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螺旋》书评

关于经典

有人说经典常读常新，对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读一遍——不懂，再读一遍——不太懂，读第三遍——有点懂了，读第四遍——啊，原来是这么回事......读第N遍——作者实在是太高明了！如此常常读，常常感到有新知，与作者有了新的感应。是为经典。由此推论，此书为经典。平日里新闻传播圈的童鞋为了自正身份言必称“沉默的螺旋”，好像背住了教科书中那四五行理论介绍就得到了这本书浓缩的精华。这种对该理论的误解与将诺依曼译作纽曼的传讹一样令人发指。在我常读常新的阅读体会中，这本书论述沉默的螺旋理论本身并不是最主要的篇幅，而为了提出该理论并逐步验证该理论的全过程才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上世纪前半叶大胆假设，并花了五十年小心求证的感人故事。书中细分的章节不但印证了作者研究得周密，更能窥见一位学者时时处处留心生活的洞察力、智慧和毅力。因此，它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践的典范之作。进入新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理论受到许多质疑和批判，甚至好多学者试图推翻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成立。因此这本书的价值受到了挑战：经典如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其“正确性”，那么还能算为经典吗？且不论这其中的研究者有几人不是赶时髦，而是正儿八经地读过此书、了解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单就社会科学乃至一切科学研究的目的——去发现各种现象，去建立理论假设来描述和解释这个世界；在了解各种因果规律之后，甚至可以对世界进行一些干预使其良性发展——而言，这本书就是当之无愧的经典。遗憾的是，这个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被传播学者借用来奉为圭皋，却为最初的受益者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们所抛弃和遗忘。也许在许多大是大非的研究课题面前，沉默的螺旋以战争宣传为宏旨的研究目的不够大气上档次，但在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史上，该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依然可圈可点。希望这本书在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更多社会科学学者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愿这一理论在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闪耀永恒的光芒。

教材里的概念和原著的差别 ——一点读后感

　　“沉默的螺旋”是一个在传播学里非常知名的假说，指的是优势意见占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消失，并且“缄口不言”（P5）然而，阅读了诺依曼的原著之后，才了解这个理论不仅仅是研究传播现象那么简单。　　诺依曼的研究背景是源于德国60年代的大选中的“最后一分钟动摇者”现象，采用定量研究和文献检索法，沉默的螺旋理论假设有三个，分别是H1人们能够检验到意见气候，H2愿意说服和被迫沉默；H3孤立恐惧，定量研究主要采用控制实验法(坐火车)和问卷调查（民意调查），而文献检索方法则类似于内容分析，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各个角度的文献中检索“舆论”、“公共意见”等词语，来探讨公众舆论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历史变化。　　由于“沉默的螺旋”的源起同大众传播和政治大选紧密相关，许多人将它归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中，实际上，在副标题“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就已经指出，这个假说最后的落脚点是在社会学上，它的核心是研究、正视人的社会性，着重于意见气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判定意见气候，是“大声呼喊”还是“保持沉默”。

