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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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2-1
ISBN:9787301214831
作者:余英时,彭国翔（编）
页数:199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记者：现在有些论调，反对有学术和思想上的自由，说这些话的人，亦有本身是知识分子，普通的理由有二：（1）所谓学术与思想，是少数读书人的事，自由或不自由，与大多数人民无关，与人民的苦难福乐无关，我们应该关怀大多数人民的福乐，不应该只为少数知识分子争取什么学术自由；（2）要国家强大，就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学术思想的自由，徒然造成思想纷扰，意见散漫，力量分散，因此认为钳制学术思想是国家强大的一个必然措施，请问对这两种看法，有什么批评呢？ 余英时：有人反对学术自由，认为知识分子所重视的学术思想，是少数读书人的事情，学术自由不自由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我想这一点要好好再考虑。这种反对，照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看，一定是有条件的，绝不会无条件地反对一切自由。我们举一个例子，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有一本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很有名的一本书，讲思想与社会的根源的问题。学术思想是有不同，但绝不是少数人的事。照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像卡尔·曼海姆认为不同的思想，正是代表着社会各方面不同的力量，但不一定是阶级。因为如果一个思想只代表一个阶级，这个说法是太机械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例如今天内地也讲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讲无产阶级有内部矛盾。为何有内部矛盾呢？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指内部不同的思想，恐怕未必限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是人民，为什么还有正确与不正确的思想问题？正确与不正确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不能简单地推测到某些已被推翻的阶级，在思想上仍有残余影响这一点上去的。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无论地主阶级也罢、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是有很不同的思想，绝不是只有一种思想。因此，说一个思想或一派思想只能代表一个阶级绝非事实。 至于说，学术思想是不是少数读书人的事，我看绝对不是。因为有些读书人的思想，表面上或与现实没关系。但深一层地分析，这种表面与一般社会无关的思想仍可找到它的社会根源。照知识社会学看来，任何一个思想，都直接地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的某一部分，或者反映某一部分人的要求。尤其是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牵涉到社会上所有的人。思想家对这些方面的不同观点多少代表某些集团的要求。我们叫它集团不叫它阶级，因为每一个阶级还可分做很多小集团。如果一个人关起门来，完全不接触现实，在象牙塔中玄想，这自然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但这样的人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由的问题了。一般而言，我们说学术自由、思想自由，都含有社会行动的意义在内，尤其牵涉到发表意见的自由。一般人或者说受教育少的人，他们一样有观念要表达出来。古代的表达方式当然是语言和文字，今天科学进步了，还有各种机器，如广播、电视之类，帮我们传播观念。
书籍目录
学术何以必须自由（1974）
朗朗乾坤 含弘光大（1978）
坎坷求学路 儒家在中国（1987）
中华文化重建与出路--专访余英时、李泽厚（1996）
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1999）
中国有无前途看如何选择价值（2001）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2002）
我是一名自由主义者（2006）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2006）
今古逍遥知识人（2006）
文化传统不可能随制度的死亡而消失（2007）
《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2007）
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2008）
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2008）
我们有更大的使命（2011）
胡适是20 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思想家（2011）
编后记
编后记之二
编辑推荐
《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编辑推荐：史学大师余英时历年来海内外访谈合集，浓缩了先生在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真知灼见。《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诸多报刊杂志对余英时先生的各种访谈，其中多篇文字是内地读者首次得缘一见。余先生在问答中洞烛幽微，出言如枢机之发，读者从中可见余英时先生朗朗乾坤的气度，含弘光大的胸襟，以及对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观察和精辟见解。
作者简介
《余英时访谈集：学思答问》共收70年代以来散见于各报章杂志的余先生的珍贵访谈录十六篇，这次结集极大方便读者的查阅。尤其是其中收录了六篇发表于大陆之外的访谈，之前大陆出版的各种余先生作品中从未收录：《学术何以必须自由》（1974）、《朗朗乾坤 含弘光大》（1979）、《坎坷求学路 儒家在中国》（1987）、《中华重建与出路》（1996）、《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1999）、《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2006）。
