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遗事

内容概要

司汤达（1783年-1842年），法国人。

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司汤达的本名叫亨利·贝尔。１７８３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个资产者，但却拥护王权与教会，头脑里充满了贵族的观念。司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个神甫。这个神甫对他进行严格的贵族式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的外祖父。他母亲属于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汤达七岁时便逝世了。司汤达的外祖父是一个医生。思想特别开放，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司汤达少年时期经常住在外祖父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作。

司汤达的童年，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度过的。

１７９６年至１７９９年，他在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上学，那是法国革命时期按照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和教育思想建立的新型学校。司汤达在那里面系统地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１７７９年，他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１８００年，他随拿破仑率领的大军到了意大利的米兰。米兰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的统治，视拿破仑的军队为救星。他们对法国革命的热情，他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司汤达的影响很深。以后他长期在米兰居住，写作，并以米兰人自居。

从１８０６年到１８１４年，司汤达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１８１２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的共和派的观点更加坚定，更加憎恶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黑暗统治。因此，以后他脱下戎装，投身于文学创作时，他的批判的笔锋总是指向贵族和教会，便不奇怪了。

１８１４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的王公贵族则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在这里，他对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人士抱以极大的同情，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他的行动，引起了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警的注意。当１８２１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他也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直到１８３４年，他被派任为法国驻教皇辖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的领事，才再度回到意大利。

司汤达从１８１７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名为《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从１８２３年到１８２５年，他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在文论集《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此后，他转入小说创作。１８２７年发表了《阿尔芒斯》，１８２９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于１８２９年动笔，１８2 7 年脱稿(本书即将面世之际，适逢七月事变，国人无暇他顾，形式发展不利于书报之刊行。然本书脱稿于1827年当无疑义---原编者注）。１８３２年到１８４２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在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３日司汤达逝世时，他手头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司汤达是以长篇小说名世的。他的长篇代表作《红与黑》，传世一百多年，魅力分毫未减。然而，他的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其代表作《瓦尼娜·瓦尼尼》、《艾蕾》（直译为《卡斯特罗修道院长》）等，写得生动传神，脍炙人口，堪称世界短篇小说花园里的奇葩。它们与梅里美的《马特奥·法尔戈纳》、《塔芒戈》、巴尔扎克的《戈布塞克》一起，标志着法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

本书收录了司汤达的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往事连篇》（直译为《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回忆》）、《箱子与鬼》《米娜·德·旺格尔》、《媚药》、《菲利贝》等五篇译自法国瑟伊出版社的《司汤达小说选》，其余八篇译自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意大利轶事》，兹按写作年代逐篇介绍如下：

《往事连篇》于１８２５—１８２６在英国《伦敦画报》连载，１８２６年，法文译本或者改写本在巴黎的不列颠书店与读者见面，开始时无人知道作者是司汤达。司汤达逝世后，他的表弟柯隆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这篇作品的部分底稿，于是把它收入１８５４年版的《司汤达小说集》。

这篇小说描写了在拿破仑的军队占领意大利期间的社会风俗，世态人情。保守的人士聚集在教会的旗帜下，企图神灵于圣母的保佑，阻止滚滚而来的革命浪潮，而教会势力则趁机制造奇迹，编造所谓圣母显灵的谎言，蒙蔽愚昧的人们；年轻人，有理智的人则对教会那一套持反对态度，他们欢迎拿破仑大军的到来。小说叙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劫持教皇的行动，对乱世英雄有一些精彩的描写。总之，小说描写的意大利社会是一个保守的、愚昧的社会，广大民众视教皇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此，拿破仑大军在意大利失败，教皇复辟，掀起复仇运动是势所必然的事。

《箱子与鬼》写于１８２９年底。这一年圣诞节司汤达曾把它读给梅里美听。这篇小说通过一个警察局长利用权势，霸占民女，活活拆散一对恋人的故事，向读者揭露了西班牙复辟势力的凶残与霸道。作为这种恶势力的对立面，两个恋人的纯洁、善良，为了爱情不惜抛洒热血的情节，极具动人心魄的力量。

