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8
ISBN:9787540233037
作者:黄孝阳
页数:267页
内容概要
黄孝阳，男，1974年生，一个“文字可卡因”成瘾者。时常感觉到皮肤下面有许多昆虫在上下爬行。为了释放这些“被困的昆虫”，总是在不断地写，而若尝试戒断，便马上出现心律不齐、呕吐、失眠等症状。38岁前干过N种职业，不断给自己做加减乘除，现在做累了，整日幻想着幂运算（不是杨幂的幂）。发表出版作品多部。异想天开地提出 “量子文学观”。《人间世》入围“凤凰网网友票选2010年度十大好书”。《旅人书》入围2012年凤凰网41周好书榜、新浪10月、11月文学类好书榜，《南方周末》年度文学类致敬图书提名。
书籍目录
第 一 章：初夏
第 二 章：刘宅
第 三 章：茶馆
第 四 章：告状
第 五 章：杨二
第 六 章：人言
第 七 章：观音
第 八 章：变数
第 九 章：分崩
第 十 章：被擒
第十一章：博弈
第十二章：劫材
第十三章：造化
第十四章：私情
第十五章：人心
第十六章：活葬
第十七章：幻觉
第十八章：事实
第十九章：暴乱
第二十章：离别
尾声
跋
作者简介
川地南坪镇，一座荒诞之城，一片乱世群像。这个群像中有国军将领，有特务，有地下党，有袍哥行会，有草寇悍匪，有地痞无赖，包含了民国末年一个江南小镇所能承载的一切诡异存在。各种势力暗流涌动、拼死相争，人性的奸狡、脆弱、狠毒以及摇摆不定在乱世的血腥与荒谬中恣情演绎。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军某部营长刘无果回到家乡四川南坪镇。荣耀回乡的军人刘无果受到乡人热烈欢迎，并痛饮了“壮士魂”。但是很快刘无果就感到了异样：大哥刘无因离奇辞世，死因不明；管家五叔貌似忠心耿耿却形迹可疑；嫂子刘周氏在大哥死后去法院自首却被无罪开释；县府李鸿远、法院王推事都是阴阳怪调、各执一词。
大哥究竟是怎么死的？究竟谁才是幕后真凶？随着一份丁默邨遗下的日伪特务名单浮出水面，刘无果决定彻查疑案，却发现一切愈加扑朔迷离。他想为大哥平冤昭雪，却发现越来越多的无辜者因为他的举动而丧生。刘无果被折磨得敏感多疑、暴躁而脆弱，一张隐形的罪恶之网正向他头顶罩来……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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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看一遍《乱世》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整个的故事，只感觉故事中的人物纷繁复杂，再加上那时候纷乱的历史背景，就感到整本书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大谜团里还有无数小谜团，一个谜团还没解开，另一个谜团又抛了过来，乃至到书的最后，心里那个谜团与答案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纱，看似清楚，实则模糊。没办法，我又接着看了一遍。第二遍看下来，感觉比第一遍清明了许多。虽然有些谜团仍然没有解开，但大多属于作者写作技巧的问题，不存在错误的理解。《乱世》虽然是一篇包涵了玄幻的梦境，荒诞的故事，追求正义的英雄的小说，但总体感觉，这更像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借民国时期的故事，通过书中各个人物的口，表达了自己对时事、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纯粹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谜一样的乱世，谜一样的人生。谜一样的故事。整个故事貌似很简单，就是抗日英雄刘无果回家探亲，意外得知自己的哥哥身亡。是自杀还是谋杀，是死得其所还是死得憋屈？为了查明真相，他四处奔走，打破了小镇早就风潮暗涌的表面的平静。故事扑朔迷离，随着调查的深入，国家大义，个人情感种种纠葛缠绕其中，就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特派员、军营中的抗日英雄、县长、推事、警察、管家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禁烟、新生活运动、审判、暴动、伸冤、赋税、大到国家财政，小道普通百姓生活，各种事件交织在一起，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谜一样的人物。书中的人物都不是单纯的身份，即使那个满腔正义，追求公正公平的刘无果，最后也在矛盾中挣扎，不知道到底要走向哪里。周怜花既是爱国人士又是中统特务还是刘无因有名无实的妻子，王培伟的情人。她爱刘无因却给他下毒，你也很难说到底爱不爱王培伟；那个王培伟，白天是官，晚上是匪，还是刘无果的管家五叔失散多年的儿子；县长李鸿远和刘无因是密友，但他也是袍哥，他到底是想救南坪还是想毁南坪，谁也琢磨不透。甚至书中的小人物五叔和狗子也都不寻常，也都在正常的身份下有另外的身份存在。所以，这些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最后怎样，谁都无法下结论。谜一样的语言。这本书的背景选在民国，书中的人物说话大都半文半白，即使作者本身的语言也是文白夹杂。书中掉书袋的话，如果作者不解释，你很难看出是赞你还是骂你。即使景物描写也是古意盎然，带着时间的沧桑。所以，不管你怎么看这个故事，怎么看故事中的人物。通篇下来，你会觉得世事如谜，人生如谜。人生就像一个谜，我们在猜谜，也在设谜，谜团时时在，处处在，我们且行且珍惜。 -
小说结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环又一环，可是却不是最后一个最小，而是发现还有一组套娃等着你。人物千头万绪，虽然有英雄情节，但又带着荒诞的气质，又有蜀中小镇特有的诡异气氛。不像中国式的小说一样，开始就能猜到结局，结局非常意外，很惊人，喜欢挑战的可以试试。作者对中统、军统下过很大功夫，看完了书，对上个朝代，这两部门也算了解的很多了。作者传统文化研究的很深刻，川剧、古文、佛经、诗词都很懂，引用很多。文中虽然引用的都很自然，大概也能猜出什么意思，但是很较劲的我，还是希望能够细致了解，又是百度，又是查书好几次，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小说节奏感很强，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一边读，一边替抗日英雄操心，每个人物还都是多重身份，看着像好人又不像是好人。就像书里说的，现实不是修禅，众多的人物，像错综复杂的网，把每个人都网住了，包括读者，也深陷其中。扣一星是因为注释太少，结局又太意外了，关键时刻戛然而止。在结局之后跳出来写另外一个故事。。这种叙事结构，小说的安排第一次看，还是很有收获的。 -
