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思想史》书评

考古学思想是？

论课上推荐的书，巧的是获得小禾赠予的此书，那么就开始看吧，读读。这书绝对是一本好书，只是前五章看得比较容易，可以看进去。但是从第六章开始，我就看不进去了，那也得使劲看完呀！特里格写书写得很认真，陈淳先生翻译的也很好，尊于原著，感谢他翻译了这么多外国优秀考古图书。总之，文献笔记部分可以详读；索引，是不错的考古学英文单词表及名词解释集；后记也很好。

陈淳老师译后记

译后记一、首先，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谭徐锋先生引入第二版《考古学思想史》的远见卓识表示敬意。当谭先生和我联系，希望我来翻译这本著作的时候，我心里仍然有点忐忑不安，一时不敢答应。生怕翻译得不好，糟蹋名著，愧对已故的特里格教授。在译完了《文献笔记》笔记之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由于西文与中文表述的习惯非常不同，中外学术背景的差异也很大，特别是中国缺乏许多西方新的学术概念和语汇，因此翻译这类著作还是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我还是力求做到文字晓畅，意思准确。遇到一些复合长句和表述结构比较复杂的地方，在尊重原句的基础上，以中国人便于的理解方式来表述，对一些读者会感到陌生的术语和名称做了适当的译注，希望能对这本著作的理解有所帮助。即便如此，由于这本著作主要是针对西方学生与学者而写，因此对不太了解学科发展背景和西方学术话语、特别是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知识的中国读者来说，还是会对讨论的话题和内容感到隔膜，需要耐心阅读和领会。特里格先生在本书的第十章里也指出，特定理论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会因语法和词汇之故而意思相去甚远，而且一种讯息离传统理解和原有规范仅差毫厘，无论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如何精于用迂回或详细的解释来传递这些新思想，受众也会难以理解它的适当性。这正是翻译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的难处所在。在翻译过程中，我看到了中文第一版《考古学思想史》中译本（版权页上误写为第二版），浏览之余，不免对译文颇感失望。特别是后半部分，错误不少，行文也不顺畅。即使我熟悉原著，想耐心阅读，仍感读不下去。这正是我对学术著作翻译工作心存敬畏的地方，翻译介绍当今国际上前沿的学术成果，不能单凭一腔热情和勇气，承担这项工作要对科学负责、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其中最关键的是要译者在读懂和理解原著的基础上，选用中国读者容易理解的词汇和方式加以准确表达，如果对原著表述的内容和背景似懂非懂，单凭语法照字面硬译，译出的文字必然言不达意。不久前去世的老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几年前曾断言，每年出版的上千种社科与文学译作，百分之九十是败笔，切中功利与浮躁之时弊，我们应该深以为戒。如果作为打通国际学术藩篱、了解最新科学前沿的关键环节，由于翻译质量差而传递了错误的信息，或因译文诘屈聱牙、语意不详，令读者以为这是原著作者思维的混乱，或国外理论的乖谬，岂不事与愿违。翻译出版《考古学思想史》对中国学界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了解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不只是挖挖东西，向公众展示轰动的考古发现。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的话道出了这门学科发展的真谛，即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学史不仅是考古发现的历史，也是考古思想的发现史。张光直曾经指出，中国考古学中没有理论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考古学仍然信奉傅斯年引入中国的兰克学派原理，视材料积累为第一要务，而探讨问题和做出阐释是主观想象而已。将考古学等同于搜集材料，没有解读和提炼信息的任务，也就没有探讨理论的必要，这也使得发明和开拓新的分析技术成为不可能的事。虽然近年来国内科技考古日益升温，但是缺乏明确的探索目标，科技考古也难免会遭遇无的之矢或目的散乱的尴尬。中国考古学目前仍然是一门材料性学科，历史重建仍然任重而道远。虽然《思想史》追溯的脉络主要是欧美考古学发展的轨迹，但是在第二版中对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发展特点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包括中国考古学。特里格除了将中国考古学的性质列为民族主义考古学，将方法列为文化-历史考古学之外，并没有作太多的评论。比较中肯的一句批评是，他认为中国考古学家没能像欧美和苏联考古学家那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来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应该与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有关。这说明，我们培养考古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培养他们田野发掘技能和器物分类知识，更重要的还要培养他们科学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论方法的更新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际考古学界最显著的进展。如果缺乏这种思想和理论的科学训练，专业考古学家和一般技工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中国是一个文物考古大国，但是由于长期的学术封闭，世界考古学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主流似乎与中国无关。阅读《思想史》不仅可以了解人类了解自己历史的过程，也可以深刻体会到人类自身观念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制约和推动。这门学科酝酿和发展的过程充满了宗教信仰的钳制、文艺复兴的洗礼、启蒙运动的熏陶、进化论思想的引导、种族主义思潮的逆流、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与制约、以及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碰撞。这一跌宕起伏的思想发展过程，与世界各地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积累过程一起构成了波澜壮阔的考古学发展史。读完这本《思想史》，使人深刻认识到，我们从考古发现探索过去，发现和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观察和研究这些材料。这种探索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那一时代考古学家认知能力密切相关。二、我们一般认为，考古学的前身是古物学和金石学。但是特里格教授指出，对古物的兴趣并不一定导致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学是在与古物无关的对过去的兴趣上发展起来的。在考古学发展的初期，宗教信仰和历史文献对考古学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在西方，圣经对人类历史有一种权威性解释，因此探讨古迹和古物的来历既无必要，而且也会招致麻烦。