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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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9
ISBN:9787227039648
作者:[美]马特,[美]凯迪
页数:304页
章节摘录
导言（美）尼基·凯迪著姚继德译本书系1986年11月在波七顿召开的中东学会大会上由尼基·凯迪(Nikki Keddie)和鲁迪·马特(Rudi Matthee)主持的两个相同主题的专题会议论文汇编。我们最初只打算出版两期修订后的参考论文。尽管来做这件综合性极强的编辑工作十分困难，但编者感到欣慰的是，每位作者都提交了很棒的论文。这些论文在教学中的运用表明，以其他的主流语言如英语来阅读这些论文，从而实现波斯学问的传播是多么的重要。这些论文基本上都属于评论式的文献问顾，我们难于作出一一归纳。然而对编者而言，仍需要强调许多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伊朗学的范围甚广，曾经并且仍在被许多语言进行着研究。尽管英语成为了战后主要的国际语言，学者们往往仅懂英语，而波斯语却正在许多重要的著作中销声匿迹。比较而言，从1960年代以来，这种语言的鸿沟正在变得十分严峻。例如，在战后的德国我们发现伊朗学出现了复兴，出版了许多题材广泛的原创性伊朗学著作。
前言
这是一部全面介绍伊朗学(Iranian Studies或lranology)在欧洲大陆国家—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意大利、波兰、苏联与东亚小国、日本的学科历史及成果概貌的学术论著。共收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日本和中国的9位伊朗学学者撰写的全面介绍欧洲大陆7个国家和东亚2个国家伊朗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概貌论文9篇。其中除《中国的伊朗学研究》一文外，其余的7篇论文和一篇导言，都是1986年11月由美国中东学会在波士顿召开的国际伊朗学研讨会论文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所的伊朗学会(The Society for Iranian Studies, Middle East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会刊《伊朗研究》 (Iranian Studies)杂志1987年第20卷第2至4期上载，汇编后命名为《伊朗学在欧洲和日本》 (Irani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Japan)。本中心受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委托翻译出版此书，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Dr.M.Javad Aghajari)建议我增写一章介绍中国伊朗学研究概貌的论文，然后更名为《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 (Irani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列人中心与其文化联合规划的“中国伊朗学丛书”出版。
内容概要
作者：(美国)鲁迪·马特 (Rudi Mattee) (美国)尼基·凯迪 (Nikki Keddie)尼基·凯迪(Nikki Keddie)，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教授，她是美国中东学会前任会长，代表著作有《革命的根源：伊朗现代史略》。鲁迪·马特(Rudi Matthee)，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伊斯兰研究的博士候选人，其博士论文是关于萨法维晚期的伊朗社会经济研究，发表过研究伊朗和埃及的论。译校者简介：姚继德，1964年生，云南楚雄市人，回族，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兼世界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伊朗德黑兰大学访问者（2004～2005）。主要从事伊斯兰教、伊朗学、中国-中东关系史和世界民族研究。已出版专著2部、译著5部，主编、参编论著17部，在国内外发表论（译）文70余篇。
书籍目录