陶林 黄孝阳陶林：如同问一只鸡为何要下蛋，尽管很蠢，但千万个读者依然会有千万种这样的好奇，就是追问你写一个东西的动机，为什么要去写。追寻写作动机这件事，其实充满了趣味，我看来包含了作品三分之一的意义在里头。你看，鲁迅这人就特别爱晒自己的动机，为何从文，为何写这篇小说那篇小说，等等，比他的作品本身还要头头是道。我看来，一般人写点啥的动机有两种，一是价值驱动，取悦某人，挣稿费、版税，或者追求艺术史位置，弄清楚一些问题等等；二非价值驱动，弄不清楚一些问题，自我娱乐，纯粹写着玩，乃至泄私愤都可以。而还有一些小说家，在此之外，有别的动机，诸如精神越狱，精神起义或者精神犯罪，往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去。所以，你怀有何种动机，为何想起来写这部读来似乎很遥远的《乱世》？黄孝阳：严格意义上，作品一旦完成，便是天上的星辰，自有其意志与命运，作者与读者都是星空下的“渺小的人”。对写作动机的讨论，属于阐释学。它有利于重新建立起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赋予作者“神之子”的意味。写作动机就跟被刨掉的木头碎片一样，属于广义文本的一部分，是所谓的“因”。“因”与“果”的连接会满足许多廉价的好奇心。事实上，如果把作者比喻成母亲，把作品比喻成孩子，对孩子更可靠的评论往往来源于训练有素的独立评论家。在母亲眼里，哪怕是一个瘸腿孩子的那条“瘸腿”都必定具有某种接近自然的神圣属性，比如“上帝让他瘸，就是为了他能看到一个倾斜的世界。”坦率说，再诚实的作家，关于其写作动机的宣称都是不诚实的，都只能被视之为进入文本的一条路径。因为读者一旦相信了他的写作动机，他所撰写的文本价值必定要大打折扣。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说过一句话，“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分别阅读，对科学与文学的同时热爱，对儒释道乃至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好奇，这些不同的知识结构都在形成‘我’，不同的‘我’。它们在大多数时候互不兼容，会在我脑海里大打出手。”我的写作动机究竟出自于哪一个“我”的意志，或者是“哪些‘我’大打出手后的结果”，我不能确信，我不是神，我也不想发出这种确凿无疑的声音——尽管它们能煽情，能在这个消费社会俘虏许多颗迷茫的心灵，犹如口号。但它们是鲁莽与轻率的。我只是言说可能。为什么书写《乱世》？我在跋里说，“因为痛苦。”这不应该得到百分之百的信赖。跋并不是因，至少，它不应该是全部的因。它只是“那个刚写完《乱世》的‘我’在那一刻的情感溢出。那个‘我’还沉溺于文本，在难以自拔的伤感与绝望中 。”今天，我再回想撰写《乱世》的动机，视角会更加多元。比如，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我想证明这一点。所以它显得很奇怪；比如我渴望得到智性与德性双方面的奖励。智性方面，我试图邀请读者与我对奕，我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的草蛇灰线；而在德性这块，我通过某几个人的价值判断，给出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就像我在文章中说的“我们可以对一些问题避而不答，但我们必然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个回答里。”又比如说，你所讲的这些写作动机在我体内全部存在。因为“我”是人类之子，这人世的所有，千万年的光阴，一起凝聚了这个“我”，有最世俗的渴求，也有最形而上的追求。陶林：在我看来，《乱世》里故事的结构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想法很多的编辑，与一个眼光毒辣的朋友碰头。老编辑提供给他一个自杀女人的小说作品，在这个作品，里一个叫无果的抗日英雄，在苦苦探寻自己兄长无因的死，结果他将把自己也搭进去。这太像一个有趣的寓言，又像是一个循环反复的童谣，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关于小说的具体情节，我不想剧透太多。在文本之外，我的几个疑惑如下，作为记录虚构事件的证人，你能回忆一下那位自杀的女作者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芳龄几许，胖瘦高矮，已婚否，嗜好吃辣还酸，几个闺蜜，职业简历，是否是谁的情人、小三之类等等？她为何必须用死，来成全她的作品？黄孝阳：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循环往复的童谣。”从童谣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个文本，会让那段历史有着异样的洁净度。它残忍，天真，血腥，犹如老虎在光阴的悬崖峻岭间跃出。在上帝眼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可能就是一曲“循环往复的童谣”。童谣是血腥的。前些年有本禁书，桐生操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那只是对血腥一种哗众取宠的叙事。真的血腥，在“杨花落，李花开，十八子，坐王台”这样的童谣里。古往今来，社会崩坏、王朝更替时，必有这样的童谣先提前登台表演。它们拥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形式，是谶兆、谶书、谶言。童话也是天真的。它不掩饰自己的本能，渴了就想吃，困了就得眠。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手机、互联网、GPS，但对名利的冲动与几千年前毫无区别。应该说《乱世》相对于我近期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旅人书》，结构要简单。对我来说，每个小说都是一幢建筑。我喜欢去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中国古典园林风格，西方哥特式教堂，国际上现在相对流行的概念式建筑。我喜欢星空。每颗星辰都应该有不一样的形态。“我”心深处自有星空与浩翰。为什么它是简单的？因为人要能做加法，也要能做减法。小说也是这样。《旅人书》已经足够复杂，我得退回来。退一步，或许就看见自己的一只脚原本已踏出悬崖——不是恐惧从悬崖上摔得粉碎，而是意识到自己站在悬崖边，自可以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至于这个自杀的女作者是谁。我想说它是所有文艺青年魂灵中的一个“我”。人都有他的挫败，也都有他的骄傲。这个女作者即是“挫败感与骄傲”的总和。而对于写作者来说，自杀是一个很严肃的无法逃避的哲学命题，这就像人世一样，无谁可以置身其外。一旦一个写作者登上层楼，能够看见“这楼之高不知几万里，以及楼之底部无数众生如蚁”，那么他必定要去克服从楼上一跃而下的冲动。人有两个本能，一是求生，二是趋死。我们一般不讨论第二种本能，是因为恐惧。写作者，比普通人更能觉察到这种恐惧感与无能为力感，更能觉察到“死不仅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意外”。死，潜伏在人的体内，随时跳出来，把鲜嫩可口的我们一口吃掉。坦率说，相对于继续登上层楼的难度，或者就在这三层楼上作布朗运动所诱发的无聊与虚无感，做出肉体清零的选择是理性的。只是这理性大多数时候会被世俗伦理击退。我可以用一百万字来回答你关于这个女作者芳龄几许等问题，这就是另一个小说。我对写这个小说也没有兴趣。我知道把它写出来也会不错，还能赢得更多的青睐与掌声。但这没有难度的。因为难，才好玩。四处偷师拜艺渴望某日能向一个高手挑战，总比仗着自己多吃了几碗饭去殴打一个小孩，会更有意思一点。