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书评

《耳语者》：沉默之书

不妨从一桩学界丑闻谈起。2010年4月，伦敦大学教授，著名的苏俄史研究学者奥兰多•费吉斯被发现数年间不断匿名登录亚马逊网站，对同行历史学家的作品连续恶毒差评，行径暴露后，只好公开道歉，并辩解自己心理失衡，对苏联历史研究过度，而被斯大林的幽灵所害。两年后，美国学术杂志刊登了对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的评论，重提打击同行的旧事，还列举出了他著作中的不少“硬伤”，比如费吉斯采用的口述者的资料与当事人的回忆有所出入，比如费吉斯在书中的描述过于文学化等等。在《耳语者》中文版出版之际，提及学界旧事并非为了质疑或者辩护。坦白说，我们只有阅读的资格，并无质疑或者辩护的理由，阅读之后，也并无真相，因为真相扑朔迷离，早已远去。我们只有试着理解那段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熟悉斯大林时期的苏俄历史，这种熟悉也仅仅建立在各种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海外的流亡者的回忆录，还有像以赛亚•伯林一样的国际友人短暂访问苏俄后记录下的只言片语。我们只能说熟悉某个群体，熟悉某种文学性的题材，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缺乏认知和了解。对于那段历史来说，在未来肯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档案等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对于费吉斯来说，《耳语者》的写作与出版迫在眉睫，因为当年的最后一批幸存者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回忆弥足珍贵，如果不记录下来，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如此鲜活的故事样本。与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不同，《耳语者》引述了数百份的家庭档案，主要是信件、日记、家庭档案、回忆录，以及家庭照片等等，这些珍贵的资料都被幸存者藏匿在各种秘密之地得以保存。更重要的是，书中的关于各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从当年幸存者的口述中得以获得，“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也许，本书最大的争议就源于这种口述史的鲜活性。我们无法得知幸存者的回忆是否真实，不知道他们是否篡改了自己的记忆。如果考虑到当年历史的遗迹，尤其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就能了解很多幸存者一生之间都心存疑虑，他们的恐惧已经深深烙在心灵深处，如何打消他们的疑虑，讲出真相，需要某种技巧。当然，回忆永远都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如何分辨其中的真假，如何学会从历史中寻找痕迹，或者不为人知的真相，都是写作的难题。费吉斯说《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的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这本厚达七百多页的著作，通过数百个普通的苏维埃家庭，把1917之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如果说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关注的是古拉格的流放者，那么费吉斯的《耳语者》关注的则是流放者的家庭——那些留守者如何在破碎的家庭中重新建立摇摇欲坠的生活。《耳语者》是城市版的古拉格群岛。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所谓“耳语者”的含义已经注明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处。俄语的历史语境中，这个词汇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另外一种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者。在斯大林时代，耳语者是生存和留守者的常态，或为第一种，或为第二种。当然，还有第三种生存方式，那就是被捕，枪杀，流放到古拉格。家庭曾经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保持自己私人生活的最后居所。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致力于粉碎家庭所保存的最后一缕温情，让每个人放弃留守自己的最后一点隐私权，完全成为服务于国家和集体的效忠对象。在他们的统治秩序中，革命的对象可以完全成为一个大公无私者，每个人都可以牺牲自己的亲情、爱情和家庭，只要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为了破坏家庭，他们建造共用公寓，他们实施各种监控和告密，对儿童进行集体化生活的教育，把任何反对集体化进程的人流放至古拉格等等。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社会正在此种意义上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现在可以解释，为何在那种极端恐怖，随时可能被检查和逮捕的情况下，还会有人偷偷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耳语者》中提及的一个例子就是作家普利谢维恩。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到：“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利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利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共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利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倾诉衷肠的场所。普利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到：“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就普利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普利谢维恩的并非个例，而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学会了噤若寒蝉，默不作声，成为耳语者。《耳语者》借用了大量的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但是不可否认，幸存者的回忆有时并不可靠。就如同“耳语者”本身就是一种双重的意义指涉，告密者与受害者是一体两面一样，幸存者的回忆往往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幸存者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掩盖了更多真相的人。他们活在一个时代的阴影太久了，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巨大阴影的一部分。他们讲述它，又反抗它；认同它，又恐惧它；讲述的永远没有沉默留下的多。《耳语者》应该是一本沉默之书。思郁2014/11/7书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定价：108.00元for《人物》

自由年代，不需耳语讲述真相

