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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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04
ISBN:9787532098217
作者:黄征
页数:767页

内容概要

黄征，又名黄徵。祖籍江苏淮阴，1958年3月20日生于浙江江山。1985年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留校，次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考取所在中文系汉语史专业训诂学方向在职博士生，1993年6月获博士学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先后受业于姜亮夫、郭在贻教授和蒋礼鸿教授。曾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敦煌文献方向和唐代文献方向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编委。

黄征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学与语言文学的研究，尤致力于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初的俗语词、俗字、俗音和敦煌变文、歌辞、愿文、王梵志诗等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用训诂的方法解决敦煌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难题，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例如《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年，与郭在贻、张涌泉合著)曾荣获“王力语言学奖”和“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优秀成果奖”，《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与张涌泉合著)曾荣获“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另有《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还参与编著《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重要工具书，编著教材《劫尘遗珠-敦煌遗书》，撰写近百篇论文，以及发起对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遗存的考察，主编《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中国美院出版社2002年），也都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凡例

音序�字表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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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要�》

原卷字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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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记

作者简介

黄征教授编着的《敦煌俗字典》，收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写本文献异体俗字为主，兼收隶古字、避讳字、武周新字、合文等，隶、楷、草、行之书体不限，其材料来源囊括英、法、俄、日等国和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献，涵盖之广，采录之全，业已具有一定规模。 

    棣、楷、草、行，书体不限，唯其纯用章草、今草、篆书写成者暂不阑入。棣书盛行于汉、隋之类际，堪称小篆之背叛，故为俗字之渊源，应该一网打尽；楷书肇羰于六朝，定型于隋代，有唐以后则盛不衰至今，为俗字之译，应该书力牛奶搜讨；草书兴棣书、楷书相伴而生，随关者而成章节，随后者而为今草，敦煌写本中主要应用于佛经羲疏、官员批文等，亦应澌主意采择；行书随楷书而生，习见于各种庆用文兴严肃性较低之写本，变化多端，皆应择取。然而敦煌写本号称五万有余，欲求尽得，力不从心，故先择取部分卷号，逐一切分安形，摘录文句，归纳汇聚，成此初编。

