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邊城》书评

粗读笔记

简略对比了一下《重访边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英文版和中文版的结构差别：英文版:台湾: 接机-山上将军套房-花莲山地观光/打架香港: 香港拆建-西化/澳门故事-二房东太太-十年前出境/督警-远亲-大陆人生活中文版: 台湾: 接机-(回忆)路过南台湾-闲逛大街小巷/庙-山上将军套房-花莲山地观光/打架/庙/妓院香港：二房东太太-十年前出境/督警-香港拆建-西化/澳门故事-夜闯中环-红花布-买金饰书中宋以朗撰写的《发掘〈重访边城〉的过程》交待了此文的背景：作为张爱玲唯一一篇描写台湾的文章，1963年英文版发表后，台湾评论界普遍对这篇期望过高，导致最后反应一般。1982年，张爱玲重写中文版，宋以朗推断，可能是知道了台湾读者对英文版的反应，耿耿于怀。这样一看，英文版对台湾的着墨太少，难怪台湾人有点失望。我觉得中文版与英文版的不同，除了张爱玲有心为之之外，还是因为有些中国的东西，用英文的确很难描述。英文版里少了台南的海岸线，少了很多对庙宇的描写，也少了红花布（中文版写了10页）。英文版基本都是故事性的，有情节可以推动的。从台湾到香港的过渡，两个版本也不同。中文版是这么写的：“同是边城，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乡探亲扫墓的来来去去络绎不绝，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英文版则是这么写的：“From Formosa I went on to Hong Kong, which I had not seen for six years. The city was being torn down and rebuilt into high apartment buildings.”除了细微描述以及段落安排上的不同之外，两个版本最大的不同在结尾。中文版的结尾由夜闯中环到意外发现红花布，然后宕开写了10页，最后买金饰货比三家，是在讲一个拆建中的香港，现代化过程中的香港，新老世界交替的香港。中文版的结尾是这样的：“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我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是跟它诀别了。”而中文版则讲了一个远亲（my cousin）留在大陆的经历，进而说起大陆人民生活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结尾一句是这么写的：“Whether dance or march, the people drag on, hoping to outlive their tormoentors.”两个版本收尾的不同大概也可以看出立意上的不同。另外我觉得“边城”（Frontier）这个词很有趣。由于先有的英文版，所以“边城”的说法显然是从英文过来的。英文的Frontier是边疆的意思，是不是只指香港呢？因为张爱玲只去了一次台湾，谈不上重访。如果“边城”是广义的，香港和台湾都是“边疆”，那是什么的边疆？两个世界的边疆？共产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疆？现代世界和古老世界的边疆？顺带一提，张爱玲的小说我读的不多，不过附带的《郁金香》很好看。