这里再讲件事。大约八年前，我在南通市文联做临时工。一个炎热的中午，一个老人 推开我的办公室，戴着草帽，腰间扎着草绳。他递上一部书稿，又从拎着的蛇皮袋里捧出一只瓜。他说他是如东的，在外面卖瓜，看这里是文联，就来请教专家这部书稿有无变成铅字的可能性。他说他写了一辈子。床铺底下都堆满了。我看了半个小时，给了自认为诚实与负责的回答。我让他把瓜带回去。他很茫然地看着我。他脸上的皱纹就跟罗立中那张著名的《父亲》一样多。他把瓜带回去了。我在办公室又坐了一会儿觉得气闷，便出去散步。文联的对面是公园。中间是条小河。在不远处的一块柳荫下我又看见了他。他不是卖瓜的。他是专程来文联的。他背着对我，坐在土坡上哭。哭声不大。就跟刀子一样在我心里来回捅着。那时，我就反复在想：我与他有什么样的区别？换句话说：我与那个跳轨自杀的女作者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都是一样的。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得这个奖那个奖，人模狗样地坐在台上发言。但我知道，我与他们都是一根藤萝上结出的果。陶林：兄所讲述的故事很令人深省，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写下却沉默的稿子一点不比老那位老先生少。考虑到诸如曹雪芹、王小波这样的先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理当泰然处之吧。写作，就像是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很苦，很熬人，但明心见性——我印象中，这部长篇小说是你第一部写民国时代的作品——当然，它是架空的。号称借着小说中人物之手写出的，也就是那个交了三分之二稿后自杀的女人。你觉得为何非要这样操作，是否有用技巧，推卸作者责任之嫌，写不好，是那个虚构中自杀了的女作者的事？——呵呵，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你干脆直接从刘无果到南坪去破案写起不成么？非要绕这样一个大弯，虚构之虚构，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解释。解释不了，我就强为你解释了。那样，误读就会产生了。黄孝阳：这个小说话若直接从刘无果到南坪写起，写得再好，再怎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无非是《让子弹飞》。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模型，可惜别人已经说过太多次。我想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让现代性进入文本。这有双重进入。一是，结构上的改变，让作者与读者都习惯的叙事路径，呈现断裂，犹如量子跃迁，从一个大家耳朵都听起茧的套路中跃出，跃至一个广阔丰饶处；二是，价值观的呈现。尽管时隔百年，但困扰当时人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今天的我们，只不过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罢了。这种结构是好是坏，不由我说了算。但我想大家多半会认同，这是一个悬崖边起建筑的景观。事实上，它与许多“借着小说中人物之手写出的作品”有很大区别。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文章里的一段话：她好像是试图让文本从“人之命运”的维度（而不是蒙太奇、拼贴、元叙事等现代写作技巧），摆脱单纯的线性，形成复杂的旋涡。而要理解这个漩涡的异乎寻常，就需要读者摆脱过去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去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能调动更多的智力与耐心，更深地进入到漩涡中，去重新连接，乃至于想象人物关系、因果变化，对现有这个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再做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呈现与阐释。她所留下的就是一个开放文本。我这个朋友写了他的第二十一节，其他读者也照样可以勾勒其他可能，所谓“艺术品是一种根本上含混的信息，即多种所指共处于一种能指之中”。我是江西人。江西龙虎山有一个悬棺。我曾在百仞绝壁下的竹筏上眺望墓葬群。我不知道古越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安葬先人。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但他们选择了，而我也得以在二千五百年后看见了这样的风景。陶林：非常想和兄一起面壁百仞之上的古棺，那真是古人跨越死亡的行为艺术。我突然觉得这个莫名自杀的女人，或许象征着我们谋杀掉的历史本身。你写作时候不知有无意识到，这个自杀的女人有可能活进小说里，活成了周怜花，有可能是那个隐形的主角刘无因。但我还是觉得黄兄在这个虚构的“原作者”身上费力太少了，只是想把她当成你个人意见的传声筒，我觉得这对她而言是不公平的。若问她如何死的，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过硬的说法，我觉得，某种意义，就是被你谋杀死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环，那么，她在自己写的小说里，也有可能深怀蓄谋地杀死了刘无因，局中局，谜中谜，案中案，这是这部小说有趣的一个环。我想听你自己就小说本身谈论谈论，它的结构。黄孝阳：你这个连环谋杀的提法很有意思。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构？这应该属于潜意识的范畴，理性对此无能为力。曾有人批判我的小说设计感太强。我在一个访谈中有过反驳，说“这人眼所望处，无一不是设计之美。即使是那自然，也是因为人的眼，具有了神圣属性，成为风景”。但有些东西不可以设计，比如元素。我也不没法子一个猛子扎入潜意识的深渊，去捕获几只深海怪物展览在公众眼前。那是上帝干的事。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就算我机缘凑巧瞥见其中一只怪物的片甲只鳞，但当我试图测量其体型时，它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原来那只。这是极细微处的图景，难以言说。如果我能说清楚，我也就能解释人脑，思维的起源，彼岸，以及关于人与上帝的一切。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光荣与梦想》，是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历史的一张恢宏画卷。掩卷后想起一个问题，若罗斯福没有成功就任美国总统（他第一次当选的过程可参考《无间道》里的黑金政治；第二次连任要感谢朗格这个总统宝座强有力的争夺者被人暗杀——罗斯福有嫌疑），美国与世界的历史会怎样？再举个例。医圣张仲景，名何其显；位何其高，所谓“道经千载更光辉”。但若无王叔和对断简残章的搜集整理，以及王洙对一本“蠹简”的发现，恐怕他早已湮没无闻。