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曲的脊梁》书评

【经观书评】“弯曲”的解义

by严搏非《弯曲的脊梁》有个副标题：“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书名来自前民主德国著名的“国家赞美诗”作者贝希身兼文化部长，这首名为《烧伤的孩子》的诗写于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但直到2000年——40多年后——贝希尔才将它公开出版。诗很短，我们录在这里：“那个脊椎已经受伤的他，别人很难让他相信，还能笔直地站立。受伤脊椎的记忆，让他恐惧。纵然治愈后，休息已足够长，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会再次折断其脊椎。”接下来，书的作者这样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这是一种我们极为熟悉的场景，以至于熟悉到我们对这个“弯曲”的过程常常不再有意识，同时，也常常忘记那被弯曲的脊椎其实是可以重新笔直地站立的。有时候我会以为，这种“弯曲”仅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的上一代才特别经历的过程，80年以后的孩子，至少会较少地有这样的问题。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对于我们的少年时代，这种“弯曲”来自于对一种自我宣称的真理性意识形态的认同，我们生活在对未来的无差别美好世界的反复宣传中，生活在对领袖无限崇拜的反复宣传中，当然，同时也“由于这些信条声称永远正确，因而对赞同和一致性有着强烈的激情，导致它不断地被引诱来增加恐怖”（P226），因此，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不服从的恐怖之中。然而，由于这种“弯曲”的正当性尚隐约地等价于“对真理的服从”，因而一旦谎言被揭穿，一旦世界的精神被重新打开，一旦恐怖稍有解除，理性很快就会复苏，人们依旧可以笔直地站立，独立的思想立刻便奔走于大地。但今天的“弯曲”却不再有伪装的真理性认同了，它直接来自于去政治化后的功利性考虑，它出自对国家机器和行政组织所拥有的无限力量的认同，“弯曲的脊梁”在今天已经成了一项生存技巧，就像哈维尔在“无权者的力量”一文中所描写的水果店和蔬菜店老板，现实的利益使他们顺理成章地承认“皇帝的新衣”，自觉却冷淡地与权力建立“一致性”。今天的“弯曲”过程除了宣传，更多地依赖于无所不在的国家体系，依赖于人们对权力和利益的默认，这就是更为糟糕的后极权时代。在这个时代，接受者也不再无辜，“弯曲”的过程，常常事先就得到了隐约的同意。这是部传播学名著，最初是徐贲推荐的。徐贲这几年对国内的事情有两个主要的关注点，一个关于公共理性的建立，即我们能不能就公共问题在公共平台上进行理性的讨论，或者说，我们会不会讲道理？另一个则与这本书有关，即我们能不能学会分辨什么是宣传？听起来似乎都是常识，但其实，“弯曲的脊梁”是会忘记他其实是可以直立的，甚至，他会以为“弯曲”才是常态。西方的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有专门的课程，告诉你如何分辨这是“宣传”。宣传在他们那里从来不是一个好词，因为这意味着强迫，意味着诱使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追随，但任何事物哪怕再美好的事物都没有权力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更不用说所有的全称命题一定为假。然而在我们这儿，自我审查往往会逐级放大，新闻系的学生则会质疑老师：这样的新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殊不知这正是“宣传”的观念。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2012年8月6日号 官网地址：http://www.eeo.com.cn/bookreview/ 小站地址：http://site.douban.com/106727/经济观察报-书评 微博：http://weibo.com/u/2526630955

我们都需要圈套

说来惭愧，我对德国只是一知半解。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对我来说，仅仅是两个词而言。初看这本书，我还以为这是两个并列的阶段，看到一半才猛然间发现，这是前后两个时期。然后才急急忙忙翻回前面，重新看一遍。-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明明是两个圈套，所有人分明都是知道这是圈套，但还是有人纷纷往下跳，而且刚从一个圈套中爬出来，又跳进另一个。德国人都是傻子吗？不是，德国确实出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尽管这些伟人的思想影响了其他国家万万千千的人，但是这些思想似乎并没有对本国的人带来多大的影响。恰恰相反，这个国家的人却接连经历了两个宗教式的狂热之中。作者兰德尔说，“宣传从未能提供两个体系所渴望获得的：只有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公民。相反，它促进了伪善”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伪善中，人们相安无事地活着，满怀信心地走向理想的世界。人们也知道这只是虚妄，统治阶级不过是在撒谎。这让我想起了当代的朝鲜和上世纪的文革。人们并没有生活的监狱之中，但其实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监狱。统治阶级靠强有力的宣传手段，编造出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存在于媒体之中，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人们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说到底，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我们都是懦弱的，但我们又不想让别人自己的迷茫。于是当有人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的时候，尽管是将信将疑。但只要周围人都做同样的事情之后，谁也不希望被当成异类，不希望与人冲突。我们内心的迷茫便穿上了铠甲。在迷茫的基础之上，我们逐渐培养出了一套规则，以表面上的和善维持局面的稳定。就像一个偌大的监狱，凌驾于所有人的内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从空间上跨越了整个中国，从时间上代代传承。于是千百年来，一套观念得以传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世界上有那个国家能将一套观念延续千年，也只有中国吧。这便是“和”。相比于德国，这才最弯曲的脊梁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平等的平台。一套全新的社会也在这个平台上逐渐生根发芽，直至撼动现实社会。我们可以屈从于强权，可以屈从于传统，但我们无法屈从于自己的内心。只要当今的社会有一个裂口，这个裂口便会迅速扩大，以致于将整个社会观念撕裂。纳粹的覆亡和柏林墙的倒塌不正是这样的例子吗？在此，我不是说政治的更替，而是一套价值观念的消亡。回看互联网的过去十几年。从最初的SARS事件、到今天对家庭观念的嘲讽，传统遭到了步步消解。也许曾经可以依照这样的路径存活，但这种观念一旦倒塌，我们依什么而活呢？我们的个性压抑了几千年，但一旦释放，失去了既定的标准，我们又该何去何从。这也是兰德尔提到的“重要的不是理由的品质，而是有一个理由就够了”。现在以前的理由正在一步步的消解，以后我们需要什么理由呢？问题始终绕不开“人类的意义”。

极权时代的宣传特点

极权时代的宣传特点一，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类似与宗教。他们宣称自己掌握绝对的真理。他们让自己的理论变成一种教义，不允许怀疑，只允许信仰。一些人怀着真诚地信念接受了这一宗教，成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新人，他们要让自己的世界观统领生活的所有领域，不仅是党员，还包括社会中的所有人。宣传一词的宗教起源揭示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看似世俗模式背后的宗教脉络。二，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外宣布自己相信意识形态的人会得到很多好处，而表示异议的人则会受到各种打压，通过这种政策，实现了这个社会的表面的一致性。极权社会不允许有不同。三， 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新闻工作者受到党的各种指示，指示他们该关注什么，不该关注什么。违反指示的人将会受到丢掉工作等惩罚。四， 反对任何有威胁的意识形态。纳粹表面上同意基督教，但是在实际中却处处限制它的发展。东德政府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反对有神论，五， 对媒体的控制。纳粹在当时控制了三分之二的媒体，东德控制了所有媒体。六， 七， 对文艺和娱乐的管制，政府不允许任何对他们的嘲讽。没有讽刺政治的漫画八， 。九， 他们都靠普通公民去宣传。他们有大量的宣传员，深入基层宣传，并且为宣传员提供大量的宣传资料，这样庞大的数量的低级党务人员对党的有效运作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宣传可以蒙骗一时的民众，但是再高明的宣传终就有被揭穿的一天，宣传可以造就一代狂热分子，但是不可能持续，到第二第三代，人们只会虚伪的表面上相信，新上任的领导人也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官员们也不相信，这个体制成为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失去生命力，意识形态的死亡是体制崩溃的前兆。

