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11》书评

拘于陈说，兼怀偏见

拘于陈说，兼怀偏见——评伍立杨《中国1911》杨津涛（启风）第一次看到《中国1911》的书名即为之心动，后来查到作者“数十年从事晚清民国史研究”的简介后，随之更加期盼。从年初一直等到四月，在当当网终于有货的时候，立马订下了一本。但当我展卷阅读，却是深深地失望。今年10月10日是武昌首义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批辛亥革命的相关书籍。除了原始史料和学术作品外，通俗的辛亥史也为数不少，包括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马勇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赫连勃勃大王的《1911，革命与宿命》，以及陆建德等六位学者对话的小册子《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这几本书无论体例、文笔、见识怎样，至少作者都能保有一定的中立性，但是伍先生显然未能如此。伍立杨先生的新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叙辛亥年武昌首义的前后史事，次卷详记晚清革命壮举，最后一卷写的是北洋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人的历次抗争。在记叙这前后数十年的历史时，作者对孙中山，言必称“先生”，全然是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解析晚晴变革，因而即使参考了《辛亥革命回忆录》、《革命逸史》、《清稗类钞》等很多资料，但依旧不免失之偏颇。在他看来，“今天不少论者反观辛亥革命，提出了非暴力的方式去实现晚清时节的民主。此属于梦中说梦。”简而言之，伍先生以为清末立宪是断然不能成功的。因为伍先生在立场上的倾向，在叙事时也自然就以革命党之是为是、革命党之非为非了。章太炎《讨满洲檄》说，“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一是为抹黑清室，二是为合辙押韵，本来就是信手一写，但却被伍先生给当了真。伍先生说，“多尔衮盗嫂事，史籍备载”，结果能拿出的证据还只是张煌言的两句诗。且不说清史大家孟森早已对“太后下嫁”的有关史料进行了一一驳斥，即便孝庄下嫁确有其事，也自为满族风俗所允许。至于后半句话，伍先生竟然引起了《清宫十三朝演义》，说其中有康熙（玄烨）与姑母乱伦的故事，就算小说家的话能是真的，那与章先生说的也不是一回事吧？历史上有名的檄文中，陈琳说曹操“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骆宾王斥武后“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不是捕风捉影，就是信口胡编，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手段也无可厚非，如果你要认了真，那你就输了。与所谓“太后下嫁”一事类似，邓铿遇刺也是一桩疑案，只是自孙中山始，大家都猜测陈炯明为幕后黑手罢了。史家汪荣祖在考证了相关史料后，则将指孙中山为杀邓凶手。无论汪容祖之说是否可信，但至少说明邓案尚无结论，岂能仅凭陈炯明的“反革命”恶谥，便认定“邓铿即为陈炯明部属暗杀于大沙头车站”呢？此外，伍先生似乎对学界动态不甚关注，其实有关武昌首义“第一枪”的问题早已澄清，熊秉坤的回忆被证实可信，“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也就是说“第一枪”为革命党人程定国所发，而非此前孙中山说的熊秉坤。伍先生要是在熊秉坤和程定国两人之间犹豫，那也还属正常，但《中国1911》中却纠结于开第一枪的是熊秉坤，还是金兆龙——后者从未曾被授予“第一枪”的荣誉。还有一个例证，也足以说明伍先生未能在史学观点上与时俱进。《中国1911》中为论证袁世凯为人低劣，而有这样一段叙述，“戊戌政变，谭嗣同等人以平时为袁氏接纳，欲利用逼迫慈禧交出政权，不意袁氏暗中通报，出卖谭嗣同等，是不义之最显著例证。”戊戌政变与袁世凯无关已几为学界公论，1898年9月19日那一天，袁世凯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告密。伍先生治史虽还有欠客观与严谨，但是其对共和的讴歌却让我极为感动。《中国1911》一书的结尾如是说：“武昌首义成功后的十六七年间，革命先烈经历无数波折动乱，拼着头颅颈血，在动荡痛苦中，初步建立起独特而珍贵的存在价值，形成活泼多元而温柔敦厚的独特文化特质，也建立了深信民主、尊重人权、自由开放的价值理念。”革命党人的抗争固然可歌可泣，但也请伍先生不要忘记晚晴和北洋政府曾经的功劳。

