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叛乱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5-1
ISBN:9787214057143
作者:[美]韩书瑞
页数:186页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准备 背景 18世纪时，大运河之水从山东西部山区的济宁北部高地流下，穿过华北平原，流向北京。一旦流出这片丘陵地带，大运河就进入了平坦无奇、人口密布的乡野。运河沿岸有白杨和垂柳，北上的旅人可以看到种植着棉花、粟米和小麦的田野，遍布四处的土屋茅舍，最后是大城市中更为密集的住房、店铺——一道充满了舟、车、人、畜声音的鲜活风景。 1774年起义的领导者王伦居住的那个小村庄，正位于大运河的西部，在那些丘陵和临清之间，北距临清100公里。王伦在教派中的亲密伙伴和成员也生活在这片区域，他和他的信徒在起义中穿越了寿张、阳谷、聊城、堂邑和临清这些县份，为他们的事业召集支持者。在谈及王伦自身和他的教派组织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起义的背景，以及形成并在某些方面推动这次运动的社会结构。我们应该在总体上考察一下山东西部，具体考察一下那五个县，特别是王伦的家乡寿张县，然后才能设法重构并理解这次叛乱的背景。 在清代中期，大运河对华北的经济至关重要，其河道网络促进了贸易发展，并将这一区域联系在一起；其商业交通是私人和公共财富的巨大来源；它的运行节奏形成了沿岸这些县份数百万人的生活。每年春季，多达5000艘船只从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北上，装载着几百万石漕粮上京。到了秋季，这些船只没有了粮食，但装满了其他货物，在仍然拥挤的大运河上向南行驶，进入山东中部山区，然后进一步南下等待来年的装运。这些漕运船队来来去去，主宰了大运河上规模已经相当庞大的商业交通，不仅吸引了商人的注意，而且各级政府官员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们从总督往下，都要为漕运的中断和延迟负责。 满族旗丁受命驻扎在运河沿线，专门掌控漕运船队。在山东，这些漕粮运输站（卫）位于济宁、东昌、临清和德州。由于大约一万运输工人的出现，这几个县的城市人口都在增加，尤其是在萧条的冬季时分。此外，漕船的行驶还需要从当地人口中临时雇用纤夫和水手。
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内容概要
韩书瑞（Susan Naquin）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历史系教授，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界个性鲜明的代表性学者，在清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她的著作《千禧年之乱：1813 年的八卦教起义》、《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北京：庙宇与城市生活》等在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影响。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
导言
第一部分 准备
背景
教派
第二部分 叛乱
发动
上路
进攻
防御
余波
结论
附录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山东叛乱》作者运用了目击者的叙述、叛乱者的口供及官方奏报来探究王伦组织的背景和叛乱的过程，精辟分析了白莲教在清代社会中的作用，并说明了其分支教派——清水教是如何为住在各处的信徒提供成就感和群体感的。在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之后，作者提出，起义的原因更多地是源自教派组织和千禧年信仰的动力，而不是社会本身的危机。
这部引人注目的、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领域作了新的阐释：白莲教信仰、组织和活动的特性，清代与精英阶层相对的民众社会史以及宗教运动与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那个复杂的社会和时代的理解。1774年秋，山东西南地区数千名男女跟着一个名叫王伦的宗教首领，发动了一场起义。依仗着据说可以护身、躲避枪炮的咒语，这些白莲教叛乱者杀了三个县的地方官员，并占领了大运河畔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临清，最后，起义者被清政府彻底镇压。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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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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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山东叛乱》的导言吸引了我阅读的兴趣：“我们总是从偶尔爆发的有组织暴力活动中了解过去的民众，而不是通过构成日常生活经纬的个人活动，这是一个并不起眼却又十分不幸的事实。” 