于是圣经教义对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产生了重大的制约。但是，随着地质学和生物学冲破宗教的束缚，人类的古老性和史前考古学的地位才能随之确立。而且像旧石器考古学是作为对人类来历的圣经解释的反叛而发展起来的。除了圣经解释外，文献制约也不可小觑。人们一直认为，历史知识只能来自文字记载。早在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谓的“古物学”是指专门研究修道院中的藏书，学者们特别注重对历史、法律、文学方面拉丁文文献的收集与研读。直到19世纪末，古典考古学家、雅典不列颠学派的掌门人霍加斯仍然坚信，由文献说明的考古学要优于没有文献帮助的考古学。这使得大部分考古学家不得不认为，他们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只是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这些领域的考古学家主要关注将文物和纪念建筑的调查与古典文献记载相结合，将自己发现的材料供其他学科学者研究，这使得古典考古学与铭刻学、古文献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等学科相比处于一种次等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才发生改观。中国有丰富的编年史，而且史学的至尊地位使得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便处于从属的地位。梁启超的两重证据法便体现了中国学界早期对考古学的价值期望和学术定位，至今仍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直至今日，仍有学者坚称，与历史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鲜明特色，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材料来说明才有价值。至今不少学者认为，有文字的考古发现要比没有文字伴生的发现更有价值，与19世纪欧洲古典考古学者的视野如出一辙。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到整个人类史的百分之一。史前考古学已经将人类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延伸至300万年以前。而且，恰如柴尔德所言，物质遗存与文字一样信息丰富而且可靠。即使在有断续文字记载的阶段也需要考古证据来阐明经济、人口和技术问题。他说，英格兰土地记录不仅能通过对村落遗址的发掘来验证，还能对其加以补充。单凭考古学证据，就可说明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已经开始使用水动力，这一点是研究古书和铭刻的人所想不到的。当然，考古材料提供的信息不是文字那种直接的信息，而是需要加以解读的人类生活方面的具体状况。人类对自己历史的了解从对圣经教义的信从，到对文献的依赖，最后到从文化遗存中独立提炼信息，反映了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轨迹。考古学的这一发展并非是材料积累的结果，而是观念进步和在分析方法日益精进的条件下实现的。三、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但与宗教信仰、历史文献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对考古材料的阐述也会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取向和社会价值观，并影响到考古学的实践与发展。标志考古学诞生的三期论就是在丹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19世纪初，英法联军摧毁了哥本哈根港口的丹麦海军主力，外来的侵略和民族灾难激发了丹麦人民的民族团结精神，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来激励民众的团结和斗志。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仿效法国革命后成立的巴黎文物博物馆，建议成立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用文物来展示丹麦的历史，汤姆森受命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分类和陈列。他首先从年代学方法入手，根据石、铜、铁这个技术发展的框架确立了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将丹麦的整个史前史梳理出一个大概的年代学序列。汤姆森的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19世纪的社会和科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主宰这一时代思想的主流。所以，达尔文的学说既是生物进化的学说，又是哲学思想的证明。但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理论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延伸，却成为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种族灭绝和殖民活动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支柱。达尔文进化理论经过卢伯克的发挥，将人种优劣论和史前考古学联系到一起，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世界观的一部分，并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学研究中影响到对考古材料的解释。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也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得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文化进化理论受到质疑和挑战。许多受到列强欺凌的欧洲国家，希望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民族的身份与尊严，于是从考古发现来追溯民族来历和特征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1909年，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声称，考古学是各种学科中最具有民族性的学科，研究古代德国人的起源应当是考古学最神圣的目标。20世纪初，科西纳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强调运用考古材料来激励民族主义精神。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后来被纳粹政权所宣扬，他的史前观成为德国纳粹的官方立场，并成为在第三帝国学校中传授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课程的基础。长期以来日本考古学家有一种政治和社会压力，强调崇拜天皇的神授地位以增强民族团结，使得他们无法发掘和研究某些特定历史阶段，以及与皇室有关的遗址与墓葬。这种社会压力，使得体质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民族问题三缄其口，而考古学家只进行类型学研究，避免任何有悖于官方解释的文化变迁讨论。日本战败后，考古学则成为军国主义垮台后添补意识形态真空的最好手段。