“公共一致性”的表象与本质

文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原载 《南风窗》2013年第18期要理解20世纪的政治，从德国宣传体制的建立、运作及其逻辑，崩溃及其原因等入手，可能会是一种最有效和简便的方式之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译著美国传播学者彼特沃克的著作《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就是这样一部典范性的著作。作者从德国宣传体制的崇拜文化之形成、内部等级结构、娱乐文化的角色、公共与私人生活等角度，在一个对照性的历史框架之中细腻而敏锐地呈现出了内在于20世纪德国的这两种不同宣传体制的异同。　　广场政治vs 科学方法　　一个最核心的差异就是纳粹德国的宣传更多地诉诸广场政治，以激情、口号与一种被塑造出来的集体感来感化民众，而民主德国尊奉科学原则，试图通过说理、辩论、科学逻辑等方式来扩散其认定的历史规律或真理。正因为此，前者往往走向一种反精英主义（自然包含反智主义的倾向）的“先锋队政治”，这种反精英并未与民粹主义结合，反而同时在骨子里贱视民众。在这种理念主导下，建筑形式、领袖形象与元首讲话、重大节日的庆典、起源式的神圣感等都变得非常重要。这一体制就是要让这些元素成为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民众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从而达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命运休戚与共的集体心态。在这种纳粹体制看来，大众是“愚蠢而健忘的”，而大众面对的是一个“超出了他们理性和逻辑理解能力的复杂世界。任何通过复杂的论辩来征服他们的企图必定会失败。无知和健忘的人们需要所有的帮助，这样才能踏上通往真理之路”。那么唯一可以动员民众的就是公共广场上的演讲了，希特勒认为“激情更容易通过演说者的直接在场而不是一页文字激发出来”。　　在纳粹德国的戈培尔们看来，密尔所谓思想的自由市场论只会在无知的民众中间造成进一步的思想混乱和情感错乱，复杂性和公共辩论是庸众之敌，一个为极权主义宣传者广泛接受的共识就是“大众理解黑和白，而不是灰的阴影部分”。正因为认定大众只有低度理解力，因此不断地以口号、重复、身体语言等来进行的灌输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戈培尔们看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至少在统治效果上会达到同等程度。彼特沃克认为“这种宣传是一场独白，而不是一场对话。它压制了对立的观点与视角”。　　民主德国的宣传系统则呈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如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出版物所言，“宣传的艺术非常接近于精通的观念，包括可靠的专业知识、造诣和才能”。所以，民主德国的宣传员有一个详细的阅读清单，包括马列主义的一般经典著作和各种专业文献等。民主德国宣传系统信奉德国的理性传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将宣传当作启蒙事业。在民主德国，宣传系统分为宣传与鼓动两种形态，前者是从深度上处理观念，宣传被定义为“对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历史的、科学的、技术的或其他的知识与观念进行系统散播与周密解释”；鼓动则更多是功能性的。显然，民主德国的宣传动员体制更趋复杂和精致化，两者互为援引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彼特沃克则对两者的相异之处看得通透：“如果纳粹的原则是感情呼吁、简明易懂、重复、力量、领导力和信念的话，那么东德则把宣传看成是一种科学方法，意图劝说大众遵照他们自己最好的利益而行动。”可见，无论是对于反智的纳粹德国还是精英主义的民主德国，在宣传上都重视“重复”技艺的运用，在一个信息、价值和思想来源高度封闭和单一化的社会空间里，这种追求确定性的重复和简化往往能够塑造一种公共一致性的幻觉，从而让个体摆脱存在的焦虑感和道德上的负疚感。对宗教的“戏仿”　　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宣传上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存在差异。根据彼特沃克的研究，纳粹德国大量运用基督教的意象，通过赋予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的“起义”及其挫败以一种根源上的牺牲感和神圣感，将之设立为全国性的节日，通过演讲、广播、报刊、纪念仪式等，将希特勒的16个被击毙的追随者塑造成了纳粹圣徒的形象，以身殉道者、牺牲、圣物、复活、耶稣受难者以及朝圣等这些宗教语言被挪用到对纳粹主义的描述上，从而唤起受众身上潜藏的宗教感。比如1935年的纪念活动就是这样描述这群受难者：“为了摆脱困窘、痛苦、卑贱、绝望的深渊、毁灭的无序境地与毫无抵抗力的屈从，这些不为人知的战士们，他们的名字就像一声惊雷，穿透了人们之间悲惨的孤立的茫茫黑夜。为背叛而复仇是他们心中燃烧的火苗，在痛苦中锻造，不幸中形塑，受伤者的荣耀中坚固成形的复仇，几乎取消了死亡，这就是伟大的，不可复制的复仇。”极权主义政治都擅长操弄人最基本的情感，它将人类面临的个体性苦难，阐释成为一种整体主义的悲剧，从而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将来与过去之间划出一道醒目的天堑，要求其治理下的个人按照其旨意痛恨后者而讴歌前者，受难感与复仇感奇特地融合在一起塑造了个人一种充满“悲剧性的崇高体验”，而在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中，个体似乎就超越了尘世的生老病死带来的意义上的匮乏乃至虚无感。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民主德国对党的领袖的崇拜文化，比如一年之中第一个节日就是1月15日，纪念革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1919年的罹难。民主德国在宣传上对宗教充满了疏离感甚至敌意，但是革命本身又具有一种对宗教架构和精神的高度“戏仿性”，早期革命者身上也确实常常具有一种神圣的宗教体验。相对于纳粹德国塑造纳粹分子的12条戒律中的“忠诚和无私是最高的义务”、“不要将你的时间浪费在无益的唠叨或批评上，而应脚踏实地地努力工作”等训诫，民主德国的10项戒律的内容更具有“宗教救赎”和世界主义的色彩，比如第3条：“你应该帮助消除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剥削。”第10条：“你应该向那些为其民族自由或者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各个民族表达你休戚与共的感情。”对照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的戒律，可以发现前者使用的全部是命令式的简洁有力的句子，而后者这10条戒律全部是以“你应当”这样的句式开头，也就是从革命伦理或道德正当性方面进行说理性的诉求。因此可以说，民主德国虽然在政治仪式的操作上不如纳粹德国的宗教色彩那么强烈，但其做法也是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的。彼特沃克对此有一句很精妙的评论：“如果纳粹主义是一个异教，他的创教者仍然身处信徒之中，那么东德则是一个在结构上更像天主教而不是新教的、拥有确定的神学体系从而合理地建立起来的宗教。”　　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都创办了讽刺性的文艺刊物，毫无例外，这些刊物主要的讽刺对象是作为其敌对势力的国家及其人民和社会生活，并以这种讽刺来提振自身国家的道德形象，并且都是政府严格控制了讽刺的尺度与对象，因此其代表性的两份杂志《荨麻》和《捣蛋鬼》的国际讽刺文章都是“可以预期的、重复唠叨和乏味的”。但在面对国内社会生活和民众时，两份杂志的态度就大相径庭。前者全面封杀对国内社会现象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讽刺，而后者有限度地开放对国内社会生活的冷嘲热讽，并成功地将之塑造成民众表达有限度的不满情绪的减压器。彼特沃克指出，《荨麻》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太像第三帝国的一切其他领域了，没有惊喜，也没有冒险，“爱抱怨者，爱发牢骚者，不满意者，他们是这一杂志的敌人，是它经常攻击的靶子。它表明，批评生活困境的人是一个叛国者。这几乎不可能创造出好的幽默。甚至希特勒也把它称作是‘可想到的最沉闷的小报’”。而《捣蛋鬼》则至少提供相当大的空间给对东德状况的温和批评，正如作者所言，“这一杂志很少超越具体的愤慨。它从不建议说，或许德国的问题有一个系统的原因”。“公共一致性”的表象与本质　　自然，宣传体系的社会效果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议题。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宣传尽管存在不同的形态，但其最终目的却是同一的，那就是压制社会的多元尤其是公开化的分歧，而形成一种“公共一致性”的民意表象，并进而以这种表象来为政治上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如何达成这种“公共一致性”？彼特沃克认为在极权国家中往往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达成，一方面，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贿赂来鼓励所期望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恐吓与强力，它们阻止不期望的行为。其结果是，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广泛的公众支持。在这种刚柔相济的体系的持续性压力之下，“人们通常会隐藏他们的真实观点，进行自我审查，只是公开提出与其私人信念相冲突的观点，但他们明白这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或允许他们避开不利局面”。　　极权主义国家的支撑点究竟在哪里呢？一种常见的论点认为是基于人们对政治迫害与社会隔离等的极度恐惧，恐惧导致自我审查和自我缄默，而服从于权力逻辑的运作。但从彼特沃克的研究来看，恐惧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或许仅仅是一个最初的因素，而自我欺骗的心理机制才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彼特沃克提出，在希特勒的德国或东德，很少有人生活在持续不变的恐惧中。一般来说，两个体系在运用恐怖上是“理性”的，“除去一些例外，那些陷入麻烦之中的人不会感觉意外。大多数明白异议后果的其他人，任由自己的脊椎被弯曲，并以各种心理上未感觉不适的方式为自己的默然同意辩护。存在一种人性的倾向，它假定世界是公平的，一个人会得到其应得的。穷人‘理应’受穷，那些被逮捕的人也‘罪有应得’。这缓解了大多数公民的恐惧。两个体系都竭尽全力劝说人们相信，只有那些罪有应得的人才会受到国家的制裁”。人天然就有一种追求伦理确定而避免伦理重负的倾向，事实上，正是避免麻烦、不利、不适等情绪的细小考虑，让极权体制下的个人以一种极度简化的思维方式，来消解本应认真面对的政治伦理上的灰色地带。纳粹德国宣传的使命之一就是形成这种所谓的“确定性”，以让民众产生顺从的习惯（其实质就是扭曲价值和异化自我的过程）。彼特沃克指出：“宣传呈现了压倒性的公众支持的外观。媒体、艺术、学校和日常活动—所有一切表明几乎每个人都普遍地对国家充满赞许之情。这种一致性不仅阻止了积极的对抗性观点，鼓励了公开的受许可行为，它所产生的顺从压力也导致公民们逐渐转变他们的内心观点，从而与他们的公开行为保持一致。”　　阿伦特在讨论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时提出了一个很有洞见的看法，即“服从”与“支持”的关系。人们往往习惯于以自己是被迫（因恐惧、压力、无知、信息不透明，或私人性的理由）服从独裁统治来为自己的言行辩护，但在阿伦特看来，服从其实就是某种变相的支持，这样就将政治上的“服从”这个消极性的态度（更容易为自我卸责）转变为“支持”这个相当主动的态度（必须面对政治行动的逻辑后果），其实质就是将个体应当承担的伦理责任从政治伦理的暧昧区域引渡出来。正因为此，阿伦特特别鼓励“公民不服从”：“那些不参与独裁统治下的公共生活的人也就是那些人，他们通过逃避‘责任重大’的领域来拒绝支持，这些‘责任重大’的领域在服从的名义下要求支持。对于如下问题，即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不负责任’地行动并拒绝支持，甚至不需要积极的抵制和反抗，任何这些形式的政府将会发生什么，只要我们稍作思考，就会明白这将是怎样一种有效的武器。它事实上是在我们这个世纪被发现的非暴力行动和非暴力抵抗的诸多变形中的一种—例如，潜存于公民不服从中的那种力量。”彼特沃克毫不犹豫地指出，极权国家的这种“公共一致性”其实仅仅是一种“一致性的幻觉”而已，极权统治下的个人大都学会了戴着面具生活，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呈现出双层结构，这种双层结构自然制造了大量的犬儒主义人格和虚假性公共文化。但同时，这种双层结构也不可能孕育出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所真正期待的“新人”，彼特沃克认为这两种体系具有自我摧毁的逻辑悖论：“人们逐渐习惯于东欧人称作的‘依靠谎言而活’或‘在水下呼吸’（breathing underwater）。这种行为能产生持续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但是它不会制造出纳粹主义和东德想要的：新的纳粹主义或东德新男女，他们充满激情地献身于即将到来的乌托邦。相反，它们塑造的公民是，在命令下欢呼，在公共场合谈论正确之事，甚至相信宣传告诉他们的一些或许多内容，但这些行为都只是表面的而非发自内心的。”换言之，在这种宣传体系下形成的“忠诚文化”具有高度的表演性，因为它从不容纳“忠诚反对”的异议文化，所以注定是同质性的没有生产性的一种自我循环，最终人们对这种“极权主义美学”的审美疲劳不可避免。这正如作者所精辟洞察的那样：“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它明白，它的支持可能是表面的，但是它用以施加公共一致性的方法越严酷，公民们隐藏真实看法和显示许可看法（所谓规定动作）的行为就越勤勉，而这个体系就越担心它的公民不站在它这边。”　　