社会史研究中，日常状态下的普通民众始终湮没无闻，只有他们把充斥的愤怒宣泄于叛乱之时，历史学者才会投去一瞥目光。关注中国民众运动的韩书瑞把研究集中到1774年王伦叛乱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试图作出新的阐释。然而，读罢此书，薄薄的一本研究著作置于手中，兴趣了无，困惑丛生。这些疑窦并非全部指向此书，不过它们由读此书引起是不争的事实。一、叛乱事件几个月前，读到王笛主编的《时间•空间•书写》，他在序言中揭示了宏大叙事的不堪一击、群众史观以人民为主角的虚伪。他提倡新社会史，身体力行微观史的书写，书中即有一篇他的文章，题为《街头的日常纠纷和生存竞争——清末民初城市的族群、阶层与性别冲突》。王笛没有为引车买浆之流做传的意图，即便如此，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底层社会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跃然纸上。在他的文章中，邻里纠纷、小偷行窃、茶馆起哄诸般琐事占不少的分量。这份努力我打心底佩服，可对于家长里短的具体叙述我提不起兴趣，甚至有一丝厌恶。我很清楚我的抱怨是杞人忧天，因为王笛的关注微观与日常，不是浮于琐碎，不是拿着显微镜把小事放大。我的疑问在于：当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筛选到书本上我们关注的部分“历史”时，我们是被蒙蔽了眼睛还是心甘情愿？学人热衷研究的和普通人乐意窥探的都仅仅是历史人物，那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佼佼者。芸芸众生有意无意被忽略，被无视，不发声。一个普通人的生平事迹没人在乎，即使写成煌煌大传，也可能缺少读者。人类的猎奇心态更偏爱惊天动地和轰轰烈烈。那么，这次叛乱事件从久远的档案中被检出，由于一个洋教授的著述再次令人瞩目就不算稀奇了。1774是个寻常的年份。山东寿张县在帝国的版图上并不起眼。“从17世纪开始，这里就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这些地区在经济或行政上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它们没有显示出一般社会骚乱的征兆——地方土匪、无能的官僚或者行政上的疏忽。” 然而，这一年寿张的大地突然躁动，五短身材的王伦于此起事，率众攻下县城，随后北上，占领堂邑县城，一路直奔运河重镇——临清。临清旧城被陷，新城却久攻不下。在这里，叛乱者的势力达到顶点；而仅仅一个月之后，他们就被来援的清军彻底镇压下去，顿如烟消云散。二、叙述与解释韩书瑞的书结构简洁，除去结论，只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准备”，第二部分“叛乱”。假设纯抱以欣赏故事的心态阅读此书，那么你会为作者精彩的叙述激动不已——虽然韩书瑞讲故事不如她的老师史景迁。王伦叛乱从发动到被剿以至叛乱失败后交战双方参与者的不同下场都有生动的描绘。阅读过程中你甚至会为各种小人物的命运担忧——这些小人物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卷入叛乱，他们的经历或壮烈英勇，或跌宕起伏。堂邑代理知县陈枚被俘就戮时的激昂 ，临清旧城小民季国贞入伙叛军的无奈 ，起事失败王伦自焚的义无反顾 ……战争中匪夷所思的情景反复出现：王伦的信徒们冲锋陷阵高呼咒语：“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着；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 守城清军“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此类不可思议战术的运用 ；叛乱者乌三娘强大而奇异的战斗力 ……故事的结局是残酷的，有罪的凌迟、斩立决、流放，镇压有功的升官发财；那些牺牲了的平民士绅所得的最好奖赏不过是牌匾和纪念祠。在此考察清代的司法系统使人沮丧，它的运转百年来未曾改变。 与讲故事的效果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对故事的解读一直都引人争议。韩氏在大量铺陈了山东西部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后，把着眼点落在王伦个人、白莲教组织及其千禧年意识形态（millenarian ideology）上。王伦“利用了这种思想，并以这种思想来解释现在，构想未来，敦促他的徒弟起来造反。许多徒弟证明了他们信仰的力量。” 正是因为这场叛乱不同传统观念中的“农民起义”，它被许多人视为“另类”。 其实不管是传统的阶级斗争叙事还是韩书瑞以宗教为切入点，人们在解释造反动机时，总想赋予它非同寻常的意义。且不论叛乱动机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来说，“叛乱者缺乏精英和大众对自己的支持” 。仅从军事对比看，叛乱者的失败也是预料之中的。一场简陋冷兵器对抗远程武器 的战争随着屠杀的血腥味沉重落幕，我想战场堆落的尸体诉说着一切毫无意义。三、余论单从宫廷档案、地方志和临清守卫战一个不太靠谱的亲历者的叙述 中梳理出这一民众事件的全过程实属不易，同时它也把事件真正主角的失语（voiceless）状态暴露无遗。当他们发出声音时是在被严加审讯的供词。类似本书所采《东案口供》这种刑事档案在学者手里变得越来越有发掘价值，无论王尔敏著述加以提倡还是孔飞力《叫魂》的成功都是鲜活的证明。