　　本字典以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写本文献异体字为要务，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收藏敦煌文献和中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献，甘肃藏卷还包括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莫高窟土地朝塑像内剥离出来的全部敦煌文献。吐鲁番、黑水城、楼兰等地出土文献只作备考之用。实际使用卷号，详参书后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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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也为长期以来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敦煌遗书中的《切韵》系韵书、《字宝》、《俗务要名林》、《正名要录》、《时要字样》等，都是失传已久的唐五代人撰作的“小学”书，围绕这方面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同时敦煌文献中所包含的大量唐代的口语和俗字资料、汉藏对音资料、吐火罗文等少数民族语文资料，孕育或推动了近代汉语、近代汉字、吐火罗语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下面我们试以音韵、词汇编训诂、文字、语法四方面为线索，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情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音韵敦煌遗书在音韵学方面的价值，是最早为海内外学人所注目的，也是成果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早在1921年，王国维据照片把英藏的三种敦煌《切韵》残卷抄录印行；稍后又撰写了《唐写本〈唐韵〉校记二卷佚文一卷》、《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等文，首开敦煌韵书校录研究的先例。1925年，刘复《敦煌掇琐》辑录法藏伯2011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及两种《切韵》的序文。嗣后，丁山、董作宾、方国瑜、罗常培、厉鼎煃、蒋经邦、陆志韦、魏建功、姜亮夫等续加搜考，又有许多新的收获。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刘复、魏建功、罗常培编的《十韵汇编》，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几种敦煌韵书都收集在内。1955年，姜亮夫把自己以前在国外摹录的一些韵书集为一编，名为《瀛涯敦煌韵辑》，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印行。姜书凡三大册二十四卷，分字部、论部和谱部三部分。字部收敦煌韵书摹本凡三十三种；论部收论文二十一篇，对所收韵书卷子的抄写年月、版式、体制及其流变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考证；谱部据敦煌韵书卷子及其它材料，制成《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等表。同年，姜氏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题为《切韵研究》的长文，全面地反映了《瀛涯敦煌韵辑》论部诸文的主要观点。后来姜氏又把《瀛涯敦煌韵辑》字部、论部修订改编为《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交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姜氏的贡献主要在于在当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把许多流散在外的敦煌韵书卷子摹录辑集为一编，幷大致恢复了在我国失传已久的隋陆法言《切韵》的原貌。但限于当年的条件，姜书的录文间有若干疏误。有鍳于此，后来潘重规据敦煌写本原卷（或缩微胶卷）重加校核，幷补充了姜书的一些遗漏，出版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4）。1983年，中华书局又推出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上下册，则是这方面捜采最为全备、考订最为精审的集大成之作。周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那些大多残缺不全、没有书名、没有著者姓名的韵书材料划归为七类：（1）陆法言《切韵》的传写本；（2）笺注本《切韵》；（3）增训加字本《切韵》；（4）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5）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6）《唐韵》残本；（7）五代本韵书。每一类下，编者都附以韵书写本或刻本的照片，一些照片不够清楚的，还另附摹本或摹刻本。编者对书中所收的每一种韵书，都作有一篇考释，说明原书的体制、内容及其特点，幷与相关韵书比较，指出异同，阐明彼此之间的关系。1994年，周书由台湾学生书局重版，增加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笺注本切韵》、《唐韵》残叶三件，益见完备。　　除了韵书以外，敦煌遗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音义类写本残卷，尤其是一些经籍旧音，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三十年代中，王重民到巴黎、伦敦调查敦煌写卷，对伯3383、斯2729号《毛诗音》，斯2053号《礼记音》，伯2494号《楚辞音》，伯2833号《文选音》都曾撰文加以介绍。其后闻一多、王大隆、刘诗孙、罗常培、周祖谟等续有考论（后来王重民著《敦煌古籍叙录》已把有关成果荟萃其中）。而对于数量更多的佛经音义类写卷，虽早在1936年许国霖就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中迻录过若干这类卷子，后来周祖谟撰《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也引用过敦煌写本残卷，但近些年才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1991年，许端容撰《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敦煌写卷考》一文（《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指出前此泛称佛经音义或归属于俟考诸经的斯5508、伯2948、3971、北8722号写卷皆为可洪音义之抄本。1996年，杭州大学出版社推出张金泉、许建平合著的《敦煌音义汇考》，堪称敦煌遗书音义类写卷的集大成之作。《汇考》分四部书音义、字书音义、佛道经音义三类，凡得音义写卷约643号，主要归并为23种书目之下，每种写卷下都包括题解、照片、校记三部分。题解包括名称、年代、作者的考定及价值、前人研究情况的评述；校记除比勘异文外，重在明俗字和辨字音。该书以其“搜集的齐备、题解的精彩、校记的渊博”（鲁国尧书评语）而得到学界的好评。但该书图版多有漶漫不清之处，写卷录文亦间或有误，影响了其实际使用效果。　　敦煌韵书、音义写卷的发现，以及其它敦煌遗书中蕴含的丰富的音韵资料，也给唐代前后语音（尤其是西北方音）的研究以很大的推动。