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历史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8
ISBN:9787214049537
作者:德里克
页数:250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问题“马克思主义”，正如一个挑剔的诠释者所言，“代表了一种历史学上的转折点，其革命的影响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当“唯物史观”（或者如马克思在描绘其历史观时所用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时候，它对于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因其在起源上外在于中国思想而有丝毫的减弱。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中，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也许是源于19世纪欧洲思想的最为全面的“变革的社会学”，它毫不含糊地断定社会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这个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将“中国的过去”的概念革命化，代表了一种将历史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上的前所未有的使命。20世纪30年代，一个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历史倾向的增长导致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优势地位。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在持续着，在官方的支持下，唯物史观垄断了历史学术领域；而且同样意义重大的是，它使广大中国人民沉浸于历史的意识之中。简言之，唯物史观代表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剧变在思想领域的对应物。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使得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性的重新解释成为可能，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主题。在此，我主要致力于探讨1927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内容概要
作者为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问题
第二章 背景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社会史论战的起源
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1927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
论战及其意义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
陶希圣、朱佩我和中国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商业和社会变革
第五章 郭沫若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
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
奴隶制问题
对于郭沫若的批评及郭对其早期中国历史观的修正
摩尔根、恩格斯和郭沫若
第六章 中国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社会史论战
论战的消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院化
第七章 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
第八章 结论：历史和社会变革
参考书目
译后记
作者简介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以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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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7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初步探索阶段，1927-1937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加以认真研究并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斗争中逐步成长的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经历了一个由哲学理论到历史分析理论的过程，而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析时有选择性地使用“经济”的概念，甚至将其与来源于其他资料的社会经济概念混在一起。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社会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关注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利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进行历史分析。1927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更是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向”，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分期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一直持续于整个三十年代。除了使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由纯粹的理论到指导现实问题研究的转变过程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存在着一个由“借来的理论”走向自主性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从之前先后接受日本、共产国际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从自身内部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头十年开始，直到20年代中期在苏联和欧洲受教育的学生开始承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之前，日本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区别于其政治涵义）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发挥着中介的作用”[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9页。]。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山川均、栉田民藏等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唯物史观正统思想的窗口。带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上，都有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意识存在。1926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出现分歧与争论，前者主张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策略；后者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征，应将其作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解放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影响着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甚至至今仍有影响。如托派”的任曙和严灵峰等人深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持“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很明显是受马扎亚尔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学者中间存在着一种谋求自主性的努力，即如作者所说在关于中国革命论战中的三个派别“均是从中国自身而非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革命的议题，从而改变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中心地位”[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59页。]。只是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成绩也不能过分夸大，1938年斯大林把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顺序规定为“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进程”，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分析历史的一个长期典范。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些重要事件是必须要提及的。一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对五卅运动的注意也是由于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如“1925年之后社会冲突作为中国政治特征的出现迫使中国激进主义者表明对这一问题（即阶级问题）的立场”；“五卅事件不仅是从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人觉醒的一个关键，并且是中国革命从广州的政治思想中心发展到上海使其成为社会思想与劳工运动中心的一个枢纽”；“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一种社会性的向度——阶级斗争——这最终摧毁了维系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关系的脆弱纽带”等。[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41、43、52页。]五卅运动是一次包括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学生等各阶层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各阶层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也促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加强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尤其是认识到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必要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两面性。