这又意味着什么？我读过的书，应该算是车载斗量。有一个句式属于特别反感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能证明什么？谁的身上藏着掖着一个关于历史的绝对客观的形式？人文学科，不是科学，并不服从“1+1=2”。我们说以史为鉴，那是把历史当成经验。但在一个加速膨胀的宇宙里，在一个随机性不断增加的现代性的开放社会里，经验往往就是陷阱。许多学者的史观，总被一个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束缚着，或者是蹲在一个经验理性的巢臼里。我更愿意把历史看作一个量子态，是概率在起作用。这种量子观——不仅是方法论，也还是价值观。人的历史，在骰子上滚动。又换句话说，人即一种量子态。怎么来解释这种量子态呢？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要请几千人吃饭，郁闷，跋山涉水去借锅。其间种种犹如《夺宝奇兵》。就来到传说中埋有这样一口锅的山谷，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考虑了一下，决定不醒来，还是把这个锅挖出来。然后我就看着“我”抡着锄头吭哧吭哧干活——居然还想着上前去帮手。然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这该有多傻啊。然后就醒了，醒来后怅然若失。说句实话，我至今也没搞明白我为什么是今天这个鸟样。陶林：我注意到黄兄近几年来的长篇写作，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创作折腾史。从《遗失在光阴外》、《阿槑历险记》、《人间世》到《旅人书》，直到要眼下的《乱世》，一部跟一部不相同，每一部都折腾些新空间出来。这其中，有成功之作，如《人间世》，我觉得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经典的反官场小说，我觉得所有抱着自得写官场的人，都可以看看。不过，它的问题和优点一样明显；有效果并不理想的作品，如《阿槑历险记》；也有跳出三纲五常、无可置言的，如《旅人书》（我一直想，探索性强得非同寻常，若非黄孝阳已然很著名，这部书如何能出版）。《乱世》是我很欣赏的一本书，与格非的《人面桃花》不一样的是，它一股野劲，一股生气勃勃的劲头，符合民国的文化气象，同时，它还试图踩踩脚下的泥土，煞有其事的开始一个“从前的故事”。你觉得你心目中的民国时代是怎样的，是恰如如书中那般，还是你看来应如书中那般？黄孝阳：这两年很流行民国范。我有没有受这种风潮的影响？我也想标榜自己是“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因为王小波，这头猪是具有商业价值的），撰写《乱世》纯粹是因为一个人忧国忧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但我脸皮薄，还做不到大言不惭。时代给了人一身血肉，有谁能挣脱得了这个皮囊？再怎样一个入廛垂手，度化众生，那也得先用这具皮囊“露胸跣足入廛来，抹土涂灰笑满腮”。我心目的民国时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最近大家都很喜欢套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这些话等于没说，它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是在抒情。但我想说，民国确实是一个“大时代”，那时候的人，哪怕是一介武夫，一名小吏，一位乡绅，也常有大气魄、大胸怀、大信仰，是愿意牺牲，敢以苍生为己任的。今天的人活得太“小”了。我写《乱世》，有点浇自己块垒的意思。这本小说，本来叫《民国》，后来出版社的编辑可能从中读出了什么隐喻，就说一定要改书名，不改就通不过。那就改吧。我理解。转抄一段《国民党军统特务训练班班歌》的歌词：“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陶林：哈哈，编辑们都很聪明，甚至太多过于聪明。我非常喜欢黄兄的言论之文，乐见黄兄在文章中天上地下无所不包地侃侃而谈。读起来妙趣横生，是非常精彩的随笔，独一无二。这样的文本其实在《乱世》的前后都有。这种无关真理如何而纵论直观与领悟行文态度，可能你没有意识到这是玄谈或者“清谈”，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魏晋风度。在这样的“清谈”中，兄能表达出的个人思想与趣味，丰沛异常。你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就是能把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术语汇合在一起，言论之丰富，常常盖过本身意义。你觉得，这主要取决于你高超的语言能力，还是你的思想能力？黄孝阳：我厌恶八股，渴望坦率行文。我一直觉得以小说家自命的人，要有能力为当代汉语去注入一种活力。好的书面汉语，应该同时包括理性之美与感性之魅。词语犹如细胞，使文本生长如虎。感性之魅，大家都清楚，从小都受着这方面的教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这还只是一个古代文人的格局；要有现代性。语言的现代性在哪？在工具理性。今天的人，不管他是谁，他的思维都或多或少被工具理性改造过。要正视这个“人”的转变。今天的说人话，就是要说这个“人”的话。要懂得唐诗宋词元曲等人文学科，也要对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略有所知。科学术语有其特定内涵，一说，全世界人民都懂，它不会在“能指与所指”间不断滑动，构成虚无的环。把传统与现代性打通，把抽象的“痛苦”与具象的“刀刺入腹中三厘米”打通，让汉语呈现出一种精确感，同时也使原来被禁锢的术语能够有所溢出。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置于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价值理性已经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事实，人都在说他的公平 、正义，叫喊着他的良心与道德。在现实语境里，我们经常遇到“给我钱就是正义，否则就是不义”的尴尬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在工具理性上取得一致。也只有先在技术层面达成一致，我们才可能在某些价值层面达成共识——有点遗憾这不是《乱世》所探讨的主题之一。我不认为我有多么高超的语言能力。我有恐高症。对“高超”之类的词语，总是情不自禁地充满警惕。但我必须说，一个作家连文采都没有，就别当作家了，当思想家、教育家都行。所谓文采，说的是对语言的革新与集大成，不是说汉辞骈赋对仗工整。作家要为孕育他的这个文明提供最好的书面表达，探求其可能性。世界是属于语言的。语言不是纯粹的文笔，更不是所谓的堆积词藻。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要理解世界的意志及其表象，语言是渡江之筏。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语言被暴力与金钱渗透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探索一种白话的书面之美。