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兵成匪》书评

剿匪，那场被忽略的血战

对于1949年到1952年，在许多年轻人的视野中，是和平的三年，国家正从战争转向建设。但事实上，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在这三年战争中，战争仍在继续，而且异常残酷，那就是艰苦卓绝的剿匪之战。在电视剧里，人们看多了正规军打土匪的轻松写意，以为我军出击一下，只需付出少量牺牲，敌人即被全歼，我们即可获得全面胜利。但事实上，许多参加过那些战斗的人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是土匪主动来包围、偷袭我们，而不是我们进剿。在很多乡镇，防守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经常会被土匪们包围。剿匪难，难在四点：首先，许多土匪是正规军的散兵游勇，有战争经验，武器装备并不落后；第二，新中国刚成立时，各省都比较排斥外省人，群众工作不易开展；第三，大部队承担着其他防卫、作战任务，不能全部投入剿匪之中；第四，土匪们熟悉地形，他们在此广阔的农村与山区间活动，采用的都是非常规战争的手段，想肃清他们，并非易事。剿匪工作的艰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表示，派他去广西剿匪，“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从中不难看出形势的危急。然而，对于这段残酷的经历，以往文学作品却很少反映。首先，它不是正规战争，消灭敌人数量不多，比较琐碎，不太容易写好，故作家多回避这一题材；第二，其中有大量隐秘的东西，不能触碰，在剿匪中，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牺牲，这会让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对付这样的散兵游勇，打得还这么艰苦呢？为什么土匪们也会熟练地使用游击战术呢？这些问题显然是传统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无法回答的。作为纪实文学，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将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找到了一个线索，将无限纷繁的剿匪战斗串联成一体，从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剿匪战争在政治博弈全局中的地位与意义。在细节方面，作者大胆披露了非常多的战例资料，从而复归了战场真实，让读者看到了剿匪战争中残酷的一面。通过战争，我军经验不断提升，从初期的不太了解对手，到后来有了更多专业人才，作者下笔节奏分明，将这个成长历程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展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本书虽聚焦于广西剿匪，但笔法纵横，颇有大历史的那份苍凉与萧瑟之慨。

广西败兵如何成匪?（时代周报李怀宇）

历史的脚步是曲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但在1950年3月3日，广西发生了叛乱，年底，叛乱被解放军平定。电影《英雄虎胆》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　　本报记者 李怀宇　　1980年10月，广西军旅作家黄继树一个人提着简单的行李，独闯广西金秀大瑶山，走了一个月，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剿匪资料。　　到了1994年5月，黄继树深入广西历史上有名的匪巢十万大山腹地贵台乡，到当年“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广西最著名的女匪首韦秀英的家乡采访。黄继树说：“那几年，我差不多跑遍了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匪巢，自己身上似乎也沾了些‘匪气’。”这些第一手资料，黄继树费了四十多年之功撰成《败兵成匪》一书。　　国民党败局已定　　除了《败兵成匪》，黄继树还写过《桂系演义》一书。黄继树曾对广西名人钟祖培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他是恭城县人，与李宗仁是广西陆军小学、陆军速成中学的同班同学。　　军校毕业后，钟与李同时在护国军第六军第二师第十三团任职。钟在团部当上尉副官，李作上尉连长，两人交情颇深，1921年夏，孙中山命令粤军回粤讨伐旧桂系陆荣廷，桂军战败，时任营长的李宗仁趁机率部避走六万山。钟时任李部连长，坚决跟李宗仁上六万山，在后来李宗仁统一广西的作战中，钟随李东征西讨，立下战功，升营长、纵队司令。　　统一广西后，李宗仁率桂军第七军出兵北伐，钟祖培无役不与，升旅长、师长，直至第七军中将副军长。钟祖培为人倨傲，向与白崇禧不和，1929年，在武汉时被白排挤，遂挂冠而去。离开桂军后，他把家眷安置在上海和香港，自己往来沪港之间，欲乘时而动。　　蒋介石为了搞垮桂系，以金钱与第八军军长委任状收买钟祖培，要钟从桂系内部组织反桂集团，夺取广西军政大权。但钟反白拥李，后接受李任命，当梧州警备司令，因在任上敲诈勒索商人，被人告发，李宗仁只好调他到边陲重镇龙州，任龙州对汛督办。一年后，又调任平乐专区民团指挥官。　　钟祖培娶了四房太太，他最喜欢的是年轻漂亮有文化会打枪的三太太王素芬。当年王素芬发牢骚：“这年头，谁当官不是为了捞钱发财，李德公(李宗仁字德邻)为什么不给我们撑腰?”钟祖培一声冷笑，问太太：“人死了要装进棺材去埋，你说那个东西为什么叫棺材?”　　王素芬不解，钟祖培说道：“棺材，棺材，不就是‘官’和‘财’嘛。从前有个皇帝，他问手下一个大臣，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大臣说：官财。