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古代书院

章节摘录

　　私学的日趋发达　　唐五代的泉州教育，伴随着地方政府积极倡学而出现的一种突出现象，是包括由个人和民间社会组织创办的或官倡民办的各种形式的私学，日趋兴盛起来，并成为当时泉州社会居主导　　地位的教育组织。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的产生，同私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书院直接发端于私学。这一点，泉州同全国各地书院的起源并无二致，只不过是在时间上要稍迟一步。　　从中国古代书院兴起的历史看，最早的书院亦出现于唐代，最初是朝廷收藏和校勘图书的地方。中国古代历朝都很注意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工作，并设立专职官员来管理这件事。唐代以　　前，西汉的刘向、刘歆，东汉的班固，东晋的谢灵运，隋朝的牛弘，都是以校书闻名的。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朝的嘉则殿，都是著名的中央政府收藏图书和校勘图书的地方。到了唐代，这种校书和藏书的地方改称为书院。唐开元六年（718年），唐王朝将朝廷藏书的乾元殿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年）又将丽正修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人们一般认定，这是“书院”这一名称的最早出现。正如袁枚在他的《随园随笔》卷十四中所言：“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南宋王应麟在所著的《玉海》中说：“院者，取名于周垣也”。所以，书院，就是指有围墙的校书和藏书的一些房子。然而，随后全国各地许多私人设立供隐居读书或聚徒讲学之所，如四川的张九宗书院，湖南的李宽中秀才书院，江西的梧桐书院、皇寮书院、义门书院，福建的松州书院等，亦皆沿用书院之名。书院的涵义由此发生了变化，已不仅仅是官方的校书和藏书之地，而同时也是私人隐居读书或讲学授徒之所了。尽管唐代私人所创书院中，除了极少数书院有传授学业的教学活动外，其他大多数是个人结庐读书之所，或是纪念供祀某文人学者的地方。但是，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主要正是发端于这类私人所创的书院。元代的马端临曾经对书院的性质作了确切的论述，他说：“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否，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所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仿四书院云。”（《文献通考·学校考》）他不仅肯定了书院是私学，而且说明其理由。由这段话可知，官办的“州县之学”和私办的“乡党之学”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取决于朝廷“诏旨”的行政命令，后者取决于贤士大夫“留意于斯文”的个人意志。这一根本区别导致其他一系列区别：官学中的教师是朝廷的命官，一般由官府派遣；书院中的教师为德才兼备的学者、土大夫，一般由地方聘请。官学中学生的来源一般须通过正式的考试，有严格的规定；书院中的学生一般不受这些规定的束缚。官学中的教学内容皆由官府规定，书院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往往取决于山长和教师。南宋时期泉州的书院，大都亦属这种私学性质的“乡党之学”。　　泉州的私学起源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当时，北方士民陆续南渡定居晋江流域之后，泉州民间就开始有以家传私授形式出现的启蒙教育性质的私学。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原私学传统的传承，因为从春秋时期起，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就开始了民间的私人办学和讲学。中原士民大量南迁徙居泉州后，承继了这一风气，经久不衰且日趋发展，逐渐形成泉州早期教育形式的私学。　　唐五代泉州的私学进一步发展。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地方政府积极倡学这一重要因素外，至少还有三个同样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泉州民间对文化教育的日趋重视与追求。这种重视与追求首先来自于与中原接触的增多。泉州本是古闽越族住居的“化外”之地，秦汉以前与中原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置闽中郡以来，中经汉代的闽越、东瓯和三国东吴的统治，泉州与中原的接触仍然不多。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士民陆续南渡定居于晋江流域，设置管辖闽南的郡治于今南安丰州镇后，泉州以至整个福建的政治、经济、　　文化与中原的接触，才日渐增多起来。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郡为州，正式定名管辖闽东南的首邑为泉州府。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析南安县治以东十五华里之地为晋江县，并徙府治于今鲤城区。自此，泉州进一步开拓发展起来，日渐成为闽南重地，而与中原的联系也日渐紧密，中原先进文化不断进入，中原的文化教育意识也广泛渗入。在同中原日益频繁的接触中，泉人不仅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中原技术的先进，文化的发达，而且认识到文化的提高有赖于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来实现。其次，中原官绅对泉州文化的轻薄鄙视刺激了泉州人。由于在唐代以前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泉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确实一直较为落后，因此受到中原士子的轻薄鄙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所谓“缦胡之缨，化为青衿”之语，对于泉人而言确实是一种耻辱，对于泉州的学子也有很大的刺激。