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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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福建教育
出版日期:2007-4
ISBN:9787533446482
作者:黄宗智
页数:291页
书籍目录
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林刚 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老田 “农村政绩工程”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周立 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张玮 岳谦厚 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郝志东 知识分子和农村发展：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董磊明 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贺雪峰 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岳永逸 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翟一达 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行龙 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稿约
作者简介
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1)
林 刚 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
——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24)
老 田 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57)
周 立 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75)
张 玮 岳谦厚 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
——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94)
郝志东 知识分子和乡村发展：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128)
贺雪峰 试论２０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157)
董磊明 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174)
岳永逸 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203)
翟一达 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242)
行 龙 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273)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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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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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林 刚 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 老 田 “农村政绩工程”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 周 立 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 张 玮 岳谦厚 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 郝志东 知识分子和农村发展：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 董磊明 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 贺雪峰 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岳永逸 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 翟一达 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 行 龙 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16105字）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
总的来说还是令人满意的。虽然莫名其妙的又换了出版社、版式。其中，林刚的文章相当尖锐，几乎把政府从建国来到十六大的农村政策从头批了个遍，无论是农业支援工业还是工业反哺农业，都批了。也从总体上暴露了城乡问题的历史连续性。老田的文章显然是在支持黄宗智一直的判断，否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经济存在巨大推动作用。后面关于民俗、嫁妆的也都还可以。《村将不村》虽然写得比较稚拙，但反映出了很多细微的感受。无论如何，这个丛书无疑是当前为数不多的还保持着高质量的作品之一了，很经典。 -
中国乡村与乡村中国 邓宏琴 《读书》2008年2期黄宗智先生长年致力于中国乡村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设，硕果累累。他主持创办《中国乡村研究》，目的在于搭建国际学术和本土研究相互作用的平台。不过，也许摆脱西方理论框架与叙事体系，总结中国的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提炼本土化的理论，建立真正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才最为关键。需要注意的是，乡村研究本身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了解乡村，二是透过乡村来认识国家。众所周知，我国地区差异大，各地乡村的民俗风情迥异，地方话语体系和制度运作也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乡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关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因此，重视个案研究，呈现历史发展变迁的多元线索，与深化认识、建构理论同样重要。新近出版的《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汇集了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研究的作品，或许就体现了这样的学术旨趣。它们或从宏观的角度入手，探讨微观的问题，或以区域个案为对象，注重实证研究，从各自的角度阐释对于乡村和国家的不同理解。学术研究首先面对的是资料问题。只有充分地占有材料，尤其是那些第一手的、反映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材料，才能深入了解普通民众的行为和心理，并借此微观层面观察制度的真实运作情形，改变以往的许多成见，从而真正了解背后的大历史，虽然资料不等于研究，但我们不可因此而忽视它的价值。在目前的研究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资料因当时社会调查的风潮而留存丰富，学者运用较多；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研究，因为距离现在短暂，学者完全可以进入现场，做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即时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时段里文献史料的留存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已经被收藏到档案馆、图书馆，居于“安全地带”，但大多数反映乡村基层社会变迁的档案资料仍遗留在村庄里，而且为数不少。还有些正面临着迅速流失的危险，所以我们在挖掘新材料进行解读的同时，首先要抢救这些资料，这是一项非常辛苦而有贡献意义的工作。从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中，我们看到了这些资料的丰富内容，它们包含经济活动、政治运动、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社会救助、人口家庭等，反映了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一些个人档案、各种政治运动的详细过程以及农业生产中各种详细的经济数字等，为研究这一时段的乡村社会提供了细腻丰富的材料。可以认为，它们对于改变人们对集体化时代的单一认识，呈现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多元面相，发现新的解读模式和问题意识，正确客观地评价整个集体化时代，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琐事不仅反映着乡民的生存常态，而且在其背后还隐匿着大的历史变迁。