皇帝当即命人抬来一副木板做的东西，要这个亲信躺到里面去，下令抬去埋了。皇帝对臣下说：‘要当官就莫发财，要发财就莫当官，这是本朝规矩!’从此，那个装人去埋的东西就叫棺材了。这次李德公没派人给我送棺材来，看来他是希望我安享晚年哩，我们走吧!”钟祖培从此回到老家过着悠游林泉的山野生活。　　1949年春夏，国民党败局已定，代总统李宗仁飞往桂林。钟祖培闻讯赶到桂林拜见李宗仁，他走进李宗仁的官邸，恰好白崇禧也刚从武汉飞回桂林，正与李宗仁磋商。钟祖培问：“德公，情况怎么样?”李宗仁还未开口，白崇禧便说：“准备穿草鞋，上山吧!”钟祖培问：“穿草鞋，上山?上什么山?”白崇禧道：“反正你们恭城有什么大山就上什么大山好了，尽快组织民团，准备上山与共匪打游击!”　　钟祖培这下总算明白了：“上山就上山。横竖我们是从十万大山下来的。”　　历史无法兑现任何诺言　　1949年10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主持紧急会议。 “来犯的共军第四野战军并不可怕，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我们在关外有5个美械军。四平街一战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长春。如果我们一直打，打到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把他们打完了。把东北民众组织起来，把头一等的军队调回关内打聂荣臻，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军事。”　　白崇禧说，“大家准备穿草鞋上山打游击，决与共匪周旋到底，我们有美国人的援助，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进占桂林。两天后，钟祖培在恭城县城召开全县绅士会议，组织恭城自卫委员会，自任主任。他将全县武装扩充到3个警备大队，14个常备队，1个便衣队，1个独立自卫队，1个迫击炮排，实有兵力1425人。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奉蒋介石电召，由海口飞赴台北。钟祖培在白崇禧飞往台湾的第二天，便在恭城开始动手了。　　31日夜，钟祖培对他的旧部亲信训话：“诸位，恭城沦入共匪之手已经20天了，我们都饱尝了苦头，今天逼粮，明天逼枪，后天就要逼命了!我们应该以武力对抗，迅速组织队伍自卫，只有坚决抵抗共匪的压迫，我们才有生存的希望……”最后，钟祖培宣布了暴动时间，规定了各种联络符号、信号、口令。　　1950年1月25日，恭城响起了暴乱的第一枪。枪声中夹杂着阵阵叫嚷声：“砍掉一个工作队员的头，奖光洋25块!”“杀土共，杀洋共，杀绝共产党!”随后有多场恶战。　　据黄继树笔下的历史情景重现：最后让钟祖培下山的是他的亲生女儿钟锦雯写来的信。他的女儿思想倾向进步，共产党一来，便参加了工作，在平乐专署工作。钟锦雯是钟祖培夫妇的掌上明珠。　　信上说，她已回到县城，解放军也到了这里，地委和县委领导对她爸爸、妈妈很关心，希望他们一起回到县城来……钟祖培先让王素芬到了县城。钟锦雯忙将母亲回来的消息报告了领导。领导决定在县政府里设宴招待王素芬。席间，几位领导一致表示：钟祖培先生年纪大了，不管他参不参加暴乱，知不知道有关暴乱的事，只要他回来，我们都是欢迎的，并保证他的安全。　　钟祖培知道后写了一封信交给王素芬：“你明天就回去，把这封信交给田县长和贺副书记，告诉他们如能保证鄙人生命安全，即可下山一晤!”王素芬又回到了恭城。她先问女儿：“你爸爸回来，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钟锦雯有些迟疑地说：“这事，我也说不准，我去问田处长吧!”　　平乐行署公安处长田春听了钟锦雯的汇报，非常明确地回答道：“这事，前几天领导都说定了，只要你爸爸回来，我们很欢迎，并且保证他的安全。”　　钟锦雯顾虑重重地说：“这次暴乱，恭城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我不知道我爸爸到底负有责任没有?”为慎重起见，田春又去找地委副书记晁福祥、恭城县委书记兼县长田继舫、副书记贺万年说了。几位领导都表明了态度：只要钟祖培回来，我们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钟祖培回来后，晁副书记、田书记等领导和钟祖培一起开了个座谈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招抚委员会，请钟祖培当主任。钟祖培为共产党做了招抚工作，藏匿在深山中的“反共救国军”有不少下山自新投诚，其中有林绩勋、余伟年、田民丰等首要人物。　　不久，广西省里来了一个电报，打到一四五师四三四团：立即将匪首钟祖培押解桂林处理。县里领导看了此电报，知道钟祖培此去凶多吉少，虽有意见，也只得照此办理。　　1951年2月27日，钟祖培与他的秘书林绩勋在桂林被枪毙了。　　黄继树写道：“39年后，当年的田处长怀着惋惜的心情说，对钟祖培可以不杀，因为：一是钟祖培是经过规劝后，自己回来投诚的，不是我们抓到的;二是回来后让他当招抚委员会主任，确实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三是我们曾对钟祖培许下诺言，只要他回来，可以保证他人身安全。人已枪毙了，怎么办?……历史是无法兑现任何诺言的!”　　突然出现的“巾帼英雄”　　韦秀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西女子，在她生前的最后一年多的日子里，突然变成了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1994年5月末，黄继树从南宁驱车到钦州、防城，深入十万大山腹地，到韦秀英和她丈夫张瑞贵的老家—钦州市贵台镇那统村和韦秀英战死的防城大禄镇那休村，遍访韦秀英的亲属、旧部和知情人，搜集到有关韦秀英的历史资料十余万字。　　韦秀英的丈夫张瑞贵祖居十万大山中的贵台圩乡那统村，父辈家贫，无立锥之地。辛亥革命爆发，19岁的张瑞贵便弃工投军，投入旧桂系陆荣廷部当兵。由于作战勇敢，升伍长，两年后升排长。后随桂军林虎部入粤，升任连长。　　