他们在感到很不服气的同时，也意识到改变这种尴尬局面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发展教育，通过教育提高泉州人的文化水平。重视和追求教育之风因此渐兴。二是官学的不够发达。唐五代的地方官学，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分别是府、州、县儒学的最高学府，也称学宫。因为是儒学，必尊孔子，学生不但要学习经典，还要学习礼乐，定期按规定的仪式祭祀孔子。所以，完整的学宫，既要有礼祭场所，亦要有教习场所，即所谓庙学一体。泉州各县在唐五代时均尚未建有县学，宋代才开始有县学出现。至于州学，唐代建有孔庙，具体年代及何人所建均不清楚，但一般认为是在景云二年（711年）以后，开元二十二年（733年）之前。因为景云二年州治由南安武荣（今丰州）迁至泉州，此后的泉州才是州治所在地，才有可能在此建设作为州学组成部分的孔庙。又因为孔庙的匾额为张九龄所题，而这时是他声望最高的时期。孔庙建址在州衙城右（原体育场一带），唐时称为鲁司寇庙。到了五代，改称为宣圣庙。不过，宋代以前庙内并不办学，只是祭祀孔子而已。可见，唐五代泉州的孔庙只是作为学宫的礼祭场所，而当时尚没有作为教习场所的学宫。作为教习场所的泉州州学（明代以后称府学）的正式创办，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因此，唐五代泉州地方官的倡学活动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实际上主要仍然体现在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官学的建设进展则甚为有限，不仅各县尚无县学，即使州学也是有庙无学。如此，作为教习场所的官学实际上仍然是空白。官学不发达的因素固然很多，然而官学之不发达这一现实，则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方面，社会对教育日益重视，民间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大，希望地方上能提供更多供士子学习的场所。另一方面，由于官学基本空缺，无法为众多的学子提供必要的教习场所，满足其求学上进的需求。退一步而言，即使官学完全建立起来，其数量与容量毕竟也相当　　有限。一州一学，一县一学，即使规模较大，能吸纳的生员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私学的发展因此具有很大的空间。三是私学出身的蔡沼、欧阳詹等士子的激励作用。唐贞元年间（785——805年），由郡守推荐赴礼部考试并高中进士的蔡沼、欧阳詹等人，都是私学出身的。这些人的成就，为泉州学子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极大地激发了泉州民间兴办教育的热情。在这些立名建功的人中，尤其以欧阳詹的影响为最大。欧阳詹（约756——800年），字行周，家住晋江潘湖，唐代泉州第一个著名的年轻文学家、进士。欧阳詹少时就很聪明，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和写诗作赋。年轻时，他与“隐者”罗山甫等人在家乡读书，以后又在泉州城北清源山虎岩、城东南吟啸桥等地读书，还到他的好友林藻、林蕴兄弟的家乡莆田东北福平山下的灵岩精舍读了五年书。由于结志攻文，勤奋力学，因而诗文学问大有长进，“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德宗贞元年间，他“文词崛兴”，声名“遂大振耀，瓯闽之乡不知有他人”，“唯知有詹耳”（《欧阳行周集·欧阳生哀辞》）。薛播到泉州任刺史，很赏识欧阳詹的才　　华，引他到城西九日山，与著名的南来“高士”、“隐逸诗人”秦系郊游，谈文论道。席相任泉州刺史时，把欧阳詹引荐给常衮，常衮对欧阳詹的才学亦非常器重，比之为“芝英”。欧阳詹本无心功名，认为福建“地分遐陋，进取必无远大”，想与罗山甫等友人长期隐居家乡读书，奉养双亲，但在常衮、席相等的奖掖和亲朋的激励下，毅然决定进京参加进士科科举考试。贞元八年（792年），知名政治家、宰相陆贽“知贡举”。欧阳詹经过“五试于礼部”，终于获得甲第，以优异成绩与当时著名文人贾棱、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等二十二人中了同榜进士。贾棱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因为该科人才济济，龙虎争斗，所以时人热切地称誉他们跃登“龙虎榜”。宋代泉州诗人刘昌言曾有咏欧阳詹诗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此外，贞元年间泉州先后登第的还有：林藻、蔡沼、陈诩、邵楚苌、许稷等，举明经的有林蕴、林著，林荐、林应等。这个时侯，泉州学子才崭露头角，引起中原士人刮目相看。林蕴在《泉山铭》中对这一时期泉人学子的表现和成绩作了这样的概括：“三十年内文章在闽，东堂桂枝折无虚岁。”欧阳詹等泉入学子的事迹不仅增加了泉州的光彩，美名馨香，而且鼓动群彦，促进了泉州文教事业的发展。明代蔡清在《{欧阳行周先生文集）序》中说：“自是，闽士始知所向慕，儒风日以振起，相师不绝。迤逦至于杨龟山、李延平辈，分河洛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学大明，道统有归，吾闽遂称海滨邹鲁矣。是正有类夫瓜瓞之势，其蔓不绝，至末而益大者，谓非先生实为之根柢又不可也。”（《丰州集稿·启序》）朱熹题泉州欧阳祠楹联云：“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由于欧阳詹、蔡沼等都是私学出身的，这本身说明了当时泉州私学已比较发达，没有相当数量的私学，是不可能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如此一大批优秀人才的。而这一大批优秀人才的涌现，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泉州民间办学的热情，刺激了私学的发展，私人办学之风日盛，且经久不衰，即使进入宋代以后泉州官学迅速兴起，私学仍继续不断发展，成为与封建官方教育并行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在乡村，私学更占有相当的比例。