《余英时访谈集：学思答问》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诸多报刊杂志对余英时先生的各种访谈，其中多篇文字是内地读者首次得缘一见。余先生在问答中洞烛幽微，出言如枢机之发，读者从中可见余英时先生朗朗乾坤的气度，含弘光大的胸襟，以及对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观察和精辟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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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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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有多重身份：民国时期历史学家余协中之子，国学大师钱穆和杨联陞的弟子，《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有“人文类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唯一华人得主。《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这部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报刊杂志各种访谈的集子，也许是了解余英时这位被誉为自胡适以后海外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其生平学术大旨、治学门径以及胸襟怀抱的最好途径。 在各种访谈中，这位“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的八旬老翁对于中国的前途坦陈了一些肺腑直言，最有名的言论当是“中国的前途系于如何选择价值、如何理解世界”，他首先强调自由与秩序的基础作用，2011年与《东方早报》的访谈中，他指出“没有自由，根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如实地理解世界；没有秩序，则不能进行创造性的新建设，选择价值和理解世界也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事了。” 那么余英时口中的“价值”具体何所指呢？也许可以从余英时曾有一个被误用多年的标签“新儒家”说起。他在1996年接受《亚洲周刊》访谈时特别做过澄清——“我不愿意承担新儒家这个名义”。虽然毫无疑问，余英时对于儒家的思想和精神是抱有强烈认同的，在80年代，他还曾与海外新儒家代表杜维明一起，得到新加坡政府礼聘，指导“儒家伦理教科书”的编写。余英时治中国思想史向来有一条主线，即“士”这一特殊阶层在中华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源远流长作用，尤其强调儒家的现实日常的实践角色，在余英时看来，当代新儒学有如“当代的宋明理学”，太讲形上学的问题，离现实太远，虽然有其探索终极意义的价值，但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对现实也无能为力”，新儒家的这一运思路径显然是特别强调儒家现实关怀一面的余英时并不赞赏的。对此，余英时甚至直言：“当代新儒学不能为中华文化带来转机，这是我个人的‘偏见’。” 近年来，余英时的文章中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便是将“知识分子”的提法一律换为“知识人”。2008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余英时提到其中的原委，“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可以说，从“知识分子”到“知识人”，体现了余英时将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儒家精神自觉地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主义，毋宁把它看成是一种态度——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异己的态度。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拼命争取你说话的自由。胡适曾说过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也很能表达出自由主义者的精神。而儒家精神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知识人批评或改变不合理现状的责任担当上。知识人不能再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面对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余英时告诫说：“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 于是我们看到，五四时期强烈反儒家“礼教吃人”的一批知识人身上流淌的现实关怀，与国粹保守派所坚守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经历近一个世纪水火不容的“党同伐异”之后，终于在余英时所代表的知识人身上实现了“正反合”的合流：“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儒家之间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可以创造性转化，可以互相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是含有民主自由的要素的，如果不给新儒家做狭义的界定的话，儒家文化可以培养出民主自由的东西来”。 可以说，《学思答问》这部访谈集与该系列的另外三种：《中国情怀》、《卮言自纪》和《师友记往》一样，所收皆是余英时先生个人所感所思，与他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在这一“有我之境”中，所以才会有2011年接受《东方早报》采访中用胡适的话对年轻知识人的这番流露强烈个人感情的寄语：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读《学思问答——余英时访谈集》《学思问答——余英时访谈集》是北大出版社“余英时作品系列”四本书之一，彭国翔先生在《编后记》里说 “其间一些不得已的少量文字删节，缘由也是众所周知”，女为悦己者容，书呢，是为了不悦己者。学术观点，余先生著作中有述，主要关注了一下他对大陆一些政策和现象的看法。对“改革开放”，余先生以晚清改革与之作对比：“在明末，国家面临危机时，朱家皇室是相当孤立的，没有什么支持的力量。但清末除了爱新觉罗皇室外，还有五百万满族的八旗等制度在支持它，因此，除了遇到危机，知识分子面临的是‘保清’还是‘保中国’的矛盾，这个满族便类似现代的‘党组织’。”如此我们的民族就不是56个民族，而是57个，“党族”是个族上族，56个民族同唱一首歌，都是唱给这一族的。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恐怕败在一族独大，党族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上。关于“和谐社会”，余先生说：“西方音乐讲的和谐就是指不同的音阶经过一定的处理才能够搭配得比较得当，才会有和音的形成。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致，否者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说的很好，很对，不过余先生不了解，在我们这儿，和谐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何先生向往的生活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我们也期盼“和谐”向形容词的回归。