张瑞贵当连长后，请假回南宁探亲，与居住同一条街的铁匠佬的女儿韦秀英结婚。　　1936年，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收编粤军，任命张瑞贵为第六十三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张瑞贵率第六十三军北上徐州。军至江西九江，张见败局已定，遂以年老体衰为由请辞军长职，得蒋介石批准，即将部队交副军长刘镇湘指挥。未几，该军在淮海战役全军覆没，军长刘镇湘被俘。　　张瑞贵退出军界后，过着悠闲的生活。为了对付两广的共产党游击队，蒋介石决定重新起用张瑞贵，委任他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在湛江设立指挥部。　　张瑞贵上任后，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战略措施，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粤桂边区游击队。张瑞贵率领他的警卫营，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贵台乡，即给蒋介石发报：“已分令防城、钦州、上思等县地方武装及进驻各县的保安团向十万大山推进，卑职亲临十万大山脚之贵台督剿，战情待后续报。”　　张瑞贵的“督剿”捷报还没发出，即中了游击队的埋伏，损兵折将，他本人也差点当了游击队的俘虏。张瑞贵败回湛江后，将指挥部迁往北海，命警卫营营长杨畅发带警卫营回贵台乡，由韦秀英指挥配合张瑞贵作战。杨畅发率警卫营到贵台乡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的部队已抵达邻近的大寺。　　韦秀英见大势不妙，即令杨营长带警卫营随她向越南撤退。杨营长没有按韦秀英的命令行动，于当日深夜写信给解放军请求接纳武装起义。次晨，解放军派员前来欢迎，杨营长遂率部向解放军投诚。韦秀英见跑不掉，便在贵台乡那统村老家蛰居下来，当时她身边还有张瑞贵派回的精锐卫士十余人。　　国民党委任韦秀英为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1950年2月13日，韦秀英下达总暴动命令：“定于民国三十九年农历正月十五(1950年3月3日)为总暴动日，口令：反共救国。”具体的暴动方针和办法：加强民众宣传工作，要大家明白：“共产党搞减租减息，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以“保枪、抗粮、抗税”及“破仓分粮”为号召，鼓励民众参加暴动。对参加“反共救国军”的农民，不但可以不交租，而且还可享受一定待遇：凡徒手参加者，每月发光洋1元;带枪参加者，每月发光洋10元;对所有入伍者，入伍时一次发给光洋30元;受伤者，发给安家谷100斗;死者，发给安家谷400斗。　　《英雄虎胆》中的阿兰　　1950年3月3日晨，是韦秀英宣布总暴动的日子。反共救国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那袅村。被俘的人民政府征粮工作队队员中，有两名年轻的女队员，她们是钦县中学的学生，被数十人轮流奸污后枪杀。另外13名男队员则被五花大绑，押到板磨村对面的水沟边集体枪杀，只有1人侥幸逃脱。　　由韦秀英亲自发动的暴动，迅速席卷了十万大山。当年钦县县委的报告称：“近来本县匪特活动猖狂，成了‘四面出击，全县紧张’的局面。”据统计，韦秀英发动暴乱后，抢劫粮仓6次，抢去粮谷7692担。攻陷区乡政府11次，全县被杀的群众达231人，被烧毁房屋1029间，被抢耕牛1298头，猪1167只。台湾国民党当局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寄托在十万大山的“游击根据地”，寄托在“女英雄”韦秀英身上。　　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一师四五二团三营奉命奔袭十万大山中的大禄镇。围攻那休村的战斗一直打到天黑，屋内的敌人仍在顽抗。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营长和教导员决定暂停攻击，将屋内的敌人严密包围监视，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诱敌暗夜突围，引出屋外消灭。但屋内敌人死守不出，双方僵持一夜直到天亮。天亮后，营长命令全营所有轻、重机枪，瞄准大院南头那间大屋猛烈扫射，几门六○炮不停地开炮轰击。突击组借助临时搭起的几把梯子，冒死爬上那大屋的房顶上，掀开破瓦残椽，朝屋里扔手榴弹。屋内的敌人举枪朝上射击，爬在屋顶的几名解放军战士被击死。突击组前仆后继，爬上屋顶直往下扔集束手榴弹。一阵阵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屋内一片死寂。大院里的解放军战士冲向南头那间大屋，破门而入，屋内硝烟弥漫，尸体狼藉。打扫战场时，在中年女尸旁发现一枚刻有“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的蓝色长条印鉴和一枚特大的金元。“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女总指挥韦秀英和她手下的数千“游击健儿”，除了少数漏网潜逃外国，其余均被埋葬在十万大山，成了野鬼游魂。　　韦秀英战死后，台湾国民党的“国防部”追封她为上校军阶，入祀忠烈祠。台湾报纸说她是“反共英雄”，这是韦秀英死后第一次成为“热点”人物。韦秀英第二次成为“热点”人物，是上世纪50年代大陆拍摄的电影《英雄虎胆》，著名女演员王晓棠在影片中扮演年轻女匪首阿兰小姐，原型便是“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女总指挥韦秀英。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陆掀起一股纪实文学热，韦秀英第三次成为“热点”人物。　　