总序 （伊朗）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里中译本序 姚继德导言 （美） 尼基·凯迪著 姚继德译法国的伊朗学研究 （法）伯纳德?霍拉凯德著 姚继德译德语国家的伊朗学研究 （德）伯特?弗拉格著 金杰译 姚继德审校意大利的伊朗学研究(1557-1987) （意大利）安杰洛·皮蒙特泽著 李颖译 姚继德审校荷兰的伊朗学研究 （荷兰）德布鲁吉著 胡婷译 姚继德审校波兰的伊朗学研究 （波兰）安娜·克拉斯诺斯卡著 蔡奕文译 姚继德审校苏联的伊朗学研究 （美）穆里尔·阿特金著 程巧燕译 姚继德审校日本的伊朗学研究 （日）久井中西著 杨惠译 姚继德审中国的伊朗学研究 姚继德译
编辑推荐
《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是系统介绍欧洲大陆国家、沙俄及前苏联、日本和中国的伊朗学研究的首部专著。由美、法、德、意、荷兰、波兰、日本和中国的资深伊朗学家撰写的9篇论著组成。伊朗是世界古代文明大国，位于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的十字路口，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丝绸之路交汇于此。将东亚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交融整合，再传向世界各地。
《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论述了东方学中的显学“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中日两国的研究情况。涉及古代伊朗及波斯文化圈的政治、历史、考古、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医学、经济诸领域在不同时期的发展。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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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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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风东渐之前，伊朗和印度并为中国所受外来文明的两大源头，因之伊朗学（广义上也涵盖粟特史、三夷教等）历来是中国学者颇感兴趣的领域，近些年甚至堪称中古史的学术前沿，与敦煌研究、中外交通史、内陆亚洲史均有密切关联。准此，本书的出版对许多学人而言，可说是一件功德，但不幸的是，翻译及中国伊朗学的介绍可说恰恰暴露出中国伊朗学尚有待努力——至少对译者本人是如此。本书原名Irani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Japan，1987年作为伊朗学研究的一期专刊发表，旨在介绍到当时为止欧洲和日本学界对伊朗学的最新学术研究动态。1992年此书被译成波斯文，译成中文已晚了20年，伊朗学国际学界的许多动态已有了很大变迁（例如编著者之一的Rudi Matthee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这20年里写成的），不过在许多方面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梳理了欧洲及日本学界伊朗学研究的脉络。但书中没有英国伊朗学研究的章节，这似乎有悖常理，因为W.B. Henning、H.W. Bailey、V. Minorsky、Mary Boyce这些名字及《剑桥伊朗史》、六卷本《琐罗亚斯德教史》等成果都使英国伊朗学没有理由受忽视。英国伊朗学“被蒸发”的原因或许是：英美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被德黑兰视为主要的政治敌人。这么推测的原因之一是：中文版的出版得到了伊朗文化官员的大力支持，并约请主译者姚继德博士加写中国部分一章。但通览全书，这一章恰恰是与全书最不协调的一个部分：其中夹杂了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的史话、教学动态，甚至将译著也视为中国伊朗学学术研究成果，但恰恰对这些年荣新江（粟特学）、马小鹤（摩尼教）等人最前沿的研究未着一字（固然还是提到了姜伯勤、蔡鸿生、林悟殊等）。总之，它看起来更像是写给那些对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的历史感兴趣的学生看的入门读物和基本书目，而不是学术总结。姚继德本人最擅长的领域看来是波斯文化对回族的影响，有在伊朗留学的经历及作为德黑兰第一所孔子学院院长的经历，但对伊朗学的诸多主流议题似乎仍略显生疏（见下文勘误）。固然这本书的翻译并不轻松，而且绝大部分章节是学生所译，但姚博士作为主译和通校，又是他们的师长，对译文瑕疵恐怕亦难辞其咎。