近乡情怯

目不暇给追《小团圆》书评，是以才晓得张爱玲还写过一篇“边城”，忍了好些天，差台湾网站一并买来。封页紫蓝底子，散花碎叶，倒像副旧时桌布，晚上凑到灯下看，才发现“张爱玲”三个大字原来浮在布面上，大概是她手迹的莹润版，不禁失笑，这张设计，倒可充作眼科用的色弱测试图了。然而台湾同胞的行动效率，实在很高。若要我为欧洲几间亚马逊分部打分，英国最速最卖力，德国也还稳妥老实，法国却任诞懒惰，一张单子摊半个月才办理；可是三个加起来也比不上台湾，我周六结订时《重访边城》还显示缺货，周二已经拿到手，估计是星期天就入库封装，交邮政快递。打开书，《重访边城》竟有两种，英文版发表于1963年，中文版则是由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宋以朗先生从她的遗物中找出来的，稿页略残失，成文年份据宋先生判断在1982年之后。我依循时序，先看了63版。张爱玲的英文熟极而流，笔端融畅，毫无涩滞，她英著英译，都该水到渠成。不过，我读起来，仍是隐隐隔膜着。我喜欢的英文，懂得避短；英文的短，在于音声与意的天然距离--至少我这个从小习惯捆绑形声与意的读者看来是。穿起来的字符，毫无美态，不比汉字，每一个都内敛精神，外修形仪，张是遣字的专家，出手即戏台，字块着染湖绿赭红石青的袍子，错落登场，直把背景挑上前缘，细节又格外耀目，是以读下来，一径惊艳。然而英文却不具有这么便当的色彩感染力，《重访》写她在台湾暂居山上日本客馆的“将军套房”，一连串院落山池，石狮温泉，倒是有一层绚丽中文的影子，这段落又在遗稿里重现，当然还是中文好看得多。好的英文，大概不太修边幅，我最佩服的简小姐，傲慢与偏见里舞会开过几巡，也没见她细数女士们的裙褶耳坠香水。再如同E.M.福斯特，写穷亲戚伴贵小姐游佛罗伦萨，穷亲戚一出场就挑剔吃的是熬过汤的“二手肉”（The meat has surely been used for soup)；她俩讨论谁该住景观房，面朝浑圆稳重的多尔姆、珠宝集萃匣子般的乔托钟楼、以及金晖熠熠的阿诺河，穷亲戚百般辞让，因为小姐那边出了旅费的大头，她便不断地示好知恩（a piece of generosity to which she made many a tactful allusion）。如此精确的人儿，面子活计却总是力道太猛，也不过淡淡两句话，已跃然纸上。这种不落形迹、往纵深的戳刺，张爱玲的小说里也常见，可惜短简的《重访》并没有端很久小说的架子，用笔既无中文的光泽，也没来得及深度铺开。张的英文，当然也不是全然不必推敲。比如写人斗殴，她叹how un-Chinese these people were。我就很不明白，打一打怎么就不像中国人，对照中文，原来她想说“此地民风强悍”。边干架边exchange of words，那即是“辱骂恫吓”。香港拆建，whole streets were dug up，with a postbox buried to its neck, still functioning,诺大城市众多街道，只得一支邮筒？对照的中文亦含混，想是把中文随意的不确指用得太烂熟。不过饶是这么经省的文笔，它还是有一定主题的，而且一直朝着这个主题收束。我读它便觉得流水篇章被斩成若干段，最后只抽取紧衔主心骨的几节拼装出仓。那主题，便是透过边城看大陆当局多么万恶，人生多么苦厄。张爱玲的台湾，好似一直就是车上的观光，开始有麦氏夫妇接机，住了一宿客馆就又搭公车去乡下。她着墨写车掌与司机跳下车围殴一个据说是经常逃票的乘客。那人也许是原住民，囔囔日语求饶，最后车子开走，他还站起来立正行礼。张说“但是那种奇异的敬意只有日本有”，笔一拐，却又联想到共军治下，挑夫、清道工、小贩，一当火车驰过，也要伸出手头的扁担、笤帚、提篮致意（...it also reminded me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lining up all the porters, sweepers and peddlers on the railway platform, each presenting his broom, carrying pole, and basket like arms as the train pulled out.)。80年代版没有这一拐天外飞来的类比，我读之错愕不已。打了一架，台湾印象就突然结束了。接下来到香港，紧要交待几句，又开始一串血泪故事。香港更近大陆，来来往往人员混杂，仿佛随手拾来，小报上，房东太太嘴里，朋友亲戚，总归是说那边可怕。张爱玲并非容易激昂的作者，她不声嘶力竭说教，冷静发派一个又一个例子，信不信？不信？OK再来一个。她是想用统计枚举，用她听说的那个样本映射青山另一边的艰难时代。她回忆52年从罗湖出境，香港那边的警察干净、时髦、倨傲，要了一干人的证件交办理室处置，就踱开；大陆边哨，显然一个小土包子，衣衫还阔大皱旧。人们在烈日下苦候，倒是中共小土包发话，责香港人“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当然没有人应接他的善意，更要凑紧些，生怕谁“去那边”就过不了铁丝网。“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一样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中英文同款描述，可见彼时贴肤温暖。然而张爱玲在63英文版里又特特拐了一笔，说罗湖桥好比奈何桥，一边连生一边接死。个中滋味，只有亲身经历才晓得，所以她是听不得西人碎嘴什么自由世界其实不自由；糟只糟，太多人在外头活不下去又只得重返死地（Like most cliché,it is true when you experience it yourself. It makes me impatient to hear westerners quibble about the free world not being really free. Too bad that many of us have to go back over that bridge when we can't make a living)。这应该是张爱玲彼时的心声吧，一定要逃出去，留下来还不如死掉干净。80年代版则柔和许多，后面的狠话又抹去了。只不过让我再读一遍隐喻深刻的港陆边警的对比。骨子里，张大概是宁可攥紧物质富庶背后的荒凉，而绝不投靠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也许温暖澄净的贫瘠。其实这一篇，从一开始就基本定了调调，她下飞机被人误作尼克松太太，出了机场前尘旧梦即纷至沓来，只需要几声官话、几张黄面孔，就能直接切入旧日京华。然而放任乡愁，是需要一点身份（哪怕假的）、一口喘息的闲宁打底气的。张爱玲至少在心理上，一定做过调试，可以稍稍俯就、放低姿态、背后有可退守的美国，所以她无妨做一轮暂时访客，当然也完全有必要指摘穷亲戚的局限不妥。80年代中文版写两座城市、尤其台湾要亲切可喜得多。她不谈土改不骂毛与中共为“折磨者”（tormentors）了，听来的案例沁于漫天细节色彩被稀释了，大把时间与心思自海绵中喷涌而出，供她穿街闲荡，书场、庙宇、妓院、影室、凉棚，金铺，一弯蒸馒头用的竹片链子，都要比拟着戴在腰上对搭瑞士红花布，无比适意，笔力直追40年代水印流言那种从容与精细。那么，究竟《重访边城》里哪一个张爱玲，才是张爱玲？宋以朗先生的说法是，63版虽然文坛耸动，但反应并不好，也许文未尽意，也许更因为连累港台也挨了几个耳刮子；于是二十年后，张爱玲仍“耿耿于怀”，重修旧文，以做声应。不过宋先生恐怕忘了，80年代版只是遗稿，张爱玲并没有发表过，哪里来的呛声姿态，何况隔绝那样久。我想，两篇都是她，既有结实的怨憎，也有深切的眷顾。80中文版透露她走访之际曾做过笔记，估计63版只算个中片言，且日益不重要，回头再写这两座边城，仿佛带了随行录影机，任何一个彩色画面都不放过，每一种印象都会泛起关于大陆，关于文化上的中国的回顾，大约她就是这么别扭，一定要摆出前瞻的态度，却收管不了散漫思潮，借由如此曲折的方式怀恋乡土吧。读63版，我有点薄怒；转至中文版，有点轻喜，尤其看她写在水边吃柚子，“望着地下栏杆的阴影里一道道横条阳光。刚才那彩色阔银幕的一场戏犹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里真实得使人有点诧异”，简直温暖地惊喜了。读张爱玲，总是这样经验，一负一正，打个平手，板下脸，内心却想偷笑。刊于《上海书评》09年6月14日：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173754.shtml