1933年，罗常培刊布《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该书根据《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开蒙要训》等敦煌汉藏对音写本及《唐蕃会盟碑》中的汉藏对音资料，勾勒出了八世纪到十世纪西北方音的概貌，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3）、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3）、张金泉《敦煌俗文学中所见的唐五代西北音韵类（导言）》（《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1985）、周祖谟《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及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敦煌资料にょる中国语史の研究》（创文社，1988）等文也是利用敦煌遗书中的音韵资料考察唐五代语音的重要成果。此外，罗宗涛《敦煌变文用韵考》（台湾众人出版社1969）、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3～5）、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1983）、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杭州大学学报》1981.3）、《敦煌变文假借字谱》（《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都兴宙《王梵志诗用韵考》（《兰州大学学报》1986.1）、蒋冀骋《王梵志诗用韵考》（《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则是通过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用韵和用字（假借）情况来考察当时的语音实际。至于与敦煌音韵资料相关的研究论著，则数量更为庞大，其中仅专著就有《切韵音系》（李荣，1952）、《切韵研究》（邵荣芬，1982）、《汉语中古音新探》（古德夫，1993）、《切韵综合研究》（黄典诚，1994）、《〈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黄笑山，1994）等多部，单篇论文的数量自然更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二、词汇训诂对敦煌遗书的词汇训诂学研究，也是首先从文献整理研究开始的。敦煌遗书发现不久，王国维就注意到其中专收当时口语词汇的《字宝》一书，幷写了《唐写本字宝残卷跋》一文（《静安先生遗书》，1919）。1924年，罗福苌辑《沙州文录补》，收录了英藏斯6204号《字宝序》残卷。1925年，刘复辑《敦煌掇琐》，收录法藏伯2717号《字宝》一卷和分类辑录当时日常用语幷加以注释的《俗务要名林》（伯2609号）一种，但录文都有不少错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写本没有再受到关注。1955年，姜亮夫出版《瀛涯敦煌韵辑》，内中有伯2717号《字宝》一种的录文，幷有跋语，以为其书“可以考隋唐之语言，明文字之变迁”。后来潘重规作《瀛涯敦煌韵辑别录》，又据原卷重加校核，幷参以伯2058、3906、斯6204等卷，写为定本。1964年，台湾方师铎发表《明刻行书本〈碎金〉与敦煌写本〈字宝碎金〉残卷之关系》一文（《东海学报》6卷1期），认为《明刻碎金》系由唐人《字宝碎金》演进而成。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字宝》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先后发表了砂冈和子（日本）《敦煌出土〈字宝碎金〉の语彚と字体》（《中国语学》233辑，1985）、刘燕文《从敦煌本〈字宝〉的注音看晚唐五代西北方音》（《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张金泉《论敦煌本〈字宝〉》（《敦煌研究》1993.2）等文。1988年，周祖谟发表《敦煌唐本字书叙录》一文（《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也对包括《字宝》和《俗务要名林》在内的敦煌语言文字学著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尤其是台湾的朱凤玉女士，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围绕《字宝》和《俗务要名林》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敦煌写本碎金研究》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1997）。朱书分研究篇和校笺篇，幷附有各写卷照片，堪称是《字宝》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于《俗务要名林》一书的研究，除上面已提及者外，朱凤玉有《敦煌写本〈俗务要名林〉研究》（《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研究最为深入。此外，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亦收载《字宝》和《俗务要名林》，幷有详尽的校记，可与朱氏的论著比勘共观。　　敦煌词汇训诂学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当然是文献语词的考释。如众所知，敦煌俗文学作品和契约文书中有大量含义不易把握的俗语词，给阅读和理解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也对敦煌文献校录整理的质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59年，蒋礼鸿考释变文语词的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考索变文词义，探源溯流，考释精审，征引宏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推崇，被誉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该书后来一版再版，字数也由初版时的六万增至第六次印本的近四十四万，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在蒋先生的影响下，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加入到敦煌语词考释的队伍中来，其中以郭在贻、项楚的成绩最为突出。郭在贻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江西人民1994），以及他和他的弟子张涌泉、黄征合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项楚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1991）、《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1991）、《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2000）。郭在贻和项楚的词语考释往往结合文献校勘，综合运用归纳、比较、推理的方法，旁证博引，论断类皆精审可靠。在这方面作出较大成绩的中青年学者还有江蓝生、袁宾、蒋冀骋、黄征、张涌泉、董志翘、方一新等人，其主要著作有江蓝生的《近代汉语探源》（商务2000）、蒋冀骋的《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1993）、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以及蒋礼鸿主编，黄征、张涌泉、方一新、颜洽茂、俞忠鑫五位博士具体编撰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此外，吕叔湘、徐震堮、徐复、周一良、吴小如、陈治文、刘坚、孙其芳、蒋绍愚、俞忠鑫、施谢捷等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列。　　