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

章节摘录

　　第一章：剪不断　　天津—北平——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叶：1998年我去了一趟延安，我爸爸妈妈40年代在那儿生活了六七年，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一直到他们退休。我参观了在清凉山上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旧址和建在旧址旁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些我父母同事的照片。他们穿着灰布军装，都很年轻，才二三十岁吧？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看着照片上我很熟悉的叫叔叔伯伯的人们，脑子里就浮现出他们孩子们的模样，心想儿子和老子长得可真像。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自己的父母没有在照片上，可这些人都是我的父辈啊。我们的身上带着他们的印记，血脉相连。通过他们，我们和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那场革命有了骨血的联系。　　从纪念馆走出来，阳光高照。清凉山的对面就是宝塔山，而宝塔山一直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这时从远处飘来哀怨的唢呐声，有一家人正按照传统方式出殡。60多年过去了，这场革命到底留下了些什么？我看着宝塔山发愣。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算命的先生，他以为我这个中年妇女有什么心事想不开，问我要不要算一卦。现在上清凉山的人大都是去山顶的寺庙烧香拜佛的，很少有人来参观革命遗址。算命先生绝对想不到我是在发革命之幽思。　　马：我和你一样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革命情结。80年代我到美国之前在国内当记者。在我当记者的9年里，到延安，要去参观枣园和杨家岭；到重庆，要去看白公馆和渣滓洞；到南京，要在雨花台前静默一会儿。可是后来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使我常常忍不住当着我的父辈们激烈地批评共产党，批评它在60年代初大饥荒和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老百姓、包括对自己的同志欠下的一大笔债，以及改革开放后对治理腐败的无力和推进民主进程的缓慢。我的激烈多少使我的父辈们伤心，因为他们曾为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奋斗过，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我理解他们，从心底想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正当性找根据，想为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代人奋斗一生的价值作辩护。　　叶：我更多的不是想去辩护，而是想把那场革命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段重要历史，它复杂的遗产总得由我们自己来清理。再说我也想知道当年“革命”对像我父母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一个出身资本家家庭，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会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投身革命。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不知是什么地方闹灾荒背井离乡出来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这句话，当年的那两个“小少爷”——我父亲和我七伯伯——都记住了，很多年后他们俩分别回忆起来，居然脱口就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子的话，对她的骨气仍然赞叹不已。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的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这样的感受，我父母那一代很多“进步青年”都有过。比起那一代人，今天我们对社会底层贫病交加的人要冷漠得多，往往视而不见。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我们不如父辈。　虽然我父亲家里很有钱，光佣人就雇着二十几个，可其实在家里就有很不公平的事情。我爷爷在清末是个中等官僚，做过直隶的“巡警道”，就是当时的省警察厅长。中国原来没有警察，“巡警道”是清末“新政”搞改革的产物。民国以后他弃官从商。当时弃官从商搞实业，在南方最有名的是清末状元张謇，在北方是周学熙。我爷爷属于周学熙这个圈子。周家，就是周一良他们家，和我们家是安徽同乡。有篇文章，讲安徽人在近代对天津的贡献，我爷爷也应包括在内吧。他在银行做总经理，还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中兼着职，其中包括担任启新洋灰公司（在唐山，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水泥厂）的常务董事。我想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吧。　　我爷爷虽然成了“资产阶级”，可是家里的生活方式，用我一个伯父的话说，还是“封建主义的”。