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俄罗斯的强硬手段或者说强硬的国家领导人形象有着莫名其妙的崇拜，似乎那样的强力存在才能够证明一个国家真实的存在与拥有立足于世界不败的本钱。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可以清楚地知道苏联存在的年龄，更不用说对苏联曾经究竟是多少个国家组成的了解有多少，却同样对那个年代的一些人有着当下对俄罗斯的手段和领导人一般崇拜的追随。也许这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那句热血澎湃的名言有关，也许与美化苏联红军的电影有关，甚至还和我们的教育有关。苏联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或许仅仅从我们的教科书中寻找答案非常困难，甚至没有能够勾勒出其中的万分之一，至少真实的苏联的存在我们是没有办法触碰的，因为侃侃而谈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宏观层面的描述，并不能展现一个国家一个年代存活着的人民的本身的状态，而了解一个国家，恰恰要从他们的生活入手，要走进他们的世界。《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各种小人物或者由小人物转变成大人物的视角来追溯那个时代的林林种种。这本书展示了几代人在面对苏联政治的变迁中的反应，以及他们选择的生活，或者说他们被迫选择的生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可以说是恐惧在缠绕着活着的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活着过完明天，有些人随时准备好包裹，随时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家庭，奔赴集中营。而在那个以成分，阶级划分的时期，许多人通过出卖别人而取得舒适的生活，他们或许没有想过，被举报的人是否会回来。而当他们回来之后，举报者总能够找到宏观的理由来让自己的内心活得更为安详。他们不是忘记了，而是选择不在乎。统治那一代苏联人的正是一个强硬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他拥有着各种各样的形象，对有些人来说，他是伟大的，而对另一些人，则是刽子手。出生在1917年代的孩子，有着与生俱来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有些人因为响应号召出卖自己的父母，有些人隐瞒自己的成分以求进入红色阵营。有一种属于斯大林颜色的思想在控制着社会的运转，他的大恐怖让整个社会陷入了“耳语”时代。每一个人都处在恐慌之中，战争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改变的希望，而最后，依然只能轻声细语。这是那个年代的苏联人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由于“个人崇拜”失去了自我，也由于“对体制的信赖甘于付出”而失去自由，甚至有着与我们国家流传已久的“清官梦”一般，认为斯大林并不知道集中营的事情。这些人的悲剧让他们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他们自己本身。经历过苦难的人很难再讲述自己的苦难，这本书讲述了一些从集中营中归来的人，有些甚至已经被折磨得不懂得怎么与这个社会进行交流，不知道该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存活下来，于是还有人故意犯错而企图回到集中营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种原本就不存在的罪名以及惨绝人寰的刑罚在剥夺一个人的尊严之后，也将一个人从这个世界抽离，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时候，已经忘却人原本是怎样的了。这些悲剧，不仅仅发生在苏联，而在有些国家，有些人没有说起，也没有人问，也就慢慢被忘却了。历史的记录当然不是为了忘却，历史文本的本身是一种更为容易被人所接受的讲述。在自由的年代，这样的讲述不再是窃窃私语地需要注意你的舌头，而是歇斯底里地喊出来，把所有的真相说出，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斯大林的恐怖时代

苏联的耳语时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颠倒黑白、全民洗脑、全国动荡、心理扭曲……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了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这本书中有一个故事给我很大触动，一个父亲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从来没有打骂过她，有一天，女儿回家很晚，没带钥匙，敲了几下门，父亲开门后，脸色煞白地打了她的脸。只因为人民内务部经常在这个时间点“查水表”，然后把人带走，这个父亲以为轮到他了。一个普通的家庭紧张到这种程度！这样的故事有几十个，不同受害者的讲述，组成了整本书的框架。受害者有富农、军人、高官，最让人害怕的地方就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被随意划分到迫害阶级中。（一）那个时代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人为灾难。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且无法约束这种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就进入了一场赌局，赌上的是每个人民的幸福、生命。赢了，会“集中力量把大事”，国家高效运转，经济突飞猛进，文化百花齐放；输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几代人翻不了身。苏联赌输了，大规模的逮捕、枪决，不幸降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和1938这两年，至少有681692人，可能更多，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枪决（姑且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在1921到1940年之间判处死刑的政治犯中，这占了91%）。这两年中，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1196369人增至1881570人（该数字不包括至少14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苏维埃历史上的其他阶段也见证了对“敌人”的大规模逮捕，但从未有这么多的处决。大恐怖中被捕的人中，超过半数后来被枪决。』（二）那个时代检验了人心的底线。告发他人，可以让自己免受迫害，可以得到优渥的物质条件，这仿佛是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每个人都可能被告，每个人又都是告密者，国家机器布下这张网，让每个人自动为其服务，只需等待收网，查看收获。整个一代人的心灵被人为扭曲。『她自觉委屈，一下子泪水涟涟，怪罪于父亲。过了一会儿，便将之忘得一干二净。多年之后，她才忆起父亲苍白的脸色、沉默和那记耳光毫无疑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她带着极大的痛苦告诉我这个故事，为她自己及整整一代人的不谙世事深感歉疚。』（三）那个时代揭开了人性的复杂面目。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弟弟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有的被捕后直接枪决，导致整个家庭破裂。这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不仅不责怪、仇恨当权者，而且由衷地拥护斯大林，认为家庭成员的不幸是由自己造成的。『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那个时代，其实就潜伏在现在！

恐怖术与普通斯大林主义者