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考古发现为他们在政治极为动荡的时期，提供了一种可以触及和自己历史关联的安定意识和社会凝聚力。新的考古发现帮助日本民众追溯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并重拾民族的自尊心。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考古学对前穆斯林时期的考古遗存没有什么兴趣。自40年代以来，随泛阿拉伯主义影响和伊斯兰运动的逐渐扩大，导致了一种对古埃及灿烂文明日趋敌视的态度。古埃及法老遗产的价值被贬低到仅是旅游资源的地步。而在以色列，考古学的发展十分不同。考古研究被用来确认以色列移民与上帝赋予他们祖先土地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里，二战之后随着政治和经济的融合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考古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被用来推动民族认同的做法。但是，欧洲考古学基本上继续在当地、国家和大陆的层次上关注欧洲的历史。大部分欧洲人还是认为，考古学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了解人类自身的过去。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考古学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考古学的名称也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而被批判与废弃，考古研究所改称为物质文化史研究院。汤姆森的技术三期论被废弃，转而提倡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社会发展三期论。器物类型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而否定，考古学研究被要求从考古材料来重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并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性。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再流行，文化-历史考古学重新成为学界偏爱的研究方法，以弥补过去年代学研究的不足。在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本土社会背景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首先，考古学引入的社会背景是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它提倡科学和民主的理念为现代西方科学体系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西学的流行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转变，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他们运用近代西方史学思辨方法对中国的上古史所作的无情检讨，批评古代典籍“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性质，动摇了整个古史体系。鉴于旧的偶像被打破，必须有一个新的体系取而代之，然而无论是疑古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的信史”来，于是中国学术界认识到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这便是考古学在20年代疑古思潮最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其次，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经历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历史学一直占据着中国智慧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成为显学，被历代的统治者作为维护自身合法统治的工具，并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学识的必由之路和统治能力的先决条件。虽然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凭借史学在中国学术界的龙头老大地位，外来的考古学过于弱小根本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上在研究目标上的共性，使得考古学自然成为依附于历史学的一种工具。即便是在西方受训的李济，在标志中国考古学处女航的西阴村和殷墟发掘中，明显带有史学的导向。特别是殷墟发掘材料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使得商代的历史成为信史，有力地巩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并最终确立了考古学在中国学界为史学服务的学术定位。虽然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漫长编年史而使考古学受益非浅，但是将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一方面，史学导向使得很多考古工作者完全从史籍中去寻找研究对象和目标，而且将印证史籍看作是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或将考古学材料简单的与历史文献对号入座，考古学在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方面的研究潜力无形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历史学的价值判断影响，考古学既难以独立发展和更新学科自身的理论方法，也缺乏吸收国际学术最新进展的积极性。这种传统学术观念的束缚，成为中国考古学在引入80年后在主要学术概念上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的主要原因。学术概念没有更新，方法和技术层面自然也没有提高的动力与必要。虽然中国学者将西方引入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奉为考古研究的圭臬，但是作为主要分析手段的类型学，却并没有完全领会和掌握这种方法的精髓，像蒙特柳斯、皮特里和柴尔德这些类型学创始人那样努力用器物类型排列来建立区域和全球年表和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镶嵌框架，并将这类区域年表与中原地区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纪年联系起来。中国学者的操作常常将分类（classification）和类型学（typology）混为一谈，将分类、分型和分式当作是类型学研究，许多这类分析并不明白为何要分类，只是注重形式，为分类而分类，以为分类越细就越科学，把分类当作研究目的，把方法等同于结果。其实，分类是整理材料的一种方法，而类型学是用特殊的分类途径来解决诸如年代学和文化关系一类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初引入考古学方法时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是考古研究只重材料，不重解释的结果。