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修养

章节摘录

　　张：那么，好，等一下请你讲一些得意的事情。在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倒是想起一件很窘的事，就是我在念初三的时候，我的英文学得还不错。有一次学校举行英文演讲比赛，老师给我一篇演讲词，其实是老师写的，我只是上台去背诵一下。我记得我站在一张桌子后面讲，桌上没有铺桌布，桌面上是我的上半身，桌子下面是我的两条腿，我一路背诵的时候，一直紧张害怕，下来后同学告诉我，你的两条腿一直在发抖。那是我十五岁的事，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好，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得意的事情是什么呢? 　　许：得意的事情我常常想起有两件：两年前我在日本做访问教授，那时经常到处去访问，用日语会话我不太流畅，只能说些客气话，所以常常说英文，那时经常有一个同事陪着我，她是日本人，她的英语不太好，但是她的中文很好，所以她知道我会普通话后就经常请我用普通话，让她翻译成日语。我发现别人看见我这个外国人竟然用中国的普通话让别人翻译成日语，好像是很奇怪的样子，这可以说是得意的一种情况。另一次是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他们两位都是中国人，一个是南京人，一个是上海人，他们暂时住我家里。那天，我们到一家超级市场去买菜，那里有一个年老的女人，是中国人，她有问题想问他们两个，她说的是广东话，他们两个都听不懂，因为他们只会说普通话和上海话。那时我在后面听到了，便立刻走过来，用广东话回答她，价格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她非常吃惊。　　张：尤其是看到你是一个外国人，想不到会由你来做两个中国人的翻译。这让我也想到我也有类似经验，我在法国的时候，常看到美国或英国的游客，他们不认识路或者有个什么事情想问，法国人跟他们讲不通，那时我就上去用英文、用法文跟他们翻译了。看到一个东方人替他们翻译，他们也感到很吃惊。另外，我还记得一件比较窘的事情。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念书的时候。那时会说中文的白种北美人不太多，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就肆无忌惮地随便说中文，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听不懂。有一次我们去野餐，看见一个女孩子，长得蛮漂亮的，还戴了一顶帽子，可能是遮太阳的。有一个男同学就在背后说她的裙子很漂亮、帽子也配得很好……想不到那个女孩子忽然回过头来用中文对我们说：“你们喜欢我的帽子吗?”原来我们一路上指指点点、品头论足说的话，她都听懂了。我相信那个不是你吧? 　　许：不是我。现在的北美人都很愿意学东方语言，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向。我们两个都可以说是世界公民，会说东方的、西方的语言，到世界各处旅行都很方便，而且很有意义。　　张：你说得非常正确，学了其他语言之后，你就敢于、并且乐于去别的地方旅行。有了旅行，就会增加知识，就更有动机去学别的语言，学了第一种、第二种，又学第三种、第四种。现在我们来听一下音乐，是肖邦作曲的“Mazurka”(《玛祖卡》)——很短的，是有名的鲁宾斯坦(Rubinstein)演奏的。　　张：我们今天作的是“翻译随想”，今天的特别来宾是金圣华教授。刚才提到“福尔摩斯”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家已经认同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福尔摩斯这个大侦探。在中文、英文或其他外文里，人名、地名的翻译到底有什么准则和有些什么特点，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呢?金：关于这个，大概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名从主人，比如说“Paris”，我们的发音是从法文，所以翻出来就是“巴黎”而不是“巴黎斯”。第二就是约定俗成，这个例子很多，你刚才说的“福尔摩斯”，大家都认同了，所以我们就不改了。其实有的翻译很奇怪的，你想一个国家的名字叫“葡萄牙”，不是很有趣吗?“西班牙”、“葡萄牙”……当然，现在翻译的话，可以用别的字眼。那么在香港来说，香港翻译的人名、地名，当初也是没有什么准则的，所以有些地名翻译得很滑稽、很糟糕。我觉得最糟糕的是“Waterloo Roed”，叫做“窝打老道”。(张：就是广播道附近的窝打老道。)我常跟我先生说，香港人不是都很敬老的吗?怎么一窝蜂去打老人家呢?另外，香港也喜欢用“打”字，什么“Char-ter”……　　张：说到这里，我也常有疑问，比如就拿“渣打银行”来说吧，当初他们请来的师爷，难道不知道在中文、在汉字里这两个字：“渣”是“渣滓”的“渣”，“打”是打人的“打”，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不但字形不太好，意思也不好，这家银行为什么这么多年都容忍这两个字，不见有人替它纠正呢?　　金：我想他们没有接受过翻译的训练吧!　　张：那是不是因为洋老板(大班)都不懂中文，所以那些师爷就这样随便开开玩笑。讲到“渣”字，我想起英国驻香港第一任总督叫“Portinger”，在中国历史书上翻译成“朴鼎查”，这听起来还是挺像样的。在香港上环有一条小街叫“钵甸乍街”，这个钵就是沿门托钵、讨饭的钵，乍——也不是个好听的字眼，为什么一个总督的名字和一条街，会用这样的名字呢?　　金：香港的街名可是一绝，仔细一看，有翻错的，还有翻得很特别的，用稀奇古怪的字去翻的。　　张：哪些呢?　　金：太多了，……中环有“毕打街”，都喜欢用打字，还有很多其他的古古怪怪的字，比如说翻错的有“般咸道”，其实英文应念成“般南”，那个“h”是不发音的，所以那是翻错的。　　