边城通大陆

如果不是对台湾有兴趣，那么《重访边城》头三十四页几可忽略。台湾是一个不新鲜只奇怪的意外，“重”字无法囊括。在六十年代，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还能强调松山机场的国语发声带来的故国感，到八十年代的《重访边城》，已经遗忘了这点，只记得花莲车上的闽南语和让大陆人不适的流利日本语——“他们的年轻人还会说日文的多得让人诧异”，张爱玲这样说。台湾部分，纵然仍有多很多维持她日常水准的聪明比拟出现，也无法掩饰她在台北-花莲的浅淡印象。所有人都知道，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和《重访边城》是如此不同。如果要拿小说来说，前者像是《赤地之恋》，有大段大段对CCP的渲泄，后者则是《同学少年都不贱》，愤愤不平仿佛隐形了，明信片或旧衣服，忽然占用了下午的一段时间——那个年纪大抵已不想烧信，因为冇旧居，点火也显得滑稽。到底是六十岁的人啊，三十岁的我无力想像：为何她不用重返香港，而要重访？在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回到香港，比上海的人情还不如，人事凉薄，然后总有自以为是和尖酸地嘲讽，那时的年纪，能说话也想说，所以唇枪舌剑毫不留情，忍不住她又说听来的故事：“When she arrived for a twenty day visit, the commune allowed her to buy a large quantity of rice and small quantities of cooking oil and pork as a special favor. The pork was divided among her family and neighbors because they had not tasted meat all year. So went her salted fish. Her last ten days there she lived on snails that a little girl gathered for her from a pond.”好像《秧歌》，对不对？这还不算，她还要做判断：“Advance two steps, retreats a step—Mao Tse-tung has said this is his way of making progress. Whether dance or march, the people drag on, hoping to outlive their tormentors.” 所有这些在20年后的《重访边城》消失无踪。六十岁的她想念1962年，记得的是中环的一次迷路。记得的是罗湖边防军的一句话：“我們火車上下來的一群人過了羅湖橋，把證件交給鐵絲網那邊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個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熱天，我們站在太陽地裏等著。這香港警察是個瘦長的廣東靚仔，戴著新款太陽眼鏡，在大陸來的土包子眼中看來奇大的墨鏡，穿的制服是短袖襯衫，百慕達短袴，燙得摺痕畢挺，看上去又涼爽又倔傲，背著手踱來踱去。中共站崗的兵士就在我們旁邊，一個腮頰圓鼓鼓的北方男孩，穿著稀皺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熱的太陽裏站了一個鐘頭之後，那小兵憤怒地咕嚕了一句，第一次開口：「讓你們在外頭等著，這麼熱！去到那邊站著。」他用下頦略指了指後面一箭之遙，有一小塊陰涼的地方。 　　我們都不朝他看，只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彷彿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但是仍舊有這麼一剎那，我覺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沖洗上來，最後一次在身上沖過。” 读到这儿，我终于摆脱不耐烦（前面的台湾着实乏味，好比去掉人情的“海上花”），全身也仿佛被洗刷，忍不住想感动，又觉得便宜而可笑。于是读下去，噢，她在中环迷路的奇遇，仿佛今日我在上环，同样好奇于唐人之传统，同样感叹于唐楼被钢筋森林的取代，她已完全省却仇视，我却仍有无由之恨。香港小岛上的大陆旧事，好像被遗忘的上海话和国语片，亦是成箱成批惴惴北上的香油与红烧肉，今日重新拾起，厚白陈脂染着灰，苍茫不容闻。她是爱香港的，只总忍不住要说香港是与中国无缝的唐人街。这种无缝的恐惧、哀愁与缠绵，大约只能访而无返罢？香港当然不会因她的长期缺失而惘然，只骄矜地留她在史料馆中，或以45港币的代价，让我这样的大陆客，看着每页10行的宽大骗钱版面，哭笑不得，找50年前大陆客，奔跑或迟疑的理由。