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党人表现出对阶级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左”倾激进主义思想的发端。二是1927年的大革命。大革命建立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之上，将革命目标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与德里克的观点类似，罗梅君也认为人们在马克思那里首先发现的是一种对于中国也行之有效的进行民族革命的科学的政治工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理解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的科学理论的特殊性质退居次要[ [德]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286页。]。直到“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最终将有关阶级问题的分歧推到了社会分析的最前沿”[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51页。]。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陷入深深思考，中国社会性质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如何确切地把握中国的国情？[ 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99页。]特别是国名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解释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革命的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社会力量的结构，并导致了错误的革命策略。于是“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联结革命与历史的纽带”[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45页。]。三是1928-1933年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问题是作者在书中着力讨论的一部分内容。有关论战参与者，作者采用王宜昌的区分法，代表国民党激进派的“新生命派”，代表中共官方立场的“新思潮派”和没有明确阶级立场的“托派”。他认为“各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在论战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观点，并试图在革命运动中寻求意识形态霸权的获得”[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46页。]。有关论战的内容，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有陶希圣和朱佩我的封建社会说、郭沫若的奴隶社会说；在社会史论战问题上，主要是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存在问题、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展开讨论。论战的内容纷繁复杂，具体内容此处暂不讨论，仅考求作者的用意所在。作者从学术层面来考察论战，认为论战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下发生的，前者指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后者则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并有可能成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经历了由作为解决革命现实问题的一种工具到三十年代之后作为严肃的历史问题分析理论的讨论，这反映出它并不完全是建国后的政治意识形态附属性极强的一种理论工具，应看到其在前期的积极影响。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论战中是否为重要内容？现在很容易看到的现象是，只要一谈起马克思主义，必定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挂钩。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中共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新生命派”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分歧主要是围绕“阶级”问题。后者基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结构模糊的社会”这一认识，认为阶级斗争没有必要。前者尽管认为阶级斗争是实现统一的先决条件，但是其内部却对阶级的划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社会史论战中，李季把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构建起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但我并未看出其中的关联）。除此之外，王礼锡、胡秋原、王宜昌、陶希圣等人都未对阶级问题加以讨论，这似乎有些奇怪。或许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朝着历史解释的学术方向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的评价问题，需要联系作者在本研究中的三个前提来考虑。首先，作者要纠正学界以“意识形态附属性”为由对唯物史观作出的批评，认为唯物史观对1949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单单有履行政治功能的一面，更加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视角，即从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出发，转向对其矛盾面的考察以解释其无可避免的灭亡或变革，这种影响是较为持久的。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思想的贡献。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重新解释历史的范式，它取代以往重视政治与道德、强调个体、注重叙述的传统儒家历史观，代之以重视社会经济结构、强调社会为历史研究的中心、注重历史解释的新的历史观，在此前王国维、梁启超、顾颉刚等人的努力之基础上，为新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再次，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中的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减轻中西价值冲撞所带来的心理和思想的危机，而在于它所包含的社会的、革命的含意，中国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唯物主义是如何解释社会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如何解释唯物主义来切合现实革命问题的。一直在思考作者以“革命与历史”为题的缘由，“革命”与“历史”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到底是什么？是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的答案？还是对社会革命和社会问题进行历史研究？这一连串的问题不知该如何回答。萨明（T.Shamin）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中指出了马克思注意历史分析的社会类型，认为马克思的关注点摇摆于革命与历史之间：一个阶级对抗决定所有成分的排列并未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的“两极性模式”，一个视社会为一个动态地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的复杂系统的“构造性模式”，前者适用于革命的情势下，后者适用于“正常的”历史状态。[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214页。]我的理解是：马克思本人对社会历史分析有两种模式，即革命的和历史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只注重阶级对抗的“两极性模式”，“革命”占了上风，甚至“历史”也为“革命”所用，而其连接点就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含义，即阶级应置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唯一的解释因素了。如上所述，作者除了肯定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贡献之外，更有对于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后期偏离正轨的原因分析。客观上是马克思本人的历史撰作的含混[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98-201页。]，以及他对欧洲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在适用于东方国家的局限。主观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字面含义，另一方面又想顾及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这一两难困境所致，加之后来解决革命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使得他们不得不裁剪史事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模式。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教训对中国历史意识的贡献是：“思想和价值不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存在的产物”[ [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229页。]。真正的历史解释不应当是简单地相信或不相信某种理论模式，而必须是“从社会结构对历史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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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左翼学者德里克先生的博士论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详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与最初发展。透过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浪潮，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学者们的学术建构与判断的；而本书对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核心概念论争过程的详细分享，也为学者和爱好者了解这些重要社会史概念的知识谱系，提供了导引与指南。而德里克先生功成名就之后的学术偏好与倾向，在他这本初出茅庐之作当中，也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