何况如前所言，从他主笔的那部分来看，这似乎也并非偶然。兹举其要：p.11：埃及则作为拿破仑发动的战役和尚波利翁（Champollion）征讨的一个结果：按Champollion即法国著名的埃及学家商博良，是第一位破解罗塞塔方尖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者，“征讨”一词似有误p.21：甘达拉（Gandharan）艺术片段……伊斯兰时代的加兹纳维（Ghaznavid）皇宫遗址：按Gandharan通译“犍陀罗”；Ghaznavid通译“加兹温”，曾为古代伊朗首都p.81：16世纪的乌浒河（Transoxania）地区：Transoxania通译“河中地区”p.92：乌尊•哈桑•阿奎尤鲁（Uzun Hasan Aqqoyunlu，1457-1478）执政时期：按Aqqoyunlu指白羊王朝，非该君主名字的一部分，故下页只称他为Uzun Hasanp.93：天主教大亚美尼亚省的创始人斯特凡五世（Stefan V）时代。他的政治首都在大不里士，他于1548年……：1548年正是伊朗萨法维王朝时代，大不里士即该帝国首都，故此处似指这位主教的驻地在大不里士p.95：菲德传教会（Propaganda Fide）：按此即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的简称，通译“圣道传信部”；fide此处相当于英语的faithp.96：撒丁区（Peidmont-Sardinia）：通译“皮埃蒙特－撒丁王国”p.101：《朵兰公主》（Turandot）：通译“图兰朵”p.107：“伊斯兰-闪族特”：按或是“闪族”，或是“闪米特”p.112：伊玛姆及其后裔：同段下文作“伊玛目”p.115：萨卡人（Sakas，属斯基泰人）的国家萨卡斯坦（Sakastan）：按Saka通译“塞种”，“斯基泰”一词在p.6译为“塞西亚人”p.126：波斯国王阿拔斯沙一世（Shah Abbas the Great, 1587-1629）向荷兰人宣布投降：“宣布投降”似宜改为“屈服”，因为荷兰人仅是在此建立一个贸易前哨，正如明朝皇帝默认澳门开港也谈不上是向葡萄牙人“宣布投降”p.126：奥斯曼帝国以西和穆斯林统治时代的印度以东地区，都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显然当指（伊朗）以西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以东）的印度p.130：拉菲兰格乌斯是一位佛兰德语（Flemish，一种东方语言）专家，1586年在莱顿大学担任希伯来语教授：既为佛兰德语专家，为何担任希伯来语教授？这句明显不妥，此处似本指教授本人是弗拉芒人，“一种东方语言”一词恐为译者擅加，盖因弗拉芒语明明是西欧语言p.135：耶稣会会员杰罗姆•塞维尔（Jerome Xavier）为莫卧儿帝国君主阿克巴勒（Akbar）：按Jerome Xavier即沙勿略、Akbar通译“阿克巴”p.137：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的《鲁拜集》（Rubaiyat）在荷兰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乌马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在缺乏波斯语原本的情况下，历经努力也出版了荷兰语译本：按这两句意义有些含混，《鲁拜集》的原作者是波斯诗人Omar Khayyam（也即金庸《倚天屠龙记》里提到的“峨默”），而Fitzgerald是其英译本译者（但这个译本非常有名），故此处无非指：荷兰人先受到英译本的影响，后来荷兰人又在缺乏波斯语原本的情况下，（根据英译本？）出了荷兰语译本。又Omar Khayyam在p.208被译为“乌马尔•哈亚姆”；p.259作“欧墨尔•哈扬（Omer Khayyam）”（当拼作Omar）p.141：修正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研究中东“希腊中心”（Hellenocentric）观点：衍一“东”字p.145：14世纪末波兰与立陶宛结盟带来的结果，是在大约400年的时间里立即成为了穆斯林国家黄金部落的邻居，克里米亚半岛的可汗，最后是重要的土耳其人。波兰与东方和东南方领帮的关系坦率地说是经常敌对的……：这句话弄拧了，原意无非指：波兰与立陶宛结盟后，与金帐汗国、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汗国、土耳其人相继接壤。