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索羅斯的哲學》章节试读

《超越金融－－索羅斯的哲學》的笔记-第1页

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纪念版）
【美】乔治·索罗斯
前言
2016-05-03
其录像可在开放社会研究所的网站上看到，网址是：http://www.soros.org/resources/multimedia/sorosceu_20091112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2016-05-03
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有人声称某种意识形态掌握绝对真理，这样的断言是错误的，所以它只能被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而波普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持有不同的见解，法律允许观点不同和利益各异的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2016-05-03
题为“意识的重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论文试图按照波普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框架，将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方式相对应，将封闭社会与教条式思维相对应，将开放社会与批判式思维相对应。
2016-05-03
有一次我讲座的题目就是“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又一次尝试”。
2016-05-03
今天这一讲，我将大致介绍谬误性（fallibility）和反身性的基本内容。明天，我将用这些理念分析金融市场，然后用于分析政治问题。这也会涉及开放社会的理念。第四讲将探讨市场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区别。第五讲将对眼下面临的历史时刻给出一些预测及对策。
2016-05-03
可以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说明我的核心思想。一个是，在参与者有思维能力的前提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的和扭曲的。这就是“谬误性”。另一个是，这些扭曲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环境，因为错误的看法会导致错误的行为。这就是“反身性”。
2016-05-03
认识反身性成了徒劳地追求人类事务确定性的牺牲品，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而不确定性恰恰是人类事务最关键的特性。
2016-05-03
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诉诸各种各样将事情简单化的做法：归纳法、二分法、象征手法、决策法则、道德戒律等。这些思维产物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2016-05-03
大脑的结构是造成认知扭曲的另一个因素。脑科学近期的发展让人们对大脑功能开始有了新的见解，为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这一有洞察力的论点提供了论据。
2016-05-03
参与者的思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另一个是改变境况使之对我们有利，我称之为参与或操纵功能（participating or manipulative function）。
2016-05-03
通常在远非均衡的情况下，认识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达到极点，因而向相反的方向启动正反馈的过程。起初是自我强化，但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繁荣—衰退周期，或是泡沫，这正是金融市场的特性，但这种现象在其他领域里也可以发现。我称其为易扩散谬误（fertile fallacies），即对现实的解释是扭曲的，而其产生的结果又强化了这种扭曲。
2016-05-03
在自然现象里，思维不起因果的作用，而仅仅是认知功能。在人类活动中，思维是论及的主题的一部分，既有认知功能又有操纵功能。
2016-05-03
波普的模式非常适用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但是人的不确定性破坏了该模式的简明和合理。预测中的不确定因素破坏了它与解释之间的对称，而且使检验的核心作用受到威胁。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应该包括还是应该剔除参与者的思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检验要求这些条件能够重复。如果将参与者的思维包括进来，则很难观察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因为参与者的看法只能从他们的表述或行动中推断。如果不包括，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则无法形成独特的观察，因为同样的客观情况可以与许多看法非常不同的参与者相关联。这两种情况都无法对普遍有效性作适当的检验。
2016-05-03
波普和哈耶克在《经济学》（Economica）杂志上都表示，社会科学不能得出像物理学那样的结果。哈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地、不加鉴别地应用自然科学定量方法的行为。他称之为科学主义。波普在其撰写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文中阐明，历史不能由普遍适用的科学规律来决定。
2016-05-03
在我看来，人的不确定性的含义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根本不同，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而且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人们不应期望用经济学的理论找出普遍适用的规律，并可以反过来被用于解释和预测历史事件。我的论点是，盲目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和社会现象的曲解。社会科学通过模仿自然科学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无法与物理学相比。
2016-05-03
社会科学除具备自然科学所没有的人的不确定性外，还有第二重困难，即社会理论本身还具有反身性。
2016-05-03
我建议采用一个简单的对策：承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性。
第二讲 金融市场
2016-05-03
我先讲一下将我的理念架构运用于金融市场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其内在的基本面。扭曲的程度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十分严重。这与有效市场假说针锋相对，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能准确地反映所有有效信息。
第二，金融市场不会单纯消极地反映内在现实，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影响其应该反映的所谓基本面。行为经济学忽略了这一点。它只注重反射过程的一半，即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而没有论及错误定价对基本面的影响。
2016-05-03
我认为，金融市场有办法改变基本面，改变的结果可能使市场价格与内在基本面更相符。这与宣称市场总是准确地反映现实，并自动趋于均衡的有效市场假说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6-05-03
关于繁荣—哀退过程或称泡沫的理论。每个泡沫都有两个组成部分：现实中主导的内在趋势和对这个趋势的错误理解。当趋势与错误理解积极地彼此强化时，就引发了繁荣—哀退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在发展中受到负反馈的检验。如果趋势足够强大，能经得起检验，趋势和错误观念则会进一步相互强化。最终，市场预期变得与现实相差太远，致使人们被迫承认错误观念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黄昏期，质疑声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失去信心，但是主导的趋势在惯性的作用下仍在继续。像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说的：“只要还有音乐，就要起来跳舞。我们还在继续跳。”最后终于到了趋势的逆转点，然后它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
2016-05-03
泡沫现象具有典型的形状不对称性。上涨拉的时间很长，起始较慢，逐渐加速，直到黄昏期拉平；下跌则很短很陡，因为它是被强迫清算所强化的。幻灭引起恐慌，使之达到金融危机的极点。
2016-05-03
理性预期理论试图回避这种不可能，它假定只有一种正确的预期，而且人们的看法会以这一预期为中心。这种假定与现实不符
2016-05-03
应该对接近均衡和远非均衡的状态加以区别，前者的特点是波动的随机性，后者的特点是泡沫占支配地位。接近均衡的状态是普通日常情况的重复，构成一般的统计概括。远非均衡的状况下会发生独特的历史性事件，其后果一般不确定，但是有可能打破基于日常情况的统计概括。
2016-05-03