本该是这个样子

我是通过法星社的赠书活动得到该书的。一看标题，就有莫名的兴奋，因为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拿民主德国的宣传和中宣部来比较。现在发现，两者简直如出一辙，是典型的极权象征。“西方民主国家恐惧宣传，至少是公开反对它。称某人为宣传家无异于一种耻辱，宣传被看成是独裁的操作性工具。”法西斯德国的宣传更倾向于感情的认同，希特勒把宣传看成是有助于实现某一目标的一套使用方法。纳粹主义作为纳粹的信仰，纳粹把其信仰看同是类似自己建立的宗教，同时也开始对正牌的宗教活动进行打压控制，方法是限制宗教活动，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礼拜仪式。希特勒把宣传 的功能定义为吸引支持者，组织的功能是赢得成员。所以通过各种修辞和掩饰树立起自身伟光正的威信，扩大更多的群众支持者，以便于自己进行战争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这种神话自己的做法从他每次出场的时刻便可看出，希特勒总是在战争进展顺利的时候出现，发表富有激情和煽动性的演说，欲成为德意志的教主。伟大的宣传源于高超的领导力，跟个人的性格特征有关，而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单独的个人，不管其表现的感情是好是坏，其特点就是简单并且极端，群众集体是感性并且极易被蛊惑的，希特勒无疑是很好研究了大众心理研并发挥地淋漓尽致。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简单地说，就是追求一致性。极权主义试图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新闻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图书出版，电影艺术等，甚至监听监视着特定人群，真的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包。极权已经发展成类似宗教的东西，特征是永恒力量、绝对真理、神圣文本以及世俗崇拜。洗脑的方式有多种，最根本的来讲就是让你接触不到真理。当周围的世界全是谎言和谬误的时候，当人们普遍相信并反复传播谎言的时候，谎言就成为真理。这样宣传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臣民普遍信奉统治者的那套理论体系和世界观，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事，从而维护了专制集权的稳定性。”一个人不会为生意而死，只会为观念而亡。”被洗脑者完全沦落为国家机器的臣服者和统治者的工具，他们的生命健康、身体肉体和精神灵魂都不再属于他们自己，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民主德国同时受制于苏联老大哥，按大哥的意志办事，这就要求民主德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要更加强化和富有对抗性，同时要团结内部以方便对外输出。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试图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在我国当下实际是很常见的现象，很多人或许没有特别感受到它，因为已经习惯了，即被洗脑。庆幸的是当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其便捷多样化大范围传播信息的方式让屏蔽敏感词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今的媒体也受到宣传部的极力控制和打压，集体禁声也是常见的事。传统出版行业和艺术电影等遭受的审查就更严格了，个人电台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们都是没有自由的，我们周遭的环境相对高度的人类文明是非正常的。当权力开始干预到私生活领域和钳制思想的时候，我们便不再是本该的我们。宣传让人变得愚昧，无知和没有灵魂，我们似乎模糊了国家和政党的关系，淡化了生命健康和人权尊严的意义。不要做受个人或群体意志支配的机器人，每个个体都有权知道事物本来的样子。辨明真相的前提是判断力、知识经验和性格特征，这些都不是课本上所能获取的。