新媒体环境下的沉默螺旋

【摘要】沉默的螺旋理论由诺尔诺依曼女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得出的，然而她不会料到，仅仅三十多年间，网络与新媒体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对人类的诸多社会活动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基于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模式而得出的沉默螺旋理论是否仍然适用？如果适用又有了怎样的“变异”？在本文我将就个体的恐惧孤立的动因是否仍然存在甚至加强，群体压力是否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不同观点是否能够更充分的表达，新媒体环境下的沉默螺旋与大众传媒下的沉默螺旋有何不同这几个方面来简述一下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沉默螺旋的变化。【正文】“沉默的螺旋”概念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1974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1980 年她在出版的《沉默的螺旋》一书中又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总结。简言之，所谓沉默螺旋就是当人们在面对形成气候的他人的意见与自己的相左时，会出于本能的迫于群体压力而害怕自己会因为意见与他人不合而被孤立，所以采取沉默或者改变自己意见的方式来寻求与他人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意见的公开表达和沉默的扩散渐渐形成螺旋。因此，若形成沉默的螺旋必须有这样几个主要的前提：1) 人们会因为背离社会而被孤立，人们恐惧这种孤立，这是沉默螺旋形成的动因；2) “人们愿意可以打成一片，以便得到他人的承认”○1；3) 群体的压力加重了人们对被孤立的恐惧；4) 人们会不断感知社会的意见气候；5) 大众传媒会成为人们感知意见气候的主要来源。但是诺尔诺依曼主要是基于她所处的那个年代而提出的这些前提，她不会料到，据她提出沉默螺旋仅仅过去三十年，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对世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新媒体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便捷的一个表达个人意见和感知他人意见的平台，并且这个平台随着手机新媒体的普及也变得越来越简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发表和感知意见。这已不再是诺尔诺依曼提出观点时人们只有狭窄的沟通渠道和获取信息的渠道的环境了，如今的意见气候与人更息息相关、形影不离，这样的环境无疑会加剧沉默的螺旋。一、 公共意见因新媒体而更易产生，其所带来的舆论压力也更强沉默的螺旋理论树立的重要支撑就是因为人们会对自身被孤立而产生恐惧，这是源于在社会中形成的公共意见带给个体的压力，“公共意见作为共同生活团体的伦理道德的守护者表现得非常成功，而在卢梭看来，另一方面，公共意见对个体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个体出于被孤立思维恐惧而如此将公共意见尊为道德伦理的守护人，以使自己不至于被丢弃与非难之下。”○2如今这种公共意见会随着平等而得到加强，舆论的力量也会因此而强化。平等成为公共意见中的支配性因素，托克维尔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因为“公民之间越是平等和相似，人们盲目地相信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意愿就越小”○3，所以人们会相信群众自己，人们不会轻信其他意见，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就是天然正确。而当下的网络新媒体环境恰恰就造就了人与人的“平等与相似”，发表意见的门槛更低，任何人只要拥有简单的操作技巧就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只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就能形成为公共意见。在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就如同托克维尔口中的“贵族”，受众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那些“具有卓尔不群的判断力”○2的大众传媒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并且大众传媒也会天然地认为，大众不是一贯正确的，然而如今这个“贵族”的地位已经被危及，原来作为受众的人们的观点有了更广的传播范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因此人们会对新媒体中形成的公共意见无比信任，比大众传媒带给人的意见更值得相信，这种有着更广泛“群众基础”的公共意见一旦形成，如果再去反对，那便只能像待宰的羔羊一般无条件承受它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同时，新媒体与人形影不离的特点更是让人无时无刻不感知着周围的一切。新媒体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缩小了人与人所处的环境，我们发送的每一条朋友圈或者微博，都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或者思想的写照，人们可以根据你所发的朋友圈来了解你的生活，了解你的职业、年龄、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人与人几乎是赤诚相待。我们带着的手机，就是无数人的生活，手机与我们形影不离、息息相关就可以换算成微信好友、微博中关注的人的生活与我们形影不离、息息相关。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的观点有了更广的受众，我们的观点更容易被更多的人感知，因此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但是又联系极其紧密的非洲草原的部落。在一个非洲草原上的部落中，人与人因为共同生活而互相了解，大家的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个体若与部落不合也更容易遭到孤立。因此，倘若一个人在不经意间（实际上新媒体环境下客观上也使“持异端论者”更容易暴露）流露出与社会大多数人不相同的观点，他毫无藏身之地，他会立即暴露，暴露之后“没有人会和他说话，在男人的机会中也没有留给他位置”○4，他会遭受更广泛的口诛笔伐。更多的人拥挤入一个更小的空间中，这就会加剧公共意见对人的舆论压力。二、 个体在新媒体环境下会更加害怕被孤立如上文所述，新媒体的环境下人与人的平等和人与人距离的紧密使得舆论带给人的压力增大。这就加重那些与大家意见不一致的人的被孤立感，如果他并不选择坚持己见，那么下次他则会选择沉默或者更快地倒戈。例如在曹林发表了一篇《雪夜妄评中国各大新闻系毕业生的气质》后，我的朋友圈中基本一边倒地批评曹林，“标签化”“别有目的”“不公正”成为大家批评他的理由，而在我看来，我也承认曹林有这些问题，但是对于这篇文章我却暗自有些认同，而当时那种情形下，我的这种认同也只能是“暗自”，可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另外，新媒体环境下让持主流意见的大多数人有了更多和更简易的方式来使意见不合者感到孤立。例如微信朋友圈的点赞的功能，一个人发出朋友圈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想要表达的话语从而寻求某种支持，而点赞就是得到支持的方式。相反，如果一个人关于一个事件发表的意见的朋友圈没有得到“赞”，无需他人来口诛笔伐，这个人自己就能感知到自己不被认可，自己或已经处于被孤立的境地。其实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预想到自己的这条朋友圈不会被点赞而从一开始就选择沉默，选择不发送这条朋友圈。因此，新媒体的新特性让人们加剧了对孤立的恐惧，与被孤立的可能性，因此而促进沉默的螺旋。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存在，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不再是面对面、即时的接触，因此减少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给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留下了讨论的余地，反而可以促进不同意见的发表。但是那也只是对于一些本身就争议性比较强的问题而言的，对于支持率悬殊的两种观点还是会压制反对者的意见表达。三、 公共意见在新媒体环境下变得不可靠诺尔诺依曼认为大众传媒在公共意见的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大众传媒在传播公共意见的过程中也有着筛选的功能。它可以凭借议程设置和自身的专业素质传播出具有正确导向或者较为客观正确的意见，这起码可以保证让大众所跟随的一个公共意见是个好的没有太多恶劣影响的观点。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大众记者、大众评论员们没有了专业记者、编辑的专业的采编报道，大众记者、大众评论员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向外界传输的是一面之词，而当这种一面之词形成公共意见时又会借新媒体之势对大众产生更为广泛的误导。并且这种有失公正客观的公共意见在新媒体环境下加重，首先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事件的评论者因其不具备专业新闻传播素养而很容易受到来自各方的影响，从而产生判断和言论的偏差，其次，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者们为了引人注目而故意添油加醋，这也会导致后来形成的公共意见的偏差。例如在“李刚事件”中，李启铭见到处理事件的人与其父工作有交集，便上前说了一句“我爸是李刚”，这其实本无可厚非，然而却被传递出了一个飞扬跋扈、拼爹的“官二代”的形象，而最初传递出这个带着愤怒的信息的就是现场的网友，于是传播出这个意见的人会没有抵抗力地调入刻板印象中。由于该事件又和“官二代”联系紧密，传播者为了博人眼球，将事件发展成了典型故事，因此大众也就顺势掉入了刻板印象中，并且对李启铭进行了先入为主地预判。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体环境中形成的公共意见构造了一个与实际更不相符的虚拟世界，并且在在沉默螺旋的作用下让大众信以为真，让这一切变成了“事实”，绑架法律、绑架人的判断。因此公共意见的流通没有了过滤网，带着杂质的公共意见被扩散出去，形成了大众所共同认同的“事实”。并且另一方面，在当下的中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逐渐降低，加之信息的闭塞，人们会对新媒体传输出的信息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好感，因此新媒体传输出的公共意见业更会被相信，也就更容易被想象成“事实”。【引用标注】○1《沉默的螺旋　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４１页○2《沉默的螺旋　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８２页○3《沉默的螺旋　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８７页○4《沉默的螺旋　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００页