至于“大国崛起”，余先生认为这个概念容易引起误解，“好像说整个世界永远是被几个‘大国’管制，‘大国’此起彼落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国’都微不足道，只有听“大国”支配的份儿。这恐怕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现方式，更不必说是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如果‘大国崛起’的潜台词是‘中国崛起’，那么问题更大，使人觉得中国要去西方大国的‘霸权’而代之。中国原来的‘大同’观念，重点在‘仁道’不在‘霸道’。”别人没有误解，大国崛起，就是指中国崛起嘛，暴发户发点小财，就变得心直口快了。对于遍地走的“国学大师”，余先生认为是学术界的人精神空虚需要一些东西填补的结果。这就是说，不是大师感到寂寞，而是寂寞产生了大师。余先生的一句话，似乎可为大师们退退烧，至少可以提醒他们可以跟什么人交朋友：“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对于那些退休后炼成的大师，还可以附赠余先生的这样一句话：“我的知识太缺乏，退休后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有的人就成了“大师”，余先生就获得“克鲁格奖”，这都不是偶然的，这或许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智慧问题吧！（余英时：《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除了作为余英时治思想史的起点——韦伯之外，余英时在访谈中还提到了在各个时期影响过余英时或者引起余英时关注的几本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当然除了访谈中，余英时其他文章中也会有提及这方面的作品，待我慢慢收集。以下是《学思答问》中出现的几部思想史作品： 社会学家卡尔· 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 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西德尼· 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编《当代宿命论与自由》（Determinism and Freedom in Our Own Times， 1959） 人类学大师A. L. 柯博尔（Alfred Louis Kroeber），也叫克娄伯的《文化增长的构成》（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4），或称《文化成长的诸形态》。主要研究的是旧大陆文明社会的文化发展过程并试图解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科学诸领域的兴衰。克娄伯认为将这些模式化的现象与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确定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规律性的形貌。 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在他所著《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堂中》（Heaven City of the 18th Century Philosophers，中译本三联书店，2001年）说哲学家的天堂看起来是全新的，可是造天堂的砖石都是旧的。五四也是这样，外貌看起来是崭新的，可是其基本精神还是中国的，所用的材料还有一大部分是中国的老东西。 英国著名文化记者彼得·沃森，Peter Wattson，生于1943年，他著书13部，包括《20世纪思想史》(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并被翻译为17种文字出版。他还主持过有关艺术的几个电视节目。自1998年以来，他一直在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现居伦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精彩短评 (总计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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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高一时曾自校图书馆借得过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后因耽于逸乐不思上进，几乎只字未读便弃置一旁了。那是一部专论中国传统知识人阶层的大部头著作，如今想来，即便彼时有心啃读，恐以当时才疏学陋之浅薄怕也难得其中精妙吧。这本薄薄的访谈集《学思答问》实际于我并无多少新鲜的东西，权作消遣读物了。余先生毫不讳言，他骨子里是个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当然，也正如余先生所说，单是自由主义就有不少品类。难以否认的是，今天自由主义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而我的态度就是，对于特别流行的东西总抱着本能的警惕而冷眼旁观之。书中《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一篇论及的不少问题个人认为有待商榷，尤其是干脆否认了八国联军侵华这一历史事件，颠覆有余而难以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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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硬伤，不认同。余爱以学者生平印证其研究，施诸彼身，亦若合符节。偏何他在美国便大受优待而种族歧视自灭，他在农村则地主佃户融融泄泄也？ -
翻过。略无趣。 -
他的学术与钱穆接近，他的思想与胡适更相通。 -
本书访谈内容主要侧重于宏观方面，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进入现代社会，传统价值与普世价值两者重在求同以及如何结合，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人应当扮演的角色，还有余氏本人治史的侧重点及其观察的角度等等，都可见余氏的情怀。其中《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一篇最值得一读，访问者赵晓明似亦系文化学者，直接接触档案史料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相关问题，得出的看法和以往教科书中所传达的观念大相径庭，比如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则抑制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甚至列强当时并无此种瓜分观念，又如说美军占领故宫，如若烧杀抢掠，故宫则不复存在，大抵是要做翻案文章。情感态度偏向于美国。但是确实反映出来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真正的历史还没有建立”。只有抛开以往的框架，不抱偏见直接面对，或说以“同情”的态度去观察的时候，才可能一点点接近真相。 -
