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书评

我们为甚么要读书?

我们为甚么要读书？有此一问不是因为我知道，更多是基于我不明白。我们生活中可选择的有那么多，可读报、可上网、可看电视、可玩摄影、乐器，可远足旅行。没书读的日子里，我们依然可以透过其他文娱康乐活动让我们增广见闻，那么，书为何不可不读？而所谓的“读书明理”，究竟明的是甚么“理”？不读书的人是在发晦气吗？未必。“无书可读”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像学富五车的钱钟书，读大学时已被号称“横扫清华图书馆”，读书破万卷。他的房间里据说只有工具书，对于朋友的赠书，他都拿去当废纸卖。他的学问修为不单止是“学贯中西”，简直是“以中贯西”(北大教授孔庆东语)，试问市面上还有甚么好书可以入他的“钱眼”？同样厉害的张五常也在公开场合大言不惭地感叹：“无书可读。”这位在诺贝尔奖中理应有一席之地的老顽童，谁不屈膝臣服在他著作等身的经济论文下，而去质疑他的“无书可读论”？反正现在书越出越多，指引我们该读甚么书的大师却越来越少，埋首在书中又难免痛苦孤独，不读书的人为何会被视为可悲可怜、自甘堕落呢？而爱读书的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读书心态？在《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一书中，梁文道采访了十五个有想法的读书人，这十五个人之间生活上基本没有太多的交集，然而，连结他们生命里不可少缺的那部份枢纽正是“爱读书”。因为“爱读书”，诗人陈智德喜欢有事没事都去逛旧书店，去淘旧书只为想知多一点点想法，“研究文史哲的人并没有甚么仪器辅助，书就是田野，书就是现场。我们靠着旧书来认识历史，旧书是文史哲知识的载体”此外，“当你读原版书时，你会觉得那就是当时的作者或读者所看见的模样，彷佛重返作者新书发布时的面貌”（Ｐ８０） 。这是一个快餐的时代，书作为“制成品”从选题到发货也许不过是两三日的事。明星突发的离逝，大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并发，总之，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事件就可以催生出一系列的“新书”上架。试问整个社会中，能有像陈智德这样务实，乐于在旧书堆中发现“珍品”后沾沾自喜的人又有多少？随着书籍的总量在无限扩张，读书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连中小学生都开始不断写书充斥市场，搜索一本“好书”便犹如大海捞针。畅销书倒是越来越多，但畅销书不乏注水的，书中一个显浅易明的道理非要用上两三百页去加以诠释，即便占了整个市场图书销售的一半份额，但挤掉“水份”还剩多少教条可值得一读？黎智英的读书深得其实值得介绍。我们也许意想不到这个代表着《壹周刊》和《苹果日报》八挂文化的鼻祖会与“爱读书”有何关系，但是，黎智英的确有自己的每日阅读计划，而且，还成立了一个网上的读书会，让世界各地有识之士的朋友推介他看那些外国大师级的作品。回到为甚么要读书的问题上，我渐渐觉得读书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在社会上普遍认同读书代表有文化、自我增值，不被淘汰的意识形态下，读书不再是个人的修为，而是“循规蹈矩”的任务，带着“职业性”的本能去读书，书本顿时成了达成目标的工具，“读书明理”的真正意义甚至逐渐被扭曲。拥有多重文化人身份的詹宏志教我们对读书的态度要学会宽容，“有些人没有能力读比较好的书，那是一个不幸，如果他告诉你说他只能读言情小说，你不能说我们今天堕落了一点。因为大部分读书的行为本身已经隐藏了改良自己的动机在里面，读书绝对不是一个人最能够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径。”（Ｐ６９）由此可见，当我们重新把一本书捧在手中反复阅读时，我们已经具备经营自己、梳理自己想法的条件。追问自己读书的问题越多，反思自己该读甚么书越多，关于读书意义的答案越显而易见。有独立思考的人不一定要读书，但多读好书一定可以培养我们成为更易独立思考的人。那么，书店里琳琅满目中哪些才是“好书”？还是让我们回到为甚么要读书的问题上再仔细推敲，耐心发掘吧！