四、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到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欧美考古学将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家看作是天真的经验主义者，这就是指凭直觉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极端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这些人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抽象思维，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的学术命题。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而非根据表象来获得真知。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强调超越人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自然法则的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人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向经验主义发起挑战，其中就强调科学方法和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对不同现象的观察和对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立起某种规律。演绎法是实证主义最常用的方法，它强调对主导表象的潜因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来予以检验，以了解事物的本质。虽然欧美考古学很早就认识到主客观因素对考古研究的影响，但是采取明确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则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开始。在克服主观性方面，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家认为经验主义研究和归纳法的最大缺点是无法判断解释和结论的对和错，他们要求采用实证方法来消除主观性，为考古材料提供客观和科学的阐释。为了要达到这种严谨的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取自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以尽量防止偏见的产生，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诚实性作充分的审视。过程考古学在采取实证方法的同时，也强调研究一般性通则的重要性，明确求助于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来探讨社会演变规律，其中以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怀特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最为流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方面欧美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重拾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兴趣，开始采纳所谓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类意识形态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与过程考古学关注生态环境、经济背景和人口条件不同，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采取象征、结构、认知、性别等途径来研究考古材料。他们认为，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中也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能够被用来指导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会影响到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后过程考古学追随上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柯林武德提出的观念论，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柯林伍德指出，人类习得概念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发现的材料，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考古学家的认知离不开自己习得的分析概念，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概念以外的现象。这种被称为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思维认为，每代人、不同阶级和个人都会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历史，而且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能使学者评估不同的见解。在历史学方面，他们认为即便是历史资料本身，也是由古代史官和学者根据他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录的价值判断而有选择地保留在史籍之中的，这种记录或史料难免掺杂了作者当时的个人利益、社会价值观和历史偏见。在考古学领域中，他们认为，即使考古学随材料的积累和技术方法的提高会减少主观性，但是社会条件仍会影响学者认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来解释它们。这些社会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因此，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信念并无不同，使考古学陷入了不可知论的误区。特里格对这种极端相对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虽然考古学处理的是复杂的现象，考古学家的阐释难免受到现实中社会、个人、学科观念的影响，但是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证据，至少能够起到一种对考古学家想象的潜在制约作用。考古证据也在各个阐释的层次上，至少部分起到制约或限制有关过去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作用。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与分析，已经对史前史以及人类行为和造就这种历史的其他动力获得了一种比较可靠的了解。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越来越有把握地将他们自己对史前期发生了什么的解释，与其他缺乏科学依据和事实基础的想法区分开来。然而，尽管有这些进展，考古学永远无法避免它所实践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主观因素会继续影响考古材料的阐释。考古学家继续会对考古记录做出种种阐释，来为国家、民族和其他意识形态服务。