第一次听说费吉斯《耳语者》一书，是在一篇文章里。其中讲到了关于学者费吉斯的八卦，提及他所著的一本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研究著作。虽然对于书的内容不是很清楚，但对书名“耳语者”这个说法，一下就记住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学术界目前还缺少一本书，来研究如苏联这种极权社会里，私人的生活究竟是何种形态？在普通的认知之中，在这样一个公权严重侵入私人领域的社会中，公共舆论的小声嘀咕、与遍布社会角落告密者，会是一种异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费吉斯的书名“耳语者”三字，恰如其分地抓住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因此，就一直等待着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一书，确实也未让人失望。厚厚的一册，其中的内容，均为作者采访当事人或者其家人所得，算是口述历史。书中所采访的人物，相当的广泛，亦是覆盖了社会的各阶层。他们均是自己或者家人在斯大林时期受到冲击，很多被枪决，绝大多数都被禁于古拉格。他们所讲述的，均是自己或者家人的亲身经历，读来颇让人触目惊心。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曾写到，他所采访的那些亲历者，在书出版之时，至少有27位离开了人世。作者为历史留下了他们的见证，对于这些历经苦难的人来说，亦算是一种安慰。作者将本书叙述的时间限定于1924年到1953年近三十年间，这恰是斯大林当政的三十年，同时也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中最为恐怖的三十年。其实，这个时间限定，并不意味着在苏联七十多年历史中，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并不严重，其实这种骇人的政治迫害，一直贯穿于苏联历史之中。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期古拉格最大量的犯人，即是来自于苏维埃革命的敌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富农。列宁时期的恐怖，一点也不次于斯大林。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电影《契卡》，均提供了大量这种血淋淋的例证。在斯大林死后，这种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虽有减缓，却并未绝迹。《耳语者》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就是在1953年之后被逮捕入狱的。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除了整体上的政治高压政策之外，还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三次政治运动皆造成了大量人员进入古拉格。费吉斯在《耳语者》中，也是按照这一划分进行叙述的。第一次是集体农庄化运动，苏联广大乡村之中，许多拒绝交出土地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还未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多少益处，就转眼变成苏维埃的敌人，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构成俄罗斯民族最基本的分子，他们的悲惨故事也最让人动容。几乎是整家整户整个家族都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或进入古拉格系统，或被徒于西伯利亚荒原。大多是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可惜这些所谓的富农大多是没有文化的小农，他们无法张嘴说话，即使是解冻之后，亦属于苏维埃的敌人。因此关于他们的经历，更是弥足珍贵。当然，最为著名的当属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大清洗运动。这次运动让古拉格迅速在苏联星罗棋布，他们的涌入也让古拉格人满为患。这次运动其实是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进行的清除党内对手及其他派别而进行的运动。这次大肃清的影响相当深远，人们了解最多的也是这次运动。在费吉斯的书中，关于这次运动的资料亦属最多，且有更多的人活到了能够讲述这段历史的时期。此次的受害者大多属于社会的中上层，是苏维埃政权的受益者，其中许多人在苏共党内或者政府之内的职衔并不低。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斯大林寄望于人民的支持，因此尽管战事惨烈，战争中所死亡的人数也创下恐怖的纪录，不过对于普通的苏联人民来说，这几年却成为斯大林时期最为宽松的年代。毕竟，人们耳语的声音可以大一些了，人们耳语的对象也多一些了，人们耳语的内容范围也宽了许多。作者在书中写到了几例这样的情况，前线的战士也可以公开议论以前被视为禁忌的内容，也可以比较大胆地指责上层的错误了。虽然战争中的生命也许转瞬即逝，但一直伴随着苏联人民的政治恐怖感，却松弛了许多。不过这种短暂的宽松，也很快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告终止。战后又迎来了另一波恐怖的运动，这次的目标是所谓的自由改革派，就是苏联党内及军内的中高阶层。特别是一些很有战功的军官，如朱可夫等，他们声望日高，斯大林视他们为敌对的权力中心，觉得他们构成了对于他个人权威，以及当前僵硬制度的极大挑战。这次清洗，又有大量的人重归囚牢，而因战争战胜而重新燃起的改革愿望，很快就被扑灭，人们又重新沦入战前的恐怖气氛之中。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中，谁都无法逃离这种社会的清洗，谁都只能成为耳语者，防范着他人，甚至自己的亲人。三次大逮捕运动，从革命的敌人、富农，到知识分子，再到苏维埃的高级官员，都有遭到逮捕的危险，都会有着经历恐怖之时。在斯大林时代，各个阶层至少在这个方面是平等的，他们都是耳语者，耳语着自己的想法，或者将别人的耳语举报。他们同样出入古拉格，同样经历着苦难。作为一个独 裁 者，斯大林自他掌权之时起，就在苏维埃大地上经营着恐怖，就在整个社会传播着恐怖，他是在用恐怖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用恐怖来阻止他人对于自己地位的觊觎，让所有的人匍匐于自己的权威之下。这基本上是所有极权国家当政者的共同套路，他们利用手中的强权手中的国家机器，去制造恐怖，营造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有人天真地认为，那些制造恐怖气氛的统治者，一定是有着心理疾病，是个精神病患者。其实，恰恰相反，他们有着相当精明的大脑，他们知道如何施展统驭之术。唯有恐怖，才是极权的精髓。只有当恐怖弥漫之时，人们就会为了保住性命，放弃自己的观点，拚命地进入当权者所设置的情境之中，按照他们的思维去思维，按照他们的指令去行动。这样统治者就能很方便地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自然也就让自己的权力之位永葆无虞了。如何制造恐怖气氛，《耳语者》中的诸多案例，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说明了。正如前述，斯大林时代他进行了三次大的清洗运动，其实质就是制造恐怖。他在位期间，不停地将各阶层的人列入敌对分子，将他们送进古拉格，甚至枪决，这样让全社会都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无法确保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这样的社会，谁还敢有不满之意？谁还敢有觊觎权力之心？只能拚命地向着权力靠拢，能够苟活已是最大的幸福。耳语者只能产生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只能产生于恐怖之中。耳语者盛行的社会，一定是个不自由的社会，一定是个极权的社会。一个人连真实想法都只能私语，一个人只能靠着告密他人才能生存，这样的社会却能够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地出现，确乎是人类文明的悲哀。费吉斯教授能够在研究苏联社会时，提炼出这样一个概念，确实是很有慧眼的。可惜的是，他的书中，多的是那些小声嘀咕者的经历，是那些被举报者的惨痛回忆，而对于那些告密者的故事，对于他们的为何而举报，举报之后享受到什么样的益处，是否有着良心的折磨，却少有提及。当然，原因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如此庞大的古拉格队伍，我们可以猜出，在苏联告密者的队伍也绝不会短。东西德合并之后，所公布出来的档案，已经让我们吃惊不小。那么苏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费吉斯在此书中另一让我佩服之处，是他提出了普通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概念。