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年谱》书评

网上“匿名氏”和洋人写中文

　　去年有件事儿挺好玩的，早该给《上海书评》的读者报导一下。《书评》第178期（2012.3.11）刊出艾俊川《〈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一文后，立刻被布衣书局论坛转载。有网友转贴中华书局现任总经理徐俊的微博评论：“出差刚回，还没拜读这篇大作。数月前，《戴名世年谱》的作者法兰西学院戴廷杰先生已撰文详尽考证，证据充分，肯定不是稿本。”意思大概是暗示发现《忧庵集》并非戴名世手稿这一“学术专利”已于“数月前”被法兰西学院注册，没艾俊川什么份儿了。不过据我所知，艾俊川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早在“数年前”就被他贴到网上去了，帖子还在，很容易搜到。到底谁该拥有这一“学术专利”，还真不好说呢。　　2012年底，中华书局《文史》第四辑刊出了戴廷杰用汉文写的《戴名世〈忧庵集〉手稿辨》，这应该就是中华书局掌门人在微博里提到的那篇“数月前”已经撰就的“证据充分”的文章了。文章不长，一读完我就忍不住笑了，尤其是第五段。戴廷杰是这么说的：“近日游网上，偶读匿名之辩，此人不惧逆风而驶，以为皖博所藏《忧庵集》，固非戴名世手稿也。辩虽非甚细，不足凭以廓雾，其言颇有理，乃回忆昔日所云，汗颜津津，更自笑愚之痴钝（引者按：戴廷杰在其所著《戴名世年谱》中曾经认为安徽省博物馆所藏《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兹不自揆，漫衍匿名氏之意，详存疑未安十则，庶几学者有来补所不能周，以终决是非。”原来戴教授平时也好“网搜”啊！从其所举“存疑未安十则”的第四（避“丘”字讳）、第八（皖博藏戴名世墨迹伪品二种）、第九（戴名世真迹《王孝子诗》）和第十（笔迹对比）四则来看，他搜到的那个“不惧逆风而驶，以为皖博所藏忧庵集，固非戴名世手稿也”的网上“匿名氏”，其实就是“数年前”发帖的艾俊川。法兰西学院教授在《文史》上发表的鸿文虽然受到那个帖子启发，却没有注出该帖的网址和发帖人网名，结果艾俊川就很不幸地成了网上“匿名氏”。我当时立刻打电话告诉网上“匿名氏”这件事，“匿名氏”当时正开车下班回家，一向心胸豁达的他只是半开玩笑地说了句“马甲也有尊严”。　　戴廷杰教授漫衍艾俊川之意而摆出来的一大堆新证据，论“详尽”是够详尽的了，却谈不上有多“充分”。真正足以摧破旧说的，还是艾俊川在网帖中提出的那些证据，这些证据在《上海书评》的文章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发挥，只可惜文章刊出时因版面限制，把最关键的作为证据的图片都给删掉了。好在《〈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已收进艾俊川的论文集《文中象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大家从书中可以读到完整的版本。顺便说一句，戴教授自己说的那些话让人感到有些前后矛盾。既然他认为艾俊川之言“颇有理”，那为什么还说“不足凭以廓雾”？如果他真觉得艾俊川“辩虽非甚细，不足凭以廓雾”，那又为什么还会弄得自己“汗颜津津，更自笑愚之痴钝”呢？法兰西学院式的思维还真不好理解。　　戴教授的文章虽然水平不如高手随便写的网帖，但有一点还是让人佩服的，就是这篇文章他完全是用文言文写的。不管写的好不好吧，现在能写文言文或者流畅白话文的洋人大概不多了。我最近读俄国西夏学家索罗宁的《十二国》汉译本（粟瑞雪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发现他用文言文直接写了篇序言，挺有意思的。《十二国》是黑水城出土的一部西夏文刻本史书，索罗宁在1994年将其译注完毕，于1995年正式出版。由于原作不成熟的地方较多，汉译者在翻译时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作了不少增订，结果与原作相比，汉译本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部作品了。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索罗宁的序言只称是“代序”。　　索罗宁本人能写流畅的白话文，熟悉中国佛教史，他的很多学术论文应该就是直接用中文写的。这篇“代序”是我看到的唯一一篇（也许还有，只是我不知道）他写的文言文（严格些说应是半文半白），下面从前四段中抄一些有重要学术史料价值的给大家看看，就当是欣赏一种好玩的洋人写汉文的标本吧：　　　　圣道虽不朽，不依人侧衰，学术之功劳，非为共而作，若非此，岂能盛与哉？学术虽曰为一人所造，岂非大家之共力哉？　　西夏文《十二国》之研究，虽为余之所造，但实为多人之共同贡献。西夏文《十二国》，为余初解西夏文入门之书也。1992年，余立决心，以西夏学及西夏佛教研究为业，遂向克恰诺夫教授求学并拜其为师。老先生爱而谓余曰：“尔何不作《十二国》之初步研究乎？其可为尔学西夏语之入门也。此研毕，乃后作佛教之研究，可也。尔先应学其语言文字，以西夏文字与中文资料核对而读之，乃为学西夏语之便捷易道，然乎？”于是，吾对陌生之西夏文，听师谆言，对曰“可”，遂入手而习研之。 　　初，余尚在列宁格勒大学就学，乃以《十二国》卷一之俄文翻译，为毕业论文。此时，列宁格勒大学改名为圣彼得堡大学，余又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博士班求学，心仍在西夏佛典之研究。届时，老先生谓余曰：“《十二国》研究不可弃也，事必有始有终，务必完成其业。”于是余乃勤进，在1994年，完成《十二国》之翻译、注解等工作。此时，幸见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创始人，伊·亚·阿利莫夫教授。其圣彼得堡东方学出版社初立不久。教授乃谓余曰：“尔《十二国》译本完成已久，在吾社出版，如之何？”余时未满30岁，不为人知，也未获博士学位，有人不请而有意为余出书者，不甚之乐，难以尽说。后，余以出书之说，告于老先生，先生喜曰：“可。”于是，此书得以出版。余深谢伊·亚·阿利莫夫及夫人，无二位大德支持及热诚指导，此书则无法早日出版。老先生为余指教之恩，则终生无以报。《十二国》俄译本为1995年出版，虽为余最初之著作，实乃克恰诺夫老先生，阿利莫夫教授和夫人指导、关爱、提携之结果，大恩大德，感谢无尽，在此致意，略表寸心。　　研究《十二国》时，余尚未通西夏语，迄今之进步，亦不甚大。当时，年少轻狂，对西夏充满浪漫之感。在余眼光中，西夏非为研究领域，而为“知而不言万密之国”，于是，始以解开其深渊之谜为终生之事。由此观之，当时之研究立场颇为偏怪：《十二国》之俄文翻译，虽不见太大之讹误，但研究结论，乃甚足为奇，可曰余对《十二国》本质误解甚大。……既如此，余亦对《十二国》之研究评价不高，且早知必补之处颇多，但余专心于西夏佛教典籍之研究，固未将《十二国》置于心中。　　　　最近听说索罗宁已经结束在台湾宜兰佛光大学的教职，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教授，将与沈卫荣教授等一起合作深入研究西夏佛教。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5/19/9996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