张：目前这些街名可能是沿用了几十年或一百年了，日前在报上，我也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当然中文的翻译在内地最多了，台湾及其他华语的地方用法也各有不同，就是香港有的时候用约定俗成的办法，但是电台的新闻播音员都用广东话发音。如“伊拉克”，用广东话发音，“克”字就变成“黑”，“伊拉克”就变成“伊拉黑”，与原名发音就大有区别了。另外，比如说也是海湾小．国家，前一阵打仗的，叫做Kuvvait，一般中文翻译成科威特，广东话发音就念成“Fo威得”，所以Kuwait和“Fo威得”就差很多了。这个问题在你们翻译界有没有讨论过怎样解决呢? 　　金：这个我们讨论得非常多，到现在为止，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中、港、台三个地方所用的翻译准则都不同，我们新出的一本《翻译学报》就讨论到这些问题，当中讨论到在两岸三地的译名要不要统一？我相信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　　说到我对博物馆的爱好，是有来由的。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我生平第一次进博物馆是在台北市，大约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台湾省立博物馆”参观。那是日本时代建立起来的，中国收复台湾后，改名为“台湾省立博物馆”。我现在对它的印象已经不很清晰了，因为你可以想像到，一个小学生去博物馆，除了走马看花地看看陈列吕以外，还会跟同学嬉戏一下，或者心不在焉，也不够知识去真正了解那些东西。我就记得当时看到一只恐龙的骨骼，这只恐龙和我后来看到的恐龙比起来，好像小很多。还看过一些化石，看过一些标本，鸟兽鱼虫之类。当然也看过一点其他的雕刻等等。总之，我小时候真正接触到的博物馆就是那一个。也就是说，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对博物馆的知识是非常贫乏的，对这方面的知识的输入是比较少的。到我快要去美国念研究院的时候，我比较幸运，在入学之前，有机会先游了一趟欧洲，主要是苏黎世、罗马及巴黎，然后才去美国。　　作为一个穷学生，能够有机会先去巴黎逛一趟，才去美国念书，那是当时多数留学生做不到的。我有那样的机会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但是钱仍然非常紧。那是1963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到了巴黎之后，兑换了一些法郎。当时我住在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小小的旅舍里，也不是正式的旅舍，是租了一个二人同房的房间，三个法郎一天。跟我同住一房的是一个印度人，他比我大几岁，也是一个学生。我是人生地不熟，在那几天里，这个印度青年成了我的游伴。我对法国还是知道一点的，因为我学过两年半法文。但是，这个印度人比我经验多些，他带我坐地下铁，东转西转，去了不少地方，包括世界有名的卢浮宫博物馆。一进去之后，我就感觉到真正开了眼界了。卢浮宫真是包罗万象，美不胜收。当然啦，所有去卢浮宫的人，都挤着去看《蒙娜·丽莎》，我也不能免俗。我还记得，那时候还准照相。我拿了我那个古老笨重的照相机，挤呀挤到蒙娜·丽莎面前，照了一张相。好了，就算到此一游了。那次，1963年，是我生平看过的第二个博物馆，就是世界有名的卢浮宫博物馆。虽然印象深刻，觉得它很高深、很雄伟，但真正理解程度还是很差的。有句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当时就是看热闹。　　由博物馆讲到我这个印度室友，我们相处了两三天，好像变成好朋友了。但是最后一天他做了一件不怎么对得起我的事情。那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去机场，这样可以省点车费，我是要飞　　去纽约去，他要去哪里，我忘记了。早上临离开旅舍的时候，时间还允许，我想洗个澡，他跟我约好在楼下等我，一块儿走，可是我到楼下去跟他会合的时候，就不见这个人了。我老实，以为他在街上买纪念品等，就在楼下等他，等着等着他也不来，我又上房间去看，他当然不在了。等呀等呀他还是不来，最后我看看表，呀，再不走的话就赶不上飞机了，于是一个人狠着心，拿着最后剩的钱，坐上出租车，去了飞机场。到了飞机场大厅，那么巧，居然让我看见了他。他见了我之后，满面羞愧，说：“哎呀，对不起，我要赶飞机。”我说：“你现在不是还没上飞机吗?”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件事。当时心中的紧张、懊恼，看博物馆得到的那一点修养，全被他对我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化为乌有。当时，我几乎赶不上飞机了，他还在大厅里悠哉悠哉，竟又居然被我碰到!所以人不能做坏事、做亏心事。　　言归正传，我从小学一直到念研究院之前就只看过两个博物馆。到了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后，大学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我到校后没几天就去看了。斯坦福大学是个有钱人兴建的。Leland Starford是个铁路大王，也是开矿的，他儿子十六岁不幸去世，他为了纪念儿子没有机会念大学，于是捐出一块地和一笔钱兴建了一所大学。属于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博物馆是很精致的，主要以介绍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文化为主，有很多他们的生活用品及饰物。我这个“博物馆随想”还要继续往下讲，不过我们先纾缓一下，听一听　　Maurice Ravel音乐的另外一小段。　　……

