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中国

章节摘录

　　1923年孙逸仙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成协议，建立了国民党和羽翼未丰的共产党之间的第一次联合阵线。共产党仅在两年前于上海成立。1924年1月，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甚至获得一些领导职务。两党就国内政策达成一致，在苏俄帮助下，开始了合作时期。　　“五四，，时期热切寻求新思想的风气，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陕西。然而直到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才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出现在西北地区。1924年春天，共产党和它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绥德建立了陕北支部，次年在榆林建立支部。党团支部的建立反映出魏野畴和李子洲的工作成绩。当时还没出现省级的党组织，因此，这些支部也许就是半正式的省级机构。支部成为组织激进学生的核心。例如刘志丹，1924年中学毕业前加入了青年团，1925年初加入共产党。那年秋天，他成为广东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里的青年共产党员之一。　　陕西共产主义运动此时仅集中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小圈子里，与工人和农民隔绝。尽管1926年以前华中、华南发生大规模农民运动，波及数省，但在西北农村穷人中几乎察觉不到这样的活动，虽然一些地方曾有暴动发生。至于劳工运动以来，在沿海城市和迅速工商业化的地区迅速蔓延，但几乎没有波及陕西，甚至因外国人屠杀中国示威者引发的激烈“五卅运动”，席卷各地的罢工和抵制行动，在陕西也难见回响。共产党虽然作了努力，陕西稚嫩的无产阶级仍然弱小与零散。整个西北处于中国工业中心和铁路网之外。除了最北部有一块小油田外，陕西没有外国人工业。我们能发现的“无产阶级成分”，仅数以千计而已。他们主要集中在西安，那里一些小型工业——称“手工业”更为确切——发展起来。这些小工业以纺织厂为主，最大的雇佣数十名工人。陕西实际未受到工业革命的触及。在西安努力发动弱小和无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努力流产了。然而形势很快就提供给共产党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环境。　　革命活动平静了一个时期，陕西仍是各派军阀争夺的战场。1926年夏天以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统一全国的军事努力北伐战争，唤醒了各种潜在力量，此时冯玉祥再次重返陕西政界，成为主导人物，预示新时期的开始，冯玉祥在国民党陕西省领导人物于右任的陪同下，刚从苏联考察旅行归来。结果冯再次成为掌管全省的军阀，这次他是在活跃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旗帜下进行统治。冯的国民军迅速打败刘镇华的军队，把皖系军永久消灭。清朝覆灭以来，皖系军阀在陕西省内为非作歹。至1926年底，国民军巩固了对陕西中部的控制，包括富饶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河平原和西安市。冯的军队在西安是最令人生畏的。他在西安的政府的威信和力量在北伐的每一次胜利中都得到加强，如果冯的例子说明北伐的一种合法的方式，即选择与国民党合作的军阀，而不是打垮他们的力量。陕西形势还显示出，随着军阀霸主的转变，可能出现意义重大的变化。在冯的领导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立即推动了激进的农民、工人和学生运动。　　井岳秀仍在牢牢控制陕北时，渭河平原上共产党的影响在冯玉祥和国民党合作框架下发展很快。1926年5月，一个省级机构建立起来，由耿炳光领导，协调已有党支部的活动。人们很快看到共产党不仅领导初始的工农运动，还在国民军和省政府里占据有影响的地位。冯玉祥则希望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的干部来加强他的军队和行政领导。他们中许多人富于组织才干。国民军政治部负责人此时是一位共产党人，叫张慕陶。此时的刘志丹已按期从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北伐，任国民党第四军政治委员。渗透到国民军中的排级政治干部，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产党高层领导的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政治部任居要职。此外，共产党还握有重要的教育职位，例如魏野畴，领导省教育部，统管所有陕西学校。也许更具意义的是，进入新创立的西安中山军政学院的，大多限于共产党和青年团成员。该学院是西北军事、劳工和农民运动干部主要训练中心，由共产党人史可轩领导。刘志丹和邓小平是其中的教员，学生包括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和黄子文，他们后来都在陕西游击运动中声名显赫。到1926年下半年，刘志丹起重要作用的领导核心，开始在榆林、绥德中学和中山学院发展激进青年。　　在广东国民党农民运动训练所16期毕业生中，有16人是陕西青年，他们热心从事教学，成为毛泽东和其他农民运动领袖的助手。况且，他们还曾花两星期时间在海陆丰观察由彭湃领导的激进农民运动。许多青年干部1926年下半年返回陕西帮助发展农民运动，特别是在渭北地区国民军势力强盛的三原县和富平县。　　1926年去农村的学生组织者发现，农民暴动的紧张形势迅速蔓延，红枪会这样的农民反抗组织正在壮大。1923年到1927年渭南地区，由于苛税和当地地主剥削激起了一次次农民起义。农民的愤怒冲着当地官员和地主，有时数千农民扎营与当地武装对抗。如果说学生活动分子越来越深入地参与渭河平原上农民运动的发展，那么陕南和河南红枪会则是在没有“五四”这一代学生参与下发展起来的。　　