又“领帮”当作“邻邦”p.158：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波兰人探查伊朗人居住的领地，通常是中亚地区，而不仅仅是伊朗本身：从上下文看，应指19世纪70年代p.181：16世纪时，穆斯卡维（Muscovy）征服了伏尔加中部和下游：按Muscovy指莫斯科公国p.188：巴尔托德：按Bartold通译“巴托尔德”p.192：18世纪阿塞拜疆人与美国合作来反对伊朗统治：按18世纪美国绝不可能插手高加索政治，此处“美国”疑当为亚美尼亚，因Armenia与America相近而误p.198：阿维森斯千年诞辰：按当作“阿维森纳”p.212：《蒙古入侵前的土耳其斯坦》：按这一名著通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p.224：日本伊朗历史研究先驱之一的本田（Minoru Honda）：按当为“本田实”；p.225 Masashi Haneda则为羽田正p.225：缩卫军（qurchis）：按当作“宿卫军”p.225：基齐尔巴什人（Qizilbash）游牧政权：qizilbash通译“红帽军”，他们是萨法维帝国早期的军事支柱和重要政治力量，但似乎不能说是“游牧政权”p.231：原村（Hara）教授：按Hara即“原”，衍一“村”字p.235：神冈小路（Koji Kamioka）教授：似当作“上冈弘二”p.236：穆萨迪克（Mosaddeq）：通译“摩萨台”p.247：祆教（Zoroastrianism，又叫拜火教、明教或琐罗亚斯德教）p.248：Pahlavi……中国文献中又称为钵罗婆语：按当作“婆罗钵语”p.268：龚方霞：按当作“龚方震”，同页下一段及下一页即作龚方震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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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儒或许将小学视为读经读史的基本功，现代的历史学者则多半将汉语音韵学视为另一个与己不大相关的独立学科了——认为那是语言学家（或历史语言学家）去钻研的领域了。但反过来，郑张尚芳等人根据汉语音韵作出的一些历史推断，我也存疑（例如他说China实出自“晋”而非“秦”）。 -
p.188：巴尔托德：按Bartold通译“巴托尔德”
Bartold - Barthold
p.247：祆教（Zoroastrianism，又叫拜火教、明教或琐罗亚斯德教）
明教指摩尼教
另外琴僧说，南方的释迦就是塞种之梵文名，东方的兜沙罗就是吐火罗之梵文名。有什么根据？ -
> p.188：巴尔托德：按Bartold通译“巴托尔德”
> p.212：《蒙古入侵前的土耳其斯坦》：按这一名著通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Bartold旧称Barthold。“巴托尔德”的确比”巴尔托德“更常见，但却是更不尊重原名Бартольд的译法。而《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又是更尊重巴氏原俄文版的书名译名，但据内容却又是不妥的书名，因此在作者监督（或认可？）的情况下英译时改名为《蒙古入侵前的土耳其斯坦》。请参见
http://yong321.freeshell.org/cnnotes/TwoIssuesInBartholdMongolBook.html
第2段。 -
参见：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妙雲集下編之九·佛教史地考論·一二、北印度之教難，网址：http://www.yinshun.org.tw/books/17/yinshun17-17.html -
p.21：甘达拉（Gandharan）艺术片段……伊斯兰时代的加兹纳维（Ghaznavid）皇宫遗址：按Gandharan通译“犍陀罗”；Ghaznavid通译“加兹温”，曾为古代伊朗首都
纠个错，Ghaznavid不是加兹温（Qazvin），而是加兹尼王朝 -
Pulleyblank - Pahlavi。
妙啊～ -
荣新江、林梅村等人偶有不严谨也可理解（可能是有更权威的前辈学者误用导致后辈的沿袭），马小鹤及龚方震等则基本都是用”钵罗婆“。至于产生混淆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现代汉语发音的干扰——婆与p相对应似乎更合于现代的语音，而且汉语中有更为著名的”婆罗门“一词也易产生干扰。这也说明相当多的学者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缺乏基本的批评意识和觉悟。 -
@ydcok：谢谢，所教甚是。 -
Pahlavi……中国文献中又称为钵罗婆语，这个倒是对的，“婆罗钵语” 反而错了，”婆“用来对译va是中古汉译惯例，如”湿婆“对译shiva，”钵“对译pa也很常见，如突厥有”他钵“可汗（据《布古特碑》最新释读为tat-par），但从未见用”钵“对译va者。
事实上，”钵罗婆“之名来自佛教汉译文献，在梵文中，Pahlava一词最初即指印度西方的波斯或入侵印度的波斯人，《经律异相·卷第六·法灭尽二十三》载：
西方有王名钵罗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释迦。东方有王名兜沙罗。此四王皆多眷属。杀害比丘破坏塔寺。四方尽乱。
