术进入到一种民主政治学的议程当中去,诉诸于不同的利益阶层、群体,在这种多样化之中技术会在合理化的方向下发展,使人类的大多数免于技术的统治,并且获得技术的福利。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时代,“可选择性”正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尽管不能说作者是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无疑是对传统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反叛。作者用整整两章的内容来论述日本的文化哲学,可以说日本文化是作者心目中一种可以进行不断选择的文化理想模式。日本哲学家西田对日本文化“无形”和“空无”的论述,得到作者的欣赏,因为作者意识到可选择的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来自于文化的内容,更是来自于文化的形式和谱系。正是从后者出发,作者明确承认了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并对非西方衍生的新型现代性表现出信心和希望。不论日本是否一种理想的文化模式,应该说,作者的思路是非常深刻的。他的思路并不是给出一副仙丹妙药,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性问题,而是最大程度的向未来敞开,以文化的自我选择和调适冲破僵固的技术体制。就目前而言,可以用现有的最大的文化资源:民主,对技术的长远发展进行渗透和影响,从而平衡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技术的民主政治学。相反,作者对于技术专家治国论,即把人当作社会机器中平稳运作的齿轮来进行控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将这种危险的倾向,作者称之为“恶托邦”(即反乌托邦),这可以想象一下小说《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我们》所描述的社会场景。回到中国问题上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似乎更加令人感到悲哀,它几乎囊括了从前现代到所谓后现代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历史画面,漫长历史的复杂性与当代文化选择的盲目性混和成一剂中国特色的可口可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生产力并非就等同于科技。社会发展是一个社会综合体系不断向着最优化进行调节和变迁的过程。但是究竟什么是“好的”?恐怕并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事情。如果我们认为的“好的”却损害了其他的大多数人,那么这种“好的”还能成立么?法国思想家福柯曾提到一种“被抑制的知识”,这来自于特定社会结构的权力机制。从取得支配地位即统治者的角度看,它的权力欲望尽管呈现为普遍性,但反映在现实中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普遍性往往是虚假的、幻象的),而被统治者在这种权力压抑下,则产生特殊的、局部的立场,也就是一种被权力抑制的知识。这些知识其实预示了一种相对于未来而言的可能性,它为反思、反抗以至超越原有的不合理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知识资源和话语基础。无疑,大众对科技的态度和想法就属于这种“被抑制的知识”,很多情况下大众被视为科技上的专业文盲,从而没有与之进行对话的必要。但是,在经济社会,技术的发展是服务和满足于一定的利益需要,因此大众其实在消费的终端一面承受着技术的压迫,一面又影响着技术的服务性质。如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往往根植于客户的实际需要和爱好;又如小汽车,它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和地位的象征,也可以不是,关键在于观念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将深刻地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假如技术的核心环节对大众而言像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属于某种“机密”,那么技术的应用毫无疑问和可口可乐的饮用途径是一致的,都要作用于大众的身体与生活。当代中国对于技术有着过分的迷恋,却对技术却缺乏文化上的约束和哲学上的足够反思,技术的走向是和国家话语密切同构的,普通的民众对于技术的应用基本上没有话语权。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化身,绝非中立的,可以想想福柯所谓的“知识与权力”,当技术与权力结合的时候,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生活环境被技术粗暴干涉,使生活世界服务于技术的节奏和要求,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技术社会”,他将这种社会称作“时代的风险”。那么中国是否已经处在这样的风险当中?芬伯格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尚未开始追求一种有创造性的发展道路,相反,对各种西方模式的模仿却蔚然成风。作者尤其担忧中国这样的高消耗模式,由于人口众多会对世界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中国的精英们如果不反思这些,那么中国“将成为过去正统观念的笨拙的牺牲品”。有趣的是,本书的译者在注释中没有将文中的冯•布劳恩和大名鼎鼎的U-2火箭制造者、美国当代空间技术的奠基人联系起来,而是说布劳恩这个词是棕色的意思,是纳粹制服的颜色云云。这自然是小问题,我想到的是当代中国有太多各行各业缺乏人文关怀的“专家”;而人文学者也大多成了文人,由于早期教育的缺陷,对最新的科技领域基本一无所知。那么能对全局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哪里去了?谁来回应芬伯格这样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谁又来反思和监督关切于我们每个人生活世界的技术的发展?原载2007年9月《书城》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还是先读下《技术批判理论》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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