至于思想这个词，我只能苦笑了。大家都听说果戈里的《死魂灵》，知道这是作家为“揭露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写的一本书，又有几人知道果戈里后期的《与友人书简》——他转而认为农奴制是上帝的意志。一个人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根本性的改变，甚至认为年轻时的所著，不过是鲁莽与轻率的热情？又比如刘小枫近期的“国父论”，这究竟是现实投机还是思想衍变之结果？前者好理解，后者让人狐疑。我的一个老师说，要鉴别，有一个法子，这种思想上的180度转向，在逻辑上要求对自我进行清算，转向者要给出具体嬗变过程，不能宣称顿悟，因为这不是在讨论宗教情感。但我也还有疑惑：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是否也能成为孤岛，犹如毁坏的立交桥墩，彼此相望，又无从言说？我只能这样说：一个思想家很难同时成为一个口齿伶俐的演说家。他深知一旦这样说话了，自己就是一个骗子。但，一个思想家，若他掌握了叙事技巧及小说的语言后，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陶林：非常赞同，这就有如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能没想到，你这样严格地写一个民国案子，拿了民国时代确凿的法律啊，制度啊，规则啊，潜规则，宗法啊，江湖帮规啊、党派斗争等等来推敲一个悬案，这件事，的确没有小说家做过。我们当代作家，除了搞报告文学的，少有对法体制度存有这么浓厚兴趣的。一开始，他们喜欢历史规律（阶级斗争之类），后来就是人性，后来就是抽象的文化。包括民国时代的作家，都不会从最细微的公文状态去看待历史本身。当你在小说里确确凿凿地谈论某一年民国公务员考试题目时，我觉得老兄很可爱。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先锋小说家吗？黄孝阳：关于先锋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太多次，都快把这个问题折出一百零八种图案了。我又是一个不大喜欢重复的人。你这是给我出难题。或许也应该是我问你：传统（先锋）在哪里，传统（先锋）是什么。去年，我写的《旅人书》入围2012“南方周末”年度致敬图书提名（文学），李敬泽先生点评，写了一段话“昔日马原今何在，2012年如果有人如此呼唤，他找到的大概不是《牛鬼蛇神》，而是黄孝阳那本奇崛偏狭的《旅人书》。”这让我一个后生晚辈受宠若惊。就好像一个人在暗处独自行走惯了，突然有位素来尊敬的前辈投来视线与笑容，说“小伙子，干得不赖”。我很感激李敬泽先生的鼓励提携。这是实话。只是，在他眼里，我恐怕也就是一个所谓的先锋小说家。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又或者说，先锋这个词汇是必要的，否则无以区分。至于它在公众语境里的词性变化，这是上帝管的事。我在想，为什么在众人皆以“先锋”视我时，我反而会对此嘀咕起来？是怕自己成为一只怪物么？有可能是。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写作者在面对抽象的“读者”时，要有这样一种心态，“不读是你们的损失，不是我的。”但体内的另一个“我”也深知：人是需要掌声的，小说家也不例外。陶林：正是，我个人看来，兄绝非一个“先锋小说家”，又或者说，我觉得兄是一个真正的先锋小说家。考察早一波以“先锋”出道的小说家，先锋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策略，无论马原、余华、莫言、洪峰、苏童、格非，还是扎西达娃、残雪、孙甘露、吕新、李锐……乃至贾平凹、王安忆等等（排名不分先后），先锋就是一招鲜或者两把刷。那时代，不玩些新的，你出不来。那是一个短暂的好时代，充满好奇的时代，先锋有利可图的时代。“先锋”虚构了各种思想，杜撰了莫须有的恩多潮流，也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黄兄作为七零后，前有诸如号称“美女作家”的卫慧、棉棉大出风头，后面又在写作惯性和固有文艺趣味中滑行的世情小说家，加之“80后” 大打青春牌，江河日下。先锋作为姿态，已经毫无实用意义可言。评论家们会说，我承认你牛，但与我何干，先锋已死——的确，“先锋”还就真死了。现在，我们折腾点啥，跟老先锋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种状况下，还喜欢折腾，一点要有非折腾不可的理由，那么大的阅读市场和畅销版税不去占领，你这几年突然变得这么喜欢折腾干嘛？难道说，你失去写畅销小说的信心，勇气？黄孝阳：我不是这几年突然变得这么喜欢折腾，而是一直在折腾。只是你前几年没看到我罢了。为什么要折腾，因为人是“一团无用的激情”。这些年，市面上有许多成功学，其中被视为箴言的，比如“做这件事前，先问下自己值不值”。我从来就不反对边泌的功利主义，世界会因为“值与不值”更有秩序。只是，总有些事情是人要去做的，不因为预见其结果就不去做了。历史可以成王败寇。那是叙事的需要。作为个体，一个人的意义，很可能是由一个头破血流的自我认知的旅程所发现。为什么太史公把项羽列入帝王传记的专用名词“本纪”中？失败者自有他的尊严。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种种挫折与焦虑充斥内心。在与这些负面情绪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耐心、宽容，对他人的苦与难处，感同身受。至于畅销小说，类型文学，我对它们有过长篇论述。相对于原来封闭的权力话语体系，资本 正在一个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文学。这不是坏事。文学并不只是案头上摆着的那几本经典。我本人也很爱读类型文学，“金梁古温黄”，这是一个接头暗号。《乱世》就有对侦探小说、绿林小说的借鉴。我没投身进去，不是没有信心与勇气，而是没有必要。另外，我要在这里纠正一个概念。严肃小说也可以是畅销的。畅销小说不能完全等同于类型（通俗）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乱世》畅销。陶林：一定，呵呵，《乱世》很好看，更多的人去阅读不会失望的。黄兄一直说，王小波先生影响了你。诚如兄言，我也受了王先生的极大影响。王先生的优秀被我们的文化界极大低估了。你知道我如何考虑到小波哥的力量？在四九年到王小波之间，中国文学是罕有作家的。我们有分门别类的写作工作者，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但没有“WRITER”。为何呢，作家起码得有自己全套独立的思想、世界观，自己的一个小宇宙，他所“创”与“作”，或者“抄写”的是自己独立小宇宙的真谛，他写什么体裁和文体，都是一佛之万身而已。王小波做到了一点，他扎扎实实地思想了，脚踏实地地思想了，笃思且笃行，独树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或者干脆叫“王小波主义”。老实说，可能措辞不一样，但我相信，我和兄一样，都为这种“王小波主义”折服。作家么，某种意义本上和马克思、康德、柏拉图、孔孟老庄，《拿破仑》法典、《独立宣言》起草者乃至《圣经》、《古兰经》的书写者，都是同行啊。