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我在现场
出版社:八方文化
ISBN:9789814366755
作者:陈加昌
页数:408页
内容概要
1931年新加坡出生。
1950年韩战爆发，加入《中兴日报》。曾任《益世报》及吉隆坡《中国报》记者。
1953年初重返《中兴日报》，出任采访主任。
1955年加入《泛亚通讯社》，先后任驻南越特派员、星马区及东南亚区主任。
1973年创立《泛亚社》日本文政经新闻社。
1985年创办日本文《泛亚时报》双日刊。
1989年－1996年曾任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新闻奖评审委员。
2005年退休。
翻译：
筱崎護著《新加坡沦陷三年半》（1973年）
著作：
《越南：麻烦的邻居》（1979年）、《柬埔寨：预言的祭品》（1980年）、《学日本，看日本：日本第一的虚虚实实》（1982年）
作者简介
陈加昌拥有55年宝贵的采访经验，包括1955年加入《泛亚通讯社》，先后任驻南越特派员、星马区及东南亚区主任，1973年创立《泛亚社》日本文政经新闻社等，自1982年，相隔29年后推出这本新书，《越南,我在现场》。
本书分三个部分：越战历史勾勒，南越名女人陈丽春和滕雪梅，越战新闻报道和记者人物谱。这本《越南，我在现场》的价值在于，它出自南越战场上少见的华人记者之手，拥有无数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包括收录在这本新书近百张照片。
作者之所以能"如数家珍"般写下这几十万字，除了惊人的记忆力，和他坚持写日记，并几乎保存所有资料的习惯有关。从便条、来往信件，到所有发表的报道、录音、照片，各种有关书籍，甚至当年的采访证件，他都完好保留至今。
新加坡前总理公署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及出使八国大使李炯才在序说写道："本书描写战后的印支风云，吴廷琰的兴衰史，吴廷琰和胡志明的关系，南北越如何分裂以及后来的摩擦；以及越南与柬埔寨、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关系。是一本凡对越南近代史有兴趣者难得的参考书。"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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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屆耄耋之年的陳加昌先生，被《亞洲週刊》稱為“新加坡第一位戰地記者”，親歷了越戰的全過程，前後長達二三十年。他把風華正茂的青春，全都留在了二戰結束之後風雲變色的中南半島。 大半個世紀之前，這個年輕人只是夢想要接近美艷動人的電影女明星而當上記者，命運卻讓他這條路走得九死一生，留下了大量彌足珍貴的新聞報道與照片——正如本書封底上的簡介，“陳加昌生命之花，就開在硝煙的越南。”但是他從沒後悔，戰地記者的職業生涯儘管讓他和“影視追星族”的初衷越來越遠，卻讓他和越南“第一夫人”陳麗春結為好友。若是和曾經的越南“第一夫人”對越南、乃至整個中南半島的影響力相比，幾乎所有的女明星都會黯然失色。如此說來，記者的身份又讓陳加昌接近了整個越南近一個世紀以來最美艷動人的“女明星”，即便回顧起年輕時的幼稚念頭，亦算無憾。 最初聽聞《越南，我在現場》這本書，再加上副標題的“一個戰地記者的回憶”，我原以為這是一本對越戰的紀實文學，裡面大抵就是按照時間順序輯錄的多篇新聞特寫，從越盟和法國的法越戰爭、決定性的奠邊府戰役，到劃分南北越的日內瓦會議，再到美國接手南越後扶植吳廷琰政權，緊接著南越和越共統治的北越爆發越戰，然後南越走馬燈一樣的軍事政變，最後南越戰敗，美國撤軍，南北越統一，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 然而，本書的編輯陳文威先生在“編者按”中的描述完全推翻了我的固有印象，他提到了陳加昌先生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最後賦了一闋《望春歸》，其中的一句“年華逝水，山河依舊”，真教人感慨萬千。我便曉得，陳加昌先生寫這本書，並無要對眾說紛紜的越南戰爭作蓋棺定論的野心，也許他只是憶起多年未見的舊同事、採訪過的老朋友，其中有很多都已作古，便縱有千言萬語，更與何人訴說？