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600年》书评

以大历史观看商海一粟——评《中国商帮600年》

关于中国商帮的著作，比牛毛还多，大多是写某一商帮或若干商帮的兴衰史。《中国商帮600年》却不同，一是时间跨度大，600年纵深演绎。二是对区域商帮全解读，看各大主流商帮潮起潮落。三是专门写了行业商帮，这点尤为有趣。譬如，对不为大家所熟知的海上商人，该书也有详尽的关照。四是站在全球贸易背景下去解读了中国商帮所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影响，视野开阔。　600年时代变迁与演进，让社会在面目全非中感受到进步的力量，然而也有不变或变化不大的东西，比如政治传承、政商关系、周期性的波动、人性的弱点等。如今的中国，不缺大企业，不缺快企业，然而，常常是眼见它起高楼、宴宾客，不久便轰然倒塌。基业长青是中国企业的大命题。中国企业的命运起伏，原因很多，人们习惯归结于企业本身，却往往忽略了大的商业环境，还有中国人的人性弱点。　如果你从下面这些角度去研究商帮，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即不同商帮在同一时代的成败、同一商帮在不同时代的命运；不同商帮的性格比较、同一商帮的性格演进；不同时代政商关系的共性、不同时代中国商业的人性弱点；行业商人崛起的时代背景及其迅猛性和脆弱性……如果看透了这些角度，视野必将完全不同。目前的这个商业时代，和历史上的哪一幕惊人相似？我们正在犯的错误，哪些被不同时期不同商帮的佼佼者都曾经留下车辙？哪些商业起伏在600年的历史中都曾经规律性的出现？如何学会研判趋势和下一步？　《中国商帮600年》为中国商业提供了一个全面观察和系统思考的机会。过去我们研究某一个商帮，总是喜欢把这个商帮的某一个点或若干个点，进行放大——这样会使文章或书更好看，但如此做法的结果是失真，往往把人们思考的方向引入歧途或狭隘。　商人人们喜欢看商帮史，譬如徽商的代表胡雪岩、晋商的代表乔致庸等，容易成为人们模仿的样板，然而这些都是偏颇的、危险的，因为缺少全貌，并不接近本质。《中国商帮600年》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全景，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素材供人分析和思考。　当然，《中国商帮600年》在提供深度的同时，也制造了难度。这本阅读起来还算放松但轻松程度不够的书，值得珍藏，慢慢读，并多读几遍。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政治上提供了大历史观，而这本《中国商帮600年》，在商业上提供了大历史观，可供中国商人更好地看清规律、看清趋势、看清自己。(作者系豫企五百网董事长)

600年商帮史之今鉴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虽然中国古代的基调是重农抑商，但商业活动不仅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帮文化。近几年，商帮文化更是热络起来，一方面，人们把古代商帮的典型人物，如顾宪成、胡雪岩、盛宣怀等，奉为经商楷模，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各地大多存在一种或官方或民间的复兴商帮梦想。　　但长期以来，民间和官方对中国商帮发展历史的保存、梳理和研究，很是薄弱，基本上都是割裂的、支离破碎的。财经作家王俞现，在对史料的大量占有和严谨考据的基础上，以通俗的语言写就《中国商帮600年》一书，为我们展现了1370年—1956年间中国不同商业帮派的沉浮，努力揭示中国商业发展的沧桑变化；穿插涉及了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宦官史以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内容，并努力尝试将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帮的历史演变在全球背景下进行定格。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得到哪些今鉴呢？　　首先在书中，作者总结了中国商帮崛起的四大气象，一是经商氛围浓厚，商人敢跟官僚叫板；二是名士为商人写碑记、墓志铭和立传；三是商人开始主动为政府和朝廷所用；四是全国性商会组织的成立。作者直抒胸臆：“中国商帮变迁史就是一部中国官商关系史”；“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这些思考结论，对今天依然是警世之言。　　　“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这是百年前的费正清之问。正因为中国商人群体从来没能获得过独立的政治地位，没有与政府对等的博弈能力，一方面铸就了我国官商勾结、腐败的传统官僚文化，公开、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另一方面铸就了我国商人保守的性格，商业始终没有很好地与工业联姻，促进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与发展。　　其次，中国商帮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二是团结力量，制定和操纵市场价格，甚至以乡音为基础无所顾忌地联合坑蒙拐骗；三是避免内部的激烈竞争。中国商帮这些特点，在今天若不加扬弃地重新构建，则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商帮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的特征，容易使企业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战略要求。而这，也正是龙应台在第七届世界华商高峰会上主张“商人无祖国，不坏”，获得高度认同的原因。

