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中的法理

章节摘录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83]从技术上看，“联合政府”重点在于获得制宪的主导权，即通过参与“联合政府”来取得游戏规则制定的资格。因为制宪需要召开国大，而国大的选举筹备是政府来进行的。在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下，谁控制了行政权力，谁就可以操纵控制选举，而谁控制了选举，谁就主导了国民大会的方向以及未来政治方案的主导权。　　第二，如何看待毛泽东所谓“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的判断。　　此判断有时被学者指责是搞错了宪政和民主的关系。因为在西方法学语境下，一般围绕“控制国家权力或政府权力”这层含义来界定宪政。从西方法学和历史上看，宪政和民主的政治不能画等号。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语境下，并非毛泽东单独，而是许多人（例如蒋介石、褚辅成等）都把宪政和民主政治相等同，这个观念应当是当时的常识、共识。这种对西方宪政概念的“误读”是怎么造成的呢？　　前文用过孙中山《建国大纲》中“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的论述。按照孙中山的规划，宪政时期既然是由人民掌握政权、政府掌握治权，由政权控制治权的时期，当达到宪政阶段之时，也就意味着同时实现了“人民主权”——民主，所以孙中山一开始就将宪政解读为实现民主（在他的理论里更多使用“民权”这个概念）的手段。　　对于西方宪政概念所强调的对政府限权，孙中山是根本反对的，因为他早已提出“权能分治”，“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万能政府”的观点。

前言

　　查士丁尼皇帝钦定的《法学阶梯》开宗明义：“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1]　　然而，人世间最难认识的也莫过于“神和人”事、“正义和非正义”。尤其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被打上各种烙印，原初本性已然扭曲，本相尽失。一如立于海边的“格洛巨斯石像”，因浸泡海中，腐蚀和冲刷已使其肢体断离碎散，而海水退去留下的贝壳、海草以及沙石又覆盖其上，以至根本看不清其本来面目。不过，一些思想的勇者却凭借自己优异的禀赋和勤奋的努力，剥开覆盖在人之本相上的历史沉渣，并将其所见形诸文字，汇集成书，此即流传于世的“经典”。　　可见，经典乃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伟大思想家、立法者给人类留下的一座座思想“富矿”，是人类不断获得启发的源泉。思想巨人总是以其高超的智慧，体察人类的情欲，洞悉复杂而深邃的人性。他们时刻关注着人类的幸福，他们提出的问题总是人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因此，面对经典，即面对人自身；阅读经典，即认识人自己。这是思想、学术最初的冲动。深入经典，学术才有宽厚的基础；借助伟人的眼光，我们才能看得更远。学术之于经典，犹如树木之于大地，只有深深扎根大地，才能枝繁叶茂。　　今天，“转型中国”之“转型”愈益明显，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理论日新月异，林林总总，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

书籍目录

总序本卷题旨权力话语革命与秩序——以中国1975年宪法为例“宪政”与“民主”的表达——以1940-1947年中国社会政治运动为视阈文本研读权力·话语·法律——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研究身体·惩罚史·自由——福柯《规训与惩罚》研究“圆形监狱”的隐喻——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权力观研究中国政制从民主到民生——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及其现代启示探寻中国法的“精神”——解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中国图景论司法过程中的三类权力场——以浙江省K市人民法院民庭调查为例后记

作者简介

《经典中的法理(2010年第2卷)(总第2卷)》涵盖了“革命”、“秩序”、“宪政”、“民主”、“权力”、“自由”、“民生”等近代以来世界结构下的诸多关键词，借助于具体文本或政治语境，它们展示出了时代问题中权力的基本逻辑与多元价值。围绕福柯(MichelFoucault)的经典文本展开的三篇论文，构成了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细致化和深入化，从权力的末梢而非心脏出发，使得权力的内在结构变得一览无余。所有这些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理解和体会中国问题。第三部分有关中国的民主、民生、政制与司法等问题的探讨则可以加深对前述理论问题的印象。同时，本卷和其他各卷一道也试图印证：“惟是经典，与众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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