於是他把這些還未消褪的舊事和故人寫下來，如同一個坐在籐椅上的老人，對著滿堂兒孫，一邊搖晃著蒲扇，一邊慢悠悠地講：“想當年啊，我還到過南越的‘獨立宮’作客。” 從《越南，我在現場》裡面，我並沒有找到一些很“硬”的歷史材料，相反，從前我們在教科書上以及國內關於越戰的出版物上所瞭解到的那些刻板而僵化的面孔，在這本書裡卻“軟”了起來，不論是南越的吳廷琰家族，還是越共的間諜范春安、範玉草，抑或軍政府的楊文明、阮慶、阮高祺、阮文紹，還是被認為是“紅顏禍水”的陳麗春、滕雪梅，每一個都很鮮活，人情味十足。 譬如空軍總司令阮高祺和空姐滕雪梅的一段情，就有幾分演義小說的浪漫。自從在越南航空的晚會上遇見滕雪梅，已有一位法國籍夫人的阮高祺便日夜窮追，並花了大把金錢搞離婚。平日威風凜凜的軍隊大佬，從此每天開吉普車到新山一國際機場等候滕雪梅的航班回來。他跟越航的董事長說：“你若不放人，我會將你的每一架客機打下來。”直到南越變天，他們匆匆逃難，流亡美國。二十年的烽火歲月，最後還是以琴瑟失調而離婚收場。陳加昌後來重回越南，探訪了認識多年的滕雪梅，此時她的身份已經成為法式咖啡糕點和越式牛肉湯粉飲食店的老闆娘，店取名“Phota”。她告訴陳加昌，下一步計劃是在新加坡和上海設分店（可惜我查了很久也沒有查到究竟滕雪梅的店在上海的哪個地方）。同一時間，阮高祺搖身一變，成為多個跨國企業的顧問。曾經的英雄美人，如今各自經營著自己的事業，掐指一算，西貢陷落不過四十年前，卻恍如隔世。 出於對“美帝”的意識形態對我矛盾立場，國內提到南越政權，極盡諷刺奚落。單是對總統Ngô Đình Diệm名字的翻譯，就故意選用了妖媚古怪的“吳庭艷”，而非其他華文地區通用的“吳廷琰”。而其弟婦陳麗春（由於吳廷琰終身未婚，陳麗春實質上扮演了“第一夫人”的角色）更是劣評如潮，對反政府僧侶自焚事件的一句“為看到和尚烤肉的好戲而鼓掌”（clap hands at seeing another monk barbecue show）讓她千夫所指。 在陳加昌的印象中，吳廷琰一生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治國理事脫不了“聖君賢相”的家長式作風，雖受美國扶持，但是固執地堅持以封建倫理價值觀管治，以至於對內和人民無法打成一片，對外取悅不了事事講求“自由民主”的美國政府。若吳廷琰為凡人，必是良師益友，可惜在政局中，最終不敵總是穿著對襟中山裝、幾縷仙風道骨的鬍子、手持木杖——以俠客形象行走江湖，必要時卻“寧教我負天下人”的胡志明，以致滿盤皆輸，死於非命。 陳加昌和有“惡龍夫人”之名的陳麗春曾在獨立宮的網球場邊談了足足兩個半小時，還得到了絕無僅有的簽名照留念，可算是滿足了小粉絲的各種心願。初次遇見陳麗春，陳加昌便覺得“驚鴻一瞥”。雖有傾國傾城之貌，這位“第一夫人”卻屬於“明明可以靠臉蛋吃飯，卻還是那麼努力”的一類人，她致力於爭取婦女權益，在國會提出《家庭法》，禁止一夫多妻、通姦、墮胎、避孕等。但她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便是權力欲太強，以及過於爽直的口不擇言。她常常因受不了外間報章的言語挑釁，用流暢的英語、法語引經據典地給以反駁，就免不了要言多必失。 為了誘使陳麗春說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語言，西方記者很喜歡去故意刺激她的情緒，因為陳麗春的發言永遠都不枯燥，能吸引讀者眼球。與其說陳麗春是一個新聞人物，不如說新聞界自編自導了與這個名女人有關的一則則新聞。至於上文提到的“和尚烤肉”論，陳加昌認為，完全不像他所認識的陳麗春所會說的話，想必是在情緒極度失控的情況下才會這樣說的。然而正是這句話，徹底點燃了蔓延全國的反政府活動，新聞媒體在吳廷琰政權倒臺的過程中扮演了導火索的角色。 說到此處，我必須要提到這本書的一個重要內容——探討新聞工作者在越戰中所起到的作用。雖然這本書清晰地劃分成三個部分，一是關於越戰的瑣憶，二是和陳麗春、滕雪梅兩大名女人的交往，三才是懷念一起工作過的新聞界同僚，但是針對媒體對待事件、對待政治人物的手法，卻是貫穿始終地進行反思。 有一種說法認為，對美國來說，越戰並非亡於越共，而是亡於自家的媒體。因為美國國內媒體不斷從前線發回戰地實況，一方面讓美國人每天耳聞目睹同胞戰死的慘狀，一方面站在中立的角度宣揚反戰，致使美國國內對越戰的態度越來越消極，軍隊的士氣也不斷墮落。這在越共那一邊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越共有嚴格的新聞控制，所有媒體必須是政府喉舌，為“抗美戰爭”搖旗吶喊，大力鼓吹保家衛國。