从1928年起，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的形成，党内歧见出现并扩大，上海的中央委员会强调城市劳工运动，另一派领导则努力发动农村革命运动。1930年7月28日在一次孤注一掷的保存城市运动基础的努力中，彭德怀遵照李立三中央委员会的命令，领导红三军进攻湖南省会长沙。两个星期后，共产党人被逐出城市，损失惨重。长沙失败使李立三离开政治局，在1931年1月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受到批判。　　党的新领导由留苏回国学生组成，他们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与共产国际代表、斯大林忠实信徒巴维尔·米夫一起返回中国。四中全会很快给米夫一个机会，把他的追随者安排到党的重要职位上，取代名誉扫地的李立三和其他人。然而对四中全会的抵制很快明朗化。劳工领袖清楚地知道，在有组织的劳工中共产党的影响持续缩小，他们批评党不顾一切地坚持政治罢工。他们赞成全国罢工运动改善工资待遇。另一个小集团以陕西张慕陶为首。他是冯玉祥的前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了党内斗争的重要角色。他也反对四中全会，但原因不同。他提倡广泛联合所有爱国阶层和军队，抵抗日本入侵满洲和华北。张认为，民族主义问题比社会革命更急迫。　　留苏回国学生中最著名的领袖王明向前述两种主张及农村游击队领导的意见挑战。在两条路线中，王明集中力量横扫一切“右倾势力”，对认识不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反革命的人进行特别猛烈的攻击。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概拒绝与资产阶级或其他党派、军队结盟，不管他们是否抵抗日本或国民党。王明寻求创造一场完全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运动。由此，他批评下列两种观点，一是农民阶级可以在革命中起独立或主导作用；一是寻求与富农或地主联盟的农村政策。因此，王明的观点使他与全国各地的游击队领导发生冲突，也与建立全国联盟抵抗日本的赞成者发生冲突。　　陕西党组织内部为控制权产生了短暂而激烈的斗争。四中全会的支持者获胜，组成了新的省领导。新中央委员会路线的支持者李杰夫批评前省领导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右倾)估计，批评他们完全依赖合法活动，排除武装斗争。他指责前领导，盲目坚持华北落后阻碍了武装斗争的观点，看不到革命运动的高涨。　　“北方落后”观念是陕西党内斗争中心，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党应该把全国有限的人力财力和武装力量都集中在革命最发展的地区，还是应该努力发动全国革命?自1911年以来，民族主义和革命活动在中国南方和中部建立了最坚强的基础，特别是在外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最多的地方。然而，如果北方继续是保守势力的堡垒，在军阀争夺和国民党势力弱小情况下处于分裂状态，它就为革命展示了契机。第二，在落后地区如陕西，革命活动要集中搞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准备将来的胜利，还是武装革命和建立北方苏区的时刻已经到来。致力攻击党内右倾主义的留俄归国学生新领导坚持，全党勇敢行动要全面出击，把全国革命推向高潮，强调无产阶级的关键作用。　　然而，检讨陕西形势，此时看不出革命高潮。1931年党的成员不仅远低于1927年以前的水平，而且活动迟缓。许多武装的游击队与党只有脆弱的关系，排除他们，全省党的全职干部不超过20人，并且财政困难重重。况且，鼓动工人阶级证明是无效的，与发动农民斗争不同。小军阀继续保持独立，但在杨虎城省政府下，国民党势力在全省大部地区扩张并站稳脚跟。李杰夫的分析是当时中央委员会坚持革命高潮的鹦鹉学舌，说明不懂陕西实情。　　苏维埃政府西北局是边区最高政治机构，取代原先完全由当地游击队控制的机构。特别在1935年下半年和1936年上半年战斗仍很激烈时，不可能产生一个统一的苏维埃网络听命于建在临时首都保安的政府机关。西北局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当地军事单位的劝告、意愿和权利来制定政策，后者在许多地区担负着指示的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从江西照搬来的一些雄心计划不得不放弃。例如，1936年1月，西北局建立数星期内，任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29岁精力充沛的留俄生王观澜发布命令，发起劳动互助社活动，以便在春耕生产中增强生产力。然而这一最初努力组织的互助劳动流产了。在战时条件下，边区孤立的村庄里没有成长起来干部核心，刺激合作的努力很快并且悄悄地放弃了。7年过后，共产党才在边区认真地发起第二次土地革命，其目的是沿着合作路线形成更宏伟地重建农村经济。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是经济部负贵人。他试图恢复和发展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把关键部门置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如盐田和煤矿。1936年4月他详细指出经济的原始和分裂程度。报告也建议新政府加紧努力刺激经济，尽管战争和土地革命摆在优先地位。这些早期充满活力的措施勾画出一个事实，即江西来的党和军队代表了先进、有经验的干部和行政人员核心，最终证明他们在重建边区经济上做得最出色。另外，如埃德加·斯诺报告的，他们六千英里的长征，一些是世界上最困难的路线，随身带了许多车床、镟床、冲压机、模具，等等。他们带了数十台胜家缝纫机，现在装备他们的服装工厂；他们从四川红矿带来了银和金；他们带来了石印版和轻型油印机。他们到来后的几个月内，面对持续战斗和严密封锁，把珍贵的财政资源投在扩建延长的小型钻探石油设施，开办边区第一个纸工厂和一个小纺织厂以及生产初级军火方面。此外，也试图复兴商业和刺激农业。尽管这些努力是不深入的和小规模的，但他们无疑在包围封锁下帮助了求生，并且形成了其后经济发展的支柱。　　……