屁屁虹的私人书摘

P13:有的作家好在哪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董桥）P18：一个作家不能有居心，一个作家跟一个人一样，你必须坦荡荡，你必须没有任何居心。（董桥）P20：这些民国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来，因为中国不能这样断掉。因为他们是比现代的中国人更有价值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董桥）P24：好在他性格里有种天真的乐观，画一幅堆了上千个古装小人的故宫鸟瞰图，还有兴致把自己也放进去（穿着现代服装的他正在宫里的一条小胡同里踢球，旁边则画了一个教训他不守规矩的太监。这个细节基要用放大镜才看得见）。（梁文道形容赵广超）P32：只要是在同一个主题下，谁抢到别人较多时间的，谁就比较有创意。观者乐于花时间在你的创作上，乐于让你去偷他的时间，你的作品就有创意。（赵广超）P69：因为大部分读书的行为本身已经隐藏了改良自己的动机在里面，读书绝对不是一个人最能够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径。（詹宏志）P92：总觉得许多人的发言空有姿态没有内容，就像漫画吐出的一圈圈空白云语。（荣念曾）P144：托尔斯泰认为一篇长篇小说应该在开首第一页就要释放一束光线，这种光能牵动小说的前半部分。至于最后一页也必须有一束光线，那道光线能牵动小说的下半部分。然后让两束光线相遇。因此最主要的东西都要让它出现在第一页，产生那种创作的冲动。也就是说，第一句话就该接近故事的中心。（哈金）P145：因为写作不是短跑，所谓才华只是能跑而已；但写作是要跑得远，跑得久，需要有耐力。（哈金）P147：寻找这个世界中心最高的程度。P154：我们把国家当成唯一的信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信仰，国家经常成为我们唯一的、完全的。最后就把国家神话化了。P160：我找小吃已经是为了要找到台湾人的可爱，或者找到台湾人供给别人的安全。（舒国治）P167：你要训练出看得懂这个世界的一双眼，你就看得出除了鳗鱼饭，其他东西不用非得要吃。（舒国治）