要做翻译还是先好好学下中文吧。免得把读者噎死

我是不懂德文的，其实对这书的话题很感兴趣。特地找来看下。好长好长的句子。我就特奇怪，德国人说个话就都是长长的一大段听了半天云里雾里摸不明白要表达什么吗？举个例子该书第32页标题为有关革新派对意见气候的反应较弱的猜测被驳斥里的一句话【第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当人们在被访问过程中改变了他们的投票决定——在选举刚要开始或刚刚结束时提出要将或已将选票投向另一个党派的时候，往往这个被改变的决定并不总是指向于有望获胜的社会民主党，而是偏向于被访问者所属的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后面还一个小注是指在小样本多次访问研究的一系列访问中。看了30多页就看不下去到处都是这样的翻译。看了下译者的简介博士副教授导师什么的头衔一大串，特奇怪还是做传播学的。好好一本书翻译成这样是要怎么传播呢？更得说下这出版社。北大呀你们出版书都没个责任编辑的吗？这译的这么烂看都不要看一下就给出版的吗？现在特想知道这书的编辑是谁？学的什么专业。

毕竟，所谓的真理是否真的是真理，还是只是你我本身或是社会赋予你的幻觉呢？

11月18日开卷，到今天终于读完了这本堪称是近期看的最晦涩艰深的一本书，历时将近一个月。有种穿越沼泽荒漠，想要长出一口气的感觉。言归正传。书名《沉默的螺旋》，主要阐述的是公共舆论的定义、起源、产生、影响以及应用，公共舆论，是一个发展历史并不长的学科，如果称得上学科的话，关于它的定义，学术界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看完本书，我个人的理解是：所谓公共舆论，是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理性接受，并且占据强势地位的一种社会现象。公共舆论之所以形成，并不一定因为它正确，只是它占据了道德或是规则的制高点，为这个世界上占据强势舆论地位的人所接受，因此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公共舆论的产生是可以引导的，这取决于在舆论的形成阶段，哪一方能占据道德或是理性的制高点，并使其得到有效的传播。我想，这就是我党要死死扼住传媒的咽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想要利用媒体影响中国的原因吧。书中说到，如果在舆论中居于弱势的一方因为认为自己处于弱势，害怕因发表观点被孤立而噤声，就会导致持本方观点的势力愈弱而对方愈强，这就相当于构成了沉默的螺旋。而只有足够强大的人，才能在面对可能的被孤立依然保持自己的观点，和主流的舆论作斗争，或是岿然不动。这样的人，如果他所持的观点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那么他应当发挥自己的能力，勇敢的站出来，去引导公共舆论。这也要求引导人对公共舆论具有深刻的认识，了解引导的手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他的根基就是公共舆论，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军政府，如果舆论所向，它对社会就有控制力，反之，就有被颠覆的可能。因此，朝鲜，文革时期的我国，即使在当今看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时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其实是舆论所向，反其道而行之的，才会被颠覆。而文革的结束，也是因为舆论发生了逆转吧。当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改变当时的公共舆论，也许是一个值得深入了解的问题吧。本书最后的后记所讲的，也许是本书中我看的最明白的一部分。评判任何一段时期的社会事件，不应该基于当前，而应该基于当时的价值取向，社会背景，也即当时的公共舆论。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做法，也许在当时不做才是错的。譬如文革。所以，在对文革进行批判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将其归罪于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与当时的公共舆论相抗衡。而如何能够引导社会舆论，则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另外，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希望输出它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也许出发点没错，但是落实到操作层面，因为各个社会的差异，就会出现不同的评判标准，想要强行推广，只会碰壁。另，也许过500年，当人们审视这段历史，会认为西方社会的做法是严重错误的，是否会产生那样的公共舆论，谁又会知道呢？毕竟，所谓的真理是否真的是真理，还是只是你我本身或是社会赋予你的幻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