此处列举之四方四王即为曾经入侵印度威胁佛法的四个国家民族，分别为波斯、希腊、塞种、吐火罗之梵文名。 -
琴僧兄：受教。确实“钵罗婆”的译音与Pahlavi看来更符合，你说了之后我也颇感困惑，不知为何这些年我在荣新江、林梅村等人的著作中每每总是看到“婆罗钵”字样（刚才google了下，发现“婆罗钵”的条目要比“钵罗婆”的条目多得多），其始作俑者不知何人，又不知因何会导致这样的错误颠倒。 -
欧风东渐之前，伊朗和印度并为中国所受外来文明的两大源头，因之伊朗学（广义上也涵盖粟特史、三夷教等）历来是中国学者颇感兴趣的领域，近些年甚至堪称中古史的学术前沿，与敦煌研究、中外交通史、内陆亚洲史均有密切关联。准此，本书的出版对许多学人而言，可说是一件功德，但不幸的是，翻译及中国伊朗学的介绍可说恰恰暴露出中国伊朗学尚有待努力——至少对译者本人是如此。
本书原名Irani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Japan，1987年作为伊朗学研究的一期专刊发表，旨在介绍到当时为止欧洲和日本学界对伊朗学的最新学术研究动态。1992年此书被译成波斯文，译成中文已晚了20年，伊朗学国际学界的许多动态已有了很大变迁（例如编著者之一的Rudi Matthee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这20年里写成的），不过在许多方面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梳理了欧洲及日本学界伊朗学研究的脉络。但书中没有英国伊朗学研究的章节，这似乎有悖常理，因为W.B. Henning、H.W. Bailey、V. Minorsky、Mary Boyce这些名字及《剑桥伊朗史》、六卷本《琐罗亚斯德教史》等成果都使英国伊朗学没有理由受忽视。英国伊朗学“被蒸发”的原因或许是：英美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被德黑兰视为主要的政治敌人。
这么推测的原因之一是：中文版的出版得到了伊朗文化官员的大力支持，并约请主译者姚继德博士加写中国部分一章。但通览全书，这一章恰恰是与全书最不协调的一个部分：其中夹杂了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的史话、教学动态，甚至将译著也视为中国伊朗学学术研究成果，但恰恰对这些年荣新江（粟特学）、马小鹤（摩尼教）等人最前沿的研究未着一字（固然还是提到了姜伯勤、蔡鸿生、林悟殊等）。总之，它看起来更像是写给那些对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的历史感兴趣的学生看的入门读物和基本书目，而不是学术总结。
姚继德本人最擅长的领域看来是波斯文化对回族的影响，有在伊朗留学的经历及作为德黑兰第一所孔子学院院长的经历，但对伊朗学的诸多主流议题似乎仍略显生疏（见下文勘误）。固然这本书的翻译并不轻松，而且绝大部分章节是学生所译，但姚博士作为主译和通校，又是他们的师长，对译文瑕疵恐怕亦难辞其咎。何况如前所言，从他主笔的那部分来看，这似乎也并非偶然。
兹举其要：
p.11：埃及则作为拿破仑发动的战役和尚波利翁（Champollion）征讨的一个结果：按Champollion即法国著名的埃及学家商博良，是第一位破解罗塞塔方尖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者，“征讨”一词似有误
p.21：甘达拉（Gandharan）艺术片段……伊斯兰时代的加兹纳维（Ghaznavid）皇宫遗址：按Gandharan通译“犍陀罗”；Ghaznavid通译“加兹温”，曾为古代伊朗首都
p.81：16世纪的乌浒河（Transoxania）地区：Transoxania通译“河中地区”
p.92：乌尊•哈桑•阿奎尤鲁（Uzun Hasan Aqqoyunlu，1457-1478）执政时期：按Aqqoyunlu指白羊王朝，非该君主名字的一部分，故下页只称他为Uzun Hasan
p.93：天主教大亚美尼亚省的创始人斯特凡五世（Stefan V）时代。他的政治首都在大不里士，他于1548年……：1548年正是伊朗萨法维王朝时代，大不里士即该帝国首都，故此处似指这位主教的驻地在大不里士
p.95：菲德传教会（Propaganda Fide）：按此即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的简称，通译“圣道传信部”；fide此处相当于英语的faith
p.96：撒丁区（Peidmont-Sardinia）：通译“皮埃蒙特－撒丁王国”
p.101：《朵兰公主》（Turandot）：通译“图兰朵”
p.107：“伊斯兰-闪族特”：按或是“闪族”，或是“闪米特”
p.112：伊玛姆及其后裔：同段下文作“伊玛目”
p.115：萨卡人（Sakas，属斯基泰人）的国家萨卡斯坦（Sakastan）：按Saka通译“塞种”，“斯基泰”一词在p.6译为“塞西亚人”