《媚药》写于１８３０年１月，同年６月发表于《巴黎评论》。司汤达自称写这篇作品是为了“治疗头痛，散心”。而且他承认参考了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斯卡龙的一起作品。他说：“每个时代的调味汁不同。我不过把１６６０的调味汁换成１８３０年的罢了。”这篇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西班牙少妇鬼迷心窍，抛弃富裕但年老的丈夫。与一个跑江湖的马戏演员私奔，上当受骗仍不变心的故事。也许这确是一起消遣之作，思想平平，但在创作手法上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开头与结尾受人称道。开头描写的时间、地点、氛围与情节十分协调，很能抓住读者；结尾言简意深，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米娜·德·旺格尔》写于１８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３０年１月间。其后又几经修改。但司汤达生前未拿出发表。直到他死后十一年巴黎的《两世界评论》才将它刊发。在司汤达的作其中，这是少有的描写德国人的作品之一。米娜·德·旺格尔出身于德国大贵族家庭。她父亲因厌恶非正义的征战，受到宫廷的监视，最终忧郁而死。她为了追求自身的幸福，离乡去国，来到巴黎，堕入了爱河。为了达到目的，这个爱幻想的德国姑娘不惜纡尊降贵，乔装改扮，来到她私下热恋的人家里做女佣，不料因高兴过度，吐露了秘密，酿成悲剧，最后以身殉情。司汤达通过这个哀惋曲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德国人与法国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小说的女主人公米娜·德·旺格尔在作者的人物画廊里，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夺目的人物。

《菲利贝》成于何时，专家们尚未得出定论。有人认为是在１８２７年至１８３０年间。也有人认为是在１８３９年。但法国文学史家克鲁才分析了菲利贝与《红与白》中的主人公吕西安的性格特征，觉得两者相近，便认为它成于１８３５年至１８３９年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许够不上短篇小说，只能算一个短故事，也有点像中国的笔记小说。内容也确如副标题，是一位膏粱子弟的几个生活片断，如经商、恋爱、搬家等，写得比较粗放。在司汤达的短篇创作园地里，它也许只能算一根小草，但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司汤达的创作，终究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也把它收进集子。

在收入《意大利轶事》的八个短篇里，除了《瓦尼娜·瓦尼尼》成于１８２９年以外，其余的都写于１８３３年以后。关于这些小说，有些情况需略作介绍。

１８３３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他在世时，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后，他表弟整理了据此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１８２９年发表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起短篇杰作。它通过烧炭党人彼埃特罗与罗马贵族小姐瓦妮娜的爱情，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歌颂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瓦妮娜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虽然出身于阀阅世家，但视富贵如浮云，心甘情愿地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负重伤，又被官方通缉的逃犯。为了爱情，她甘愿舍弃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声。但为了得到彼埃特罗的爱，她竟然告密出卖了彼埃特罗手下的战士，破坏了他们的起义。她当初爱上彼埃特罗，是钦佩他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大无谓精神。但由于私心的支配，她的爱情到头来变成了正义事业的阻力。

作为她的对立面，彼埃特罗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他爱瓦妮娜，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必须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后者。为了民族解放他甘于吃苦，当他手下的战士被捕，起义失败后，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为叛徒。当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后，他愤怒地拒绝了她的解救，与她断绝了情缘。他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爱国者形象。

《岸边的圣方济各教堂》是一起描写“意大利激情”的小说，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表面冷漠、清高，谨守妇道，实际上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她与法国驻教廷的使馆随员，法国摄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曲。但她一心要独享情夫的情爱，一旦得知他移情别处，便与教会的野心家勾结，派人暗杀了情夫。司汤达在描写这对青年的情爱波折时，附带了几笔，便把当时教会任人唯亲，编织裙带关系，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互作私人交易的丑恶事实揭露无遗。

《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写的是宫廷贵族为情爱和利益进行的两次阴谋仇杀。小说是以记叙“社会新闻”的笔调写的。尽管案情十分曲折，解决案件的方式惊心动魄，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初为红衣主教，后为教皇西利斯图斯五世的蒙太托的描写。菲利克斯是蒙太托的外甥和养子。红衣主教视他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听到养子被人暗杀的消息后“面不改色”，一点儿没有震惊的表现。第二天梵蒂冈召开红衣主教会，人们认为他不会到场，谁知他和往常一样，第一批到会，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泪安慰他时，他也和平常一样，十分平静，并且要求圣上不要下令调查案情，说他已宽恕了杀手。他的这些表现，赢得了教皇和其他人的好感。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士。此后不久，他当选为教皇（他在外甥死后的表现无疑为他当选脾气了道路），脸立刻变了，逼得涉嫌与他外甥谋杀案有关的人逃离罗马。他的种种表现，活脱脱表现了一个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高级教士的伪善心灵。

《桑西一家》以哀怨动人的笔调写了贝阿特丽丝及其一家的不幸遭遇。她是个美丽的少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龄，本该充分享受父母的怜爱。谁知她父亲是只衣冠禽兽，想方设法虐待她，糟蹋她。她忍无可忍，与继母一起，叫人杀死了这个淫棍。这件杀人案事出有因，理当得到法官的同情，然而教会的裁判机构却不顾天理人情，判决这位少女及其一家人死刑。作者在这里对司法的不公正表达了强烈的义愤，对不幸的少女表示深切的哀怜。