当他们沉默，他们的面貌模糊；他们开口，仅为冰冷的档案增添麻木的供词。在我漫无目的读书时，不太注意对它们解剖分析。肢解，我缺乏游刃有余的高超技艺；何况，肢解之后的情景是惨不忍睹呢。在历史系念书，接触过不少学术著作，却很少去想它们的视角如何、践行的是何种理论。有些老师倡言“问题意识”，抱着问题去读，读时想问题，读完问问题。似乎问题决定一切。可能这就是史学研究的初步，然而我始终不入其门。对于史景迁在《王氏之死》前言中的一段话，我十分激赏：“她对于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发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我明白时间的紧迫不再会让我有心情观赏“石头的色彩和纹理”了；我愈想辨明，舞台背景和人物活动愈变得不清。 -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农民起义或者说农民叛乱的解释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以马立博(Rebert Marks)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论、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为代表的地方生态论，以及韩书瑞(Susan Naquin)为代表的千禧年运动论。其中，韩氏的理论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在南欧农村运动研究中抽象出来的“千年王国理论”有关。韩书瑞借鉴了霍氏的思路，用以分析中国的农民起义，她认为千禧年运动是宗教秘密组织吸引农民的主要资源，农民在千禧年末劫观念的驱动下参与起义。在1976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以及1981年出版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韩书瑞一直揭橥千禧年运动理论之大旗来解释中国农民起义。不过，美国学者李丹(Dannial Little)在颇有影响力的《理解农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中认为，八卦教起义即使在韩氏的叙述中，也不具有千禧年运动的性质，因为起义者大多是非白莲教成员的农村民众，起码有10万人参加，但白莲教信徒只有一两千人。相形之下，王伦起义更具有千禧年运动的特征：整个起义队伍1000－4000人基本上由教徒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东叛乱》对于阐明韩书瑞的千禧年运动理论更具典型性。 《山东叛乱》结构简单，实际上只有王伦起义的“准备”和“叛乱”两部分（第三部分只是前两部分的一个综论）。韩书瑞认为，在18世纪中期，山东西北部在整体上经历了缓慢的经济增长，运河的经济与权力结构占据了主导地位，地方绅士缺乏介入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能力。这些为白莲教教派和民众运动的非传统利益的有组织表达提供了空间。王伦出身富农，并不贫困，传教主要不是为了贪财，其教派是在个人与宇宙秩序之间直接进行协调的民间组织，成员多是流动的农民，并非都是处于贫穷的边缘人。鉴于此，韩氏更愿意把王伦起义视为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假设的那样，是一些个体企图创造和追求集体利益和目标的行动。韩氏还认为，农民生活不够稳定，对饥饿、疾病和肉体伤害充满恐惧，而教派则为农民提供了一整套新的交往关系和一个补充性的社会组织，这增强了他们面对更加流动、更加商业化社会时的安全感，这也使得教派能够传播开来并形成一个核心层联系较紧密的团体。 值得注意的是，韩氏将白莲教分为念经型教派和打坐运气型教派两种类型，前者注重集会形式和内心虔诚，重心在于教派活动，成员间关系较紧密；后者侧重打坐运气和拳棒武术，教派活动只占较少部分，但组织更具等级性，成员联系较散漫。显然，王伦的教派属于后者。这一分类对于解释王伦起义至关重要。一般分析农民起义，都偏重于其社会经济灾难背景。但王伦起义爆发时，并没有促成农民起义的社会经济事件，既没有突然的经济下滑，也没有农业灾害，当时农业收成充足。那么，如何解释王伦起义的突然爆发呢？韩氏不是简单地着眼于一个更大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相反，她认为，王伦传播的白莲教千禧年思想及其富有成效的结果所产生的动力促成了起义的爆发。韩氏认为清代白莲教的“运劫”观念与基督教末世论的千禧年思想类似。白莲教主张，历史发展要经历三大劫，由一劫转向另一劫称为“运劫”。运劫发生之时会有严重灾难，同时无生老母会指派一位神佛降临人世。清代的白莲教派都在等待第三劫白阳劫的到来，它以弥勒佛的降临为标志。1770年初，王伦预言，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运劫，他告诉教徒说有45天的劫数，神仙无法提供庇护，因为他们自身也不能逃脱，而他是被无生老母指派下凡的真紫微星，是接引凡人度过危机、进入新劫的弥勒佛，并允诺将把教徒从运劫发生时的恐怖与毁灭中拯救出来。1774年8月底，王伦认为运劫已经开始，起义于是爆发。 韩氏充分挖掘了档案史料，并凭借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出色而传神地重构了王伦起义过程的全方位历史图景。这是全书的核心，也是其成功之处。