从国富到民富

推荐/吴晓波1932年就到了北平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位被称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人有生之年写了许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答案很明确：政府。费正清的困惑与苛责多少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通病，城外人看城内事，不明所以。聪敏博学如费先生，也不能免俗，但凡从商者，多半不喜唯官者马首是瞻，实在是囿于现实，不得已而为之。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中国就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国家资本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型国家，政府通过对关键性生产资料的控制来增加收入和体现控制力，政府俨然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政府不仅向百姓收取税赋，更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获得了一部分专营收入。从几千年来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国有企业，中国的朝代更迭变换，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未改变。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帮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异端。按照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里的说法，所谓“商帮”，是对一个区域的民营资本集团的统称，它既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自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它们是当时民营资本的最强代表，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内，商帮的命运也注定跌宕起伏，多半受制于时代的政策、形势，俯仰系之，兴衰系之，成为令人感慨万千的过往。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对商业和商人的轻视，商帮的历史从未有清晰的记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创富传奇散佚在时代风尘之中，渐渐淡去痕迹，那些开山辟路的商帮人物也有因史料的匮乏，不复后人记识，然而这些人的努力却曾经有望使铁板一块的经济形态开放出新的生机，甚至影响国家的未来。无论如何，忽略他们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他们身影的历史，都是残缺而不完整的，也必定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幸运的是，总会有人愿意出发去追寻那些被历史湮没的姓名和身影。当《中国商帮600年》一书摆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久违的开心，我知道又有一个同行者不辞辛劳，去挑战无人问津又几乎无利可图的课题。王俞现对商帮梳理之清晰，材料之翔实，令人印象深刻，而浮华喧嚣之下，仍有肯如此青灯独坐者，着实让人心生敬意。更难能可贵的是，王俞现感慨时事，书中多有借古讽今之言，如他引用朱元璋的话，“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胜财以阜民”；又如他提到日本增井经夫在其《广州的十三行》中所写下的文字，“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这些话放之今日，仍是警世之言。而他更是在前言中直抒胸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也许本书或存不足，或失琐碎，但此言真切，当被铭记。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600年的商帮史，衍进变迁，细细读来，颇多裨益。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经济权力不断下放和自由化的启动，成就了一段传奇。然而，行之今日，我们需要的不是回答“费正清的困惑”，而是如何打破千年以降的恶性循环。不至于今时今日，为商者最大的赢利模式，仍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而非制造“更好的捕鼠器”。让人欣喜的是，当今的改革环境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群之众已成蔚然之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若以2000年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像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有力量，可谓“千年之一大变”。不过，从来没有一次特权的释放是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民间阶层的觉醒与争取，自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动源。当今的“新商帮”们——无论是称之为“商人阶层”还是“企业家阶层”——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方有希望。只有工商业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也只有从“国富民强”的逻辑转为“民富国强”，我们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言才不至成为一个讽刺。那些曾经含辛茹苦洒下辛勤汗水的商业先驱们或许看不到这番景象了，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幸运。

