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谁说话 冉冉》书评

语言的迷思（冉冉）

在写作过程中，时常会有一些疑问浮现出来——有的是写作中即时生成的，也有的是以前就想到并且寻思过。首先是创作构想的源起与完成问题。一首诗无论发端于何处，不管是一个词或句子，一缕乐音与人声，亦或是身心的偶然悸动，记忆中的一颦一笑……这个或实或虚的触动与发端，仅仅是一个起始，还需要转换构建并将其“对象化”，是一种新境、新物的创造，而非简单的记录摹写。虽说这只是艺文与生活关系的老话题，但是怎么看待、处理，对相同/不同时代的写作者，其认知实践却人言言殊，大相径庭。二是现代诗最基本的表达与修辞方式，亦即言此说彼（弗罗斯特表达为“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另一件事”）。细细想来，从意象到内容，如此繁复的比喻语言，无一不是由此而生。借用别的物像／动作／事件等来传达诗人的情感心理、精神态势，并不是刻意地将此物附会在彼物之上，而应是借用客体自然自发的生长，缘起不同的两者经艺术处理后真正达到弥合无间。三是诗歌的修辞或语言风格问题。大而言之，如今的“文学”表达已成为一种惯性或陷阱，古往今来，海量的写作/阅读者都沉陷其中。就在写这篇文字时，我突然强烈地醒觉：艺文当然也包括诗歌的语言，不能太像它们一直以来的自己；我们的写作亟需一次去风格化、去文学（诗歌）化的淘洗清理。那些过于繁缛的修饰，那些成为常态甚至唯一的比喻性语言，必须把它们置放在更大的文化/文明时空中进行辨识，才可能从根本出发考虑超出常规限囿的问题意识与解决之道。四是接近上述预期或理想的到底是何种样貌的语言？坦率地说，我自己也并不清楚。从一定意义上看，前些年的口语/废话诗写作，倒是对陈腐的诗歌语言进行过一次凌厉清洗，可惜那种祛除了风格抒情语感乃至意义的写作自身却疲沓、琐碎而无力，并未开创出新的语言。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所谓“自指性”写作，“在这种写作中，词语及文本的意义不是指向一个“外在于”语言的对象，而是指向词语能指、文本形式及写作过程本身。”（毛靖宇）然而除了言说的“不及物”或曰“语言的空转”，其语言、修辞跟前述现代诗的表达方式并无二致。那么，在文化（文明）传统无所不在的情况下，肉体凡胎的我们真有可能“腾空”既有观念、意识和文化传承积习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诗歌（文学）语言吗？当然不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偏执以至疯狂的去想去做去尝试——这也是一个以语言为志业的人应有的野心、梦想与狂想。在我简陋的想象中，这种新的诗歌（文学）语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是清澄、朴素、准确、及物。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写作者不可能无中生有，凭空创造，因而还是需要拓宽自己阅读熏习的场域，从陌生和异质材料中吸取、锻造、获得启示。不过语言尽管重要，但仍不能涵盖写作的全部，有话可说有感可发是另一个根本。不过那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

获奖感言（冉冉）

从一定意义上讲，进入并沉浸于写作状态的诗人跟置身催眠过程的人有几分相似——譬如其间的专注、放松、自由与喜乐，就跟深度催眠中的功态接近，其结果也同样改变、塑造、影响着我们的心灵与精神。而作为完成状态的诗歌，则是写作者经验（或超验）的析出，是可以存留和反复回放的幻境，是化装／伪装的白日梦，是我们祈愿的尚未看见的看见，抑或是，我们暂时无法实现的祈愿之愿的替代。在此我要坦白从诗歌中获得的利益与力量——诗歌的阅读写作回溯并重塑了我的生命与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得以反刍、观想、体察身心的景象际遇。通过看和见，我得以遭遇包括自己在内的她和他们——尤其是她，她的自省自律、隐忍担当、柔韧旷达、幽默笃定，让我对自性的显现葆有信心。她隐身在他们之中，深藏于每个人的身内，在这哀伤苦厄的时代给了我们自净的勇气和爱的希望。我曾在《雾中城》里写道：“这欣悦的相逢，是今天的大事，也是今生的大事”——是的，是诗歌写作让我走上了寻求觉悟的道途，尽管这道途曲折漫长，几乎是永无止境，但最初的一步毕竟已经迈出。谢谢各位评委，你们将两年一度的西部诗歌奖颁发给我，或许表达的正是对一个同道的关注与看见。真正的爱诗者并不孤独，经由阅读写作，我们不仅见证着相同的命运与境遇，还将以切实的努力去创造和抵达理想的生命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