韩氏竭力追求对于史料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件细节的合理处理。对此，李丹调侃说，指责韩书瑞的叙述不够精确，将比批评其千禧年运动理论缺乏解释力，更让韩书瑞沮丧。此论似有失偏颇。事实上，韩氏对千禧年运动的理论也是相当关注的。她反复申说的观点是，王伦的成功在于他利用白莲教教义并通过起义抛弃了旧有生活、重新整合资源，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目标，为教派成员提供了一个替代性世界，从而充分调动了教派成员的战斗力。在《山东叛乱》中，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农民起义的具象：老人、妇女、小孩和战斗人员混杂一起，在深秋的华北平原狭窄乡村土路上招摇而过，一路北行；白天攻击城市时狂暴勇猛，夜晚休整时山吃海喝，听曲看戏。总之，他们告别了过去，成为一个狂热的新群体。王伦的失败之处也在于，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教派成员，没有得到精英和大众的支持，他们囿于教派思想，没有提出平均地权、消灭赋税之类吸引民众的主张，无法使民众相信他们的新世界对于清政府的替代性。可以说，王伦的教派起义与民众的世界几乎毫不相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王伦起义是乾嘉盛世后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但它是一次较纯粹意义上的白莲教教派起义，将其视为官僚制度崩溃的反映并不准确，不过，似乎可以将其视为清代盛世光滑表象的第一道裂纹，是王朝开始缓慢衰弱的开端和国内不满于现状的部分力量苏醒的初步标志。而白莲教正是最早表达不满的力量，在1774年王伦起义之后，直到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白莲教的千禧年起义断续发生，连绵不绝，似乎每一千禧年运动的失败都可能有助于下一次的爆发。基于此，韩氏提出一种相当有吸引力的竞争性解释：白莲教的千禧年运动之所以在17－18世纪盛行不衰，乃是因为，它在面向中层和精英开放的科举体制之外，为下层民众提供了一种替代品，使教派成员摆脱了精英控制社会的困窘与不适，在白莲教的观念与组织中找到一种成就感与归属感。而在其他社会中一般能长期共存的这两种观念与组织，在中国社会里却无法共存，于是发生了王伦起义及其此后的一系列白莲教起义。 此一解释对于国内外学术界而言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韩书瑞的开拓性研究，树立了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某种标杆，西方学者要么接受，要么另辟蹊径。显然，1980年出版《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的裴宜理，以及1984年出版《华南的农村革命：海丰农民及其创造的历史（1570―1930）》一书的马立博选择了后者。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其意义尤为重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学者多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将其置于革命史范畴之下，注意更多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等革命高潮事件，对于白莲教和八卦教之类的秘密社会组织的研究极度缺乏。直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在蔡少卿、秦宝琦和马西沙等学者的努力下，农民起义的研究才挣脱革命史范式，开始关注白莲教、八卦教和天地会等秘密社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当然，韩书瑞的解释进路也并非全无问题。韩氏的主要问题在于，白莲教的千禧年运动这一解释进路对于清代中国而言，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换句话说，从教派提供一个替代性世界并因此导致农民起义是不是具有自足性？如果这一解释是自足的，那么它与其他传统解释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韩书瑞自己也并没有太大把握，在《山东叛乱》的结论部分，她声称，在1770年代以前，说千禧年信仰不存在或者是占有主导地位都是相当不准确的。毕竟，中国疆域广袤，情况复杂，农民起义类型多种多样，白莲教起义只是其中数量并不算太多的一部分。同时，千禧年运动理论是从宗教思想较中国更为浓厚的欧洲抽象出来的，其对于中国农民起义的解释力究竟有多大，实在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09-11-04 作者:周祖文。 -