在传统社会，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超稳定性，有些诸如王朝的更迭等，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天高皇帝远”，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近代以来，各种新因素、新力量的萌发与迅速成长，乡民的生存秩序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强烈冲击而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有时这些影响的产生比较缓慢，但国家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等最终都会反映到乡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现代，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对于乡村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迅速。以乡民的生存常态为视角，自下而上地进入对乡村社会和国家的认识，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书中对于嫁妆、庙会、村庄人际交往的研究等就从乡民的微观生活出发，或关注长时段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当前时段的讨论。嫁妆在乡民的私人生活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在重视面子与礼俗的乡村社会中，嫁妆作为人际交往的纽带和社会地位的标识，被赋予了诸多的象征意义。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嫁妆的内容、功能不同，人们对于嫁妆的认识和观念也会随之变化，嫁妆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也就不同。在《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一文中，翟一达先生运用历史分析法，从民国、集体化和后毛泽东时期的各个时段，向读者展示出嫁妆的变迁历程，并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集体化时代造成的乡民平均主义的心理、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现代化的技术与信息等方面论述历史变迁对嫁妆所产生的影响及乡民在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不足的是，或许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作者对集体化时代嫁妆内容和功能的论述有些大而化之，并未从村庄的个案出发。此外，作者称将制度的变迁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作为文章的基点，并对政治意识、商业经济对嫁妆的影响也有交代，但对于传统文化与国家的权威和现代文明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的动态论述仍稍显简单。与此相对应，对庙会和乡村人际交往的研究向我们展示的是乡村公共生活的图像。当前学界对庙会的研究，或将关注点集中于庙会建构的生活秩序和公共空间，或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者、参与者对庙会做出的调整和适应，或从庙会的功能入手探讨乡民对于庙会的利用。在《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中，岳永逸先生另辟蹊径，以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为对象，运用民俗学主义的分析工具，探讨分析地方政府官员、开发商、学者、庙会的主持者、普通参与者等不同人群对于龙牌会的认识和利用，并由此展示传统文化的再造过程。跳出以人为主、物为附的逻辑思维框架，我们可以发现没有生命的民俗事象具有能动性的一面，正如作者所言，龙牌会具有融化和消解各方利益冲突，整合地方秩序的功能。因人操持而形成的龙牌会实际在展演的过程中也对参与期间的人们进行了再造和重塑。作者将这种庙会与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称为“乡村庙会的政治学”（207页）。不过，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时代背景下遭遇着怎样的命运，拥有怎样的生存空间和再生产的新模式，传统与现代的互动等，可能是作者更为关心的话题。相对于庙会，乡村公共生活的实态可能较多地体现在更为“日常”化的人际交往上，比如家庭邻里纠纷的发生与调解，老年人的地位及赡养和子女教育问题，村庄人情与礼俗的往来，村庄自组织与团结的能力，村庄日常管理等。目前在农村，土地对农民束缚的日益松解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外向化和多元化的趋势，村庄的地域认同、集体行为规范的传统也在逐步走向瓦解，董磊明在《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中将此种现象称为“村庄的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体自然无法形成凝聚性的集体力量，也就无以对抗适应于国家政策需要乘虚而入的村庄灰色势力，以及他们与乡镇干部结成的阶层利益共同体，这不仅恶化了地方秩序，也对国家在地方的权威形成严重威胁。由此可以看出，乡村公共生活的丰富与缺乏对于乡民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即村庄伦理规范、行为秩序、价值体系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村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村庄自身的“自组织生态系统”相连，但更多地是与权力由谁掌控，主要功能是维护村庄整合还是主控阶层分化，抑或“无为而治”密切相关。因此说，国家对村庄的治理影响和主导着乡村社会的变迁。那么，国家对村庄的治理在近百年来经历了哪些变化，对乡村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代以来，国家为了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任务，需要农村的支援。但是，究竟采用怎样的方式和手段才能有效地从农村抽取资源，并同时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维护农村的秩序稳定？贺雪峰《试论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通过梳理中国乡村治理史来探究目前乡村治理恶化的根源。作者有一个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发现，即认为乡村治理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能否找到有能力从农村大量抽取资源的组织手段。建国之前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从农村提取的资源消耗在半正式的官僚体系中，但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却有效地从农村抽取了资源，较为成功地建立了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的一成一败对比明显，原因就在于国家是否建立了同广大小农打交道的制度化渠道。作者以现代化范式作为理论背景，将当代农村集体资源流失严重、乡村债务不断累加、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作为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其意也在于解决乡村治理的现实问题，结论令人反思和回味：“九十年代以来的乡村治理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国家对宏观形势判断失误造成的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172页）。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一文专注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探讨。建立在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作者将韦伯的世袭主义（君主制）的官僚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专制权力”和“基础设施权力”的理论以及和瞿同祖的“儒法合一的治理”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入剖析，认为这些观点或者陷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忽视了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重叠和合作的治理领域——“第三领域”及其半正式治理的特点，或者无法包含半正式行政治理对国家与地方之间的连接意义及简约治理的多向维度。同时，作者对第三领域的概念也做出自我检讨，认为这一概念不足以显现简约治理的方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概念，将中国日常基层行政运作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不过，笔者在此产生了一些疑问。学者目前的研究表明，正是这种半正式治理在过去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使其在今日的乡村治理仍然发挥作用，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会不会因为简约，而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推给社会呢？这又符不符合国家由资源提取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职能转换和发展趋势？