极权与宗教

书中引用汉娜阿伦的评论写到，大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无知也非洗脑之结果，极权主义的幻觉是吸引人的，两个体系都主张崇高的目标。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正是如此在其宣传的初期会有极其狂热的追随者，其内容解释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宣传通过新闻体系、文艺、娱乐等方面渗透到人们的公共与私人生活，使人们的态度一步步发生改变，人们逐渐屈服于国家的宣传和武力，使脊梁一步步的弯曲。宣传意味着附带价值观人生观，也是对人的一步步的侵染，使人成为一个“社会人”成为被社会所“接受及需要的人”然而为何政府有宣传所需而他的宣传也为人所需要，这当中也体现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感的缺失以及意义的匮乏，从而形成一个个的空洞的人，这也成为宣传所需的承载物。极权体系的解体，宣传内容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不仅遮蔽了民众也遮蔽了领导人，并且未能满足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从而导致这一体系的瞬间崩溃。在人类生活中宗教解释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甚至成为人类存在的基础。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宗教斗争与迫害，并且为了教义而献出生命。宗教解释了存在的理由并且有些还提供了彼岸乌托邦，同样在极权主义的宣传中这彼岸新世界同样存在。这就为群体中的狂热献身提供了理由。正是因为极权主义为现实不满的人提供了人类新世界，使其支持者为这一体系而奋斗并献身。人可以在极权中保有独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吗？在极权体系中统治者需要人的思想和所宣传的内容相一，不允许对其内容的讨论和怀疑，人们并不存在话语权的空间，并不需要群众的各异声音与不同的思想，一切都被宣传内容所取代。