大清乾隆三十九（公元1774）年十月，一个才不惊人、貌不出众的山东农民王伦在寿张县举起了反清大旗。徒众千余人扶老携幼，一路北上，攻州克县，最后被满洲调来的七千旗兵消灭于临清城下。王伦起义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算长，但由于当时几乎四海升平，使这场平地而起的农民叛乱显得异常醒目，为康乾盛世的编年史留下了不和谐的一笔。有关叛乱的原因，对当时的乾隆帝来讲都是一个难解之谜。首先，王伦起义并非那种常规意义上的逼上梁山，因为寿张地方官的政绩和清廉在当时都有据可查。其次，王伦的家境颇为殷实，该年也风调雨顺，不存在什么灾荒水旱。第三，当时的政府并没有许多失道表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也较强，王伦以数千乌合之众对抗政府，无疑是自取灭亡。最后，王伦起义根本没有什么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在里面。由是王伦叛乱的正当性就更加扑朔迷离。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书瑞看来，王伦起义有其自身的原因和逻辑，这和王伦及白莲教信众坚信所谓的“千禧年末劫”即将来临息息相关。正是出于对未来新秩序的狂热笃信和强烈执着，使他们走上了对抗政府的叛乱之路。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并无太多新意，但在该书英文版问世的八十年代初，却有很大的启发性。众所周知，王伦所在的华北地区，异端宗教和习武练功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这种传统的源流或不可考，但它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却不可小视。比如元末刘福通、韩山童起兵河北，正是以白莲教“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旗号，掀开了元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促成元明的朝代鼎革。千百年间，白莲教等异端宗教思想不绝如缕，在十六、十七世纪逐渐形成小的高潮，所谓千禧年劫难的说法甚嚣尘上，成为王伦起事最好的催化剂。不仅是王伦，后来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1813年八卦教起义等，几乎都是这种末世说的流传促成的。白莲教主张的 “千禧年末劫”，即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要经过三重劫难。王伦等人的时代，正好处于第三劫来临前夕，这也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劫难，所有遭劫之人都将死亡或失踪，惟有跟从真正的“紫微星”，才能在未来的灾祸中幸免于难。这种说法今日看来固然荒谬，在当时却几乎是白莲教民们的共识，成为一种近乎真理的末世性话语。这种教民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在韩书瑞的另一本书《中国的千年反抗：1813年八卦教起义》中有很好的描述：“白莲教的徒众平常就对个人宗教生活比较重视，同时又预期一个大灾变时刻的到来。那时他们将抛开世俗生活，追随派来领导他们的神灵，团结一致，奋起战斗，迎接一个美满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都将凭着对神的信念，而且单凭这种信念而得救。”从她在《山东叛乱》中对教徒们不寻常行为的详细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执念。比如在他们与官军的对阵中，充满了怪力乱神的荒谬斗法行为，叛乱者也没有印象中的农民起义一样开仓均田，只是不停地作狂欢式的吃喝庆祝。除此之外，教众们还舍弃家园，携带老幼家眷随军前行。作为教主的王伦，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进军路线，只是盲目地误打误撞，对清军实力连一个常识性的估计都无。由此可见，王伦叛乱带有极大的不理智因素，这样的缺乏权衡，若非受一种狂热的信仰所激，几乎不能理解。所以在研究王伦叛乱和后来的八卦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中，不仅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失效，连当时较新的裴宜理式研究方法也不起作用。在和《山东叛乱》英文版同时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中，裴氏对淮北地区进行了社会史的分析，他认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国家和社会疏离严重，加之异教文化和尚武精神盛行，导致该地区持续的农民叛乱传统。韩书瑞并没有为这种流行的分析模式局限，而是带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切入王伦叛乱个案内部，从思想的角度分析探求叛乱的动因。作为一名社会史学家，在本书中她似乎不太相信社会和环境决定论，而是认为思想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超越社会条件，自身意向可以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动因和基础。不过也正因为她的社会史专业背景，使她在书中对教徒“自身意向”的考察浅尝即止。而且在第一章中，她还不自觉地沿着一般社会史分析的老路，分析王伦所在寿张县的地理因素和社会条件，可是这样的分析对下文王伦起事的内容，实际并无太多的关联和意义。再就书中的细节而论，我们还可发现，这次叛乱乃至后来诸多异教叛乱的部分骨干，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一些走江湖卖艺者，脱离生产的游民。