另外，五十年代以来报刊上还发表了数量颇为庞大的敦煌文献（尤其是俗文学作品）校勘方面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写卷多俗字，字迹多漶漫，有许多不同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多俗语词和佛教术语），敦煌文献的校勘有着一些特殊的困难，不少这方面的整理成果存在着较多的质量问题，于是一些校勘商榷文章便应运而生了。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文章有蒋礼鸿的《敦煌词校议》（《杭州大学学报》，1959.3，中国语文专号）、徐震堮《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及《再补》（《华东师大学报》1958.1～2）、项楚《〈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1，《敦煌研究》1985.2）、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等。三、文字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字书主要有《字样》残卷、《正名要录》、《时要字样》，以及童蒙识字读物《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周祖谟《敦煌唐本字书叙录》(《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朱凤玉《敦煌写本字样书研究之一》(《华冈文科学报》17期，1989)、张金泉《敦煌古字书考略》(《辞书研究》1993.3)、《敦煌遗书和字样学》(《文史》41辑)、《关于时要字样等八种敦煌写卷的考辨》(《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1997))，以及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1996)都对这些字书有过介绍。下面择要略作评述。　　①《字样》残卷。本卷见于斯388号，卷首残缺，无书名和作者名，其后为郎知本的《正名要录》。周祖谟认为本书“是根据颜师古的《字样》进一步有所考定补充的。主要是辨别形近义异和别体俗书，指明何者为正字，何者可以通用，一以《说文》、《字林》为定”；其书写的时代“当在唐高宗或武则天之世”。至于其是否为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周氏认为尚难确定。而朱凤玉、张涌泉则皆认为应即杜书的残卷。　　②《正名要录》。本卷接抄于上揭《字样》残卷之后，字迹相同，当系同一人所抄。书名下题“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郎知本史书无传。《隋书•郎茂传》说“有子知年”，刘燕文认为“郎知本属知字辈，当是郎知年的同辈，是隋末、唐初时人”(《敦煌唐写本字书浅介》，《文献》1985.3)。朱凤玉据《旧唐书•郎余令传》载郎知年曾任霍王李元轨友的记载，推定郎知本当系郎知年之误。张涌泉则认为原卷“本”字字形分明，而正史所载屡经传抄翻刻，而谓“其名疑当从写卷作郎知本为是”。周祖谟指出《正名要录》“是一本分别古今字形的正俗和辨别音同字异的书”，包括比较隶定字与通行楷体笔画的异同、刊定正体与俗讹、辨正楷体与别体、定字形、定古今异体字、辨音同义异字六部分。张涌泉指出《正名要录》“是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字样学著作。书中所提出的‘随时消息用’的原则，说明了作者能够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汉字，能够随时变通，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已在该书中被载录，如怜、床、粮、断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后人不甚了然的俗字在该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日本学者大友信一、西原一幸的《唐代字样两种の研究と索引》（樱枫社1986）、台湾蔡忠霖的《敦煌字样书〈正名要录〉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指导教授郑阿财，1994年6月发表，未见正式出版）是研究斯388号字样书的两部专著，蔡书后出转精，所论更为全面系统。蔡书分研究篇与笺证篇，研究篇凡六章，目录如下：第一章绪论，简述字样学著作产生的背景及本书的写作意图；第二章《正名要录》概述；第三章《正名要录》之体例；第四章《正名要录》与其它唐代字样书；第五章《正名要录》之传承与开创；第六章《正名要录》之特色及价值。笺证篇以《正名要录》中之难解字为主要对象，所考尚称允洽。郑阿财《敦煌写本与中国中古文字学——〈正名要录〉考探》（《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高明先生八秩晋六冥诞》，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所1994）、李景远《对敦煌写卷S388的考察》（《中国语文论集》第十一集，韩国釜山庆南中国语文学会1996）也对该书进行了评介。　　③《时要字样》。凡存三个写卷，即斯6208、斯5731、斯6117号。斯6208号有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分类抄录事物名称的字书残页，后一部分即本书残片，首行题“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第□(三)”，所存皆去声字。斯5731号残卷首为去声字，与斯6208号相衔接，周祖谟以为系同一抄卷断裂为二，极是。斯5731号凡存三十九行，后二十五行为入声字，入声字前题“时要字样卷下第四”。周祖谟据此推断全书当为两卷，上卷为平声字和上声字，平声为卷上第一，上声为卷上第二；下卷则为去声字和入声字，去声为卷下第三，入声为卷下第四；所谓“时要字样”和“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实系同书异名。这是一种分别同音异义字的字书。如：“逸放佚乐溢满，三。”这是指“逸”是放逸之“逸”，“佚”是佚乐之“佚”，“溢”是满溢之“溢”。被注字与注字连读，便是被注字的意义。最后的“三”是表示该组同音字的字数是三个。日本学者西原一幸有《敦煌出土〈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取其时要并引正俗释〉残卷についこ》（金城学院大学论集国文学编第28号，1985），可以参看。　　④《千字文》。敦煌文献中有《千字文》的抄本很多。周丕显《敦煌本〈千字文〉考》（《敦煌文献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搜稽考讨。周氏指出，敦煌文献中包括真书、篆书、草书、注本、汉藏对照本和习字本《千字文》达三十四卷之多（周氏的统计仅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载，事实上，敦煌文献中的《千字文》写本至少有五十余件之多）。周氏在逐卷介绍敦煌本《千字文》及历代著录情况的基础上，对《千字文》的作者和千字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千字文》（包括敦煌抄本）系后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集王羲之所书千字，按韵编成。　　如前所说，敦煌写卷中有大量异体俗字，给敦煌文献的整理带来很大的困难，从而也推动了俗字研究的开展。1949年，唐兰在《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中强调近代文字的研究。他说：“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写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1959年，蒋礼鸿发表《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一文(《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中国语文专号》)，该文以敦煌写本俗字为基本材料，对俗字与正字的关系、俗字研究的现状和俗字研究的意义、以及俗字研究的步骤和方法等都作了独到的分析和阐述。