海外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有多重身份：民国时期历史学家余协中之子，国学大师钱穆和杨联陞的弟子，《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有“人文类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唯一华人得主。《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这部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报刊杂志各种访谈的集子，也许是了解余英时这位被誉为自胡适以后海外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其生平学术大旨、治学门径以及胸襟怀抱的最好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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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8946-4 -
2015年的第一本书 -
访谈录 -
很好，喜其平实。 -
知识人…… -
余英时少年得志，四十出头即为中研院院士，在此之后，中研院成了余家班，捧余成了海外学术界的一大奇观。因此，余文只字可贵，这本将余报头采访收集起来的做法，差不多也就跟昔日差不多了。本书余英时表达了许多看法，包括对于传统，民族主义，近代史，对钱穆，对学术研究，都有自己一系列的看法，不过我越看越觉得解魅。余英时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也就是一个公知水平，比如对于晚清民国的政治史和军事史。另外，他对于钱穆学术的继承，反而是议题和表面的，对于钱穆的治学方法和精神，说起来还是继承不多。余英时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也是传统文化研究者，但始终不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信徒。这点倒是真的，缺乏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研究，始终如隔靴搔痒，没有进入到门户之内。 -
“没有自由，根本不能选择，也不能如实的理解世界；没有秩序，则不能进行创造性的新建设，选择价值和理解世界也就毫无意义.....中国的前途首先在于能不能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情形下，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体秩序。”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博学知服。 -
在交大借阅的最后一本书，很可惜还差最后40页没有看完。 -
估计很多人读了访谈录，就以为了解余英时先生的思想吧？访谈录体裁所限，只能是点滴补充。要了解必须读余先生的长篇专著 -
和史景迁的对谈以及有关近代史的一些评论，还是很显水平的 -
虽然编得有些杂乱，但冲着内容，给五星不过分。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分歧，我是基本认同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观”的，他对思想、文化领域不少事情的判断都很有见地，访谈往往能将正襟危坐的学理文章无法呈现出的学人的丰富性用一种较为私人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的风采于谈笑风生间自见。 -
当然是不如直接去读论文啦 -
已出。 -
根据里面编者所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略有删节”，不过整体还是相当的好，值得一读！ -
第二遍看，注意到以前不会注意的史实 -
“不管其中是非如何，新闻自由可以说表现了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相当多数人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异见。所以异见或者异端在近代社会是必需的，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这当中总有某一种有价值的意见透露了出来。” -
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 -
对于历史及国家的疑问，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
书不厚，闲来翻翻，余英时底子厚，一问一答还真答出了不少真问题。 -
与李泽厚的对谈，即可一窥端倪。余先生真是守的住牙塔，又抹的清现实。 -
很受启发。 -
君子温润如玉，余先生是一个。 -
价值观大受影响！ -
在图书馆看到的 本来准备一晚上刷完 却拖了2天 以后如果再读要注意下他与史景迁的对话 另 看书学习呀 要浸在里头 乐在里头 才会有感觉 -
每每读到他的东西总让我感动---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因为有这样一代一代的思想者！ -
余英时也是性情中人，学识高，有思想。“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的赵晓明……好尴尬，历史出身？ -
一鳞片爪 了解一些余的思想 -
余英时先生不愧为钱穆先生高足。 -
余先生一贯以来不都是这样尖锐么？ -
普及读物。不过发现了一个以前有印象的记者名字 -
收获很大。 -
多看问题，少谈主义 -
读《学术何以必须自由》和《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反观今日，纵时隔数十年，文章依然启人深思，慨叹不已！ -
大师气象，神往不已。虽然此前熟知余英时先生大名，读了这个访谈录基本上成了他的粉丝。余先生对于学问、人生、历史、国家的看法发人深省。不过采访者水平相差不小，最后几篇《东方早报》记者问的问题让人感觉挺尴尬。余先生一直是在那的，但来了不同的对手，就展现不同的水平。赵晓明与余英时谈“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让我重新认识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中美关系。东西方对于通史的认识相差还挺大的，很多中国史家都有通史情结，几乎成了一个传统。（157页）在学术研究通与专的问题上有段精辟论述：“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了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149页） -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在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
可以成为“家”的人。 -
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一些看法还是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