理性预期理论忽略了参与者的思维是受时间局限的，而并非不受时间约束这一事实。
2016-05-03
连不确定性的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而且有的时候几乎是无限的。
2016-05-03
主导的错误观念认为，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应听之任之。里根总统称其为市场的魔力，我称其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2016-05-03
每一次金融危机出现时，监管当局都进行干预，将失败的金融机构并入其他机构或用其他办法解决，并采取货币或财政刺激手段对经济进行保护。这些措施强化了不断增长的信贷及杠杆主导趋势；但只要奏效，这些措施也强化了可以放任市场去自我调节的主导错误观念。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其实是政府的干预挽救了金融体系。尽管如此，这些危机变成了对一个错误观念成功检验的证明，使超级泡沫进一步膨胀。
2016-05-03
我的繁荣—衰退模型的特点之一，是它无法事先预测一个检验能否成功通过，这对一般泡沫和超级泡沫都是如此。我以为1997~1998年出现的市场危机会成为超级泡沫的转折点，但我错了。监管机构挽救了金融体系，使超级泡沫得以继续膨胀。这使2007~2008年终于到来的崩溃来得更加凶猛。
2016-05-03
我的分析为必要的监管改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鉴于市场有产生泡沫的倾向，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变得过大的责任。艾伦·格林斯潘等人已明确地拒绝承担这一责任。格林斯潘说，如果市场不能识别泡沫，监管者也不能，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无论如何，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此项职责，即使明确知道他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犯错误。但是他们可以从市场的反馈中受益，知道是做得太过还是不够，然后对错误进行纠正。
第二，为了控制资产泡沫，仅控制货币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信贷的可得性。这不是仅靠货币途径可以做到的，还必须采用信贷控制。目前所知的最佳控制办法是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现在这些要求是不考虑市场情绪而制定的，因为市场不应该有情绪，但市场确实有。为了控制资产泡沫，金融监管机构需要采用不同的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
2016-05-03
第三，鉴于市场的潜在不稳定性，除了影响市场个体参与者的风险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风险。参与者可能会忽视这些风险，认为他们总是可以将头寸转手给别人，但是监管者不能忽视，因为如果太多的参与者这样做，会出现斩仓引起的间歇波动，在更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崩溃。监管者必须关注参与者的仓位以发现潜在的不平衡。
2016-05-03
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市场的运转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监管机构在履行防止系统崩溃的职责时，实际上是对所有“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做出了默许的担保。只要这些机构仍是太大而不能倒，就不可能放心地撤除这种担保。因此他们必须实施监管，以确保不需要进行此担保。“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必须降低杠杆率，并且接受对储蓄者的存款如何使用的限制。
2016-05-03
不同的市场之间也应设有防火墙。
2016-05-03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降低银行的利润率和杠杆率，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时机问题。
2016-05-03
银行尚在摆脱困境的自救过程中，现在降低他们的利润率只能起反作用。
2016-05-03
行为经济学正日益得到认可，但它只触及反身性的一半，即对现实的误解，而没有研究错误定价改变基本面的途径。
第三讲 开放社会
2016-05-03
今天我将介绍我的理念架构的第三个支柱，就是开放社会。
2016-05-03
波普没有给开放社会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他更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探讨事物
2016-05-03
他的研究方法的净效应，是用认识论的观点证明民主制度的合理性。鉴于认知的完美是人的智慧无法达到的，一个以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选举自由为特征的社会，比强加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可取。
2016-05-03
迫使我更彻底地重新考虑开放社会观念的是2004年布什总统在美国再次当选这一事实。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民主社会，却违背了它所应该坚持的原则，以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名义违反人权，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然而他再次当选了。
2016-05-03
波普主要考虑的是对现实的理解，他从认识论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支持开放社会的论据。他说：“只有民主制度能够提供允许非暴力地进行变革的框架，所以要在政治事务中使用理性。”
2016-05-03
但他的论点是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即思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但实际上不一定如此。操纵功能可能被摆在优先于认知功能的位置。的确，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当选，然后是执政。
2016-05-03
波普为什么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的政治讨论是为了理解现实？
2016-05-03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深深植根于思想的传统，这一传统或是忽略了操纵功能的作用，或是认为其作用是从属于认知功能的。
2016-05-03
认知功能的目的是产生认识，认识是通过符合事实的表述表达的。为了确立对应关系，表述和事实应该是明显区分的。因此对认识的追求，要求思想与思想的对象区别开。这一要求导致以思维为主的哲学家们相信，理性与现实是分隔的。这种二元论来源于希腊哲学，并且在启蒙时期主宰人们的世界观。
2016-05-03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将其信仰置于理性之中。理性应该像探照灯一样照亮消极地躺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现实。理性所起的可塑造现实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也就是说，启蒙思想没有意识到反身性。这就导致对现实看法的扭曲，但这在当时是恰当的。
2016-05-03
启蒙时期对现实的错误解释，是由于在思维和现实之间引用二分法，以使理性能够获得完美的认知。
2016-05-03
我现在再准确地解释一下我所指的“易扩散谬误”。我们有能力获取知识，但是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允许我们据此来做所有的决定。接下来即是，当某一个知识被证明有用时很容易过分使用，并延展到它不再适用的领域，这样它就成了谬误。
2016-05-03
在民主社会中，政治讨论的目的不是发现事实（认知功能），而是当选和执政（操纵功能）。其结果是，自由的政治讨论不一定比压制异议的专制政权产生更有远见的政策。
2016-05-03
人们已变得习惯于接受事先包装好的信息，因而就有了拿钱作政治广告的影响。他们更有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知情
2016-05-03
经济学和政治赖以立足的隐含的假设被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学理论认为供求条件是既定的，并说明自由市场如何可以在完美竞争的情况下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需求曲线的形成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广告操纵。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假设，候选人会对他们自己及其纲领做出说明，投票人会选择他们喜欢的。这种假设没有预期候选人会研究公众的观点，然后讲选民想听的话。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考虑到现实可被操纵。
2016-05-03
信心增值的说法忽视了反身性的另一半：如果现实没有达到预期，信心会转为失望，正如繁荣可转为衰退一样。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2016-05-03