“政治土匪”　　黄继树在《败兵成匪》的自序中说，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做了一份《敌土杂武装情况调查》，1950年1月至3月，又做了一份《匪特综合材料》的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材料一致认定：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3550人。土匪人数远远低于匪患猖獗的东北和湘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剿匪作战却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投入广西剿匪总兵力超过百万。　　广西剿匪作战历时3年之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发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统计时间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根据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全国人口统计和1948年广西省政府公布的广西全省人口总数为1463.6337万人。从1949年底至1952年底广西的总人口大概是1500万，如果按1500万人口这个总数除以51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一人当过土匪。黄继树不无感慨：“既然解放初期广西军区司令部发布的权威调查数字认定当时广西境内仅有土匪24股3550人，那么这51万多土匪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呢?既然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怎么能够抗拒把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打得丢盔弃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达3年之久呢?”这些广西土匪，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被定性为“政治土匪”。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之《概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中指出：“广西匪患相当严重。据解放初期不完全统计，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218股，共计9万多人。主要由3种成分组成：国民党溃退前夕有计划有组织留下来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主要有：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副司令霍冠南所部5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百寿地区;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永福地区;桂西军政区司令莫树杰所部2500多人，活动于桂西北的南丹地区;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所部1000多人;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所部700多人，活动于平乐、瑶山地区;桂南军政区司令罗活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大容山区;滇桂边区司令张光玮所部2000多人，活动于百色西北地区;‘龙州对讯督办’姚槐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中越边境固边、九特一带，以及桂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林秀山，第八专区专员罗绍辉，靖西专员赖慧鹏等部共10000多人在边沿地区活动。上述正规武装共3万多人，是广西土匪的骨干力量……”　　李宗仁早年在广西剿过土匪。《李宗仁回忆录》第十八章《统一后之广西》中说：“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李宗仁后来也剿过“共匪”。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后期的广西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有《广西惩治匪共暂行条例》、《通缉大批共匪名单》、《省保安司令部枪决共匪一批》、《两年来共匪罪行一斑》等等之类“剿匪”消息。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晚年毅然回到被蒋介石称为“匪区”的中国大陆。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陪同李宗仁回大陆的程思远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而在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问毛泽东：“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同座的周恩来回答：“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本文史料引自：《败兵成匪》，黄继树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4月版;《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是历史逻辑，还是历史洁癖？