家里最年长的是我爷爷的母亲，我的祖奶奶。她的地位至高无上，有点儿像“红楼梦”里的“贾母”。我爷爷是孝子，给祖奶奶过70岁生日的时候，光是一出堂会花的银元如流水，从北京请余叔岩、杨小楼等名角来唱戏。　　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受我爷爷的宠爱。我爷爷下班回家后，常躺在一张藤椅上，让我奶奶给他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消遣，可见我奶奶是识字的。他们俩读小说的情景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据说我爷爷和大太太的关系并不好，连话都不怎么说。可是这个家却是由大太太掌管的，因为她是明媒正娶的太太。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大太太对她们任意欺压，不合意的时候还要骂上几句。她们得给大太太梳头捶腿，铺床叠被，直到她们的儿子大了一些，母以子贵，才不用那么做了。姨太太们吃饭不能跟老爷太太在一张桌子上，甚至也不能跟她们自己年龄稍长的儿子们在一起，得和幼小的孩子们一起吃，两边的伙食是不一样的。说起来，就是当“主子”的，也分三六九等。　　我奶奶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大太太恩准——这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大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的坟稍后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后来和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三位夫人中最后去世的是“大姨太”，那已经是60年代了。她说她绝不愿意和“叶家人”葬在一起。这位奶奶身世非常苦，她是河南农村的孩子，黄河泛滥时她家把她放在一只木盆里，任其漂流，被救上来后卖给了一个官宦人家做丫鬟，后来又被这家当“礼品”送给我爷爷。成亲的时候她只有十四五岁，当天晚上吓得钻到方桌底下不敢出来。　　可惜的是我对自己奶奶的身世，除了知道她是唱戏的，别的就都不知道了。听一位长辈说，她是唱京剧须生的。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女艺人，可见奶奶的家境一定很寒微。她的兄弟来看她时，只能跟她在门房会面。我父亲他们从来没有称呼过自己的舅舅，也没有见过母亲其他的“娘家人”。我见过爷爷和奶奶的照片，爷爷显得很威严，正襟危坐，一派“老爷”模样；奶奶长得很端庄，没有脂粉气。听说大太太只许两个姨太太穿质料和式样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奶奶的“时髦”表现在她脚上穿的黑皮鞋上，这大概是大太太管不了的。这个细节让我对奶奶更加好奇。现在没有一家亲戚保留有爷爷奶奶的照片了，可见“文革”中销毁照片的不只我们一家，但是我至今仍然记得照片上爷爷奶奶的面孔，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吧。　　由于母亲们在家中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时说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声。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政治上左倾，也和他们后来的教育经历有关系。他们都是上的南开中学。南开当年是天津最好的学校，办得很有特色，真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爷爷是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让儿子们受的教育也是中西结合。小时候让他们在家里读私塾，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出去上学。我爷爷希望儿子们将来搞科学技术，当工程师。他经营的工厂里技术人员是德国人，他希望儿子们能取代这些外国人。我几个伯伯中学毕业后上的不是清华就是燕京。我爷爷死得早，他不会想到后来他只有一个儿子从事科学研究（我七伯伯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的儿子日后生涯都多少和政治沾了边儿，其中有两个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　　现在回头看，南开对我父亲他们后来走的道路影响非常大。我的一个伯伯说，上南开前他只知道有家，上了南开才知道有国。而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国将不国了。我爸爸上中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了东三省，正在一步步向华北进逼。南开中学离日本兵营很近，在课堂里就能听见日本人演习打炮的动静。用当时的话讲，真是“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很多青年学生都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人太软弱，只顾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是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我爸爸在南开开始接触左倾学生，看左翼书籍，有一次在电车上看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还被宪兵盯上了，被抓进宪兵队，保释后才放出来。“一二九运动”波及天津，他也参加了。后来他到北平（今北京）上大学，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着共产党抗战，我想这对他是个自然的选择。