这个被排斥在正统儒家话语体系之外的游民群体，由于长期不被主流秩序认可，使他们渴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秩序，打破儒学精英对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权。从这个角度看，王伦叛乱等也并非单纯的思想史或社会史上的事件，背后还是受着某种利益驱动。如果过度强调主观思想因素，可能在推倒一种解释模式之后重建另一种解释模式，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英文版问世的三十年前，海外学者在一些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还很荒疏。作为一种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范式，本书具有很大的草创之功。后来学界着手从教派自身探究叛乱的原因，也基本是沿着韩书瑞这条路进行的。另外，由于韩书瑞高超的写作技巧，使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部描写王伦叛乱的小说。在这份细致而精彩、有趣而又真实的全景式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和姚雪垠《李自成》式的革命描述不同，也和正史中“张献忠屠川”的匪盗叙事迥异的农民叛乱景象。南都，2009.7.5http://gcontent.nddaily.com/8/3f/83fa5a432ae55c25/Blog/8c6/7e52b0.html
精彩短评 (总计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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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背景分析很细致，中期关于叛乱的描写很精彩，看小说似的，后面的评论似乎意思少一点。 -
明教到义和团这个线路还是被忽视了，过于轻 -
明显没有八卦教那本书写得好。该书大多为记述，缺乏深入的分析，读来印象不深。 -
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只有少数几个如 史景迁之类才写的好别人写的总是让我们看起来莫名其妙 -
有点意思，可惜很多东西没有很好地用逻辑组织一个解说体系。 -
从八卦教—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近乎完整地呈现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逐渐崩溃和走向无序的过程。社会的重组和改造于是成了近代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
清史校选课 -
分析太过于武断，逻辑联系缺乏，神学解释几乎不可能有太大用处。本书的价值在于说明白了叛乱的过程，其他就不好说了 -
陕图本。旅途读完。资料汇编，叙事史学。无甚新观点。 -
论文论文 -
白莲就白莲，还要叫清水教...你们真是也不嫌麻烦这么多别名..材料太少，分析就显得空洞了... -
本书作者是美国清史名家，特别注重研究民间宗教。本书研究乾隆年间山东王伦领导的白莲教叛乱，描述了宗教在群体性事件乃至叛乱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女学者。 -
自杀式的起义~ -
把白莲教弥勒崇拜中的劫牵强附会地生造成什么千禧年运动……（邓摇.gif 译得可硬了，然而就这样也有人说译得好，现在读者的接受范围我实在有点理解不了（邓摇.gif -
开头两页的文字让人震撼，随后的正文对王伦起义从准备奥发动整个过程的梳理则让人见识韩开矿的功力。不过此书还是远远不能和孔飞力的《叫魂》相提并论。 -
真希望这部书改编成电影。 -
以前没学过的历史。 -
与作者早先的1813八卦教起义都差了很多 -
撤了五十多页的背景发现没用。过程与结论挽回了一些分数。 -
朋友说山东这地方从古至今都好造反，可至今没有一个造反成功的，哈哈 -
作者是李世喻先生的异国朋友，为了纪念这位已故去的朋友，谨以此书鸣谢故友。 -
作者最后的结论有点逻辑混乱。这种叛乱和清朝的国力并不有那么多直接联系，总结了乾隆后期以来大部分乌合之众叛乱的特点罢了。 -
直接读结论即可，回应了下孔飞力。 -
这翻译真是生硬的可以 -
多是对历史的叙述，分析少了些 -
书不错，就是封面有点旧，可能是库存时间太长。 -
有一点启发，就是为什么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政府消灭了一个教。 -
敘事很精彩 -
有些译文有西方文化色彩，不过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也能明白是怎麽回事儿. -
解释的方向永远不止一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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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49.301/4451-1 -
我是山东人，很关心与家乡有关的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