五、现代科学思想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这种认识论将世界看作是一种自然和独立存在的客体，通过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方法，能够将经验观察变成洞悉与解释真实世界的科学理论。考古学思想也是如此，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发展，使考古学探索成为了解人类自身历史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知识遗产。对于感官无法证实的事物，人们并不把确定某种见解看作是一个可用逻辑推理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的认知哲学是“求实”，而西方是讲究“求真”。换言之，中国人讲究实用或强调具体和个别的东西和事件，缺乏西方那种关注一般法则和普遍原理的理性主义探索。然而，经验总是限于已经过去和完成的事情，而科学探究的范围还包含着未来。显然，拘泥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无法满足科学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要求，难以从根本上揭示自然和历史的奥秘。上世纪初，虽然五四运动为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场科学和民主的洗礼，但是理性主义作为手段和目的都是缺位的。正是传统文化“求实”的价值取向，使得考古学在传入中国时只将它看作是一种工具和技术，是史学的附庸。而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也凸显了这种价值取舍的偏颇，比如目前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方法被中国学界所广泛采纳，浮选法也成为发掘过程中必备的操作程序。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上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新考古学普遍采用的方法。然而在美国，这些研究方法是和文化生态学、系统论以及社会复杂化等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一起发展起来的，用以探究文化适应以及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但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过我们的取舍，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其“致用”的技术功能而被推广，而与之相伴的被用来解决人地关系互动和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却被漠视。结果，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缺乏理论支撑而难免流于一种纯技术操作，成为器物类型学的点缀，无法对史前文化的变迁提供深入的认识。因此，我们在考虑引入技术“致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基础理论研究在指导技术操作和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性。在谈及中国考古学是否要学习学习国际经验的时候，我们总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西方那套东西并不适用于中国，不能照搬，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特别是涉及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我们许多学者就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不屑和鄙夷，认为我们中国人的研究就是不吃这一套。特里格教授谈到，在材料分析的技术和操作层面，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学者之间会表现出比较大的一致性，比较容易沟通，但是涉及对材料的阐释和高端理论问题时，就会显示出很大的歧见，也许就无法达成共识。可见，理论问题主要反映了学者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更多是意识形态的表现。文献功底被中国学者认为是自己的绝活，重建国史被认为是考古学的终极目标，所以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无非就是文献学导向的研究，为文献史学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西方那套不适用于中国的东西，无非就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理性主义的研究，或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取向，然而这些却是西学东渐的近代科学的真谛。其实，一些学者认为不适用中国国情的那套东西，恰恰正是我们文化传统所缺乏的内容，并是考古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也正也是我们的考古工作到目前还仅仅限于挖东西，发掘没有想法和目标，谈不上解决什么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绝大部分考古发现是杂乱无章的物质现象，它们既无法通过文献考证、也无法单靠我们的直觉和经验来了解。所以，考古学必须发展科学的理性主义方法来解读物质现象背后的信息，梳理文化变迁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我们要在积累材料的同时，必须发展和提高理论水平的原因之所在。这需要考古学家在经验积累之外，学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和抽象分析能力，努力透过直观的现象去探索深层的机理。六、特里格教授是一位擅长考古学史的理论家，也国内考古学界最先接触到的、系统展示西方考古学理论的第一人，因为张光直先生为三联书店现代学术文库推荐的一本西方考古学著作就是他的《时间与传统》（名字译为炊格尔）。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文翻译质量欠佳，许多同行都说看不懂。1986年秋季我到麦吉尔大学就读，因为他负责研究生培养工作，所以到人类学系后首先就是向他报到。当时他勉励我一番后，还送我一本他的新作《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我开始旁听的一堂课就是特里格先生讲授的《考古学思想史》，这是他为本科生开的一门课，但是对我这个刚到异国他乡的研究生而言仍显艰深。直到1989年《考古学思想史》第一版出版，我才能细读和深入理解这本著作的内涵。之后，又在大量阅读西方文献的基础上，我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特里格教授著作中的睿智和洞见。因此，准确地将这本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对他最好的纪念。特里格教授于1937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的普雷斯顿，父亲是英国人后裔，而母亲则带有一半德国血统。大概在六七岁时，父亲和他一起发水痘，于是关在家里一起看插图埃及图书。由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不但看完了儿童图书馆里所有有关的埃及图书，而且获准从成人图书馆里借阅埃及书籍。