或者是写信劝沙皇、天皇悔改的托尔斯泰、说出“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政府”的索尔仁尼琴。自王小波开始，我们体味到思想真他么重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真是好东西，有了这个，哪怕再粗糙，你就是你，没有这个，你自我感觉再好，也不算。陈寅恪一再告诫后生，得这么着，要独立，要思想。我们在小波先生身上看到了例证。我对什么经典、不朽和最高褒奖都不感兴趣，唯独欣赏着的独一无二的。唯有真有思想，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把大浪淘沙后的还坚持用头脑去写作的，称为是“思想”写作的开始。可能当文学给我们眼面前的“好处”降低到最低值，我才觉得自己想点什么，就写点什么是非常自由的事。黄兄能说说，对“思想”这个违禁品你抱有哪些看法？黄孝阳：影响过我的人很多，王小波是很特殊的一个，并且在外界的解读中被放大。比如我04年出了一本书，当时王小波大热，出版社就在书的封面上印上了“王小波门徒第一家”。这里其实还是一个资本意志。它渴望盈利。所谓文化，大多数是是张贴于商品上的标签。我们已经置身于消费社会。资本在丈量着社会的结构与空间。图书编辑 基本被要求成为“产品设计师加营销高手”。有没有文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做出畅销书。在商品属性这个主旋律下，“文化”两字连背景音都算不上。也正因为此，在年出书37万种，跃居世界第一的同时，所有人都在抱怨没有书读。这里有不少人是矫情分子。37万种图书中，好书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也能理解这些矫情分子，因为这些好书的相对数量确实太少，好书不被“看见”，自然就不存在。这些不被看见的“好书”的作者若得到足够多的传播与阐释，成为符号，那也就是第二个王小波。必须说，相对于王小波 ，许多作家的思想不过是陈词滥调。这几天我看了几本当代中短篇小说年选，真的找不到它们有多少思想的价值。可能是我过于苛刻。我总是觉得，当代小说发展至今，不该再是一个现实的镜像，要有人文精神，要有知识量，要有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但这种虚构之力，需要强大的思想体系为支撑，而不能寄希望于传统小说那已然匮乏的叙事方式。对公共话题的介入能为传统作家提供新的思想源泉，帮助他们打开凝视全球各学科的眼界。但我留意过一些作家在微博上介入公共话题 时的言论，很多真是逻辑混乱，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就是高中生的思想水平（不妨对照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论述），还自以为高明，自以为道德在手。中国当代作家思想的普遍匮乏，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有思想的作品很难在现行的发表体制下得到鼓励。大多数期刊编辑都习惯了“被感动”，习惯了“不费脑子”的阅读，以为能让自己掉几滴泪就是好作品。至于阉割，不说也罢。至于“思想”这个违禁品……如果说，有一种能量确实可被称之为“思想”，那么它确实是一个违禁品。思想不同，不一定会成为敌人。存同求异，能有启发愉快。但有的思想就是敌人，比如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个根子上就不同。除非你装耳聋与近视。但“装”这个词会让你渐渐习惯“耳聋与近视”的思考方式，用不了多久，你就是残疾人，世界在你眼中就是倾斜的。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说，“读太多书是危险的。”怎么说呢。读书不一定导致危险，但思想一定危险且复杂，它甚至可能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就像我在前文中举的几例。以赛亚柏林说，美不互相兼容。其实，善，乃至于真，也不互相兼容。只有主观的事实，所谓叙事的策略、镜头的选择、修辞的结果。陶林：黄兄阐述“量子文学观”的诸如《我对天空的感觉》等文章，如高天上似一张旧唱片的云朵，我是反复看，翻来覆去听。兄下笔恣意汪洋，铺排洋溢。能告诉我，是否受托马斯•品钦之类作家影响，或者受他们启发，发觉很多的新道理？为啥文学非要引入“量子观”，除了这个话语系统能够引入一大堆的新名词之外，兄认为这样一种文学观、世界观，只作用于兄的头脑呢，还是发生在眼下这个世界里的事实？兄一定要说的让我这样愚笨的顽石点头，我对你脑子里有啥、想啥充满了好奇，曾非常希望能做两件事，要么从理论辩驳倒你，要么心同感受一下兄的繁丰异常的文字世界。黄孝阳：文学观，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观。人活一世，该怎样来理解自身，了解世界的表象及其意志，以及宇宙之奥？对这些问题若不感兴趣，或者认为经典作家已经给出了最终的完美文本，后来者只要不断向大师致敬就OK了，那么就没有必要谈论量子文学观等一切新思维。大多数人有足够多的曰常经验，大多数时候，只是照着大多数人的做法，不假思索地生活着，并表现出同样的悲伤与欢乐。我无意再去呈现这大多数人的日常经验，许多作家在这块做得非常好，是要用心揣摩的范本。我所更感兴趣的是那一小撮，或者说是一个“未来某个阶段的更大多数。”我们知道，相对于经典力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使事实或客观世界得到了更深刻的呈现。这种呈现常与日常经验相悖。在我看来，现有文学理论也就是一个经典力学框架下的衍射，远远落后于这个以“大数据、小时代”为特征的开放社会，它需要进化与修正，否则它不足以解释这个日趋复杂的世界。我说过：量子文学观不是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与推翻，它解释了先锋（一个时间轴上的所指），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微观层面上统一起来，与宏观的经典物理下的现实主义相对应。使过去彼此冲突的文学流派出现在同一个座标体系里。这个座标体系有点像元素周期表。更重要的是：量子文学观能打通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使科学的人与文学的人实现有机融合，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多维度的现代人。现代社会，任何人皆无法置身其外。任何一个文学工作者，也不可能宣称，他没有受到科技思维的影响与改造，一生只“低头拜阳明”。任何一个科技工作者，也不能说他脑子里只是《黑客帝国》的绿色数据洪流，已经彻头彻尾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现代性把人打碎，时间、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等。要回到作为人的整体，作为“一”的自洽，只能是求诸于上帝（或者说基本情感，即文学），而非是工具理性。我们也都知道科学语言所要求的精确，以及文学语言所提供的魅惑；我们还知道，科学与文学是理解这个世界的两条根本途径——跋涉在这两条途径上的人，经常互相讥嘲，以为自己所看见的风景即是全部的真理。