《耳语者》的第七章，标题即为“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费吉斯以此来指代1945年之后至斯氏死时这段时间里，那些在苏联社会里迅速崛起的新阶层。费吉斯形容他们为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精英，他们不同于战前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有专业知识，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这是斯大林为了不被战后所勃兴的政治改革要求所冲击，而打造出来的一个专业阶层。这是一种利益交换，斯大林以此来维护政权的稳定。这个阶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相应地位和物质享受，而付出的则是对于斯大林式极权政权的忠心耿耿。费吉斯在书中引用了接受采访的一位逃亡者的话：“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这句话非常精确地表现出了这些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特点，也阐释了斯大林极权政权后期的统治权术的嬗变，即从恐怖统治逐渐进化为官僚统治，从血淋淋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沉闷的制度化严控。在统治者权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的应对方式也逐渐发生改变，从耳语者变成了戴面具的人。从小声嘀咕表达不同的意见，变成了将真实的想法藏在心底，而外在的言行则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党的命令。用书中的话来说，即是“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费吉斯认为，“在公共角色中完全丧失自己的毕竟还是少数，分裂的身份也许更能代表苏维埃的心态”。其实不仅是作者所指的那些技术专业阶层是普通斯大林主义者，整个苏联社会到了此时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因为战前由斯大林所制造的那种恐怖，已经渗透进每个苏联人的灵魂之中，控制着他们所谓的思维，以及行为。他们被那种恐怖的气氛吓破了胆，拚命地让自己的行为适应着统治者的一切要求。在某种形式上，他们已经成为斯大林手中的牵线木偶，随着极权者的节奏而跳舞。他们认同于迫害施加者的思想，同时也认同于他们的任何一点变化。当斯大林需要一个听话的忠心耿耿的专业主义者时，他们也适应着形势，努力让自己做到这一点。整个的苏联社会，犹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把统治者的想法视为自己的想法，把统治者的利益也视为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苟活的同时，也在拚命地维护着这个迫害着自己的极权体制。在战前，他们作为耳语者的角色，或多或少有着一些反抗的意味，尽管只是小声的嘀咕，毕竟表达出的是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此时，这种小声嘀咕型的反抗也彻底消失了，他们只是将想法死死地压在了心底，却在行动上积极地响应着当政者的要求。苏联至此，湮没无声。费吉斯引用了博尔切戈夫斯基的话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 这才是最为可怕的。整个社会的顺从，整个社会的沉默，即使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仍然是按照斯大林的节奏在运转。哪怕是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时期违反人性行为的揭露，也未能改变苏联社会戴着面具生活的现状，只是让人们稍稍回复到耳语者的状态，对于政治有了一些窃窃私语。到赫氏的鲁莽冲动被勃列日涅夫的沉闷严控取代之后，这些苏联人民重新做起普通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以着自己的忠心与勤恳，维持着这个体制的缓慢运转，度过了勃氏漫长的十八年的沉闷统治时期。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才慢慢地将苏联从普通斯大林主义的梦中惊醒。《耳语者》一书，我一直认为关于西蒙诺夫的过多描写，是其唯一失败的地方。这些描写，使得本书在很多地方看起来，就像是那个小丑般诗人的传记，也使得这本书变得太过于冗长了。由于作者将西蒙诺夫及其家族的经历，作为了该书的主线之一，作者关于他的很多史料，都来自于西蒙诺夫的后人，因此作者在书中对于这个诗人，有着过多的美化，而忘了西氏作为斯大林时期最为得意的文人，对于其他作家及诗人的迫害，他将他的很多同事送进了古拉格，其中的一些甚至丧失了生命。西蒙诺夫可以说是当时最为著名的耳语者，当然他无需耳语，他掌握得有扩声器，他没有自己的观点可供耳语，他的观点就是斯大林的观点。之所以说他也是耳语者，在于他只是将他人的耳语举报给了最高层，他是个告密者。他用告密，向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也换来了荣华富贵。虽然他在晚年也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并且做了一些忏悔，但这种忏悔有什么用呢？被他送入古拉格的，心灵与身体的伤痛，会伴随着他们与家人终身；而那些被枪决的，也无法再活过来听着他忏悔了。而且谁又能否认，他也许只是又戴着另外一副面具？ 不过，恰恰是西蒙诺夫的形象，又为费吉斯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概念，做出了最佳的诠释。终其一生，他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自己也始终很自豪地宣称着这一点。从其一生的行为来看，他确实如是。他与作者在书中所定义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没有任何的区别。尽管他身居高位，但仍只是斯大林所利用的人，他只是斯大林手中牵线木偶中的一个，他的存在只是因为他毫无保留地向斯大林效忠。事实上，前述博尔切戈夫斯基所下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恰恰针对的就是西蒙诺夫的行为。博氏也是西蒙诺夫的受害者之一。西蒙诺夫从基出身来说，本来绝不可能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出生于一个贵族的家族，他的家庭成为红色革命的牺牲者，然而最终却成了普通斯大林主义的完美标本。促成他成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应该是斯大林所制造的恐怖。他害怕自己像家族其他成员一样，成为这个制度的又一个牺牲者的恐惧，已经深入其骨髓之中。他只有让自己成为这个体制这种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的化身，他才能感觉到安全。久而久之，也就迷失了自我。想一想，西蒙诺夫一生，也真够可悲的。我们周围，还有多少像西蒙诺夫这样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在游荡呢？这才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耳语者，静静的述说

耳语者静静的述说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往事，并没有过多的加工。我很敬佩笔者用如此包容客观的方式，呈现当时的时代。书中展现了历史背景下，人们的感受，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这样这个时代非常的立体展现给你。你会发现这些述说只是传递，传递当时的人们的面貌。他们坚定的相信着那种信念，即使经历恐惧，但是依然激情饱满，很多人成为时代的受害者，但是依然怀念那个时代。功过已经难以定义了。这个书给读者足够的思考的空间，你可以身处任何角度就思考。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世界上2个时代让人疯狂，一个是纳粹德国，还有就是苏联时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处于不同背景下的人如何自处，以及时过境迁，回想起那时的记忆，如何沉淀。人生短暂，但是通过这本书你可以完整的感受那个时代。用想象力，去游历那个时代。很好的书，虽然有点长。