前言

　　前言　　这本书的初版是新一代关于革命中国的第一批学术著作：使用的关于共产党的情报档案文件来自台湾、日本和美国；提供了第一批关于单个根据地的“微观社会”研究；尝试一方面从中国政治和社会，另一方面从国际力量两方面探讨地方的革命进程；本书还从占优势的集权主义理论模式和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中脱离出来，转而探究革命变革中的创造性和民粹主　　义来源。　　这本书还是1960年代一批大事件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发生在美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它受到当时全球重组和新思维的影响。从20年前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从东南亚到全球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南北关系等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的冲突，美中关系一直处在没完没了的斗争之中。那些斗争形成了美国的学术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　　1963年，当我为最终完成《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进行资料研究时，美中力量和全球力量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这时分裂力量形成，不久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美国则出现了要求公民权利、反战及新的左派运动。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似乎正在瓦解。美国在越南失败后不久，其霸权力量节节下降，中苏联盟瓦解，这一切为突破美中关系研究，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　　时间在向前进，甚至是迫使我们忙于研究新的问题。我想弄清一个贫穷而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是如何在15年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抗战的，那些殖民侵略者的神力，足以使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早期的殖民战争中取得胜利。特别吸引我的是，广大抗战力量的先锋有没有可能在贫穷而屡遭蹂躏的乡村创造性地致力于解决贫穷、不平等和落后问题，这些正是现在后殖民世界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这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人民如何打碎压迫、贫穷和恐怖的枷锁，他们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变为有力的行动，如何发展人类的自由和美好前景?人类如何站立起来?”那时在另一个贫穷的农业国，革命力量正在对看起来无敌的侵略者予以致命一击，使美国，以及国际政治、文化和理性生活陷入危机之中。　　到1971年，在美国封锁、敌对并寻求孤立中国，把她作为国际弃儿20年之后，两个国家开始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然后重新确定全球敌对和联盟的版图。这些过程有益于重新反思战争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特别是长期的中国革命。《延安道路》发表于1971年，正值美中关系向正常化大步迈进的时候，是两国相互承认的戏剧性转变的时刻。　　在我着手准备为这本书增加批判内容时，美中关系已经度过了20个喧嚣的年头。长时间的文化革命影响了市场、个体和外国资金的流入——尽管是以隐蔽而复杂的方式，毛的遗产还是继续影响着中国的事业。从1980年代，邓小平的中国出现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同样重要的是，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已经将国际政治和美中关系问题转变为最基本的平等问题。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次出版本书，重申了初版最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观点。特别是它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41～1942年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日本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陕西省：革命的环境

第二窜西北的反叛和革命者

第三窜从土地革命到统一战线：1935～1936年的陕甘宁苏维埃

第四章新民主主义在1937～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

第五章危机与对新秩序的探索

第六章延安道路

结论

后记

参考书目

编辑推荐

　　第一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后来对从1920年代起的整个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并且（以地方和地域研究方式）直至今天。这一方法可以从最基层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又从国际体系到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从而它使得从人类的角度研究政治和进步——它们的产生和变革、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方式曾被国家和世界研究排除在外——成为可能。尽管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战争时期，当时有十几个在地域上孤立的根据地坚持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但这种方法还是被广泛用于其他历史时期，包括人民共和国时期。　　——马克·赛尔登

作者简介

该书为阅读中国丛书的一种，作者是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原作写于1960年代，1990年代做了修订，1995年出版修订本。它重申了初版最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观点，特别是它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41~1942年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日本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作者在修订本后记中的总结是耐人寻味的，他说：







当我在1990年代反思"延安道路"时，我所得出的结论是：







其一，作为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的总结，"延安道路"所体现的是世界边缘地带所发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革命变革的重要契机。与此同时，它对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有重要意义，其贡献包括使占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获取更大权力的那些政策，如由减租减息和税制改革所构成的"静悄悄的革命"和互组合作及民主政治的初步发展。原著的中心点依然是正确的。







其二，然而，由于我在早期研究工作中的疏忽，在我总结出来的"延安道路"道路中又掩盖了专横与倒退的倾向。当这些倾向在人民共和国时期，特别是1957年、1979年、1989年等年头被发展到极端时，其结果是令人悲痛的，同时也有违中国革命那些最美妙的诺言，包括实现民主、平等和是农村摆脱贫困。







从我所总结的"延安道路"中，我们可以追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那些矛盾的起源。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也为了辨清那些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人类解放的那些专横势力，用复杂的眼光去认识"延安道路"将大有裨益。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马克o赛尔登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能够如此深刻认识中国革命中的"延安道路"，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应该说，该书中文版出版对于中国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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