连宋淇都死了

我以前一直想啊，为什么张爱玲恨恨地离开大陆，却没有去台湾呢？而且她也没有待在香港。我从这本游记的题目中知道了，因为骄傲。知道她的人都知道，她挺在意李鸿章后代这个身份的，靠写字换钱在香港躲过炸弹的前清格格，该是多么仓惶迷离的意象啊，不就是她小说里一再出现过的颓败的金丝绣品或者是华丽败色的屏风吗？解放了而不走的原因，并非对新政权有多么好感，而是因为骄傲，我为什么要走？我当然应该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城市———— 那时候上海还是在国际大都市排得上名的，不像现在；如果走，那也不能屈居香港————她对香港那小地方可没什么好感————那时候香港就是一小地方，也不像现在。也不是台湾，为什么要跟你们一群败军流寇生活在那个更荒凉更不时尚更南蛮鴃舌的地方？在她心中，香港和台湾是边城啊！她是破败的上流社会，她是堂皇的遗少，她是走投无路的贵族，怎么也不可能住到边城去。所以，她宁愿在美国西海岸的温暖城市的小公寓里，与蟑螂搏斗，因为，这是美国。看《重访边城》的后记，是一个叫宋以朗的人写的。我心想，哎呀这是谁，为什么是他写的？难道宋淇的本名是这个？不会啊，我看过张宋书信的啊？看完才发现，宋以朗是宋淇的儿子。近年，宋淇和其妻先后去世，宋以朗成为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他回到香港，躲在屋中，把几箱子张爱玲的故纸翻出来整理，为着什么时候” 张学“学者们需要查阅，或者卖给出版社出书。连宋淇都死了。

身在邊城 閱讀〈重訪邊城〉

特別收錄張愛玲生平唯一一次訪台遊記〈重訪邊城〉以及最新發現的短篇小說〈鬱金香〉！ 白先勇先生記得，那天和張愛玲的聚餐安排在西門汀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蘇州菜館。雖然在那個年代張愛玲還不是個明星人物，但她那特立獨行的個性以及蒼涼哀艷的文字總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6月的台灣已相當炎熱了，但飯店的冷氣通常又特別足，這件外套可能是用來擋風的。印象中，白先生覺得張愛玲優雅、得體、平和，也不乏熱情，不像後來表現得那樣古怪。大家有說有笑，談論著生活中的瑣瑣屑屑，屬於閒聊性質。那晚，白先生與張愛玲相鄰而坐。“張愛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話說得字正腔圓，特別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兒，這或許與她曾經在天津居住過有關。她的眼神因近視略顯得有些朦朧迷離，一旦特別關注你，便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兩道白光直射而來，難怪她觀察周圍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徹、深刻。”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但白先生說起那次會面，仍意猶未盡。 身在台灣, 閱讀故人著作台灣游記, 難免心底泛起棉棉感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