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志刚说春秋之五》书评

以考古名义盗墓

如果说管仲改革和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历史中的晨曦朝阳，那么城濮之战晋楚争霸无疑是春秋历史的日中之天，而吴越争霸无疑是春秋历史中的黄昏斜阳。吴越争霸虽有争霸之名，但其本质不过是复仇二字而已，阖闾伐楚，本质是伍子胥、伯嚭的复仇之战，夫差灭越，是为了雪阖闾在槜李之战中兵败身亡之耻，勾践灭吴则是报灭国之仇。这些复仇故事的主角除了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外，基本上是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种等几个楚国人。人说“春秋无义战”，吴越争霸便是明证。但是，正义是相对于当时的人民，相对于后世的历史而言的，战争没有正义，那是宏观而言，对于历史中微观个体的评判，更为客观公正的标准应是做人的大义，而不是历史的大义。而做人的大义，说白了只有两句话，一是祖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二是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该舍利取义。所以，伍子胥的忠贞和智勇双全，伯嚭的奸诈和有才无德，勾践的卧薪尝胆和心胸狭窄，夫差的不辨忠奸和妇人之仁，通读以上人物的主要事迹，这些评价基本上是客观公允的。但是，贾志刚在《说春秋-吴越争霸卷》中，从历史求真的角度对伍子胥和伯嚭这一对生死冤家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了和传统观点有所区别的评判标准。贾志刚在书博会举行《说春秋》第五部首发签售活动和讲座时这样说：“这本书颠覆了之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伍子胥并非忠诚，死得不冤；伯嚭是历史上所谓的奸臣，而我却认为他通过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命运”。首先，贾志刚“还原”了历史上伯嚭的真相，继而通过对伯嚭和伍子胥两人结局的比较，提出了在官场上，做人应该学习谁的疑问？作者认为，伯嚭的才华不在伍子胥之下，而且，在性格方面他不像伍子胥那样草率和容易冲动，他处事沉稳，心思缜密。只因为和伍子胥有着相似的遭遇所以来到了吴国，此后，和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阖闾一度灭楚并报了家仇，但在吴王夫差时期，在如何对待越国这一关乎吴国国运的问题上，他和伍子胥完全对立。他大肆收受越国贿赂，为越国复兴提供种种便利，最后终于导致吴国灭亡，而他本人的结局，如确如贾志刚所论证的那样，伯嚭在吴国亡国后转而投靠越国，而且在勾践身边同样如鱼得水。贾志刚对此分析大致如下：伯嚭在逃亡到吴国后，对自己家族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为什么自己祖辈三代人忠于祖国，但最终都落了个悲惨的结局，这不能说是巧合，也不能归罪与环境，只能从自身找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从前的自己，甚至父亲和爷爷都没有适应官场上的生存法则。所以，伯嚭的奸诈和无耻有了理由，为谋求个人利益一次次背叛主子也有了理论基础，但不知这个理由是伯嚭本人的真实反省还是作者强加给古人的。在楚国遭人陷害，不得已逃亡吴国，这不能算是背叛祖国，但在吴国贵为人臣，以他的政治眼光和洞察力，不可能不知道越国君臣的良苦用心，但为了个人利益，在吴王面前一次次的进谗言，放勾践、纳西施、害伍子胥，这些关键事件的背后的决定因素都在伯嚭身上，吴国灭亡后他又卖国求荣，叫他“楚奸”吧，败坏的却是吴国，叫“吴奸”吧，他又是楚国人，反正就是一个品行低劣的小人，但如此人物，贾志刚还从还原历史的高度，不但给他找了一个看似高尚的理由，而且，言外之意，官场中人不要学习伍子胥，而因该向伯嚭学习。面对如此无耻的逻辑，我只能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随后，作者接着语出惊人，伍子胥并非忠臣，死得不冤。作者认为，伍子胥到吴国后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复仇，并没有造福于吴国，所以他算不上忠臣。诚然，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后，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举荐孙武、伯嚭，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鼓动吴国伐楚，并且最终也达到了目的。如果说吴国灭楚是直接结果，但没有吴国的强大怎么会有楚国的灭亡？而且，吴国的强大不仅仅是靠穷兵黩武，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人民的教化和战略思想的改造，使吴国摆脱了蛮夷化，没有伍子胥就没有这一切。退一步讲，即使伍子胥为报私仇而挑起吴楚战争有待讨论，至少，吴国的强大，他功不可没。伍子胥首先是吴国的功臣。再退一步讲，如果真像贾志刚说的，伍子胥所做一切仅仅是为了报个人私仇，那么，在对楚怀王鞭尸后，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的吴越争霸按说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甚至可以像伯嚭那样从中渔利，但为了吴国，他依然不顾自身安危，一次次的揭穿勾践君臣的阴谋，一次次的冒险直谏，直至搭上自己的身家姓名，这样的臣子，如果还不是忠臣，敢问作者，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忠臣？伍子胥的悲剧根源在于他的性格缺陷，而不是他的忠诚。“忠”是一种价值观，特定的时代，价值观有对错之分，性格是一种个体差异，对于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事业，性格只有缺陷和优异之别，而无错对之分，人物命运是一种暂时性的结果，结果只有必然与偶然之分但决定命运的是性格，而不是做人的原则，坚持原则没有错，为原则付出代价更值得颂扬。贾志刚自认为颠覆了对伍子胥与伯嚭的历史评价，但实际上混淆了原则、性格、命运三者的关系，并以命运结局来否定原则和道德操守的价值，其结果必然是荒唐的，也是经不住推敲的。最后，对于历史的认识，作者再一次的偷换概念。贾志刚说“写历史首先要把屁股坐正，否则就是自欺欺人。”求真当然是历史的生命线所在，但求真只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通过史料分析，推论出和传统认知不同的历史事实这是求真，但不同的史料有时可以否定已有的历史观点，有时仅仅是对事实的纠正而不影响历史观点本身。纵观本书，作者在求真方面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对伯嚭死于越王勾践的否定，但这和对伯嚭、伍子胥的评价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只要伯嚭暗通越国，伍子胥死死进谏是事实的话，其他的东西对两人的评价都无关紧要。 贾志刚最后又说“历史很真实，但是又很虚伪。要客观地书写历史，最重要的一点要看清事物的本质，什么是本质？人性和利益。什么是虚伪的？什么是真实的？从人性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这句话说的有水平，因为他终于道出了心声，但其思维模式却是典型的男盗女娼。作者看来，研究历史，只要紧紧抓住“事事符合人的本性，处处满足欲望和利益”这一关键点，基本等于抓住了历史的本质，否则，一味的谈道德和价值观，便是虚无的。难怪作者建议官场中人要学习伯嚭。人性和利益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但绝不是世界的本质，更不是历史的本质；人性和利益是研究历史的众多工具之一，而不是开启历史之门的唯一钥匙。历史应该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它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时光无法倒流注定了它无法模拟，无法实验，甚至我们不能还原其真实性，但这无碍它的现实意义，因为历史求真的目的是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就像相对于孰忠孰奸，伍子胥和伯嚭真实的人生结局如何并不重要一样。正因为人本性自私，所以才永远需要高尚的道德和严峻的法律来约束。不能因为适应人性的自私来否定甚至颠倒道德价值的意义。贾志刚是一名体育记者却不知体育竞技虽然侧重最终结果，但体育精神才是本质所在，历史和体育虽属不同概念，但却有相通的地方，遗憾的是，写历史的体育记者的贾志刚，对此却毫无所知。作者貌似通过还原历史真相来颠覆传统观点，实则颠倒黑白，扭曲价值，是典型的以考古的名义来盗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