我们知道许许多多，它们都是“真”，但是互不兼容。量子文学观，让这些“真”各有其貌，同时出现在山河大地上。所谓山河并大地，共露法王身。至于量子文学观的其他作用，比如使文本丰饶如大地，帮助读者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解释了严肃文学写作者的内在驱动力，架构了新的文学评论体系等等，展开了就都是一篇文章，就不细说。陶林：黄兄，就思想而言，我学习过现代管理学（管理学其实是做事学，非常有趣）之后，渐渐对“大道至简”这样的哲学判断有了“行道”的应验：就是再复杂的东西其实骨子里都简单的。当你阐述你的量子小说观时，我总是疑疑惑惑的。我表弟就是学理论物理学的，读得太投入了，靠家里的咬牙支持，一口气读到了海外的博士后。而在谈论物理学方面，他说得简单多了。我问他相对论，他说那是教科书级知识。问他研究什么，他说搞凝聚态物理实验。问具体弄什么，他说就是找不同的东西放在一个轧辊子里辊，辗成很薄很薄的薄片，看看在那样状态下，物质会呈现什么新性质、性能。我想，哦，读十来年书，擀饺皮而已，就问他有辊得多薄。他说挺薄，几纳米。我有个同事，做临床医生之前，做过基因研究。我想那玩意可太酷了，你可以自己捣鼓一个克隆人出来。他说酷个毛，每天往排得密密麻麻的几百个试管里滴营养液，挨个用显微镜看里头培养的细胞。一整年，每天都干这个，导致看到显微镜状物体就头晕。他们这些人，标准的理工控。但你要跟他们聊科学，他们会说得乏味之极，犹如刷牙洗脸，聊久了还不耐烦。比如我弟弟，他能把在一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加入各种不同金属、非金属，并碾压成几纳米的薄片，但却宣称，如果会胡天海地吹牛追妹子，绝不干这个——我老弟是被我弟妹倒追的。扯这么远，就是举例说明，可能兄的思想这一块，还嫌复杂了，复杂得跟智能手机的玩机手册一样了。老兄能否用简洁，单刀直入，下围棋一样的语言，简单介绍你眼中的世界？黄孝阳：第一，真正的复杂性并不适用于“奥克姆剃刀”。花在那里，有六瓣。你若说六瓣多余，一瓣即可，这只能说明你缺乏审美能力。第二，世界的起源（意志）应该是简单的，但它的表象极其复杂，且日趋复杂。我觉得对复杂性的追求是作为人，作为人类社会，作为文学艺术，乃至于宇宙本身最根本的追求。唯有这种渴望，才能解释所有的过往及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第三，如果读书只是为了清澈，那不如不读，保持一颗婴儿的赤子之心。生物本能的行为模式，最是简单，可预期。物理学有个名词，叫湍流，是对混乱与秩序的同时概括。这个词是复杂性的最好描述——秩序也是广义复杂性中的一部分。我一再说，人心里要有大江大河。这个大江大河指的就是这种湍流现象。而非仅仅是作为一个风景的“江河”。第四，我睁开眼，世界便在；我闭上眼，世界依然存在，并将深深地烙印我的呼吸及意志。这里有一个沙漏效应。万千之因（无数小概率事件）形成我，那是来处，构成一个光锥的形状，我在其顶端；万千之果（无数小概率事件）自我手中掷出，那是去处，宇宙中出现另一个因我呈现的光锥。两个光锥连接成一个沙漏的形状。沙漏，计算时间的物。我与时间同在，或者说我就是时间。这就是我写作与生活的动力，以及意义所在。而“无数个我”所形成的这锅量子汤，便是智慧地球。我一再说“我与世界的互相生成”，便是这个道理。陶林：说得好，就是兄在道法自然的方向上，充盈着“量子”式的观照。我通读了你的不少作品，常常有这个感觉，老兄的小说写得太像小说，不是语言太像，就是情节太像，或者就是结构太像，用你话说，我又要跟着人一起批评你设计感太强了——不是的，我不会，因为我也喜欢设计。我要批评你老大不小了，设计得太露，是典型西式设计，应该对你要求更高些，搞中式设计，或者中西合璧，把水设计到水中。你是否想过写那种平静如水的小说，像海明威所做的那样（当然海明威他不是唯一的好标准），砍掉枝枝蔓蔓，却在这种平静如水中，包含着波澜万丈，如同海啸略过的海面下所蕴藉的巨大冲击力？黄孝阳：这种“把水设计到水里”的小说，是我的渴望。我以为我写过，并且一直在朝着这条路上走着。可能你不觉得。简单，是复杂性里的一部分。不是说复杂性就是往一块画布上不停地泼颜料，最后把画布也泼没了。一个人越了解复杂性，就愈迷恋简单，就像一个钟表工匠对各种零部件材质的近乎狂热的追求。陶林：我意在求证，并非下判决。兄提及过你的母亲是一个信奉菩萨的人，而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基督教徒。我从小被母亲带着去教堂、听诗歌、做祈祷，像一个生活在基督教国家清教徒家庭长达的孩子。读书以后，个人对中国国学保持着浓厚兴趣，随着交游增益，又认识一些虔诚的僧人，儒者等。觉得因为宗教的存在，我对文学保持着不退歇的热情。倒不是说，我倾向于成为某种教徒，而是它们促进着我的思考。在我的世界里，存在不是人与物的尽头，我提出了一个词语，叫做“美在”。在我看来，存在先于本质，而“美在”先于存在——我的思想观点，在积累的思考中不断圆满，力图参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种“大美”。如兄的“量子观”一样，也是我写作的内核。如此说来一点，就是我显然是做宏观思索，兄从微观而来，我们蛮有因缘。我对当下社会深感乏味，网络的来到，在中国没有造成丰富，却造成严重的文化乏味，而越发反现代、以及赤裸裸的权力规训，让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太多无知、其实连常识都很少，却相当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精英没啥精英样子不论，大众也都不像所谓基本的经济理性人、社会理性人之类，是一团混沌，文化的乱世。明知道扯淡，你必须要扯；明知道可以试试一些好办法，非要装睡。说老实话，在混沌中，我七窍不开也好，肯定不会愤世嫉俗，不敢学鲁迅，不好意思绝望。相反，只剩悲天悯人了。很想听兄随便说说当下的宗教、政治、世道、历史之类的，你觉得由“量子”文学观，能否衍生“量子世界观”，看待这个当下，是否有不一样的感觉？或者，你觉得你能用作品影响或者改变你的读者否，缓解他们焦虑，开阔他们心胸，让他们会心地跟你在午夜感受那一刻宁静的幸福？黄孝阳：《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观”之一字，决定了人生的质量。量子文学观当然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混沌的善恶并存的世界，但这绝不是心灵鸡汤。至于您说的“缓解他们焦虑，开阔他们心胸，让他们会心地跟你在午夜感受那一刻宁静的幸福”，这个我做不到，也无意如此。读者不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才是我自己的衣食父母。读者不是我的上帝，我才是我自己的上帝。读者挑选作者，这是一个常识；作者也挑选读者，这是一个被忽略掉的常识。而从现代性自我启蒙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读者 都是作者，他们合为一体，是自己的主。我重复一段我说过的话。我觉得写作者在面对抽象的“读者”时，要有这样一种心态，“不读是你们的损失，不是我的。”当然，就阐释而言，读者的权力通常要大于作者。它“不断地”赋予作品新的空间，孵化出与读者息息相关的那个时代的新意义。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话不错，但不够。严格意义上，大多数人是生活在极少数人提供的观念中，是极少数人用来撬动地球的杠杆。