《弯曲的脊梁》书评

　 对于纳粹方面的专著我之前没有看过一本，这是第一本，但是对于纳粹我是从小就知道，一提到纳粹可能很多人为之毛骨悚然，血腥，暴力在很多反应德国法西斯的影视作品中都有渲染，在我的印象中，如《血色童心》、《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辛德勒名单》等，那些场景确实很可怕。　 纳粹是可怕的，但是为什么会形成纳粹这么庞大的组织在德国的兴起，甚至在那个年代的德国是那么的癫狂，这本书从宣传活动来详细阐述。　　我也沿着本书的思路进行一点反思和评论。纳粹和东德都垮台了很多年了，我想当年把希特勒的尸体焚毁并不留墓是有一定的道理，这样的人被奉为“精神领袖”，他的墓存在的话也会有新的纳粹主义者去朝拜，被当作“靖国神社”一样所谓的“圣地”，如果新纳粹主义者形成一股势力蔓延全球那也是很可怕的，之前一些新纳粹主义者想买下希特勒故居，也被该镇所拒绝，新纳粹主义还是存在的，就好比文革余孽还想兴风作浪搞文革一样。　 读此书也让我对极权主义有了深刻的了解。百度了一下定义，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或称全体主义、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统治），则由totality（总计、总和）一字而来。具有集中权力的意涵。其指的是“权力主义”，通常意旨：某一人或政党、特定群体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政策皆由独裁者所掌控，没有第二人或是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例如：法西斯极权）。　 极权主义本质上诉诸宗教动机，并且满足了人类固有的需求。虽然作为一种替代性宗教，它很拙劣，不过尤其符合一种世界观的需要。正好埃里克.沃格林所写：“当上帝退回到我们不再可见的世界背后，其结果就是世界上的一些事物注定会变成新的上帝。”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并以实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它拥有一个愿做一切必要之事以达成目标的政党，一个源于天命或历史法则而选择的领袖，一种将其主张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种对大众宣传充满自信的依赖，以及对至少大多数制度的中央控制。　 尽管极权主义国家表现各异，但仍有一些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两点：存在某个意识形态，它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还要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该党的领导层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及教育等部门。不同声音受到系统的压制，而人民则生活在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历史上的独裁者为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军队。然而只有借助于现代技术，政府才得以有可能全面控制社会。　 对于巩固极权主义政权，宣传恐怕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宣传方式与大众越贴近，它争取他们就越直接，其作用就越大。因此希特勒更喜欢演说而不是写作：“在历史的车轮中，从古至今开启最重大宗教与政治巨变的权力总是口头语的魔力，并且这就足够了。”他强调，激情更容易通过演说者的直接在场而不是一页文字激发出来。书页只能一个个地赢得支持者，并且只有在读者有能力聚焦于论点本身时（希特勒认为大众无此能力）。口头语使听众成为演说者的同盟。演说者的激情变成了听众的激情，记得史料录下希特勒面对那么公众演讲的视频，可以看出他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充满激情，特别能够煽动人。　　同时纳粹统治下的政治宣传员必须承认反对方毫无美德可言。大众理解黑和白，而不是灰的阴影部分。戈培尔认为宣传更不应该试图去证明它最有争议的观点。在讨论1927年开办的一份柏林报纸《攻击》时，他写道：“它特意呈现它试图劝说读者相信的内容，然后从中推导出毫不妥协的结论。”这种宣传是一场独白，而不是一场对话。它压制了对立的观点与视角。按照当前的行话就是，它意图获取霸权，而不是只在观念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希特勒把领导力看成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一个名画家不能被取代，而由另一个人来接替他完成遗留下来的后半部分绘画工作一样，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和战士也不能被取代。因为他们的能力通常也牵涉到艺术的领域。它不是机械的训练，而是上帝恩赐的天生才能。”这种与生俱来的领导力同宣传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领导力意味着：有能力鼓动大众。”伟大的宣传，本质上就像伟大的领导力，是个性和天赋的问题，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原则问题。说到底，宣传就是工具，宣传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是为政治服务的，有效的宣传才能煽动起人们的激情，告诉人们什么应该说和做，什么不应该，同时宣传也配备了武力。公共一致性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一方面，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贿赂来鼓励所期望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恐吓与强力，它们阻止不期望的行为。其结果是，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广泛的公众支持。对于那些不弯曲的脊梁，和极权主义唱反调的人们必定是要被压制，被关进监狱，或者处死，因为它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它对公众生活各方面的监控极其严密，甚至利用孩子的天真去监控家人，我想这是极其反人类的罪行。　　 正如书中所言，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它明白，它的支持可能是表面的，但是它用以施加公共一致性的方法越严酷，公民们隐藏真实看法和显示许可看法的行为就越勤勉，而这个体系就越担心它的公民不站在它这边。它们都宣称传达真理，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信的。它们都要求热情的支持但是只能勉强接受公开的服从。它们都讨论永恒价值，但没有一个配得上。它们制造的痛苦远比快乐多。它们的失败在根源上是一样的。它们要求宣传做的远多于它能做的。人们在强权压制下违心的说话，只是人性脆弱的表现，而私下生活中，面具戴久了也会拿下来透透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面对的只能是崩溃，日久失人心，武力再强大也没有威慑力了。唐太宗说的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在这里恰到好处。　　强权固然是强大的，但是强权也是有寿命的，如果没有寿命，那历朝历代的王朝就不会垮掉，同样强权是脆弱的，它也恐惧有天被人们所识破，所以它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来维护它的统治。　　　现代社会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民主是至今认为最好的制度。一个良性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就是民主宪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健全法治，发展绿色经济，而这些恰恰在于政府要限权，限权在于分权，权利过分集中的后果必然是腐败，所以分权很重要。而且随着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之高，强权的寿命也在渐渐缩短，对于强权来说，武力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宣传则是内在的需求，甚至是灵魂。就纳粹和东德来说，光靠枪杆子维持的社会是不会长久的，所以他们配对使用的是宣传，是意识形态领域所谓的“法宝”，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与他们相异的理论被视作异端。宣传往往依靠的是谎言，但是谎言说一遍可能人们还会相信，但是说一千遍恐怕人们就不会相信，反而觉得可笑，一个靠谎言支撑起来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气球在慢慢膨胀，最后终将破裂成碎片。　　　我想一个国家的稳定是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互信支持，当政府渐渐丧失公信力，与民众背道而驰，恐怕丢失政权也是迟早的事情，苏联垮台就是一个例子。苏联同样也是极权主义国家，也加强对人民意识形态的教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官场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增，官民冲突不断，都是苏共垮台的原因，尤其切尔贝诺利核电站事件以后政府公信力急剧下滑，也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另外，曾经看过一些文章写到8.19当天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演说，而不远处已经有克格勃成员的枪口对准了他，随时取他性命，但是最终没有开枪，包括苏联军队最后也没有向示威的人开枪。有书中记载了这么一幕： 莫斯科大剧院的左侧，停了几辆军车。警戒线前，站了几个士兵，拿着枪。有几十个市民走上前质问士兵：“你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士兵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市民又问：“那你拿着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要开枪？”士兵说：“枪里没有子弹。”市民说：“没有子弹你们可以发嘛。”被市民指责时，那些士兵都是很胆怯的样子，就让老百姓骂，没有辩解。 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孩子们回家去”，这是对士兵们说的，落款是“战士母亲协会”。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在上级的指示和老百姓之间做出了选择，他们内心的人性被激发出来，他们骨子里不愿意开枪，不愿背负历史的骂名，同时，在那种混乱情况下，没有人能够调得动军队，这也体现了强权脆弱的一面，再厉害的武力在此时也是废铁而已，后来苏共垮台后，很多民众内心愤怒，要求清算政府的罪行，很多人追着秘密警察后面打，他们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对于那些秘密警察很多人平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敢言，只能弯曲脊梁做人，而这时他们挺直腰板去追打压制他们的人，他们被压的太久了，喘不过气来了，而且一瞬间爆发出来。这里也给了我们很多警示，对于政府一定要减小老百姓的怨气，要让老百姓满意，他们的怨气好像一天天膨胀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大，如果你不从吹气口放气，它就会继续变大直至突然爆破，所以社会的炸药桶的引线随时可能因为一件小小的意外而引燃。政府一定要给人民正当的出路，如果没有正当的出路，那么一定会有不正当的出路，那样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层出不穷，那样社会迟早要分化瓦解。　　　如今这个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纳粹那样限制言论自由的事情恐怕也很难控制，一个社会关键在于开放，不仅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对于公众事务，政府应该更多是时候是放权，这也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有时候政府的宏观调控被认为是闲不住的手，有些事情政府不去干预，反而效果会很好，市场经济更多的是自由的，自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重要的，只有自由，人才能去独立思考，才能发展的更好。　　龙应台：“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一个良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人人敢于负责的社会，只有我们去关心社会，关心每一个人，把他们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那么每一个人才会安全。　　在强权社会中，往往大多数人是弯曲的脊梁，因为他们内心也深深恐惧，不敢公开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苟活于世，这不怪他们，这是因为人性，我想我们的脊梁或许是弯曲，但是我想我们的心灵不能扭曲，有一颗强大的心是战胜恐惧的武器，一颗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才有可能逃离强权的控制，才有可能去改变。　　我们的脊梁可以隐忍弯曲一时，但是不能弯曲一世。　　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笔者以为就是真实的东西，济慈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就是你们知道的一切,你们都需要了解。”　　最后，笔者想说生活中最可贵的就是“真”，在迷茫浑浊的社会中，不要看不清“自我”。

连美国媒体都有自宫倾向——Leo鉴书105

花了一周的时间，一页页读完的，不只是因为内容很精彩，是惊讶于书中提到的很多事情都似曾相识。读起来兴奋点不断的一本书。有三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是书拿希特勒德国和东德做比较（主要是宣传方面的）。一个是法西斯治下的，一个是社会主义制下的，其中在宣传方面惊人的相似在此就不方便多说了，有兴趣真的可以自己读下。第二，其中的宣传都是走的人间宗教的路子，有神、有教义，而且许诺人间的天国（这也是高度相似性之一）。法西斯德国的神就是希特勒哈，他是不会失败的，虽然历史证明并不是这样，但宣传走的是这个路子。认真想下，其中的前后不一直接导致了当时宣传的失败。同时，他们向世人许诺的都是好的。很少人人支持希特勒是希望他会给世界带来战争，或是杀害数百万犹太人，纳粹的宣传也没声称它会如此。相反，希特勒谈及 和平、民族复兴、首先，甚至上上市。他所提供的成功是相当多数德国人会欢迎的：失败数量减少、军备重整、领土征服、普遍欢快的气氛。同样滴，东德也不能通过 提供一个死板的官僚体系、一个荒废了的经济和柏林墙来赢得支持者。取而代之的是它允诺一个没有剥削、战争 和痛苦的平等社会。它提供社会服务和一个可靠生活标准的能力获利得了尊重。接受他们的原因也很简单——德国人宁愿 相信一个新体系至少会使境况更好。谈及失败原因两者也很相似：它们都宣称传达真理，但是没有一个可信。它们都讨论永恒价值，但没有一个配得上。它们制造的苦难远比快乐多。真正失败的根源在于它们要求宣传做的远多于它本身能做的。第三，媒体有自宫倾向是正常的。书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针对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发现，他们中25%的人心有不甘了具有报道价值的故事，因为他们预计到一些职业上的麻烦。不管在美国，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论的功过是什么，几乎无人怀疑，即使在开放社会，许多因素以多种试搅合在一起，导致了沉默或者慎重的螺旋。同样的问题在东德更为业生 。违反规定的惩罚具有威慑力，东德新闻工作者后来多次谈到“头脑里的剪刀”即自我审查。再往下就不方便说了，您还是自己看吧……