错字

533页，倒数第五段有错字 啊啊啊啊

人质制度的告密机制

“这些世界在威胁我们，像一颗颗颤抖的葡萄粒，/悬挂着，像被盗的城市，/像金色的失言，像告密……”告密者巴甫科夫因此获得勋章嘉奖，而被布罗茨基称之为“文明的孩子”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却因被告密而被流放致死。想必很多人还尚被去年引进出版的《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所颤栗，又被最近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震撼，可惜好友冉云飞的《中国告密史》一直处于“不争气”的烂尾状态，否则，我们对告密的认知可以从似曾相识走向身临其境。列宁的妻子一针见血地宣布：“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所以，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蓝图从一开始就对私人生活充满敌意，就像1917年高尔基所写的那样：“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要锻造一个没有质疑的纯净社会，就必须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也就必须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所有的社会旧诫都必须让道于把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他们认为，倘若私人生活未被国有化，不受国家的监控，极其容易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必须从公共空间到深夜被窝甚至私人情感也必须收归国有，彻底揭露和铲除一切对国家有害的思想，构建一个高纯度的单一的道德社会。这种集体主义生活方式从本质上说就排斥良心，因为良心建立在与自己对话的内心叩问上，布尔什维克的道德体系不予承认任何对国家有所质疑。良心，从此被觉悟取代，因为觉悟代表着对世界较高级别的道德判断和政治觉悟。苏维埃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从摧毁道德方向着手建立，它要求绝对忠诚，惩罚异议，要么灵魂深处闹革命，要么私人想法彻底隐匿，个人价值观必须服从于集体价值观，个人价值和社会道德必须全面苏维埃化，集体农庄生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情怀被描述成“死亡通知书”或“古拉格传票”。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摧毁了苏维埃经济，也摧毁了苏联人的生活。苏联人为了寻求生存联合起来反抗战时经济政策，让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暂时性地放松政策的施行，但农民的反应却让他们感受到个人主义和私人空间对苏维埃政策及政府的反抗力量，依恋于个体家庭的私人生活是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是通往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障碍。紧接着，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一场生活战争。由于革命年代的动荡混乱和宗法秩序的崩溃，布尔什维克对私人生活的战争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赐良机。布尔什维克不仅对旧式道德体系和宗教信仰体系进行打压，还对家庭结构和宗族传统进行摧毁，更是利用居住空间进行社会改革，让大家从私人家庭转向集体生活；在私人情感方面也进行摧毁，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事业必须置放于爱情和家庭之上，私人情感和革命运动之间容易产生冲突，恋爱或配偶关系只会促使私人脱离集体，从而削弱对革命的集体热情和减弱对党的忠诚态度；儿童必须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从而让共产主义道德能够在娃娃心底扎根。加之政策宣传中的反特权斗争，意识形态上的巨大诱惑，在国家机器的恐怖手段之下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创建集体生活方式运动。这不仅意味着塑造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意味着对政府合法性的社会认同的强力塑造。在实行恐怖政治压迫的敌我划分奖惩机制之下，良心只能被抛弃，这套社会机制只给虚伪的野心家赐予了良机。群氓专横时代的社会身份问题就是个人生存的关键要素，要向获得国家的认可和减弱社会的敌意，就必须与不服从国家主义思想的亲朋好友做切割，才能在生产与消费被国家垄断的社会里较好地生存下来，野心家则可以借助检举揭发的卑劣手段平步青云。甚至，有些告密之举完全是出自父母鼓励，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因告密而获得新的社会身份，从而融入苏联社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则借此断绝亲情关系，以示进步而获得国家垄断之下的教育机会和工作分配。所以，逆向淘汰的社会机制并非仅仅是国家机器所能建立的，更是全民参与的恶果，使之陷入恶性循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苏联大力推展农业集体化之际，来自于破碎家庭由精神异常的母亲所抚养的混混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为了报复抛家弃子、另寻情妇的父亲，向秘密警察检举揭发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是富农，罪行是向被流放的富农伪造贩卖证件。于是，特罗菲姆•莫罗佐夫被逮捕、被流放、被枪决。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在获得嘉奖后变本加厉，对任何隐藏谷物或反对集体的村民进行毫无保留的检举揭发，村民对其恨之入骨。次年初秋，帕夫利克的尸体被发现弃置于村外的森林。警察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其家人亲属进行定罪枪决。由于媒体的报道，这起谋杀案变成了一场政治化事件。苏维埃政府立即启动媒体宣传操控舆论，利用故事、诗歌、电影、戏剧、传记、歌曲等文艺形式进行全民宣传，我们所熟知的高尔基更是认为他“懂得血缘的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呼吁为“决不能姑息养奸”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建造纪念碑，以塑造一位完美的少先队员进行个人崇拜式的全民宣传。这场全民崇拜式偶像宣传运动，让苏维埃少年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脑子，成了每个人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在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里，卑劣手段成就光明道路的利益诱惑才是维系恐怖政策的关键因素。所以更恐怖的是，这则故事还宣扬了暗黑登龙术，那就是依靠检举揭发可以成为国家英雄，以及获得国家的认可，能够迅速地逃离自身黑暗的、贫困的和受别人压迫的命运，整个社会却反而因此陷入了被压制、被摧残、被扭曲、被征服、被改变、被杀戮的恐怖体系。由于苏维埃少年接受的教育与苏维埃成年人的传统教育隔阂甚大，导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越发严重，这也就给苏维埃创造了更加良善的告密机制。极权体系本身就对自身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特别警惕，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匿力量正因无法把控而更加令他们恐惧。由于对旧式家庭的摧毁，个体的社会流动性又加剧了国家对个人的钳制；加之为了逃避被屠戮的命运，个人都将自己的过去和内心的想法隐匿在暗处，因恐怖政策所造就的假面社会再一次成为苏维埃领导人的头痛之事，随之而来的就是煽动告密的大清洗运动。