他们更需要的是，被告知这是对的，以及相关的理性逻辑，宗教情感的表达，利益等。这世上哪来这么多的哈姆雷特啊。陶林：黄兄，两个有无限想法又写东西的人聊起来，一定如电影《战争之王》所说的，如同军火商开展，会有用不完的弹药。最后，我们还回到小说，最后，就说说“最后”的事情吧。我通常花上很长的时间写一部小说，然后让它们沉寂。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挨着最寂静的年头，并渐渐适应它——不知老兄曾怎样度过这种寂静如冰的光阴的？在不写小说或者诗歌、散文之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系统研读过哲学、美学、历史、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等，写点文论、政论，杂七杂八的文字，又被七七八八的人忽悠，编过电视剧、情景剧和电影——以上工作，皆碌碌无成。正应了老兄的话，年岁是用来浪费的。如今又受老兄鞭策，重学英语，背单词，试着搞点翻译。我在一家医院上班，周期性地要值班，或者开早会，看着无数人各式各样的生老病死——这是非常奇特的感受，比我单纯弄文学，或者空对空地谈谈人生、谈谈理想之类更贴切。它也使得我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了更大的耐心——就这么着吧，写一点是一点。《乱世》中，兄把“死亡”作为一个纠结不清的核心情节、悲壮、多解、理不断剪还乱——太艺术了，在医院这个人间与冥界的战壕里，死亡的发生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兄能随便说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无论借着你的小说，还是借着你的“量子”，随便说，就像太多的人那么随随便便地就死了一样？黄孝阳：年近四十，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一眨眼，天黑了；再眨眼，天亮了，跟玩杀人游戏一样，只等着那个斩钉截铁的声音宣布：“你死了”。这令我感伤，觉得自己此生无聊且愚蠢。但我必须说，所有的人，都是随随便便地死掉的。不随随便便地死，那应该怎么死？像老干部那样，身上插满管子，在众多表情的簇拥下，努力地让自己晚死几分钟，就庄严神圣了么？庄严神圣，是生者的感受，与死者无关。死是事实，也是人的欲望，没那么可怕。如果把生视作1，把死视作0；那么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串或长或短的计算机语言。上帝在敲打着键盘。人世即为屏幕。有谁会为屏幕上哪串代码的消失而倍感伤心吗？人有求生之心，亦有趋死之念。生死两端都是谜一样的没有丝毫光亮透出的夜穹（或者深渊）。“我已不再渴望生活”，并不全然因为现实问题。自杀者来到悬崖边，在隔绝一切的暗中，隐隐约约听到悬崖下的潮水。那是哲学的天籁。再定睛去看，一只断腿的蚂蚁正在桌面上喘息挣扎。在蚁群里，它有名字，张三或李四，有爱人与孩子，有它的伦理与信仰。但现在，它就是作为一只“蚂蚁”存在于我的眼前。我无法了解它的喜怒哀乐，无从得知它的勇敢与怯懦。我只知道它是来寻找食物的。因为无数个这样的“死”，蚂蚁这种形象就始终存在于上帝的脑海。死在这里就不那么着急了。凡人皆有一死。在生与死之间的缝隙里，看见世界有灵且美。当然，作为一种欲望的死，它不存在一个“到此为止”的刻度，当接近此刻度，它将变异、分裂、繁殖，产生新的欲望，附着于生者之身。这里的确也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若出生在《楚门的世界》，在那里泡过最美的妞，喝过最烈的酒，交过最仗义的朋友，握有过主宰千万人生死的权力，并在临终咽气前，认为自己一生是自由的，无悔的，光荣灿烂的——然后他合上眼睛，死了，突然看见那五百架紧盯着他的摄影机的阴森镜头，他还会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吗”，以及“死还是死么？”陶林：五百架摄像机镜头中，有一架后面不正坐着写小说的人么。我熟知《乱世》的写过程，从最初的《一个人的战争》到后来的《民国》到后来发表，临出版又变成了《乱世》。一稿，两稿，三稿，每一次都看了。若你算这部小说的生父的话，我可以算的它的“教父”了。看着它成长，综而述之，我觉得它还算一篇很靠谱的作品，带有传奇色彩的、貌似的民国语言和情景，寓言丰富，并蕴藏着一个很大的隐喻空间。你下一部的小说《新世界》，准备写点啥？——顺带说说，我很早就考虑写点类似《哈利波特》之类的儿童小说——那样至少我还可能有一个读者，就是我的孩子，我几年前就想好的它的名字《新世界传说》，现在我得再考虑考虑了。黄孝阳：《旅人书》已经足够复杂，我得退回来。这个“退”除了刚才说的在悬崖边眺望风景，还有一层意思，即：把拳收回。拳要能打，更要能收。如此反复，或许某日便可一拳击出水中天。所以写《乱世》，讲一个民国司法黑幕。《乱世》有点浇自己块垒。相对于民国的“大时代”，今天的人活得太“小”了。“人所创造的物”，使众生服从其诫令，作为个体人的光芒几乎消失殆尽。“乌合之众”，或者说民众心理，是《乱世》想探讨的话题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至少不是我所认为的“主要”。它想探讨的，这个是读者说了算，我说了不算。至于《新世界》，以后找机会再说。总之，希望众生的脸庞，能被自己的手指敲进一个个汉字一行行句子。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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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共赏 -
纯正文学，真正杰作 -
“乌合之众”，或者说民众心理，是《乱世》想探讨的话题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能从文本中读出什么，这不由我说了算。这本小说，本来叫《民国》，换了Ｎ个出版社，后来一个敢负责任的编辑说，出可以，但一定要改书名，不改就通不过。那就改吧。我理解。 -
民族矛盾不是很激烈的小说。故事的悬念重，非常有吸引力，有点儿像《血色迷雾》，但是结局对我这个剧透君来说简直是痛苦。But，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小说的缺点是里面的那些非常有意思的人物都挺相似的：都有心机、都有一腔热血、都能说出那些特玄特有禅意的话——kao，他们都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吗？ -
一个说不清的历史时代的一部直抵人心的力作！ -
古风语言，作者的文字功底十分强悍，但情节部分让我匪夷所思，人物刻画的云山雾绕。无因的形象和死因，众多人物关系，和手写佛经之类的伏笔都，为什么不给个结局呢。不阴不阳的最后一章又是什么鬼。也许再看一遍能理解的更透彻，可实在没那个耐心。三星给文笔。以后不会再看这个作者的书了。 -
机锋+悬疑=波谲云诡。
这本书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越看到后面越疑神疑鬼，主角身边的每个人好似都不可靠、都不正常，这般的悬疑塑造实属不易，是难得一见的好书。 -
虎头蛇尾 -
好书必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