土地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无以获得农民对国家政权和现代化建设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由于消除了封建剥削，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才获得了他们对抗战的支援和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虽然结果是相对完美的，但实际上土地政策在乡村的具体实践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张玮、岳谦厚《战时中共减租政策实践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一文描述中，我们看到复杂的现实状况远非单一的政策那样可以整齐划一，执政者必须注意政策在表达与具体实践中的距离，并且采取灵活的应对机制，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同时，以往我们对中共改造农村社会的认识是血腥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对于暴力二字不可做绝对化处理，因为在晋西北乡村的减租减息政策中，实际是以相对渐进和平的方式取得了革命的效果。在文中，作者对于乡村中的宗族血缘关系对中共土地政策的抵制做出了细致的描绘，但并未就政权对于乡村非正式制度的态度做出明确的定位，是强制取缔乡约民俗并迫使民众接受政治意识形态，还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而这又涉及到一个更大的在农村进行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路径问题。作者在文中没有解答这些问题，从而遮蔽了材料中的一些有效信息。国家对乡村微观治理的成败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同时宏观的调控政策也会对农村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对资源的调配，对城乡关系的协调等。农业税的废除虽然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农民的再生产资金投入依然有限，农村的融资体系并未进入良性循环。周立在《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对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文指出，正式的金融机构不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大、以非生产性借贷为主等问题，而非正式放贷人具有上述四个问题的解决能力，但他们的融资能力却非常有限。这里关键是解决“在地化”的问题，即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正式部门与非正式放贷人之间形成垂直合作型农村金融体系，非正式放贷人转变角色，成为正式部门与借贷人之间的中介，由此分解正式部门的放贷风险，从而使农村得到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偏向，决定着农民的生存质量。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一九七八——一九八四），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提高，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农业增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农业就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由于集体化时期对个体劳动积极性的束缚和改革开放后对劳动力的解放形成强烈反差，杜润生先生便从农民积极性——有效劳动投入增减中寻找原因，这一观点被林毅夫用西方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概念进行了发挥，成为学界广泛接受的共识。老田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林假设》中对这一权威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对此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文章的研究表明，农民活劳动投入的实际水平、机械和化肥使用、科学良种等现代要素的投入以及他们之间对于农业增产作用的比例关系等都是估算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是绝不可忽视的。分田到户后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农民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在于政府对于农村的政策倾斜和资源配置的大量增加。不过，也许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存在，即应该如何评价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劳动绩效才更为客观。杜、林二位先生的假设虽然有局限性，但二人所思考的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监督成本高，评判标准不一、主观性强等各种问题在当时的农村中确实存在，但作者在论述中几乎回避了这些客观事实。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历来是国家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和现代工业先天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城乡关系必须相互协调，互利互惠，而西方的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并不适用于中国。林刚在《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对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做出细致梳理，并就解决目前城乡关系问题的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作者将由发达国家总结而来的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应该吸附农民，以此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预设，并进而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状况来论述这一理论的不适应性，最后提出城乡关系需要均衡发展。这样的结论似乎为学界广为了解，所以创新意义有待进一步开拓。知识分子可以被看作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随着历史的多元发展，他们的作用在当代社会中也日趋复杂。他们究竟是代表村庄的利益还是国家的利益，抑或是两者之间的缓冲带，或者纯粹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团体。郝志东《中国农村发展中的知识分子：以山西平定县为例》，以山西平州农村的知识分子为例，依据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功能和专业性取向、伦理规范等标准对影响农村发展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有机型的、专业型的和批判型的分类。通过这些分类，作者试图运用比较的手法来明晰各类知识分子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及其转变，这一对知识分子类型学的分析拓展了农村问题的研究路径。同时，作者对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分析提醒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决不可过于简单和模式化，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情景中做多维的考察。可以说，今日的乡村研究，是最为繁忙的一条街道，各个学科汇聚于此，进行交叉碰撞。虽然他们各自关注的时段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但可以看到相互之间的借鉴和影响。对于同一个研究内容，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出发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或许我们可以将此种现象看作是多元历史发展的呈现，这也是未来乡村研究的重要取向。同时，新资料的发掘和认知理论的深化必将推进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乡村研究集各路英豪于一堂，昭示了乡村研究的无穷魅力与乐观前景，笔者信然。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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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本买了，1-9辑全了，不错！ -
福建教育的出版社似乎较商务的质量稍差一些，尤其封面。 -
书是好书快递太差 -
以刊代书，但其中文章质量不错 -
这本书对于农村研究有很多启发意义。 -
研究论文都很有分量，值得学习 -
这本杂志值得关注。尤其是嚷着要看乡土建筑和乡村设计的同学。 -
我觉得这是研究中国乡村的经典学术刊物。 -
董磊明的尚武村调查、岳永逸论范庄龙牌会、翟一达的洽村嫁妆变迁细致丰富，郝志东论涉农知识分子的类型学有点意思。林刚、黄宗智、贺雪峰等人的几篇宏观论述不好评价，林刚观点尖锐 -
这是一本好书，见解深刻，值得购买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