弯曲的脊梁

《弯曲的脊梁》一书，以简练的语言和生动的例子，对纳粹德国以及东德时期的宣传手法进行剖析，并且分析这些手法为何会失败。本书将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放在一起写，显然这两个政权的宣传手法是有相似性的（我以前从未将这二者对比着看），从其指导思想到操作手法都有一定的共同点。从上层对民众的看法来看，希特勒认为“大众是愚蠢的”，人们更愿意相信大的谎言（例如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因为谎言越大越难被驳倒，证据越少，其宣传机构的支持自己言论的证据就越多。上层决策者并不认为大众没什么价值判断，而是认为他们在什么对他们好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概念。正是因为此种决策者的态度，整个国家的宣传体系发明的一整个系列的宣传手法以及价值体系。例如民主德国时期，马列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理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其拥有绝对的真理。当民众的价值取向朝着执政者所需的方向扭曲，执政者也就统治得如鱼得水了。在宣传机构的组成上，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稍有不同。纳粹德国的宣传机构更乱一些，其由一批能力不一的人领导着，有时还互相嫌弃，组织看起来非常混乱。由于民主德国的统治时期更长，而且有纳粹德国的经验，其组织结构就清晰得多。其整个宣传机构组织严格，秩序井然，人员结构复杂，但是宣传部的实权人物是很清晰的，全国有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下级对上级无条件服从，权威自上而下（很眼熟是不是）。在民主德国时期，宣传部门还发明了宣传员制度，整个国家的宣传还依靠普通公民来实行宣传,把普通民众整合进这一体系（五毛的既视感有木有）。这本书在中国火起来当然是有原因的，对照书本，许多东西可以在今日的社会中找到影子，或许国家宣传机构的教材多年未变过呢，殊不知人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虚假的东西，任凭你用何种花言巧语去粉饰，也不能改变其虚伪的本质，这也是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宣传手法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人们表面上附和着，背地里骂你傻逼呢。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巨大的惯性，改变仍然太慢，太弱。

弯曲的脊梁

收到《弯曲的脊梁》的时候一直在琢磨，脊梁到底是谁的脊梁，而它又是如何弯曲的。纳粹时期一个牧师说：在极权社会中，个人将会一步步被推到远处，直至他跨过某个界限，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脊梁正在以无法观察到的速度弯曲了。其实，这个时候依旧不是太明白。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在民主德国，都在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证明党绝对正确，元首绝对正确。都在宣称自己是终极真理的化身，自己所强调的东西拥有绝对的权威，即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只有一墙之隔。或许二者都在走向不同方向的极致，所以一定程度上又是极其的相似。无论是宣传的模式亦或是结局。二者的宣传即或是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尽可能全面的掌控着传播的每一条讯息，但终究免不了遭到灾难性失败：它们都在宣称自己所坚持的信仰才是终极真理，但事实却是他们只相信只有核心成员才是最靠得住的宣传员。它们尽可能的想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想努力使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与自己的统治利益相符，但却是自卑亦或是心虚的表现，因为统治者害怕听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们按照正常的思想去生活，害怕人们有一天会恍然大悟：其实它们的所谓信仰与之前的统治者并无异处，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罢了，只是用华丽的宣传外衣使之金光闪闪，看起来好像是真理而已。它们失败的根源是同样的——不管独裁政权多么卖力，无论它们运转多长时间，都不可能创造出由充满激情、毫无异议地服从于统治信条的公民组成的国家，而这一信条在其核心处早已腐烂不堪。

1流沙上的房子-《弯曲的脊梁》

流沙上的房子合上由三联书店出版张洪先生翻译的《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心情很是复杂，那是一种沉重与释然的混杂。孔子说四十不惑，可许久以来，有太多太多的惑萦绕在心头，为什么与我们一样掌握了永恒真理的苏联、东欧倒下了？为什么建国以来我们没有出过大家和传世的作品？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真的是封建社会的余孽、中国的特色？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人到中年对政治的认识仍然如此初级？思之不解悻悻然只能就去读书，渐渐的发现读书真的可以明理，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些变化那只是因为书读的还是不够多。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中国的张佛泉、罗隆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作品都在给着启示，《动物庄园》、《美妙的新世界》一些反乌托邦作品也在不断的提醒着，“证据就在那里，但是大多数人不想面对它”（未加说明的引文都出自《弯曲的脊梁》）。读到这本书很是偶然，徐贲在《怀疑的年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提到这本书，就记在心里。最近几年杨奎松、沈志华、徐中约、胡苏珊以及高华的作品读了一些，通俗的还有王树增、萨苏的战争系列，顺带着通读了《邓小平时代》、《蒋介石传》、《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二战史》，包括吕思勉、钱穆等一些不同版本的通史，结合自己法律硕士求学期间的文史泛读，我给自己逐渐准备了一个看似宽泛其实有所关注的知识储备，终于可以讲自己渐渐具备了我这个年纪早应该就具备的辨别真假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可以意会你懂的交流范围内，我们都忧心于当前社会遭遇的困境，企业的艰难从港口码头堆积长草的煤山可以大略知道，具体到个人则面临求医、求学的焦灼，一面有限宝贵的社会资源仍在按部就班的低效使用，这就是 “公民和领导人都参与进公开的伪善。政府告诉公民们并不真实的事态，公民们通常也知道是不真实的，但是还要求他们在公共场合按照仿佛它们是真实的那样去行动”，“国家社会主义和XX主义制造的是只会装样子的公民。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习惯于睁着眼说瞎话的？或许是一次次的运动 “唤起了人类以往的最糟糕的一面，而不是新人最优秀的品质”，可惜文革结束后我们没有去真正的清算，就像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因忙于内战而没有认真清算日本。本来读书是件很私人的事，但在我阅读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陈小津的《我的文革岁月》、李新的《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徐孔的《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以及韦君宜的《思痛录》等书籍后，联系不久前重庆的唱红打黑，发现文革无论从那方面讲都离我们不远，而这就不是一件纯粹私人的事了。胡适曾讲过“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所幸的是当年历经运动的多有人在。我是怀着探寻的目的，用三天时间通读了只有231页正文的《弯曲的脊梁》，我感谢这个叫兰德尔.彼得沃克的美国人，让我们这些身处这一体制中的人了解到一个旁观者对这一体制的冷静分析和思考，“大多数对政权无甚热情的人做出了实用主义的决定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兰德尔在书中大片幅引用罗伯特.冯.哈尔伯格关于东德艺术家的评论，我也认为同样值得在这里再次引用: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在一个极权社会中，对警察力量的恐惧将会支撑起被知识分子们接收到的指示与建议，但是这种事情似乎根本没有发生在东德。东德的知识分子---不只是文学知识分子----现在经常说：“事实上，我们本可以做的更多。”他们没有如此做的原因很少是因为监禁或酷刑的威胁，而是相反，担心专业受到阻碍。我的观点不是简单说某种专业组织，比如作家协会或中央文学史研究所，会增强特定种类的服从。更为有趣的现象是精心设计的东德专业组织似乎赋予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以相当大的可预见性：一个人明白，要是经由苛刻的当局，他的某一作品将会被仔细地阅读；进一步地，他自己也认为他自己明白，要是他说了些特别的话将会有什么后果。这段话隐含的意思很多，但仅从表面理解也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家，为什么屠呦呦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没当上院士。作为几次政治运动顶峰的文革，我们现在讲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言外之意，除了那两个集团的人，我们都是受害者。文革前的反右斗彭过于复杂，我们且看作家胡平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的眸子》讲到的李九莲，于1980年1月由胡耀邦作出批示，得以重新审查而获得平反。可是，她本人已在文革结束一年多后的1977年12月14日在其家乡赣州以反革命罪被执行死刑。与其非亲非故的我们可以嗫嚅着讲文革中冤死的岂止成百上千，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工作终究可能挂一漏万，也不多她一个(对错姑且不论)，那为避免她在公众场合呼喊口号，行刑时将她的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又怎么解释？其实李九莲最后的遭遇不仅仅如此，说罄竹难书也一点不过，彼时林彪已经摔死多年，“四人帮”也坐牢一年有余。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可怜的受害者？麻木的看客？还是丑恶的帮凶？我想，对现在之所以成为当下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在这一点上讲，我们真的都是历史的创造者。那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成为如此的我们的呢？梁晓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说，“从历史上看，从总体来说，汉民族恰恰是很缺乏信仰的民族。所以，仅仅认为“大串联”是崇拜心理和热爱之情的必然结果，实在是过于理想化过于浪漫化的评价。倘吃、住、行需自己破费，当年到北京去的人可能连大会堂还坐不满”，对此起初我非常赞同，我们成为我们是中国的特色使然，想想临时抱佛脚这个老话到儒释道同坐一个堂，信仰这个词确实有点高大上。但在读过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以及安德烈.纪德的《访苏归来》，进一步补读了《日瓦戈医生》、《生存与命运》以及《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后，发现历史文化背景如此不同的国家竟然如此的相似，身边的北朝鲜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化石。“对于声称真理的体系而言，现实是令人为难的。事态不会按照理论预测它们应该怎样的方式发展。正如哈维尔评论的：‘现实没有塑造理论，而是相反。因此，权力逐渐向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逼近；它从理论中获得力量，并且变得完全依赖于它。’宣传与世界被迫形成了一种颠倒的关系。既然一个国家不能承认错误，现实就得像脊梁一样向意识形态的需要屈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它必然会被转化成一种胜利”。2015年12月15日，由于欧美原油期货价格大幅走跌，且双双跌破40美元关口，按照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分析预测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于当日24时打开。可就在媒体认为本轮国内油价下调已板上钉钉时，国家发改委官网当天表示，根据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有关规定，暂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委官网新闻稿全文如下：　　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根据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有关规定，暂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环保形势日益严峻，一些地区以臭氧、灰霾污染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日益突出，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充分发挥成品油价格杠杆作用，是促进资源节约、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低油价时，保持国内成品油价格基本稳定，有利于抑制石油消费的过快增长和能源结构调整，促进环境保护，改善空气质量。国家将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抓紧完善新形势下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从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第一书记到柏林中央，标准的报告以一段对成就冗长而枯燥的陈述开始，然后小心地涉及一些现实问题，而它们可能通过达到某些目的额外资源加以解决。这也助长了党内的伪善。这些领导者知道，他们正弯曲脊梁以取悦于他们的上级。不存在批评因而也就不存在真相的空间。当领导者们过于强烈地深信自己的伟大之处时，谄媚者则取代了先知”，两段文字对照，就像是一篇范文。 “借用圣经的隐喻，它们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回到原点，阅读其实真的是一种很私人的体验，对我而言，这是一本让我无法抑制对号入座冲动的书，只是这种熟悉带给我的不是安全感。那是一种无力的恐惧感，但也正是这本《弯曲的脊梁》让我对未来重新具有了思考的能力，因为建在流沙上的房子是终归要倒的。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欺骗为何这样容易