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

（导）“香港文化教父”、“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牛棚书院”发起人、电台总监、各种NGO的代言人、在大陆多家媒体开设专栏的时评家……梁文道的头衔太多了，“36岁的他，经历比63岁还要丰富”，强悍的是，他都干得不错。日前，《晨报周刊》在东莞对话参加“文化周末大讲坛”的梁文道。（主）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文|袁复生 图|CFP从东莞回来快半个月了，我还在琢磨，梁文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记得他抽烟，用烟斗，倒不是因为烟斗够酷，而是“买盒装的比较贵，抽烟丝算起来便宜一些”。但他不喝酒，因为这两年学佛，不碰那些“扰乱神志”的东西。他也和很多香港文人一样，具有很丰富的外文阅读经验，他服膺的是英国的批评家幽默、刻薄但也不失绅士风度的做派。我不想用“土”或“洋”来界定他的“牛棚书院”或者对欧美图书和观点的评论、译介；也不想用“专家”“杂家”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他跨界做的一切。从我跟梁文道一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不需要对他进行过多的定义和解释，他就是那样，自然成了那样。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贩卖新鲜的、好玩的、常识的、常理的，一个普通人所需要的一些观点或材料。我们觉得他奇怪，不过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画地为牢得太久，陷入了“让XX去读XX，让我们去读XX”的困境。至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作为掌握了话语权的批评者，对自己的警醒，他说自己很忙，因为“香港文化人总有一种难民心态”，“这里面也许有一种自大的情绪，就是说很多事情非我做不可”。他也不忌讳说起自己的错误和自我完善。确实，阅读就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的行为。()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晨报周刊：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用两个词去批评别人，那就是“粪青”和“脑残”。你的主业，就是批评工作，那么在你的文章中，是否会出现这两个词？梁文道：几乎没出现过，像我们日常聊天，可能会用到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今天仿佛我们一说就知道怎么回事。但在为什么在文章里，我不大喜欢用这两个词呢？第一，我不太喜欢去指责别人，更不喜欢指责一种群体，更更不喜欢用这样的词去指责别人；第二，这两个词我觉得很不精确，它有侮辱别人的效果，但不能很精确地去把握一些现象，或者把握你想描述的那些群体。晨报周刊：那么，在表达的克制与对别人尖锐的批评之间，在你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平衡？梁文道：我当然完全意识到这是我们当下的一种风气。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名实脱离”的国家，充满着虚伪。所以我们喜欢强调一个人讲真话，今天下午在论坛上就有观众跟我说喜欢我讲真话，但其实我是和讲真话有距离的。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因为“讲真话”这三个字，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因为相对于我们习惯的虚伪，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虚伪制度化的时候，“讲真话”就代表了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东西，所以就带着一种情绪的倾向，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讲真话的人呢？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认为这就是一种讲真话的，讲到了极致。但讲真话就一定要用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孔的方法，声泪俱下地去表达的一些东西吗？讲真话也可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来讲，平时不说谎就是讲真话了。晨报周刊：但好像现在吸引人的逻辑就是越偏激，越猛才有效，评论中一定要“酷评”，现实中也是如此，比如阎崇年被掌掴，那个批评他的人的声音才发出来了。梁文道：这就是我们下午讲的，这是一种时代病，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就像很多人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讲话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我们出现那么多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荒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这样，别人听不到。我深感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但我不能这样做的理由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刚开始做“开卷八分钟”的时候，凤凰里面的一些高层跟我说，这个节目必须发明一些句子，梁文道说是好书就是好书，他说这本书是垃圾就是垃圾，扔掉。但我做不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这样才有性格，如果一个人永远很温和，就不能叫有性格了。我觉得这样不是在“说真话”，我不是这样一个人。（）我前段时间骂谢亚龙，比黄健翔在解说世界杯那次失控要糟糕晨报周刊：但你前不久，还在电视里骂谢亚龙是“王八蛋”。这是个意外吗？梁文道：这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我平时都不骂人的，甚至是粗话都很少讲。但那一次为什么骂人呢？平时我们在骂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之前，一般会留时间去思考，去过滤，去感受。但每次在碰到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人会变得特别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由自主，整个人的节奏会跟着比赛的那种状态走了。当我整个人进入那种状态，突然毫无来由听到谢亚龙说他怎么教训中国女足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抑不住自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对不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骂人很糟糕，所以后来我就道歉了。后来也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多骂一下，炒作一下，但这是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呀。晨报周刊：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黄健翔在世界杯失控的那一幕，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黄健翔那样也是不妥的吗？梁文道：那不一样。他没有骂人，没有侮辱人，顶多我们说他作为一个足球评论员，那样做不客观。我们觉得稍微有点不好，他应该两边都不偏帮。但作为一个球迷，我太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我完全能够谅解，甚至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没有骂人，他比我要好。（）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他们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所以没有敌人晨报周刊：从你的道歉和后悔来看，你这样的性格，应该也是有后天的一个完善的过程。那么，在你的自我完善中，有没有一些榜样或者模范？梁文道：其实你去看胡适就知道了。我在台湾的年代，是读不到鲁迅的，我们都要读胡适的书。乃至于我后来到了香港，读到鲁迅，很兴奋，但是我就是学不了他，学得不像。当我年纪越大，我发现自己还是仍然喜欢胡适那样子，就是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来讲道理，好好说，不需要处于敌我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第二个源头，是我在香港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散文或评论，他们很幽默的，我在香港读了很多英国人写的书，英国人是很幽默的，尖酸刻薄的时候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态度很特别。我刚到香港时，英文不好，为了学英文看电视，偶尔看到转播英国国会辩论：国会议员挤在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骂人的时候也很狠，甚至泼辣，但是，他们会礼貌地称“我们的首相先生”，他要把你痛骂一顿，但是他还是会礼貌地称你为“先生”，称先生的意思是我批评你，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不侮辱你这个人。你工党，我保守党，我们可以吵架，可以骂得不可开交，但是出去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那种格调我很喜欢，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搞得那么尖锐的矛盾。你说自我完善，的确是的。晨报周刊：具体从写作上来说呢，过程是怎样的？梁文道：我刚出道写评论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喜欢和别人打笔仗，我也是很火辣的。但我后来发现，那不是我想要自己的样子，我为什么要写负面的评论，批评这个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敌人啊。那我突然间领悟到，我不应该有敌人的。最后这两年学佛，我更加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这回事。举个例子，你看缅甸，那些和尚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喊口号，他们在念经，像和平地在散布一样，没有愤怒地举标语。你说出家人不应该关心世事。这些僧侣为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很特别，为什么要对抗一个集权，或者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呢？第一这个制度让众生受苦，对不对。第二，它使得老百姓会生起仇恨之心，佛教里叫“嗔心”，而嗔心是不好的嘛，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开悟的。我们要对抗这个制度，是为了让大家不起嗔心，你也就不能用嗔心对付他。而且这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你的敌人，相反也很可怜，他们通过这个不公平的制度获得利益，但他们很恐惧，害怕失去，这叫“贪”。所以说一套不完美不公平极端不正义的甚至是暴政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的。因此，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对于居上位和下位的人同时慈悲，所以你没有敌人。我们现在骂那些官员“狼心狗肺”，其实他们确实很可怜，从慈悲心的角度去看那些无良的商人，他们不仅害了别人，也是害了自己的。（）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晨报周刊：你说自己都是在写常识而已，怎么看“而已”这个姿态？梁文道：可以说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讲常识，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也觉得常识很重要。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常理跟常识太重要了。就像喝奶，你不会想到他会下毒，因为这是常理，难道一个企业不在牛奶下毒，就算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吗？这不叫尽责，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晨报周刊：你选择评论的这些书，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梁文道：书话的写作中，我希望写得有趣一些，有趣有几个意思，首先我的写作本身，是能让读者轻松阅读的，其次话题要契合当下，比如说那几天大家关注金融风暴，我就会讲和他相关的书。我的目的是让大家觉得书离自己并不远。我在电台和电视台里各开了一档读书节目，现在还办一份免费的读书杂志(《读书好》)，每月免费发行七万多份，主要是为了让一些平日不看书的学生、市民有机会接触到书，让他们意识到原来书是很有趣的，让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书，那些都比我写得好多了，你可能一下子接触不到，我给他们搭一个梯子。（李傻傻，朝北对本文亦有贡献）图说：梁文道。《读者：梁文道书话Ⅱ》 梁文道 著（香港）上书局 2008年7月 定价：HK$89