从600年兴衰探寻中国商帮文化密钥

斯各特·菲兹杰拉德在1926年的短篇小说《富家公子》中感叹：“我跟你们说说富人。他们与你我不同。”依金庸的武侠小说笔法来开玩笑，王俞现所著的《中国商帮600年》，像极了一场商界的顶尖武林大会，从明朝起，时间跨度长达600余年，一直到民国。比赛的地点有山西、徽州、广东、福建及宁波，所属帮派分为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每个商帮都代表着一种财富的较量和角逐。一个商帮的没落，另一个商帮的兴起，就是财富积聚效应从一个商帮转移到了另一个商帮的过程。　　毫无疑义，中国商帮曾在世界上影响深远。它一度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它让英国人习惯了喝茶，让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因为巨大的贸易优势，新兴的美国不得不大种人参，否则实在弥补不了贸易逆差。西班牙人曾痛苦地说，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抽水机，它的吸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殖民者去开拓新大陆，简直是在给中国人打工。　　但《中国商帮600年》是本严肃的作品，一本解读中国商帮的历史读物。作者的姿态宏大而端庄，而非那种戏谑的“历史是个某玩意儿”的产物。作者的兴趣和着力点，在于梳理中国商帮兴衰的脉络。而探讨商帮的历史沿革，无疑需要对海量的史料做出精当的判断，如此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　　比如，关于中国商帮的兴起原因，作者认为仅就商帮的萌芽、发展来说，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用来汲水用的那个轱辘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尽管明朝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观察明朝商帮兴起的一个核心判断。　　由此出发，作者同时从四个方面梳理了商人势力的崛起脉络。一是经商氛围深厚，商人敢跟官僚叫板。从山西民谚“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到徽州“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都表明了在商人比较强势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商人地位排序居首的现象。二是名士为商人写碑记、墓志铭和立传。三是商人开始主动为朝廷所用。从1571年后王崇古在张家口等地招徕山西商民前来茶马互市，到1619年在两淮盐场推行的可以世袭的总商制，再到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一纸告示，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尽管商人在政府和朝廷眼中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以上这些举措都让商人的历史地位大大进了一步。四是全国性商会组织的成立。1904年，不同地域的商人打破陈现，组建了上海商务总会。尽管这是一个以浙江宁波商人为班底的商会，但以此为标志，中国商人第一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也是传统商人组织向现代商人组织的一次跨越。　　然而，“繁荣”之下有忧患。首先，中国商人群体从来没获得国独立的政治地位，哪怕再富裕，他们也只是王朝“以富治穷”、“以商制夷”的工具，华商们本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但广东禁烟，政府却没考虑过利用“十三行”的世界意识，反而将鸦片泛滥看成是他们的责任，如果英国人不按时交出鸦片，他们就要被杀头。其次，正是因为商人与政府没有对等的博弈能力，所以他们无法约束权力被滥用。一方面，各级部门所收贿赂远超税收，另一方面，政府却不负责任，明清商业发达，政府居然没有国家货币，听任白银流通。这等于是将央行放到美洲矿山之上，明代亡国，即有此因。清代亦在货币战争中饱受损失。其三，在商弱官强的格局下，则巨大的财富不仅没能增加国家能力，反成了腐败的肇因。　　所谓一切商业史，都不会是简单的商业历史。朝廷俨然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不仅向百姓征税，更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获得了一部分专营收入。从几千年前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国有企业，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未改变。这或许是解释绵延600年的中国商帮文化的密钥之一。　　正如《亚洲教父》的作者乔·史塔威尔所说：“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不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体系，不承认个体权力，不尊重私有财产，不贯彻法治精神，这样的文明，不论多么繁荣，也终将衰落，它每一次走向顶峰，其实都是在预示下一次悲剧。

西风为何压倒东风

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的33%，居世界之首，甲午战争前，中国的GDP是日本的四倍，1910年，中国的GDP依然是全球第二。然而，在一系列的抗争中，中国却一败再败，我们的父辈终于没能超越“大而不强”的命运。西风压倒东风，这是一个深深困扰学界的话题，“李约瑟之问”至今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他看到，带动英国工业革命的现代织布机，明代中国人已经发明出来，他们只需一点小小的革新，就能跨入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就是这小小的一步，绊倒了我们。本书是一本出人意料的严谨之作，作者阅读了大量的论文，虽观点多拼凑，但对历史的梳理严谨、细密，每段写得都很用心，为我们展现了600年中国商帮的起起伏伏，从中不难窥见一个文明的徘徊、迷茫与苦痛。中国商帮起于明初，因“开中法”而兴，一度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它让英国人习惯了喝茶，让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因为巨大的贸易优势，新兴的美国不得不大种人参，否则实在弥补不了贸易逆差。西班牙人曾痛苦地说，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抽水机，它的吸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殖民者去开拓新大陆，简直是在给中国人打工。然而，繁荣之下有忧患。首先，中国商人群体从来没能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不论再富裕，他们也只是王朝“以富治穷”、“以商制夷”的工具，华商们本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但广东禁烟，政府却没考虑过利用“十三行”的世界意识，反而将鸦片泛滥看成是他们的责任，如果英国人不按时交出鸦片，他们就要被杀头。第二，正是因为商人与政府没有对等的博弈能力，所以他们无法约束权力被滥用。一方面，各级部门所收贿赂远超税收，另一方面，政府却不负责任，明清商业发达，政府居然没有国家货币，听任白银流通。这等于是将央行放到美洲矿山之上，明代亡国，即有此因，清代亦在货币战争中饱受损失。第三，商弱官强，则巨大的财富不仅没能增加国家能力，反成了腐败的肇因，加之在制度建设上长期滞后，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就是历史：不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体系，不承认个体权力，不尊重私有财产，不贯彻法治精神。这样的文明，不论多么繁荣，也终将衰落，它每一次走向顶峰，其实都是在预约下一次民族悲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所以对这段苦涩的历程，我们有义务去牢记，并将它忠实地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