很多知识青年都是在那个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共产党里管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一代人叫“三八式”，我母亲也是这代人。对我妈妈的家庭我知道的太少了，到我想知道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老年痴呆症已经糊涂，没法告诉我了。　　马：咱们都有这个遗憾，到咱们想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叶：真是遗憾。我妈妈家乡在河北蓟县，现在属天津管辖。我隐约知道她的祖上是跟着清朝入关的旗人，在京东一带跑马圈地，占了不少出产水果的山林。她的家庭在当地应该算个大地主了。我妈妈提起“老家”总是充满感情，常跟我们讲过年时在老家吃什么，穿什么，我对中国民间习俗有一点儿温馨的感觉是妈妈给的。直到现在大年初一我一定得穿红衣服，因为这是从小过年妈妈就让穿的。我妈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阶级剥削什么的，弄得我没有“阶级观念”，上小学时写作文还把我姥爷写成劳动模范。我小时候姥爷还活着，和我三舅住在一起，我只记得他穿着长棉袍，不爱说话。他是我唯一见过的祖辈。　　我妈妈很小就离开家乡去城里念书，先是在蓟县县城读小学，后来又到北京读中学。我姥姥做主让家里的女孩子出去念书。我小时候常听我妈妈说起我姥姥，总说她“开明”。我姥姥信佛，心地善良，爱帮助人。她去世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大舅二舅都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我三舅和我母亲不在家乡，当地很多老百姓主动来给她出殡。这又不符合后来的阶级分析思路了。　　让女孩子受教育，这在当时即使不算惊世骇俗，也是需要胆魄的。你看我爷爷，虽然他给儿子们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可是不让我的姑姑们出去读书，只给她们在家里请人教识字和绣花，读的是《女儿经》，学的是“三从四德”。我姑姑们小的时候爷爷还强迫她们裹脚、梳辫子，那时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了。我三姑最有反抗精神，她当着父母的面把辫子剪掉，然后放足。天津是个西化的大城市，我爷爷是个“资产阶级”，可是在女儿教育的问题上还这么守旧，就更显出我姥姥有见识了。其实要是看我姥姥的照片，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农村老太太，自己也裹着小脚。我妈妈却没有缠足，而那个时候在河北农村缠足还十分普遍。有意思的是我姥爷由着我姥姥在这些事情上做主。　　我妈妈在北平上学的这一段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她上的女二中很难考取。“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她会去学医。当时我正在农村插队，把这话理解成我妈妈希望我能继续上学，学得一技之长。后来我再琢磨，就想妈妈是遗憾她没去学医吗？她对自己一生走的道路到底怎么看？可惜我永远无法知道了。　　我妈妈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据说表现得很勇敢，还挨了军警的刀砍。之后她也参加了“民先”。“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妈妈对和她一起在北平念书的侄女说：“你去结婚，我去抗战。”这倒很像我妈妈的语言，简洁、明快。我妈妈这个侄女是我大舅的女儿，年龄比我妈妈还大一点儿。她管我妈妈叫“老姑”，我管她叫“大表姐”。大表姐后来果然去结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我80年代在美国见到她的时候，她看起来至少比我妈妈年轻十几岁，保养得很好，给我看她们一家人去欧洲旅游的照片。提起当年，她说：“老姑是优秀青年。”结果我妈妈这个“优秀青年”在抗战中几乎把身体毁掉，瘸了一条腿，成了“残废”。比较我妈妈和大表姐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有说不清楚的感慨。　　马：你妈妈在战场上负伤了？　　叶：不是，是因为生孩子。我过去确实对人说过我妈妈腿瘸是因为打仗，觉得说“生孩子”不那么光彩。现在我开始明白女人在战争中有多么不易。　　我大姐姐出生在1941年初，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当时我爸爸妈妈在山西晋西北兴县的抗战学院工作。我妈妈快临产的时候，正赶上日本鬼子最残酷的大扫荡。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说那次扫荡光在兴县县城日本人就杀死了1000多人，牲口损失、房屋烧毁无数。我妈妈不能留在兴县，得撤到后方去。所谓后方，就是和兴县隔着一道黄河的陕西神木，那边就是陕甘宁边区了，有贺龙120师的部队。我爸爸不可能陪着老婆去生孩子，他得留下来参加反扫荡。我妈妈带着九个月的身孕，一个人上路。　　40多天后反扫荡结束，我爸爸过黄河去找我妈妈。当时他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见到我妈时，她躺在一间窑洞的凉炕上，数九严寒，炕洞都结了冰。人还活着，但神志已经不清醒了，说着胡话。因为严重的产褥热，她已经连续发了很多天高烧，头发上的虱子都结成了蛋蛋。我姐姐人瘦得像只小猫，没有母奶，就喝老乡送来的用黑豆磨成的豆浆，我爸爸到了以后没过几天她就死了。我姐姐叫“黑豆”，这名字是出生以前就取好的，因为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吃了很多黑豆。光吃黑豆不消化，总放屁。我在山西插过队，知道黑豆是喂牲口的，人不吃。