读任何一本书都是为了改变自己——詹宏志

喜欢看道长的访问，问的问题有他自己的角度和探入点，足够引起兴趣却又不会过于夸张出位。当然这也是因为道长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值得访问的对象，经验有余的他做一个访问者，应该也是擅长的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一个环节罢了吧。应该也是因为这样，这本书处处溢着这种游刃有余的味道，读来顺得不得了，没有一点勉强的感觉。个人读来印象最深的是访问香港“全能文人”詹宏志的那篇访问。“天赋异禀”这种事对凡人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看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忆自己读书的历程、动机、想法和感受。单说上大学之后，我一切的阅读有着或有过种种原因：凭兴趣看书、为装X看书、为攀比看书、因焦虑看书……现在踉跄了将近两年，通透地思考过数次多时，认清自己并对一些想法删繁就简之后，除了兴趣、见闻和思考，我不再为别的看书。因为出于性格的兴趣爱好，所以探求该方面的知识；因为生活的圈围太小，所以寻求见闻，以让眼光望出狭小的生活世界、让心灵活出广阔的思想疆域；因为想知道重要的自己和自然、社会，和同样很重要的别人之间有怎样的鸿沟、间隙，或是火花、默契，所以渴求对自我以外的的了解，能够有对自己对他人的思考。这些是我匆匆总结的几点读书的理由。暂时想不到别的。而詹宏志说，读任何一本书都是为了改变自己。首先我是对他读书的能力羡慕不已的（别说我，连上全的道长都有恕己望尘莫及之意），因为他只要读，就能懂，就能改变。不仅改变成他想要的样子，而且是改变成任何他想去的地方都能接受的样子。我想起自己，即使想改变，却总是被自己阻挠。是不是要放精力在发掘一下这种一读就懂的潜力上？（事实上我有，通过心理暗示...= =）但是仔细思考就发现这个方向是不太对的。人应该注意的从来就不是一味追求天赋。即使没有那么强大的天赋，难道就代表不可能达到自己想要到达的高度？当然不是。所以没有天赋无所谓的，有所谓的是你愿不愿意改变，以及如果想要改变的话愿不愿意倾尽所有去努力。顶多，不那么贪心，不寻求那么多改变，但是在那个一生一刻的机会来临时，一定一定，紧紧把握。金玉良言：生了小孩的话，越早让他阅读越好。而且最好是表面上没啥让他读的背地里偷偷放一大堆旧书刊给他自己找到，跑去如饥似渴。因为据詹和道长这两个读书神的回忆，他们俩都是小时候没什么可读的只好跑去啃旧报纸，一个读来了和什么书都能融为一体的超能力；后一个读成了可以比长他几辈的人更了解人家以前亲历的故事的“非正常读者”。由此可见，阅读这小事儿，真的是要从娃娃抓起啊。

盗版书

梁文道的书一般我是不会买盗版的，但是好像这本书还没见到正版的，错别字很多，必须拿个笔看，不停地改错字，像个小学老师。只抄抄序里的两段话：“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观赏CEO对话之类的节目，难道他们不觉得那些人说的东西都很相似吗？连最近垮下来的方式都很相似”“我不得不评论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种访谈文体，在那种文体里面，采访者几乎比受访者还重要，他的目光无处不在，他的感想接连不断：从对方点什么饮料开始，一直到某个最细微最不可察觉的小动作，全都逃不出作者的法眼。在这种文体里头，探访者成了作者，总是毫不厌倦地要注意他多聪明，他的文笔又多绚丽。因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采访的人就是一篇散文或小说里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