当年摧毁了旧式家庭，如今又面临人口流动的私下聚集，苏维埃的政策从20世纪20年代以解决住房危机和打击私人生活为目的转向了国家监控私人空间的掺沙子政策。共用公寓呼之欲出，这种被置放于公众眼线下的生活空间，不仅私人空间和私有财产逐渐消失，更主要的是在思想和行为逐渐地走向了互相监督的集体监控。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空间或获得国家机器的认可，人们不仅需要隐匿过去的身份和自身的想法，任何谈话都在被窝里小心翼翼的窃窃私语，来自不同的地域所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又加剧了集体生活的困境，为了打倒对方和获取嘉奖，告密更加走向猖獗：物质优越于他人、暗藏心底的私人想法、家族身份的隐藏、洗漱时间的摩擦以及孩子之间的争吵打架，都有可能成为他人通过告密获得利益的绝佳机会，丧失自我、泯灭人性的告密行为成为尔虞我诈的生存之机。害怕被他人告密的恐惧心理，反过来又使得大家不得不先下手为强，纷纷校正自身道德罗盘，穿越恐怖道德的泥淖，为了自身利益和自身安全，邻居一夜而成陌路人，争先恐后地加入告密行伍，告密也随之成为自身证明自己已经与过去决裂而成为苏维埃公民的最好证明，一套完美的人质制度就这么顽固而富有生命力地网罗了所有人。在这套人质制度下，最可怕的是亲人之间的互相告密。由于两代人所接受的教育迥异，代沟本身就千差万别，苏维埃学校的灌输教育让苏维埃少年从小就信奉共产主义，加入共青团象征着从人民公敌到苏维埃公民的身份过渡。即使因家庭教育或生活经验所带来的质疑，苏维埃少年们都必须得有意识地自我净化，加入共青团和布尔什维克才能获得教育机会和工作分配。出身不佳的少年们从小就在恐惧、消极和羞耻中长大，一方面他们秘密地憎恨，一方面又不得不克服私人念想，背弃自身家庭的传统和信仰，是通往苏维埃公民身份所必须做出的牺牲，在向党证明自身清白的深层次渴求下，任何试图抵抗的念想都很容易地逐步消失，甚至反而加强了对苏维埃制度的认同。亲人的被捕，不仅不让他们质疑魔鬼政权，反而让他们坚定了自身苏维埃化的决定，进而努力改造自我思想，让自己越来越向党组织和社会主义理想靠拢，从而进一步与迫害亲人的人质制度携手合作。而那些从小就丧失家庭的儿童，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成人，微弱的家庭关系逐渐地被强大的集体精神所取代，也因没有家庭教育和可供选择的其他价值体系，孤儿院长大的人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宣传以及接受告密体系的招募，孤苦伶仃的卑微出身在利益诱惑之下对通过告密改变生活毫无抵抗之力。在这套人质制度下，要么信奉苏维埃革命道路，要么隐匿自身想法，要么在争相表忠与抵抗冲动的双重撕裂下生活。严酷残忍的惩罚手段和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所有人都压制自己的创痛记忆和私人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久就越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坚忍不言和被动生存已经成为无需政策塑造的社会规范。斯大林的去世，并未让他们摆脱恐惧，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因为他们不知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人质制度让他们既成为受害者又是这套制度的参与者和转而成为对他人的加害者，人们为了削弱往昔岁月的创痛记忆，一方面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生活损失，另一方面极力将自己当年的记忆塑造成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借助意识形态或虚构遁词来自我辩护，以此申辩自身的无罪。另外，正如雷颐老师曾对我说的那样，很多人因文革经历至今害怕电梯声响或汽车喇叭，苏联帝国倒塌后，人人心中依旧住着一个斯大林，恐怖的阴影如同雾霾一般久久不能散尽……刊《中国故事》

“年度十大好书”，摘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本书作者，其行文特点、写作态度、立意、手法、风格、叙事技巧，以及主观倾向性，与同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思成和他的时代》的作者朱涛（当下所谓建筑评论小圈子里的一香港写手）有相似之处。若对照着读，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问题。
鉴于已有人写了稍微详细的介绍，就不再另动笔记录了，以下为相关论述的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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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由英国苏俄史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撰写，出版于2007年。201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理想国译丛”中的一种被引进国内，引发知识界的关注。
1、费吉斯的“过去”
1988年，一个专门收集斯大林时期受害者和幸存者档案的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成立，该协会由苏俄历史学家和一些人权机构组成。费吉斯《耳语者》所使用的主要史料就来源于该纪念协会多年来收集的档案文献。
依据纪念协会所提供的俄文原始材料，研究者瑞得韦和科恩经过调查、对比，发现费吉斯在《耳语者》中的引述存在问题。事实上，这不是费吉斯第一次遭遇此类的指控。
1997年，费吉斯的首部著作《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出版，苏俄史专家的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发现其中的学术问题。
2002年，费吉斯的俄国文化史著作《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出版，起初受到评论家们的热烈追捧，然而剑桥大学教授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却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撰文进行批评。波隆斯基在文中指出了费吉斯著作中各式各样的瑕疵，包括费吉斯在借用他人观点时缺乏足够的注释。
美国历史学家普里西拉·罗斯福（Priscilla Roosevelt）还曾写信给瑞得韦和科恩说：“费吉斯把我在《俄国的田庄生活》（Life on the Russian Country Estate，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使用的回忆材料暧昧不明地写进自己的书中。”
另一位重量级的学者比尼恩（T.J. Binyon）对《娜塔莎之舞》也发表了不免刻薄的评论：“书中俯拾即是的史实错误，比瓦隆布罗萨秋天的落叶还要多。”
2、《耳语者》有“硬伤”？
费吉斯在2009年表示他的《耳语者》出版计划被取消，是由于“政治压力”，因为他对于斯大林时期的研究会给普京政府带来麻烦。但，另一方面，瑞得韦和科恩却指出费吉斯这本《耳语者》之所以没能在俄罗斯出版的原因，并非像作者所声称的那样出于政治因素，而是莫斯科的出版商发现书中有很多错误和不实陈述。另外，已经有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在俄罗斯出版了未遭审查的关于斯大林时期的研究，所以《耳语者》没有理由因为“政治压力”无法出版。
2010年夏，珂帕斯（Corpus）出版社、纪念协会以及拥有《耳语者》俄文版权的戴娜斯提亚（Dynastia）基金会，曾经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共同讨论研究人员所发现的《耳语者》引用的史料问题。
他们试图挽救这个出版项目，但研究人员的记录中满是“时代错误、歪曲解读、低级错误、纯属扯淡” 等评语，所有《耳语者》引用的“事实、日期、名称和术语，核心人物的传记，都需要核实”。
由于书中的错误过多，出版商最终决定取消《耳语者》俄文版的出版计划。在重新核实了相关资料后，戴娜斯提亚基金会于2011年4月6日给费吉斯的伦敦文学社发函，告知他这个决定。