我想探讨一下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以及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我将间接地涉及这个主题，在此之前先介绍一下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一个现象，但它在我的思维中已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几乎可称之为我的理念架构的第四个支柱。这个现象就是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代理人理应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
2016-05-03
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价值中立”（value-free），实际上是削弱了道德价值观。
2016-05-03
在分析“资源诅咒”问题时，我开始重视我所说的“不对称代理问题”。根据现代主权概念，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属于它的人民。但是其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代理人，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之上，从事各种腐败活动。而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和矿业公司的管理层，对其公司的利益又代表得过分好，以致他们会贿赂政府以取得特许权。对这种贿赂心甘情愿的给予和接受是“资源诅咒”的根源。
注
不是根源，根源是放弃科技进步。
2016-05-03
代理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公众利益。
2016-05-03
代理问题被证实是金融体制失灵的原因。
2016-05-04
认为人的行为受合同及经济动机主宰的原则，其效果是取消或至少减少了道德因素的考量。这听上去似乎违反常理，因为反身性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2016-05-04
罗马人曾经说“钱是没有味的”。但是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被个人利益左右，就没有了道德判断的余地——而缺乏伦理准则，社会将无法存在。
2016-05-04
斯科特指出，资本主义被错误地解释，与市场机制混为一谈。他将此扭曲主要归因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不这么具体地指向某个人，而是将其归因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斯科特还说，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背后隐藏着人类机构的有形之手，即制定规则的政治程序。这里就出现了代理问题，也出现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
2016-05-04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个人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同时，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市场机制上，允许个人在不受政府机构独断行为的不适当干预下自由交换。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看起来搭配得天衣无缝。人们可以轻易地将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但表面现象容易使人迷惑。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冲突。但这一冲突一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掩盖着，它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起开始凸显出来。
2016-05-04
市场机制的明显特征是“非道德的”（amoral）：一个人的1元钱与另一个人的1元钱完全等值，不论它是怎样获得的。正是这一点使市场变得如此有效：参与者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个人的决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一个人不参与买或卖，另一个人会以很小的价格差别取而代之。因此，个体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的结果责任不大。“非道德”很容易与“不道德”（immoral）混淆。我常常被问到，尤其是学生听众会问，我是否对在股票市场上赚了那么多钱而有负罪感。我解释说，在我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公众人物确实可以影响市场），我的决策过程中不包括道德考量。对此，人们往往无法理解。
2016-05-04
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操纵公众观点的复杂手段的发展等，但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主要罪魁祸首，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2016-05-04
即使在我1956年初到美国时，人们仍然认为应以诚实正直这样的内在价值作为自我行为指南。考虑到在暗中进行的各种不道德行为，这或许有些虚伪，但它毕竟不同于当今的公众生活——赤裸裸地公开承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功就受到敬慕，不论成功是怎样得到的。
2016-05-04
我不是说1956年时政治家们更诚实，或是社会更公正。自那时以来美国在透明度、问责制和社会公平上已有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人们对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会行为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我所说的公众道德的下降，具体是指，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已渗透到它不应该进入的领域。
2016-05-04
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解是，它将市场价值不适合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领域。
2016-05-04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点有几处站不住脚。第一，金融市场不是趋于均衡的。
2016-05-04
第二，一般均衡理论认为，资源的初始分配是既定的，这排除了对社会公平的考量。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假定人们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而且知道怎样最好地追求这个利益。实际上，人的想法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2016-05-04
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取代了一个不正确的论点，而这个论点本应更为有力。它本可以宣称，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不完美的，社会会做出危害较小的选择，据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论点。相反，他们说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市场是完美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
2016-05-04
目前为止，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有力的推动力，在于它可以为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利益服务。财富的分配是既定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认为有利于公众利益，控制资本的人还能再奢望什么呢？他们所形成的富有的强有力的集团，有很大的优势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通过认知理论，而且通过积极操纵公众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本来是非道德的市场机制赋予了一种道德特性，即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变为一种美德，类似对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纵的力量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获胜的。它受到一个强大的资力雄厚的宣传机器的支持，扭曲公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取消只适用于占人口1%的上层人士的遗产税的游说会如此成功？
2016-05-04
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与有效市场假说混为一谈。信奉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确，很多经济学家是颇具同情心的自由派。但是有效市场假说占据了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讲坛，这可归因于坚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家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应对市场价值侵入其他学科领域负责，如法学和政治学。