在中国，剿匪从不让人陌生，但是细读建国初的广西剿匪，却另有一番意味。在上世纪50年初的“镇反”运动中，广西军区司令部曾做过一份《匪特综合材料》，认定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计3550人，土匪人数远远低于匪患猖獗的东北和湘西。但在接下来的剿匪中，解放军却出动了2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一个团，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再加上地方部队和民兵，剿匪总兵力竟达上百万之多。更让人不解的是，为时3年的剿匪，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人，算下来几乎每3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匪，这几乎相当于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歼灭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总人数。这是怎么回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匪是匪，也不是匪。是匪，是因为中国自古成王败寇，蒋介石在位时称共产党为“共匪”，败退之际其残部自然也被称为“蒋匪”，所以要剿；不是匪，是因为这种匪不是通常意义上占山为王的土匪，而是兵，被打残打散的兵。1949年山河变色，国民政府迁台，但却在大陆留下了几十万残余部队，在街为民，入山为寇，一时草木皆兵，人藏于人，水融于水，要揪出这样的敌特兵匪，谈何容易？所以1950年要“镇反”，一时全国各地声势浩荡，东北剿匪，湘西剿匪，一路秋风扫落叶，唯有广西无甚进展，甚至在美军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广西，匪乱一度达到顶峰，全省102个县土匪蔓延了97个县，500多人被杀，公粮2800多万斤、牲畜26万多头被抢。主管军事的广西军区副司令李天佑天天剿匪，然而却“越剿越多”。因为兵力分散，战线拉得太长，所以哪怕是他这样血战过四平的的悍将亲自披挂上阵，也难免收效甚微。广西剿匪之难，除了军阀割据，新老桂系一拨又一拨，匪患根深之故，还因为“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更加上蒋介石反攻大陆，白崇禧另有意图，都把大西南作为桥头堡，能反攻当然好，不能卷土重来，也能与共产党三分天下，所以铁了心顽守广西。这让毛泽东大为光火，批评广西剿匪为全国各省中最差，“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又派叶剑英前去广西指导剿匪，“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此后又派陶铸，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严格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剿匪政策，一时匪患渐除。对国共内战感兴趣的人，会经常听到“剿总”这个词。“剿总”者，“剿匪总司令部”也，剿的是匪，也就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历史上，一共有东北、华北、华中、徐州四个剿总，负责节制指挥各地针对解放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但我关心的不是“剿”，而是“匪”。在中国，“匪”这个称呼自古不绝，无论是真匪还是假匪，历朝历代层出不穷。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大家见多了，但是广西的匪，却非通常意义上的匪，而是一种“政治待遇”，说匪虽未必名副其实，却标示着一种居高临下和正义在握的姿态。清廷叫太平军为长毛，大宋子民称金兵为金狗，一提起共产党，蒋介石也有个经典的称呼，曰“共匪”。李宗仁海外归来时，毛泽东跟他有过一次谈话，字里行间毛泽东不无揶揄地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对于这个说法，李宗仁一时不知所措，也不敢有所措。尼克松也大惑不解：“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周恩来回答道：“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是骂来骂去。”在互相称匪的背后，双方争的其实是一个正统和正义。基于成王败寇的逻辑，无论蒋家军还是白家军，确实是匪，但这种政治色彩上的“匪”却反应了后代政权的历史观狭窄。历史行进如仪，但一代推翻一代从来不是敬重对手，而是在称谓上压低对方，抬高自己。朝朝代代，正统与异统总是互相丑化，五胡乱华是逆流，金兵伐宋是入侵，然而在蒙古和满清坐稳江山之后，却成正统了。但是即便成了正统，孙中山推翻它，仍要找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由头，不是因为它268年的气数将尽，而是基于“鞑虏”，要正本溯源。泱泱大国五千华年，山河浩荡，王朝更迭，中国从来就不缺历史，缺的是历史观。中国人常说读史明智，但相比美国而言，中国人读史是猎奇，美国人读史是猎用。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是诸大国中历史最短的，但美国最发达的却是历史观，学派众多，见识各异，无论蛮夷还是正统，世界上稍有影响的历史，他们都会研究通透，以补自家之短。历史不能假设，但设若曾国藩当年拥兵反清，自立为皇，百年之后他受的道德争议估计会很小，甚至可能被顶礼膜拜，但是在西汉东汉之间冒出个王莽来，却就是大逆不道了。所以项羽是有错，但刘邦也未必就是仁义之师，只是一将功成千秋万世，万骨呜咽无人问津。谋反异族就是大义，篡位汉家就是僭越，是历史自有一套逻辑，还是后世历史正名所需？而在成王败寇之外，是非转头空，几度夕阳红，黑白互骂的历史观空转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