这是一本通过独特视角去检讨历史的著作，作者兰德尔·彼得沃克将纳粹德国与后来东德加以比较，他大惑不解的是：一个民族因为被蒙蔽而遭遇了深重灾难，为何很快又落入新的陷阱中？难道他们很愚蠢？事实上，他们并不愚蠢，谎言之所以被重复，因为人们需要它。现代性给了我们一个祛魅的世界，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既然上帝不存在了，我们就需要在世俗中建立一个替代品，否则，我们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活着？如果生命的意义只在今生的话，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呢？然而，在世俗中建立信仰的替代品并不容易，因为它与我们太靠近，没有神秘感和超越感，我们很难产生敬畏，无敬畏，它又怎能约束心灵？解决方案不外乎三途，一是历史，二是道德，三是人群。作为个体，我们永远不知道历史的意义，那么，历史就是一个很能吓人一跳的东西，同样，道德、人群也如此，道德解释具有多元性，不论怎么做，你都会被道德审判，人群则具有盲目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与众意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调和。几乎所有的现代神话都依据这三点展开，先为历史添加逻辑性的注解，制造出一个看上去很像历史规律的东西，然后在剪裁历史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学说，从而将个体强制绑架到群体中，为两者规定出一个新的平衡点。这种世俗宗教看上去很美，即使是在柏林墙倒塌后，还有相当数量的东德人不愿意批判他们曾经的信仰，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精神”给了社会以秩序、纪律、道德、公共生活等，在他们看来，推倒世俗宗教，世界必然一片凄凉。对此，米兰·昆德拉一语道破：“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而且是天堂之梦。”以神圣的理由堕落，这是20世纪人类的莫大悲剧，我们被自己的幻想所欺骗，被自己的真诚所奴役！相比之下，希特勒显得更业余，他没有编造天堂的使用手册，因为他不相信人的理性，他更相信力量、重复与感觉，他这种声嘶力竭、大力出奇迹式的吼叫，必然会被后来的复杂理论所替代。事实证明，人是可以在同样的地方摔倒两次的，因为陷阱也在进步，它也在依据着人性的弱点而不断发展，兰德尔·彼得沃克的深意恰好就在这里：当更美丽的陷阱出现时，明天的我们还能跨越过去吗？