事实上，仅仅阅读过几章《耳语者》，纪念协会就发现了太多虚假描述斯大林受害者的生活故事，一名在相关领域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女性学者说：“我在阅读此书并作修改的时候，简直都快被气哭了。”
经过引文核查后，纪念协会对费吉斯也颇有微词。在一封信中，纪念协会的一位资深人物对费吉斯评价道：“我们许多人已经对他形成这样的看法……一位平庸的研究者，不擅于处理材料，只会一股脑地做选题，但不可否认，他是个充满活力的天才商人。因此以后我们不想把他的名字和纪念协会联系在一起。”尽管存在着诸多瑕疵，《耳语者》至今仍受到许多西方读者的推崇，甚至把它作为研究苏联历史的典范。因此，瑞得韦和科恩的文章似乎就是在提醒全世界的读者，阅读费吉斯的作品时必须得细心谨慎。
为了使他们的批评更有说服力，瑞得韦和科恩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个例子：
例一，关于纳塔利娅·丹尼洛娃（Natalia Danilova）。“费吉斯歪曲了她的家族史，并捏造了她的言辞，很明显是想证明他著作的题目：除了一位姨妈外，‘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中文版第267页）然而这句“引述”却不曾在纪念协会采访丹尼洛娃的实录中出现过。
例二，“费吉斯为了达到戏剧性效果，捏造了很多‘事实’。”《耳语者》中说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Mikhail Stroikov）在尚未完成学位论文时被捕，最后获准在监狱继续攻读，甚至回到建筑学院完成论文答辩，“要是没有政治警察的帮忙，米哈伊尔这样的特殊待遇，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他有两个叔叔在政治保卫总局供职。”（中文版第227页）然而，纪念协会的档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斯特罗伊科夫有叔叔之类的亲戚，也没有他曾接受过密警帮助的证明。
费吉斯还称，为了帮助斯特罗伊科夫的家人，他的一位朋友康斯坦丁被迫流亡，最后“被捕，监禁一段时间后被枪决。”（中文版309页）事实上，他的这位朋友并没有被逮捕、囚禁和枪决，而是活到了将近90岁。
例三，费吉斯篡改了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Dina Ioelson-Grodzianskaia）的经历，她是一位在古拉格呆了八年的幸存者。费吉斯弄错了她所呆的集中营后，说她是“古拉格系统中的‘模范囚犯’，担任专家工作，与劳改营当局合作，以换取小小的好处，但在劳改营却是生死攸关的。”（中文版第380页）但从费吉斯的采访中并不能看出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曾是个“模范囚犯”或曾享受过任何特权。一名纪念协会的研究员对此评论道，费吉斯的叙述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侮辱一个囚犯的记忆”。
瑞得韦和科恩说：“《耳语者》对于我们这些曾经长期生活在斯大林或其他苏联时期的受害者来说，缺陷是非常严重的。对于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幸存者的家人来说，斯大林数以百万的受害者们就是一个‘神圣的记忆’。而费吉斯，没有忠于那段记忆”
3、匿名评论事件
私底下，这位英国的俄苏史学者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不断匿名登临亚马逊，给予同行学者的作品差评，并对自己的著作赞赏有加（比如这本《耳语者》）。行径露出之时，不仅公开抵赖，而且私下威胁，还一度曾经搬出妻子为其顶罪，铺演成“一桩彻底的现代文学丑闻”。
费吉斯教授最后公开认错、道歉，暗示自己心理失衡，精神入病，或因过度深入专业，而被“斯大林的幽灵”所害。
2010年4月初，前牛津大学教员、历史作家蕾切尔·波隆斯基在亚马逊的读者书评栏发现，有位署名“史学家”的网友称其作品《莫洛托夫的魔灯》“晦涩”，“做作”，“真让人奇怪这种书怎么也能出版”。波女士后来说：“那个评论者给了我的书一颗星。”
她还看到这段评论：“很显然，波隆斯基可不像吹捧广告里说的那样，是个学者，她只是个外国律师的老婆。”波女士的丈夫马克是英美双国籍的律师，于是她把他叫进书房，指着屏幕对他说：“看啊，费吉斯在亚马逊上写了匿名评论。”
“我立刻就知道是他。”波隆斯基说，“我一秒钟也没怀疑过这一点。”她点击“史学家”的名字，看到此人的所有评论，再进一步发现其注册名“奥兰多-伯贝克”。“他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太让我吃惊了。”波女士说。
“史学家”在网上的行径不止于此，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谢伟思的数部作品亦未幸免，如其作品《托洛茨基传》，“史学家”认为它“读不下去”、“难以令人信服”，其《斯大林传》“令人失望”、“相当无趣”，《共产主义史》是“垃圾”，“这是一本糟透了的书。它写得非常差，难以卒读……它毫无洞见，根本不值得为这种极其糟糕的文字费神。”
“史学家”只喜欢费吉斯的著作。在此人看来，费先生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之私人生活》是对苏联体制“优美且不可或缺的”记述，强过“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作品”，且此书作者拥有“极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史学家”最后表示“我希望他能永远写下去。”
波女士收集了“史学家“的评论，打包发给谢伟思。德高望重的谢教授很生气，随即将邮件转发给英国和海外史学界31位头面人物，并怒冲冲地指出，上述网络书评是“以旧式苏联风格发起的令人厌恶的人身攻击……戈尔巴乔夫曾在苏联禁止使用anonim ki(匿名信)来把人批倒批臭，而现在这种污秽的行为在此地也已生出了新芽”。
4、现代文学丑闻？
费吉斯，也在收件人之列。他上网删掉了那些最恶毒的评论，并将昵称换作“马克嗦啰嘟”，同时回复全体收件人，声称自己与那些恶评无关，其作者实际上可能是“任何人”。他的律师也出面，搬出阴谋学说，强调这可能是有人栽赃，故意让费先生出丑。
费吉斯还给谢教授发去威胁性的电邮：“看来你正在直接或非直接地引发媒体对此事的兴趣。你现在还有机会收回你所炮制的诽谤性指控。这将减轻你已经导致的损害，而你将为此种损害负法律责任。”
但波隆斯基女士不肯罢休。此时，谢伟思收到了从美国发来的“弹药”：有人顺着“奥兰多-伯贝克”2001年在亚马逊上的购买记录，查出了其邮送目的地，正是费吉斯在剑桥的地址。
费教授挺不住了。4月16日深夜，他突然通过律师宣布，他刚刚得知，那些评论都是自己的太太、领英国大律师衔的剑桥大学资深法律讲师斯蒂芬妮·帕尔默写的。
谢教授说，他很难相信是费太太所为，“我认识的人中也几乎无人相信。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是费吉斯本人，却被他和他那些律师信吓坏了。”
谢伟思写道，“我一度就快投降了，因为我没有费吉斯那样的财力。”波女士不怕，她决定以牙还牙，正面迎战，遂要求律师重燃战斗“激情”，对费吉斯夫妇发射了“大雨般的炮火”。谢伟思成为她坚定的“同志”，在背后给她打气，鼓足她的干劲。
“战斗打到这份上，”波女士说，“已经不是斗智，而是意志的较量了。”《星期日邮报》曾称此事已经成了“一桩彻底的现代文学丑闻”，知识分子们以电子邮件开战，炮火辛辣，各有律师参谋助阵，“战斗结束时，一个或数个名流，淌着血倒在污泥里”。
5、都怪斯大林？
2010年4月23日，费吉斯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对在亚马逊张贴匿名评论一事负全责。”他发表声明说，“我犯了一些愚蠢的错误，我全心全意向所有相关者道歉。”
费吉斯还表示，丑闻使他察觉自己染病。“我对我的行为感到羞耻，也完全不能理解我当时的所作所为。” 他说，“这是愚蠢的——— 有些评论我现在看来是出于心胸狭隘，但它们无意伤人。此次危机已经暴露出某些健康问题，我这样说，更多是为了解释而非申辩。我现在需要些时间，以求在医疗帮助下反省所为之事及其后果。”
蕾切尔·波隆斯基博士在4月25日的《星期日邮报》撰文，透露费吉斯的公关顾问曾电告她，费教授在写作《耳语者》一书时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状。波女士说，费吉斯目前已向伯贝克学院告假病休，但我们是否该把他视作“斯大林的另一个牺牲品”呢？
“他人的内在人生总是难解之谜。”波女士总结道。
能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归结到斯大林的头上，这位英国的苏俄史教授的写作技巧和思维方式的确是“不拘一格”。