2016-05-04
有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划分清楚的界限。市场参与和规则制定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易，在这里参与者可以合法地以利润为动机。与此相比，制定和实施规则应以公众利益的考量为指南，利润动机在这里不适用。
2016-05-04
怎样改进开放社会中的政治程序？我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规则：人们应区分自己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作为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我们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南。
注
不及根本，富豪在市场和政治都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改变均衡，根本在于限制特殊利益集团。
2016-05-04
最后，我想讲一点个人的感受。我已经实践了我所倡导的观点。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我按游戏规则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试图改进这些规则，即使改革不符合我个人的利益。
第五讲 未来的路
2016-05-04
美国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比20世纪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美国的信贷余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20世纪30年代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一场噩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2016-05-04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规则理应对所有国家同样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享有平等”。
2016-05-04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所称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债权国不得不展期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陷入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10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积累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整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银行也已有能力销账。
2016-05-04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致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因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整体崩溃会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若干银行得以解脱。
2016-05-04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的。
2016-05-04
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用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
2016-05-04
全球经济似乎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正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东西不可能再回复原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计划。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一项市场原教旨主义计划，进行得非常成功，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崩溃的原因，也是它不可能再复原的原因。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监管措施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
2016-05-04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的覆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无法承受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反之则不可行，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它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他国家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全欧洲范围内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共识，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成了阻碍。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两德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主要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逐渐陷于停滞。
2016-05-04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年来开始滥用其特权。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家庭的过度负债使这一进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业地产和杠杆收购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将无力再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2016-05-04
目前主导的，我们称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系，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力量已大大削弱；它的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2016-05-04
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转移。这样做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由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种货币可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2016-05-04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信贷创造。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信贷将被引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2016-05-04
美国为什么应该倡导改革自己一直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来看不可能维持，美国如果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革，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者，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会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能再像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涉及发达国家，也涉及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2016-05-04
正如我上文所说，美国的民主正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煎熬。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恐怖言论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连任失败，下一届政府会极力地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