p.126：波斯国王阿拔斯沙一世（Shah Abbas the Great, 1587-1629）向荷兰人宣布投降：“宣布投降”似宜改为“屈服”，因为荷兰人仅是在此建立一个贸易前哨，正如明朝皇帝默认澳门开港也谈不上是向葡萄牙人“宣布投降”
p.126：奥斯曼帝国以西和穆斯林统治时代的印度以东地区，都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显然当指（伊朗）以西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以东）的印度
p.130：拉菲兰格乌斯是一位佛兰德语（Flemish，一种东方语言）专家，1586年在莱顿大学担任希伯来语教授：既为佛兰德语专家，为何担任希伯来语教授？这句明显不妥，此处似本指教授本人是弗拉芒人，“一种东方语言”一词恐为译者擅加，盖因弗拉芒语明明是西欧语言
p.135：耶稣会会员杰罗姆•塞维尔（Jerome Xavier）为莫卧儿帝国君主阿克巴勒（Akbar）：按Jerome Xavier即沙勿略、Akbar通译“阿克巴”
p.137：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的《鲁拜集》（Rubaiyat）在荷兰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乌马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在缺乏波斯语原本的情况下，历经努力也出版了荷兰语译本：按这两句意义有些含混，《鲁拜集》的原作者是波斯诗人Omar Khayyam（也即金庸《倚天屠龙记》里提到的“峨默”），而Fitzgerald是其英译本译者（但这个译本非常有名），故此处无非指：荷兰人先受到英译本的影响，后来荷兰人又在缺乏波斯语原本的情况下，（根据英译本？）出了荷兰语译本。又Omar Khayyam在p.208被译为“乌马尔•哈亚姆”；p.259作“欧墨尔•哈扬（Omer Khayyam）”（当拼作Omar）
p.141：修正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研究中东“希腊中心”（Hellenocentric）观点：衍一“东”字
p.145：14世纪末波兰与立陶宛结盟带来的结果，是在大约400年的时间里立即成为了穆斯林国家黄金部落的邻居，克里米亚半岛的可汗，最后是重要的土耳其人。波兰与东方和东南方领帮的关系坦率地说是经常敌对的……：这句话弄拧了，原意无非指：波兰与立陶宛结盟后，与金帐汗国、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汗国、土耳其人相继接壤。又“领帮”当作“邻邦”
p.158：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波兰人探查伊朗人居住的领地，通常是中亚地区，而不仅仅是伊朗本身：从上下文看，应指19世纪70年代
p.181：16世纪时，穆斯卡维（Muscovy）征服了伏尔加中部和下游：按Muscovy指莫斯科公国
p.188：巴尔托德：按Bartold通译“巴托尔德”
p.192：18世纪阿塞拜疆人与美国合作来反对伊朗统治：按18世纪美国绝不可能插手高加索政治，此处“美国”疑当为亚美尼亚，因Armenia与America相近而误
p.198：阿维森斯千年诞辰：按当作“阿维森纳”
p.212：《蒙古入侵前的土耳其斯坦》：按这一名著通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p.224：日本伊朗历史研究先驱之一的本田（Minoru Honda）：按当为“本田实”；p.225 Masashi Haneda则为羽田正
p.225：缩卫军（qurchis）：按当作“宿卫军”
p.225：基齐尔巴什人（Qizilbash）游牧政权：qizilbash通译“红帽军”，他们是萨法维帝国早期的军事支柱和重要政治力量，但似乎不能说是“游牧政权”
p.231：原村（Hara）教授：按Hara即“原”，衍一“村”字
p.235：神冈小路（Koji Kamioka）教授：似当作“上冈弘二”
p.236：穆萨迪克（Mosaddeq）：通译“摩萨台”
p.247：祆教（Zoroastrianism，又叫拜火教、明教或琐罗亚斯德教）
p.248：Pahlavi……中国文献中又称为钵罗婆语：按当作“婆罗钵语”
p.268：龚方霞：按当作“龚方震”，同页下一段及下一页即作龚方震 -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学者还得推蒲立本，当然，其本身就是汉语音韵学大家，兼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因此其许多基于古汉语音韵的历史推断颇为合理，且极具启发。说起来这个加拿大胡人真令国内学者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