这是汉语俗字研究方面的一篇具有导夫先路意义的重要论文。可惜限于当时的整个学术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幷没有积极开展起来。1978年，台湾学者潘重规偕弟子王三庆、曾荣汾、郑阿财等十余人编辑出版了《敦煌俗字谱》(台湾石门图书公司1978年版)。潘氏在序文中指出：“敦煌写本，字体殽乱，正俗纠纷，斯谱之作，所以为敦煌写本导夫先路也。¼¼凡欲研究某一时代之作品，必须通晓某一时代之文字；欲通晓某一时代之文字，必须通晓某一时代书写文字之惯例。吾人苟不研究敦煌之俗字，即难望通晓敦煌之作品。此俗字谱之作所以不容或缓也。”该谱取材于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和日本神田喜一郎编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包括敦煌写卷178种。该书收录了大量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俗字异体，对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写本的整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取材过于狭窄，难以代表敦煌文献俗字的全貌；加上缺乏简择，印刷不清，影响了实际使用效果。稍后金荣华为此书编制了《敦煌俗字索引》(台湾石门图书公司1980)，查检较原书便捷。除《敦煌俗字谱》外，潘氏还发表了《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孔孟月刊》1980.7)、《用敦煌俗写文字校释文心雕龙刊本中残存俗字考》(《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1)、《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之研究》(《敦煌学》17辑)等一系列论文，就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八十年代后期，郭在贻和他的学生张涌泉合作，以敦煌俗字研究为中心，先后发表了《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与研究》5辑，中华1990)、《俗字研究与俗文学作品的校读》(《近代汉语研究》,商务1992)等论文。后来张涌泉又发表了《敦煌写卷俗字的类型及其考辨方法》(《九州学刊》4卷4期，1992)、《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敦煌研究》1995.3)、《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6.2)、《大型字典编纂中与俗字相关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4)、《敦煌文献校读释例》(《文史》41辑)等二十多篇论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张涌泉又先后推出《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敦煌俗字研究导论》(台湾新文丰1996) 《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1996)三部专著。《敦煌俗字研究》的下编《敦煌俗字汇考》把见于敦煌辞书中的俗字和敦煌写本中可以用作偏旁的俗体汇为一编，“每个俗字下酌加考证，其中包括书证、例证、按语等项。按语中既有字形的辨析，又有其它传世古籍的旁证，上串下联，力图勾勒出每个俗字异体的来龙去脉”，对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文献的整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除了上述论著之外，近一个时期以来还发表了一些与敦煌俗字研究有关的论文，如施安昌的《敦煌写经断代发凡－－兼谈递变字群规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4)、《论汉字演变的分期－－兼谈敦煌古韵书的书写时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2)、《敦煌写经递变字群及其命名》(《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4)，孙启治的《唐写本俗别字变化类型举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杜爱英的《敦煌遗书中俗体字的诸种类型》(《敦煌研究》1992.3)，郑阿财的《敦煌文献与唐代字样学》（第六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1995），郝茂的《论敦煌写本中的俗字》（《新疆师大学报》1996.1，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分册1996.8）等。另外，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1993）、（《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1997）也用一定的篇幅讨论过敦煌俗字问题，可以参看。　　四、语法汉语学界通常把古汉语分成上古、中古、近代三大块，敦煌俗文学作品上承中古，下开近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近些年来，汉语学界以敦煌变文为中心，对近代汉语的语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赵金铭的《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1979.1）、梅祖麟的《敦煌变文里的“熠没”和“举”字》（《中国语文》1983.1）、曹广顺的《敦煌变文的双音节副词》（《语言学论丛》第12辑，商务1984）、江蓝生的《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中国语文》1984.2）、刘子瑜的《敦煌变文中的选择疑问句式》（《古汉语研究》1994.4）等。特别是吴福祥的专著《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以敦煌变文为主要资料，对晚唐五代的语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汉学界的好评。此外，吕叔湘等《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山东教育1991）、刘坚、江蓝生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取材举例也多涉及敦煌俗文学作品，宜当参看。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若干藏文、西夏文、吐火罗文等民族语文资料，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成绩，限于学识，这里只能藏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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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着玩的。不过我大可想象黄征先生做成这样一部书的辛苦。另，启功老爷子的题签很漂亮。
此书收集字头齐全，图片扫描清晰，既可用于文字学界，也可为书法界借鉴
放置桌前，对于我来说是本必备书，黄先生辛苦著作值得收藏。
态度不认真，比较糟糕。
必备工具书
还有查不到的俗字一大把！
敦煌学的第一步俗字典，有开创之功，且使用的是原卷图片，并附例证。但收录俗字过少，例证录文或有失误，乃之不足所在。
瑕不掩瑜。

敦煌俗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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