前言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均在海外，彼此仅是初交。相识未久即共同来做这件颇为个人的事情，似乎是唐突的。然而，初次见面时几个回合的问答，就使我们明白对方的“来历”，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打量一下对方看来年龄相仿，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最关键的还是这样几句像接头暗号似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两个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女人几乎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　　不久之后，我们就决定每个星期碰一次面，或晚上，或周末，坐下来，对着一部小录音机，“话说从前”。人到中年，想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这几乎是人“存在”的本能需要，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回首，从记事时讲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相继出国时为止。事情是中国的，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的。这不但因为我们的眼光和视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90年代中期的美国。恰恰由于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使我们的“忆旧”少了一点中年人的闲在，而多了一些困惑。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结束，世界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若干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几本在西方造成极大轰动，有些读书人如果只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往往看的就是这里面的一本。一般来说，这些书的作者要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要么是受害者的亲属，他们写的主要是政治运动的惨无人道。我因为有亲友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这些内容有相当的体会，对作者们十分同情。我理解他们想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的心情。说实在的，他们所描写的不过是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写下来都是交代和见证。　　但我仍然感到对那个复杂时代单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观察世界的多元、分析、开放的基本态度，也因为它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0f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一面倒的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他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同时，我也发现，如果用这类书籍的说法去套我个人的历史，我就得丢掉很多令人珍视的、对我至今仍然有意义的东西。那样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　　我是学历史的。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我深感惶惑。“五四”时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1949年以后、特别是“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又一笔抹杀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难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由于中国近年来的令人目眩的飞速变化，使得有些年轻人觉得他们出生前的历史都是“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经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于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身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但同时，我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马笑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刻地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某种“紧张”和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清理这代人的历史，涉及如何评价共和国的历史。要讲这代人，就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在海外，以暴力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决定了这一代人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在国内，我们的同龄人更加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但我们这代人是无法回避j‘文革”的。　　在开始做这个口述史时，我带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所作所为。由于那一段经历，海内外对这代人众说纷纭。有人坚持“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文革”的发生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但若果真如此，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又有人说这代人从小就喝狼奶长大，只知道仇恨和阶级斗争，和“世界优秀文化”隔绝，成为“打砸抢”式的红卫兵顺理成章。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从小灵魂就是扭曲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是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固然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　　对这代人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看法，体现出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认真的清理才更加必要。也许这件事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集腋成裘，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部故事，大家的故事凑在一起，就编织成一幅斑斓的历史画面。从个人来讲，从头梳理是追溯自己生命的纹路；从宏观上讲，也许能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变化内在的逻辑、矛盾、冲突和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部口述史，既是个人的，也可以看做是关于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两个个案。我们无意也无法代表任何他人，但我们自觉地把自己看做这一代人中的两个成员。不同于很多同代人仅关注“文革”前后的做法，我们从幼时讲起，时间跨度30多年，涉及了若干历史阶段。这样做，是想从头看看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试图对那个颇有争议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问题梳理出自己的答案。　　在叙述中，我们大量地涉及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少先队的队会干什么，一家人在周末去哪里，大院里是什么样的氛围；也回忆平时唱什么歌，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对我们绝非次要的点缀，而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培养和塑造了我们的志趣和性格。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我们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当然要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的政治冲突无疑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干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人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们都是女性，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在今天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是个众说不一、见仁见智的话题，也是我们当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带着“性别意识”的眼光，我们来审视自己作为女性成长的过程：怎么在十四五岁的“花季”、在不知不觉中脱下花裙子、穿上蓝布衣，成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我们情感和经验的参照物是什么；作为“过来人”，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等等。今天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但对我们那一代人，也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仍然有意义。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对这一点，叶维丽多年前即有所感悟，马笑冬则在近年来一点一滴地追寻回味。西方的妇女研究很注意母女之间在性别意识和角色上的传承。我们的母亲均已去世，她们那一代人也大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教师，她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延续。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寄托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人，是一代一代繁衍的。我们成长史的叙述，从未曾谋面的祖辈开始。由于1949年以后片面的历史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祖辈一无所知。在这里将他们的故事放在前面，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想通过个人的家庭史，包括父母辈的革命史，沟通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自己这一辈的骨肉生命与前辈们的接续上。这样做，也算是一种反抗历史遗忘的姿态吧。说到“革命”，这个在我们年轻时使用率极高的词，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已不时髦。革命是否已经过时，还要拭目以待，但以往革命的“遗产”确实有待清理。这个任务，对我们两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成长在“革命时代”的人来说，有着多重含义和一言难尽的感慨。清理的对象不仅是外部的意识形态及父母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在我们身上的烙印。　　历史从来就不是“自然”和“纯客观”的。我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自以为烂熟于胸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断在开拓，我们的认识不断在深化，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不断审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我们口述史的结束而告终结，它使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地与过去对话，更加清醒地在今天生活。　　我们两人中，马笑冬在拿到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秋返回国内，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退休；我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历史教员。本书材料一部分来自我们两人90年代中期的录音记录，一部分来自此后我们做的文字补充，以及我作为原始材料整理和贯通者所做的编辑、补充和润色。在每章前我都添加了简短的前言。原始录音是对话的形式，目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话的色彩，但大部分篇章都将两人的故事分开叙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人的故事相对完整，而不致过于细碎。　　这本书已出英文版，内容和中文版大同小异，又有所不同，因为读者对象完全不一样。英文版的对象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史，又受到“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的西方人；中文版的对象是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同代人。　　在做这个成长史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在海外，立足于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它唤醒我们久违的童真的欢悦，也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我们诉说着，倾听着，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质疑。两人的故事穿插进行，揭示不同角度的思考，表现不同看法的撞击。虽然从地域、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而言，我们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cut from the same cloth)，这确实是我们这部成长史的局限所在，但一块布也能做出样式不同的衣服，同中有异，也许比完全不同更加有趣。