http://www.guancha.cn/Books/2014_12_02_302245_1.shtml

我们的耳语者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西蒙诺夫在他的临终回忆录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题词中这样写道：“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的一切，没有想到的一切，没有猜到的一切”。我想，某些极端的苦难或许是无法叙述的，声音、图像、文字在这样沉重的苦难面前轻飘得就像羽毛，只有静默的哀悼才能够勉强配得上它，但如果只有沉默，我有一种恐惧，那些没有被表述、没有被记录的人和事，会不会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空白，没有被叙述的历史会不会仍是个真实的存在？那片段零碎的，切切耳语的，个体片面的叙述哪怕让一个死难者重新的获得了他的名字，这种不完美是不是可以被接受甚至鼓励？研究苏联史的著作汗牛充栋，考察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书也比比皆是，而《耳语者》的特别之处在于主角是如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虽然也有像西蒙诺夫这样比较显赫的苏共贵族，但书的更多篇幅留给了一般甚至底层的民众叙述，在个体的边缘的口述框架下，历史被重新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历重新获得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不是为了猎奇，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更可能是你我的命运，是因为他们度过的漫漫黑夜更可能有助于你我对于自身困惑的回应。苏联的“耳语者”的卑劣与尊贵，他们的残忍与仁慈，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去找，照照镜子就能看到，那种触手可及的堕落是读这本书最深刻的恐惧。就像书里提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这里我无意对国民性做太多的讨论，在对工厂的批判尚不能进行的时间里，过多的批评产品的瑕疵，让产品承担所有的责任，不但是另种伪饰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人性的缺失，不能无视这种自我调整对德性对思想造成的伤害，不能无视那种因为极权统治被彻底扭曲的人民，不能无视那种对权力机器无比惧怕憎恨又无比渴望成为一部分的心理，这是极权主义最有力量的一部分，这也是极权主义最“人性”也最被讳言的一面。俄罗斯语中，耳语者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窃窃私语的低语者，在被权力极大压缩公共言论空间的环境里，国家用集体公寓、集体农庄、古拉格的流放、苏维埃教育灌输、秘密警察和鼓励告密者等各种制度，极力消灭个人意义和价值，每一个人都被迫极力压制自己的想法和声音，每个人都只能退缩到内心空间里。人旺盛的表达欲望被只能与自己或至亲的人语焉不详的窃窃私语所代替，被用自己也无从认识的密码或极其细小的字体书写的日记所代替，被用在公共公寓中被挟持的个人生活所代替，被用官方话语国家逻辑涵盖个人全部思想所代替。那种精神生活迫切表达的需求与表达可能的匮乏构成了苏联人民生活中长期又普遍的悲剧。略萨在他的书里这样说“一个独裁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否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一些让步”。权力让道德的败坏披上道德的外衣，让公共政治的败坏披上正常政治生活的外衣，这是极权统治最可憎恶的一面。耳语者第二层意思是告密者，在一个人人都缺乏安全感的国家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通过告密把可能的威胁除掉，通过揭发“可疑的言谈”“暗藏的敌人”表达对国家机器的衷心。苏联通过把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塑造成完美的少先队员，鼓励乃至威胁人们把对国家的忠诚远远放在亲友之爱之上，亲亲相匿不但不是权利更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罪恶，这种制度的鼓励下，斯大林成功的瓦解了核心家庭的信任，斯大林成功的在每一个家庭中安插了千千万万个可能的耳语者，这种信任的消失和内心的恐惧必然瓦解最基本的家庭公共交谈空间，家庭的主调变成静默，人们避而不谈被捕的家属，销毁那些亲属的来信，所有的谈话都只涉及天气购物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最终这种告密威胁下的生活，鸦雀无声成为了生活本身，一切不被官方承认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谎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整个社会就像躺在坟墓里面一样，斯大林主义成为每个人内心里的那个鬼。书中有太多的故事让人动容，那些为让女儿顺利入团而自认其罪的父母；那些在古拉格里只能看着自己新生儿默默死去的母亲；那些几十年后从流放地归来，与弟弟不再相认的面目憔悴的兄长；那些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与“阶级敌人”的家属划清界限，揭发父母，相互背叛的子女或者夫妻，；那些走投无路的富农父母投靠共产党员的子女，被子女举报重新被捕的故事，难道仅仅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苏联吗？在这些黯然神伤的故事里看不到自己的过去，你对苏联对自己了解得都有限。在书的最后，故事主人公之一安东尼娜在苏联解体后重回1930年代的流放地，遇到一位自称是富农女儿的当地妇女，是这样说的：“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查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我总有一种乐观，相信中国也能有自己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个人和国家的历史能被认真检视反省，个人和国家的罪行过失能被严肃的澄清并获得相应的惩罚和谅解，也能让国人实现南非那样的“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前行”正义。把历史理清，让人们实现与历史的和解、与自己的和解，图图大主教说得好“只有宽恕才有未来”，如果受害者获得了正义，历史应该不计前嫌，但不计绝不意味着不记，恰恰相反，遗忘绝谈不上宽恕，遗忘最多只能让历史从没发生过，遗忘恰恰是对未来最大的背叛，集体的失语与失忆的背后是对国民精神上的集体暴力，是对宏大叙事下对个体的漠视伤害。正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共同记忆，才有了“我者”与“他者”的分别，只有记得才有资格谈到宽恕，记忆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道义和历史的义务，遗忘是对那些被遗忘者的再次而永远的谋杀。但那些长期被掩盖和遮蔽的历史如同被暴尸荒野的尸首，没有获得合乎规仪的安葬，它的幽灵就一直游荡在生者周围控诉，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无论是无情驱除、冷漠淡视还是热情拥抱，我们都摆脱不了幽灵般的历史幽灵的纠缠。那些被扭曲的真相、被压制的正义从来没有放弃呼喊，即使我们遮住耳朵不听，那些寻求公义的声音一直在荒野中回荡，可能我们不曾听到，但它们时刻敲击着我们被深深掩盖和包藏起来的良知。“历史从来没有消失，它甚至从来不曾过去”，我们在墓地上建立了一座辉煌城堡，地上的生者在放声歌唱，地下的死者却没有得到合适的安息，关于埋葬的和解意义于生者于死者都没有达成。太多被删改了历史，被篡写了记忆的人们只能在无知的荒野上手足无措，失声痛哭。当伤痛变成了怨毒，当真相变成了毒药，历史成了这样一种记忆形式，堂皇的沙上宫殿终于要盖成了。伏尔泰曾说“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那么愚蠢和邪恶，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两样。”我希望我能努力证明他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