此消彼長之下，戰爭的天平便向越共發生了傾斜。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攝影師艾狄·亞當斯，拍下了南越員警總長阮玉鸞在西貢街頭槍決越共的照片，也因此獲普利策獎。這張照片在世界範圍引發了對吳廷琰政府的大規模抨擊，令支持他的美國尷尬不已。照片中的主角阮玉鸞更為此背上“屠夫”之名，七年後南越戰敗，他遠走加拿大卻被拒絕收留，只能跑到美國當難民，經營一家小餡餅店，直到2005年病逝。然而背後的事實是，這被擊斃的越共剛殺死了一個南越警察，並殘忍地用匕首刺死了員警妻子和三個孩子，被殺的一家人恰好是阮玉鸞的朋友。多年後，艾狄·亞當斯知道了這個真相，後半生過得很內疚，“阮玉鸞為此終身聲名狼藉，實在很不公平。” 越共兩大間諜“二范”之一的范春安，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擔負起媒體人在越戰中的責任。他曾留學美國，攻讀新聞系。於是，他順理成章地以一個記者的身份重返越南，並通過職務之便搜集大量南越情報。他的誠懇、謙遜、專業、努力在同行中享有盛譽，沒有引起任何人的疑心。至於他到底忠於新聞多一點，還是忠於越共多一點，還是終日處於一明一暗的謎樣人生中掙紮，外人不得而知。直到西貢被攻下那一天，他顫顫驚驚地“跳反”，生怕被越共之中不明真相的人當成“外國勢力”而殺死，直到同年年底，他以北越軍官的身份亮相，並接受軍功章，身份才大白天下。與之共事過的西方記者很詫異，不願相信這是真的，卻沒有人責怪他，很多人都說：“如果我是他的處境，也會這麼做。”這是他的不幸，無間道的身份讓他始終不被重用；這也是他的幸運，他在新聞界的地位是得到全世界記者所認可的。 可以看到，西方記者在從事這個職業的時候，把新聞倫理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跨越了國籍，也高於自己的生命。大約有幾十位戰地記者犧牲在越戰期間（死在鄰國柬埔寨的人則更多，因為紅色高棉對外國記者實行血腥政策），大多是飛機失事、炮火擊斃、誤中地雷等等，然而戰火綿延的二三十年間，記者還是前赴後繼地來到這裡，其中有不少是日本記者，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日本領事館幾乎不給他們提供什麼幫助，而他們卻全情投入到這場本該和他們毫無關係的戰爭之中。而在他們心中，最風騷的滿足感，也許僅僅來自每次報道開頭對著鏡頭說的那句“我在現場”（I was there）。 看完了全本《越南，我在現場》，我在想，如果在完成新聞學碩士學位課程的時候讀到這本書，我是否也會因此讓當初的新聞理想堅持下去呢？ 前幾天，香港特首梁振英被記者問到是否會在一月下臺，他惱羞成怒地來了一句“香港傳媒造謠成性”。這是一個極具挑釁的回答。在這本書的最後幾個章節，作者舉了不少媒體和政府交惡的例子，其中只有美國大使館指責日本《每日新聞》的記者大森實報道失衡、美化越共（實質上是以“解放陣線”之類中性詞語代替“共產勢力”這種感情色彩強烈的用語），甚至懷疑媒體內有共黨時，其言辭的嚴厲程度可以和梁振英相比。即便素來和媒體不睦的陳麗春也只會對記者抱怨幾句“我說什麼到最後也會變成詭辯”，其心胸之寬廣遠非梁振英之流可以相比的。由此可見，香港新聞界要面對的環境之嚴峻，堂堂的政府高官竟然把和傳媒的關係，等同於南越和北越的敵對關係。 念及此處，我自問無法在這樣的土壤中依然如陳加昌先生一般，對新聞事業總是熱情洋溢。我很喜歡他在書中對“卡甸那電台”的描寫，充滿了媒體人苦中作樂的情懷。話說西貢的卡甸那街，建有“皇后酒店”、“帆船酒店”和“大陸酒店”三座充滿殖民地風情的酒店，因此名流雲集，熱鬧非凡。在吳廷琰政權時代，1960年曾有一次流產的政變，此後新聞輿論被嚴格控制。記者們便聚會在“卡甸那街”一帶的酒店、酒廊、咖啡廳，相互打聽小道消息，其中真實的猛料少之又少，絕大多數都是以訛傳訛的假新聞。久而久之，這裡成了一個專門廣播謠言的“卡甸那電台”。 如今的卡甸那街想必和南越變天之前一般的車水馬龍、燈紅酒綠，此刻卻沒有了交頭接耳的戰地記者和滿天飛的八卦。我們無法想像，假如沒有媒體，越戰最終走向何方，倘若重臨卡甸那街，只能靜靜地憑吊那個炮火紛飛卻讓戰地記者熱血澎湃的年代。 原文發表在公共號“失物之書”（thebookoflostthings），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