内容概要

叶维丽和马笑冬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均为北京的中学生。1968年她们分别赴山西和云南插队。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二人先后赴美留学，并均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叶维丽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马笑冬1999年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剪不断

天津一北平一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人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马笑冬的家庭

第二章：“祖国的花朵”

“整托”

饭桌旁的家庭

“革命的贤妻良母”：马笑冬的回忆

“做女人，要争气”：叶维丽的回忆

马阿姨和仇大娘

大院

新华社大院

商业部宿舍大院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困难时期”

政治阴影

第三章：从“公主”到红卫兵

“革命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

“这么解放”

“死了就死了”

“破四旧”

文革中的家庭

大串联

“天桥打场子的”

第四章：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再次激起了我的热情”：马笑冬的经历

“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思茅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

当农民不用政审

“吃了吗？”

“女儿，女人，老人”

“七尺灰”

无形的墙

“歌唱动荡的青春”

第五章：工农兵学员

“画皮”：叶维丽的大学生活

“新集体”一被削弱的神圣感一再次插队：马笑冬的大学生活

第六章：新时期

叶维丽：“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马笑冬：催生“潘晓”

后语

编辑推荐

　　史景迁[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这本书以两个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红色大院女性对话的方式展现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作者叶维丽（及合作者马笑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历练。此书视角新颖，内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性。　　吴思[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　　我和作者大体算是一代人。这是一本帮助我们这代人了解自已的书。作者“我是谁”的追问也引发了我的反躬自问，我的答案也在作者的启发下浮现。真实的答案，隐藏在我们成毁变迁的轨迹之中。　　柯文[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书与先期出版的关于毛时代的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距离。时间以及空间的距离使本书作者得以进行不同与其他作者的反思，提出他们当时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样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非常坦诚、深入探究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作品。　　印红标[红卫兵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这是两位女性“老三届”人的口述历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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