母亲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在《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一书的序中，他特别感谢母亲在他九岁时给他买了一本柴尔德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从特里格的学术生涯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柴尔德的巨大影响。童年的影响使特里格决定以考古学为自己的事业，1955年他进入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虽然该系很小，但是他回忆四年的本科课程是一份充分享受的知识大餐。在涉足安大略考古时，他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感到困惑。因为当大家纠缠于休伦印第安人究竟起源于多伦多而后北迁、还是原来住在乔治湾后来南迁的争论时，却没有人思考过为何要迁移的问题。后来，他从柴尔德的论述中得到启发，考古学解释不应局限于文化特点，而是要关注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比较。但是，他又对柴尔德坦承不知道如何从事这样的研究而感到沮丧。使他走出困境的是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这本著作为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资料库和研究史前社会政治结构的新方法。他所学的人文地理课程，使他坚信环境决定论的不可靠。而修读博厄斯和英国社会人类学课程，使他无法接受单线直进的社会演化模式。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后来特里格卓然独立于新考古学潮流之外的重要原因。1959年特里格进入耶鲁大学读研究生。在赴美之前，多大的老师告诫他，耶鲁的水平较高，要他少说多听。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告诫是多余的，在多大受到的本科训练使他比美国学生思路更开阔。在耶鲁，他从不同老师那里接受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训练。不久，他加入宾夕法尼亚-耶鲁大学赴努比亚探险队参加阿斯旺水坝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埃及考古的野外工作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最宝贵的经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下努比亚的历史与聚落形态”，探讨这一地区的环境变迁、技术、贸易和战争。写作中，他还得到戈登•威利和以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和墨西哥早期文明而闻名的罗伯特•亚当斯的指导。之后，他撰写了许多有关埃及考古的专著，成为埃及学的权威人物。在他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张光直到耶鲁执教，他和张光直对聚落考古的共同兴趣使他们建立起持久而亲密的关系。在去耶鲁之前，特里格就抱定学成回国的信念。他对加拿大有着特别的感情，像许多加拿大人一样对美国的专横和资源掠夺深感不满。1963年特里格获得了麦吉尔大学的教职。由于资金尚未到位，在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的教学和研究之后，他于次年正式定居蒙特利尔。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回国，说加拿大好的学者和学生都去美国发展和念书，所以他会在学术上落伍。但是特里格认为，如果他回去的话就能有助于扭转这种状况。和美国社会强调同化（即美国化）不同，加拿大提倡多元文化。加拿大这种倡导文化兼容和思想多元的社会性质，后来也成为特里格学术思想的显著特点。特里格教授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除了思想史和考古学理论之外，他在埃及学、北美东北部印第安土著文化研究、早期文明研究等方面都有鸿篇巨著问世。可以说，几乎考古学的所有领域他都有涉及，甚至对中国早期国家研究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因此被誉为考古学界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对考古学学科的性质、能力和局限、以及对如何从考古材料来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对考古学科与社会思潮的关系、考古学的前景和考古学者的责任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20世纪西方考古学的大变革中不是一位跟风的学者，而是始终采取冷静客观和比较中立的立场来看待激进思潮的交锋，以适度的声音表达他较为全面的理论观察。比如，20世纪60年代在新考古学强调人类学导向、否定考古学的历史学价值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重申考古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历史学科。在20世纪末，后过程考古学开始放弃社会规律总结而再度强调历史特殊论时，他又对世界各大古代文明进行比较，分析这些不同文明进程中的共性，探讨跨文化的规律性。在西方考古学流派纷呈、立场迥异的学术洪流中，特里格教授并不追时髦的新潮，拒绝采用简单方法对各种不同流派和思潮进行分类，比如过程学者、后过程学者、进化论学者或马克思主义学者等等。他总是采取一种卓尔不群的态度，发表自己高质量和鞭辟入里的见解来表达考古学如何才能了解过去。他的中立态度并非折衷或妥协，而是基于一种深刻的理论思考，认为考古学需要思维和方法的多样性来了解过去的复杂性。因此，他是一位倡导理论方法多元论的学者。他的文章总是平衡考虑各派观点，消弭极端见解，提倡各种方法的兼容，甚至强调即使被认为是已经过时的方法，在了解历史的某些细节方面仍然有用。因此，我在此再引述张光直先生的一番中肯评价，认为特里格教授“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一席非常令人重视的地位，他所以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时间与传统》序）读者可以他从第二版《考古学思想史》中真实体会到张光直先生对特里格先生的评价。特里格教授因其杰出贡献而屡获殊荣，他是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2001年被授予魁北克勋章，2005年被授予获加拿大勋章，该两枚勋章是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公民的最高成就奖和终身荣誉奖。2006年12月1日，特里格教授因病去世，年仅69岁。对于这样一位充满睿智学者的过早离去，总让人觉得老天的不公。读他的文章，总让人有所启发和受益非浅，感受到认识的长进和理论探索的巨大魅力。最后我想引用特里格教授对中国同行讲的一段话作为结束。他说，无论新考古学还是美国考古学最近的理论阐述被认为如何卓越、如何具有科学的严密性，都无权称为世界考古学的模式。杰出的思想可以在所有国家的考古实践中发现，也应该到所有国家的考古工作中去寻找。（《时间与传统》中译本序）我觉得特里格教授有容乃大的考古学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中国考古学要建立自己特色的考古学理论的话，也应该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只有充分和全面解了世界上各种理论方法的沿革和优劣，才能创造出具备自身特色的思想方法体系。2009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