主观的辛亥革命与客观的历史事实

因为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在北京的万圣书院里看到这本书时，没有太想就买了下来。那个时候对于作者伍立杨还不甚了解，还以为是一位历史学家。看完书后查了一下，原来伍先生跟我是同行，大家都是媒体人。伍立杨先生是《海南日报》的副刊部主任。以我的浏览，《海南日报》的副刊办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国内绝对可以排的上前几位，跟《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这几个大报的副刊都不相上下。这其中，一定有伍立杨先生的功劳。看来，海南不仅有《天涯》及韩少功，伍立杨先生也算得上一个角。而在《中国1911》这本书里，也在此展示了伍立杨先生的文笔与学识，深厚的国学功底使得其中的言辞文采华茂，气韵流宕，处处体现功力，绝非凑就能凑得来的。而作为一个媒体人，在书中历史事实的采用上，也尽可能接近真相，而不是随意剪裁，这都颇为难得。对于人物的摹写，也都婉约可见。在这个意义上，伍立杨先生的创作功底与笔法笔力，都当承认。可是，这本书对于我的观感，使得我不得不作出批评。作为文人，伍立杨先生使其才气，如何写作，都是文人的自由，也是言论的自由，别人当然不可限制，也不可否认。但作为媒体人，客观是媒体的第一要义。仅从此点，《中国1911》这本书来看，伍立杨先生就当该被打屁股。不过，考虑到副刊的特殊性，也就罢了。对于党报来说，除有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值得一观，其余之时，党报上最可见得也就剩下文艺副刊了。在其他版面毫无生气的文字中，转到副刊上，一些文艺的创作呈之于上，还有些活气，偶尔也还有些感人的文字，使得党报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生气在，不完全等同于废纸。就此来说，副刊的给力与否，对于党报的面目，其实大有关联。想想看，伍立杨先生所作之事，也是值得令人敬佩的。而我的立场，因为从来没有进入过体制，就客观而言，尚能取其一二。而个人的兴趣，则由“文化--时政--财经”这一路线走来，到现在关心更多的正是财经类新闻。而文化类，则完全是个人爱好，职业上倒是没有从事过。先前做的是时政类，从时政到财经，要求点都有“客观”“理性”。所以，对于媒体人的不客观，我的鄙视就会大一点。先前看连清川先生写的《彷徨的帝国》一书，就大不以为然。以连清川先前的履历里，曾有《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缘分，于是对其很是尊重。但读其书，才发现其思想其实以落后于时代，所秉持的仍是民族主义与新左的思想腔调。几年前还是弄潮儿，不想几年之后，就以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实在是让人扼腕。话说伍立杨先生的这本《中国1911》，也是太多的主观，处处充满作者对于历史直接介入式的书写，对于辛亥革命年间的革命派，所调用之字句，都饱含赞叹与尊敬，向孙中山，就处处是“先生”，其他向黄兴、吴樾、徐锡麟辈，一概不用贬词。而对于慈禧、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对于辛亥革命有所阻碍之人，言语中则处处充满讥讽，而且直接下断语，论及他们的才智与胆识，莫不是形而下之。这样的判断，有些让人无语。历史的复杂之处，往往不是三两言即可断之，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大转折之时，当时人身处其中，自不可跳出历史的窠臼，他们他们的选择，或有许多的偶然性，或者是当时具体事由，从人性上看，都无可厚非。今人做事后诸葛，与其该怎样不该怎样，都说的通畅明了，但对于历史中人，当时的选择，怕不是那么多。只是，因为他们做了选择，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接受不同的后果罢了。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历史为其送上了美名，而张勋选择了复辟，历史也同样给了他应有的评语。过多地去赞美孙中山，而过多地区批判张勋，都与事无损，只彰显了写作者的个人的心胸耳。所以说，我不赞同伍立杨先生的写法，也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事实上，袁世凯对于中国的转型，所做出的客观功绩，今天来看，一点都不小，而且给出应有的赞美都不为过。其他，像冯国璋，他作为袁世凯的得意门生，在袁世凯复辟之时，是没有一味跟随的，而且袁世凯甚至在登基前几天，还向冯国璋作保障不会复辟。冯国璋被骗之后，也没有糊涂。还有段祺瑞，其实就人品而言，完全是一个不纳妾，不贪婪，为人正直，而且在“三一八惨案”之后，更是发誓一生不再开荤，以素食以终。其他像吴佩孚，也不是一个莽汉，而是一个文采横溢的前清秀才，为官之后也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明的做法，而且在兵败之后，对于日本人的拉拢，更是严词拒绝，保持了民族的节气。还有阎锡山与陈炯明，对于本地的发展，还有为人处世，都可以另行讨论的。对于这些人，一竿子批倒，将他们描写成一群小丑，与历史的真实，本身就相差太远。即使是孙中山，今天透过更多的历史资料，他身上的缺点与对于民主思想的认识程度，也可以做出很多的文章来。历史中人，他们曾经都是名声显赫的人，也都曾经做出过一番作为。对于他们的评价，本身就具有多重可读性，单向度的评价，实在不应该。

出书要对读者负责任

读完《中国1911》有两点遗憾。其一是错别字太多。有些错别字尚可辨别，有些就很难辨别了。其二是用辞让人难于理解。如196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摧枯拉朽的败退下去”。这里的“摧枯拉朽”用的对吗？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