媒体关注与评论

　　泉州古代书院序　刘海峰　　书院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作为制度形态的书院，已经随传统社会永远消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建筑形态的书院，则在东亚世界还有广泛的存在，不少地方都还能见到一些书院旧址。在福建泉州，也有一些书院遗址保存下来，虽然不多，但却可看出古代泉州是书院繁盛之地。　　历史上的泉州辖域广大，包括了今天泉州市各区县和厦门、同安、金门等县市，是朱熹过化之地和英才辈出之乡。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当时的集贤书院　　已有教学活动，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在唐代举子读书山林风尚中，泉州的欧阳詹隐居读书也是典型事例之一。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考中进士的晋江人欧阳詹，就曾隐居晋江的山寺读书备考。同年与欧阳詹一同考中“龙虎榜”进士的有韩愈等著名人士，欧阳詹成为唐代福建最出名的人士。南宋时朱熹考上进士后，起家官为同安县主簿，兼管同安（包括今厦门、金门）的教育事务。他先后在泉州不少地方讲学，对泉州书院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欧阳詹和朱熹成为明清时期泉州许多书院的主要祭祀人物。作为儒{家文明的产物，书院又是理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泉州的书院积极传播和维护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朱子学（闽学），是福建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宋明时期泉州科甲鼎盛，也与泉州书院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个重要方面，有关科举和书院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以至于逐渐形成了“科举学”和“书院学”。不过，以往的书院研究较集中于全国书院的总体研究，区域性或地方性的书院研究也有，但有关福建书院研究的专著还是空白。历史上福建也是书院较多且影响较大的省份之一，很值得加以发掘整理。现在，陈笃彬院长、苏黎明教授合作写出一大。本书，确实难能可贵。作者充分利用泉州各种地方志中有关书院的记载，以及南安《诗山书院志》等宝贵资料，论述泉州书院的起源，并对宋、元、明、清各代泉州书院的发展进行了考述。该书还对泉州书院的组织制度与教学活动、泉州书院的影响与启示等作了概括性的研究，对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也有较多的辨析。　　地方志的记载往往互有矛盾，如不详细考证，就很可能出现误解。例如，我在《福建教育史》一书古代部分的论述，基本上都直接依据《八闽通志》等史书的原始资料，偶尔在元代福建新建书院一览表中引用了他人的记述，但恰恰就在此出了问题。《泉州古代书院》认为元代同安并没有创建一所文公书院，新建的大同书院就是南宋时的文公书院。这一辨析是有道理的。一斑全豹，可见《泉州古代书院》的研究相当深入细致。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定会推动福建教育史和文化史的深入，也会促使福建其他地区书院史和科举史研究的进展。　　泉州是一个物阜民丰、人文荟萃的奥区，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滨海之乡。该地民风具有尚勇孔武的特性和面向海洋的开拓性，因此清代以后移居台湾和南洋的民众特别多；同时，泉州民风也有文质彬彬、向慕教育的一面，这在近代以来特别盛行捐资助学的风气中显露无遗。《泉州古代书院》一书，为我们了解该地向学重文的传统提供了十分具体和生动的例证，也为当今发展泉州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参考。作为教育史研究者和祖籍泉州（泉港区峰尾镇）的乡人，阅读《泉州古代书院》甚感亲切。祈愿乡邦教育发达，人文聿兴。是为序。　　2003年4月29日

内容概要

　　陈笃彬，男，1951年生，福建泉州人。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泉州师范学院院长。

书籍目录

《泉州古代书院》序　　刘海峰引言一、泉州书院的起源社会经济的发展官方的积极倡学私学的日趋发达佛教禅林的影响二、宋代泉州的书院宋代泉州书院初盛背景宋代泉州书院的兴盛宋代泉州书院的特点三、元代泉州的书院元代泉州的书院政策元代泉州书院由兴而衰元代泉州书院的特点四、明代泉州的书院明代泉州书院由衰而兴明代泉州新建书院热潮明代泉州续修的书院明末泉州书院的毁废明代泉州书院的特点五、清代泉州的书院清代泉州的书院政策清代泉州新建的书院清代泉州续修的书院清末泉州改书院为学堂清代泉州书院的特点六、泉州书院的组织管理体制泉州书院的组织形式泉州书院的管理制度泉州书院的经费收支泉州书院的祠祀活动泉州书院的建筑规制七、泉州书院的教学活动泉州书院的课程设置泉州书院的教学特点泉州书院的考课方式泉州书院的学规学约八、泉州书院的影响与启示泉州书院的社会影响泉州书院的历史启示后记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泉州古代书院》内容包括：泉州书院的起源，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泉州的书院，泉州书院的组织管理体制，教学活动及其泉州书院的影响和启示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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