用笔杆描绘天堂，用枪杆展示地狱

ISIS近来颇抢媒体风头，频频进行恐怖袭击，杀死手无寸铁的平民，已然引起世界公愤。ISIS是如何崛起于荒僻之地，在全球掀起如此声浪，颇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前段时间，英国BBC官网刊发了一篇来自智库的文章，非常详细地解读了ISIS的宣传战略。看后一个印象，ISIS的壮大，与其宣传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ISIS中绝对有深谙宣传的高手。在此之前，刚看完由美国学者兰德尔·彼特沃克所撰写的书籍《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此书也是相当详尽地比较了纳粹与东德之间宣传策略的异同。ISIS、民德与纳粹这三者，时间间隔差不多快一个世纪，且各自所崇奉的思想与主义也不一样，其目标更是大异其趣，但在注重宣传这一点上，进而在所采用的具体的宣传手段上，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BBC上这份智库的文章，分析了ISIS在宣传方面的策略。其方式如下：先确立一个宗教目标，这对于他们来说，则是现成的，只要将这个天堂描述得更加美丽更加公平，更加具有可接近性，更加与ISIS的方向一致；其次则是大力地宣传ISIS在经济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让人们相信IS就是想建造人世间的天堂，也是人们追寻终极目标的最佳选择；同时，进行大量恐怖的展示，这种展示是对内而非对外的，以此来震慑其内部还有疑虑的人；最后则是对于外界信息的封锁，让你无从了解外面的新闻，只能听从于ISIS进行的欺骗。对于最后一点，这篇文章说得非常的生动，说是每个上网的人后面，都站立着一个手持武器的ISIS战士，即使给予了你上网的权利，你也不敢轻易地去随便点开新闻，而只能按照其指引行事。在这里，枪杆子与笔杆子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笔杆子在前面描绘美景，而枪杆子在后面押阵监督。在《弯曲的脊梁》中，我们看到的恰如ISIS的翻版。从目标的设定、步骤的安排，到营造恐怖气氛以威慑并以手头的军队作保证，将其说成是一脉相承，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崛起于现代的ISIS，至少在宣传上是认真学习了纳粹与东德，并且深得其精髓。ISIS能够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崛起，在世界上掀起如此大的声浪，除了采取军事上的恐怖主义手段之外，其炉火纯青的宣传技巧，当然是功不可没的。那么，作为宣传上的祖师爷，纳粹与东德是如何进行宣传活动的呢？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何以作者将他们放到了一起讨论？作者在书中亦如此形容：“两个德国政体在许多方面差异甚大。一个是栩栩如生的邪恶的标志，另一个留下的则是一个苍白城市中灰白老人的形象。”也有人这样来描述两个德国：“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而民主德国留下的是如山的文件。 ”不过在实质上，两者无论是从理论的源泉，还是行动的方针方面，却如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于宣传的重视之上。在本书导言里开宗明义地点了题：“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他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弯曲的脊梁》中，作者探索了宣传与宗教的相关性。据作者考证，宣传一词可以在宗教劝说中找到渊源。但二者对于宣传的重视，却远远超过了任何的宗教。两者都不信仰宗教，但他们却以着宗教性的操作手法，维持着一个世俗性的信仰体系。“它们都试图运用宣传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将几乎一致享有一种类似宗教的世界观。 ”在这一点上，国家社会主义及东欧社会主义都企图以他们的世界观，来统领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并想让所有的个人信仰其思想。因此其用于宣传的语言，在本质上说，都是宗教性的。这两者都想在人世间建造一个乌托邦，向人们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都声称拥有真理，且都强调着个人道德的重要性。他们都与宗教一样，会树立一个魔鬼的形象，让所有的人有一个仇恨的目标。纳粹的魔鬼是犹太人，其他人就有了共同的敌人，因此反犹主义成为纳粹的核心；而东德的魔鬼则是资本主义，强调自己各方面成就完胜西方，防止红色江山变色，则成为统一社会党的必杀技。他们强调着一致性，不允许有任何的异议声音出现，“它们知道异端邪说会传播开来。”因此，在纳粹与东德，所有的选举结果，基本上都是一致赞成。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东德对于一致性的强调到了可笑的地步：昂纳克在1989年10月，对自己辞职下台也投了赞成票。当然，纳粹与东德作为一种世俗宗教，还是有着更多的独创性，由于其掌握着政治及军事上的权力，其宣传手段也相对强势得多。两者皆设立了强大的宣传部，以此来控制新闻的传播，并且宣传其统驭一切的主张。他们皆有庞大的党务人员，来从事宣传活动，甚至让每个党员甚至普通公民，也成为其宣传员。他们“像避雷针那样，将批评从其上司身上转移开了”。他们控制着一切媒体，甚至编造着虚假的新闻：纳粹编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战役胜利的谎言，而东德则撒着一个又一个超越西德的经济社会文化成就的大谎。两者都避开了正式的新闻审查，但均采用了自我审查的模式。纳粹的“宣传部每天举行新闻会议向主要的新闻工作者下达指示。这些指示从琐碎的到关键的事态不一而足”。 东德也是不断地传达指令，“指令是口头的，不准做记录，但是材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鼓励了人们违反这一规则”。纳粹与东德之间在宣传上亦有不同。戈培尔说：“控制新闻媒体：我们通过国家来达到。因为党不能那样做，由于它缺少手段和法定的权威。”而在东德宣传则由统一社会党完全控制，只给国家留下了一个次要的角色。纳粹德国的宣传原则是“感情呼吁、简明易懂、重复、力量、领导力和信念 ”，民主德国则更少基于情感驱动，而是意图劝说大众遵循他们自己最好的利益而行动。作者在书中说到：“无论纳粹主义是什么，它并不好笑。不变的、官僚主义的和严密的社会主义体系只能乞灵于像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作家的讽刺作品。”这一点，从东德及前苏和原东欧国家出现的大量政治笑话，可以有所映证。尽管纳粹与东德有着手段非常高明的宣传，但最后这些宣传亦未能挽救他们的失败。纳粹失败于战争，而东德则从内部逐步衰败。而在其失败之前，公众对于他们的宣传其实早已失去了兴趣。书中写到了1942年的纳粹党卫军报告：“公民们意识到，公共媒体总是提供负面事件的‘官方论点’。其结果是，广泛的公众圈子不再将新闻媒体作为最好的信息来源地。”东德更是如此。由于东德的公民大多可以收看到西德的广播电视，因此其国内的新闻收视率低得惊人。同时，更多的关于政府的消息，则以小道或者谣言的形式，在迅速而有效地传播着。由于权力的作用，更是武力的胁迫，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都经历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公民和领导人都参与进公开的伪善。政府告诉公民们并不真实的事态，公民们通常也知道是不真实的，但是还要求他们在公共场合按照仿佛它们是真实的那样去行动。”当权者醉心于超高的支持率，尽管他们知道这种支持比他们所希望的更加表面，然而他们却表现出由衷的相信。这样也培养出一大批装样子的公民。“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 ”而这种被君特·高称之为“匿栖社会”的状况，对于东德的瓦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旦他们不能用权力阻止大规模公众不满的展演，这一体系几周内就会崩溃。”毕竟，无论是纳粹还是东德，他们精巧而无孔不入的宣传，最终依靠的还是手中的权力，凭借的还是枪杆子。他们先用笔杆子来描绘一个美妙的天堂，再用枪杆子来制造一个恐怖的地狱。让人们相信他们的理念而登入天堂，威胁着心存犹疑的人让他们直坠地狱。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人性。我最欣赏书中的一句话：“极权主义体系误解了人性，从而唤起了人类以往的最糟糕一面，而不是新人最优秀的品质。 ”人性，则在关键时刻，向着这些追求着纯洁的伪善者们，捅出了致命的一刀。回到BBC网上的那篇智库文章，其作者查理·温特对于ISIS宣传策略的分析，可谓精当，逻辑与数据皆有。ISIS对于更美好世界的描述，与《弯曲的脊梁》中如出一辙。而对其暴力的展示这一方面，温特的提示更加深刻，而对于暴力与恐怖的营造与宣示，恰恰就是纳粹、东德及ISIS这样的极权者最为迷恋的。可惜彼特沃特在书中涉及较少，温特的论述恰好弥补上这个缺陷。温特分析了IS数量庞大的宣传视频，得出一个数据：每两个宣传ISIS成就的新闻中，则必定有一条展示其暴力的新闻。从此数据看，ISIS对于其所描述的更美好的世界，其实还不如纳粹与东德更自信。它只能通过更加暴力的手段，来胁迫人们信仰自己也不相信的天堂之路。耶稣说，信仰足以排山倒海；对于极权主义者来说，宣传亦具翻天覆地的作用。可惜，不管再高明的宣传，最后总会有破产的一天。因为这些宣传总是建立在谎言与强权的基础之上，人们总会发现真相。纳粹与东德的宣传最终不都失败了吗？ISIS会成为下一个例证吗？

我想和译者聊一下

为了你我来豆瓣写了第一篇书评，说说你为啥要把好好的一本书糟蹋成这样呗？让我看了两页后就生出一种立马把它当废纸卖了的冲动。开篇第一句话：”历经整个第三帝国的一位牧师以一种方式描绘了他和纳粹官员的会面，它很好解释了极权社会中的生活blabla...”这诘屈聱牙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真是亮瞎人眼啊，我对着这个翻译再译回去估计也和原文不差啥吧。怎么给评价？原著就是五星，论翻译就是一星。唉，张洪老师。30块钱当给你捐款买语法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