内容概要

张信刚：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及创新科技委员会成员。1940年生于辽宁沈阳，196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获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及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在美国、加拿大著名大学任教20余年。曾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及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

张信刚教授不仅在科技领域著作甚丰，卓有成就，是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同时他还兼擅中、英、法文，拥有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对东西方历史及东西文化交流亦有精湛的见解。他因此而获得法国政府颁授的荣誉兵团骑士勋章。

书籍目录

自 序

1.音乐随想

2.历史随想

3.科技随想

4.艺文随想

5.人生随想

6.寰宇随想

7.语文随想

——与许美德教授对谈

8.广播随想

——与史湄女士对谈

9.翻译随想

——与金圣华教授对谈

10.九八随想

——与王士元教授对谈

11.词语随想

——与郑锦全教授对谈

12.乐团随想

——与叶咏诗女士对谈

13.钢琴随想

——与李名强教授对谈

14.话剧随想

——与杨世彭教授对谈

15.戏曲随想

——与杨世彭教授对谈

16.杂志随想

——与潘耀明先生对谈

17.环保随想

——与黄玉山教授对谈

18.纽约随想

——与郑培凯教授对谈

19.文学随想

——与李欧梵教授对谈

20.建筑随想

——与何博士对谈

21.教学随想

——与徐碧美教授对谈

22.节目随想

23.教育随想

24.博物馆随想

25.北京交流随想

26.文化交流随想

27.法国随想

……

编辑推荐

　　大学是最高等的教育机构。一个国家大学生使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建设者。而大学生的素质则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我们近些年来总是提到要全面发展，大学生的修养也需全面发展。本书的内容相信会对当代大学生有所启发。

作者简介

这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人文修养读物，语言浅显，见识广博，具有深远阔大的时空跨度，且在层次、角度上各有不同，从多方面表述了作者在世纪交替之际的遐想与沉思，广征博引的论道令读者获益匪浅。虽然张信刚教授说自己在做节目时“往往事前准备不足到播音时才随想随讲。”但在这本书中处处体现了他的广博见识以及他广泛的阅读兴趣。张信刚教授对历史变迁和各类文化艺术的深刻体会通过浅显生动的文字和丰富多彩的事例呈现备受广大年轻读者尤其是高校学生的喜爱。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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