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1
ISBN:9787810791441
作者:李衍柱
页数:316页
作者简介
本专著既是作者对20年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既有成果的扩展、深化和总结,更是新世纪作者对文艺理论进行新的探索的理论风标.本书以自己宽广的理论视域审视文艺学中的重要问题,对文学经典文本的独特阐释和文学范畴的纵深研究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http://www.eywedu.com/wenyipinglun/wypl2003/wypl20030412.html作者：宋华伟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成绩斐然的学科。为总结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建设成果，著名学者钱中文、童庆炳主编了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邀约我国文艺理论界的老、中、青专家分头撰稿，以期对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有所推动。经过几年的认真准备，这套丛书已分5辑在不同出版社陆续出版，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衍柱教授撰著的《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就是第5辑中的一种。此书已于2002年9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经典文本”，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本，它应具备四个特征：独创性、典范性、实证性、永久性。独创性指它须是作者独特的创造；典范性指它不论在文体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示范意义，能给人启示；实证性是指最能体现作者原意的最可靠的文本，若是外国文本应是原文原版，若是古代文本应是经过精校的版本；永久性指它具有永恒的魅力。无论文学经典文本还是文学理论经典文本，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依据。范畴问题也是文艺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作者指出，“没有对范畴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准确地掌握某一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就不可能建构起某种新的理论体系。”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本书以对经典文本悉心考察为依据，对文艺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作出了精到深入的阐释，并对当前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应答。 本书前有钱中文、童庆炳作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后附作者小传、主要著作与学术反响。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集中探讨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中面临的多种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历史命运、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学建设、中国文艺学的发展态势、文学在信息时代的定位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并对宗白华的生命美学体系进行了个案分析。下篇对文艺学的基本范畴给予界定，对理想、典型、典型化、美的规律及文学的人学底蕴进行了深入剖析。总览全书，该书具有以下特色： （一）关注现实的情怀。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中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研究者给予理论阐释。文学理论的研究应当勇于直面当下提出的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实践需要，体现时代精神。本书具有关注现实的使命感，对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学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毫不回避，均进行了悉心探讨，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发人深思的见解。 站在世纪之交，回首上个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建设，我们难以逾越中西文论的交融问题。探讨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关系，揭示中西文论相互交融的特点和规律，对于推动以后的文艺学建设有重要意义。本书以黑格尔《美学》对中国文艺学建设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和理论局限为例，对此一问题进行了个案分析。作者结合自己的体认，分析 了黑格尔《美学》对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界的积极影响，充分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方法论给予的启示、美学中的实践观点和对象化思想、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融合以及影响较大的几个观点。同时作者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黑格尔《美学》给我国文艺理论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理性万能论、神秘主义以及封闭性、保守性与模式化这几方面。作者指出，我们研究西方文论，基本态度应是历史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并以中外的艺术实践去检验他们的理论，从中剔除其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和在今天已经失去某种价值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内核，特别是结合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和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必将有力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学建设。应该说，这种观点还是比较中肯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命运问题也是每一个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人都不能漠视的课题。在新的世纪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否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这个问题，这需要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本书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考察入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诞生、发展和演化，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的确‘还非常年轻’。它的‘鲜活的生命力’，在于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相结合，并在与新的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些精辟的见解给予我们不少启发。 电子时代到来之后，文学的时代是否已经终结？文学研究的时代是否已经成为过去？正如作者所说，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文学艺术和文学研究存在还是消亡的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作者以客观的态度对“文学时代终结论”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它在历史渊源上与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论相通，在现实中则与美国当今社会文学界的处境、与技术理性的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落和解构主义的危机有关。作者科学地阐释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图像”概念，并且指出，“世界图像”虽然对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提出了挑战，但它并未导致文学时代的终结。这一方面是因为电子技术有它的积极意义，比如它可以使世界各民族的艺术财富全球共享，它的效率可以为艺术家节省时间，而且“世界图像”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广大欣赏者的审美素质。另一方面，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能取代的优点，语言的含蓄性和音乐性能够勾起读者的自由想像，这使文学具有独特的魅力。人类对文学美的追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根本不存在“终结问题”。作者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世界图像”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提倡乐观的态度去从事理论研究，这种直面当前的勇气与严谨的学术品格都值得我们学习。 （二）学术创新的勇气。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创新就是从新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使理论问题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丰富、有所前进。本书能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中不因循既成之见，善于作独立思考，提出了许多新意迭出的观点。 在多元共生的年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什么，中国文艺学如何走向新世纪？这是我国文艺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不少学者主张以多元化态势来概括中国文艺学的走向。本书作者不愿苟同流行观点，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从中国的国情和文艺学发展的实际出发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过去的一世纪中，中国文艺学出现过五种主要范式：先是中体西用，后是“全盘西化”，又照搬苏联，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形“左”实右的范式，还有“综合创新”范式。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表明前四种范式都是不可取的，而综合创新才是适应时代要求和学术发展的正确范式。作者在分析了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发展之后，鲜明地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应用“主导多元，综合创新”来概括。正如作者所说：“主导方面决定事物的本质和方向，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是一个有不同层次和价值取向的文艺理论构成的整体，其中居于主导方面的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文艺学主导多元的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多种不同学派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取长补短，通过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推动学术向前发展。”这些见解渗透着作者多年从事文艺研究的体会，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既切合中国文艺学的实际，又富有新意。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能否转换或融入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之中，这也是十多年来学界普遍关心和众说纷纭的问题。作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认为宗白华先生的尝试值得借鉴。宗白华的美学思想，深受中国古代美学和德国古典美学与本世纪初流行于西方的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美学的影响，他熔古今中西于一炉，独具自己的特色。他在中国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生命美学的有价值的成分，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美学理论体系；他还从中国古代艺术的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生命美学和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论、书论、画论、戏曲论的有益成分，在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使意境理论得到新的发展。作者用这一个案说明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应走打通古今、融贯中西之路，这一理论探索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关于文学与人学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作者鉴别了不同的观点，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探讨了人的本质，并且指出文学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文学与人学自它产生那一天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细致深入地分析了文学何以是人学的原因：文学是人写的；文学是写人的；文学是人的话语表现形式；文学是写给人看的。文学的这些特征不仅决定了它是人学，而且使它与同样以人为对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文心与人心是相通的，文艺学又是研究文学的学问，所以文艺理论研究就要首先理解和掌握人学。这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论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开展中西文论的比较也有重要价值。作者对文学的人学底蕴的精辟论述对于我们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启示。 （三）宏观把握与微观探讨相结合。本书在探讨具体问题时既高屋建瓴又能脚踏实地，常常结合多年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体认进行视野深广的思考，同时又非常重视对有关问题的第一手资料的细致梳理和整合分析，可谓体悟群书、旁征博引，读来每每引人入胜。比如在对典型、典型化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理想问题的探讨中，作者都凭借着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功底，站在世界文学史、艺术史的高度审视典型范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考察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及其历史发展；同时又能把理论阐释与对经典文本的细致分析相结合，论述丝丝入扣、深入人心。 总的来看，本书立足对经典文本的考察，对文艺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作出了深入探讨，厚积薄发、锐意创新，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对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