《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叙述了一起贵族家庭常有的事情：女主人与年轻的男侍从偷情。司汤达没有过多地描写偷情的场面，倒是对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写，更费了不少笔墨，对教廷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作了逼真的展现。两个偷情者当然被处死了。甚至连腹中的胎儿都不放过。封建大家族里，这种惨无人道的私刑制度令人触目惊心。

《艾蕾》是一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贵族小姐艾蕾与“强盗”尤拉相爱，遭到父兄的极力反对。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她的兄弟死于尤拉刀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为斩断她与尤拉的情丝，把她送进修道院；而尤拉攻打修道院失败，为了逃避追究，远走他乡，失去了联系。在与情人生离死别，身处恶劣环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艾蕾自甘堕落，先花费重金贿赂，当上了修道院长，后失身于道貌岸然的主教。最后，因怀孕事发，被判重刑。当她听说尤拉率人前来解救她的消息时，留下一封长信，自杀身亡。这篇名作通过艾蕾这个大家闺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的门第观念是扼杀青年人幸福的凶手；伪善的教会，修道院是使人堕落的根源。

《血染风情》（直译为《宠爱过度反害人》）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两篇的题材有类似之处。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一起是１５８５年前后，一起是１７４０年前后，但两篇小说都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惨无人道，和贵族修道院的黑幕。那些多子女的贵族家庭为了保证家庭的财产不致分散，往往只把财产传给长子，对于其余的儿子只给一定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则一律赶出家门。或者嫁出去换一笔财产，或者把她们送进专门为这些人开办的贵族修女院。进了修女院则等于进了坟墓，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要切断。正如《血染风情》里修女说的：“父母把我们送进修道院，家庭财产都被兄弟霸占，我们被关在这座活人的坟墓里，没有第二条生路。”但是少女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幸福，想方设法与外面的情人幽会。然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便要被视为渎圣罪，轻则打入地牢，终身监禁，重则处死。《血染风情》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写的就是贵族修女们的生活，她们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命运的抗争。对受社会与家庭迫害的修女，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她们英勇反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行动则予以热情的歌颂，把这些“淳朴而富于感情的人”称为“现代文明的先驱”。

作者简介

引 言

（译者作）

司汤达的真名实姓是亨利·贝尔，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他生在法兰西东南靠近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省会格勒诺布尔。虽然有四十多年活在十九世纪，虽然参加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在法兰西是最早、最激烈的战斗员，但是他的基本精神，却属于十八世纪战斗的唯物论的文学传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的大师们，才是他的真正师承。

他曾经告诉一位英吉利朋友：

“世上只有两种真正科学：

“一：认识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科学。你一认识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你就能设法促使他们完成结局对你是幸福的行动。在一八二二年，人们谈起他们行动的真正动机，几乎是永远在撒谎。对于一个年轻人最有用的科学、证明他在二十岁上最有才情的科学，就是戳破这类谎话的科学。真正的政治只是使甲先生不在像害乙先生的行动之上建立他的行动的方法而已。有一本书，题目应当是：发现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的方法。这本书就是爱尔维修的《精神论》。

“二：第二种有用的科学，就是逻辑，或者是我们走向幸福而不发生错误的方法。”

这第二本书，他告诉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观念学》。

对于司汤达，追求快乐是人生终极的目的，同时，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从他的唯物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不是一个谜，只要我们肯去认识，而又掌握得住认识的科学或者方法，永远尊重事实，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后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说：“彻底认识人，正确批判事物，这样，就是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有这种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据，司汤达的思想，无论是表现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显然就具备着高度进步的倾向。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家最不相同的一点：他从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是挑衅的、战斗的。活着比他声誉高，然而比他年轻的大作家，例如雨果，一开始是保王党、天主教徒，同时在写作的风格上是描写的、抒情的；又如巴尔扎克，虽然对司汤达曾经表示衷心的钦佩，然而是右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司汤达在小说家之外，还是批评家、游记家、自传家，然而即使是写游记，他也从来不是描写的；即使是写自传，他也从来不是抒情的；显然他是那样敏感，而且感情那样容易激动。他不仅是敢于在他的游记或者小说中攻击教会、教皇本人，而且还在教皇辖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远是坦白从事、决不客气。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高尔基很早就肯定了他的倾向性：“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在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

司汤达活着的时候，在文学事业和在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重视。他活在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复辟的王朝，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列宁曾经这样肯定十八世纪末叶法兰西唯物主义者的战斗作用并指出：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敌就极力企图‘驳倒’、摧毁、诬蔑唯物主义，而拥护那些归根到底总是辩护宗教或维持宗教的哲学唯心主义派别。”

我们可以想见，到了十九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民主派的仇敌”变本加厉，何等猖狂。夏多勃里昂用富丽的词句歌颂天主和神秘，在罗马做大使；德·麦斯特，在更远的莫斯科做大使，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要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教皇之下、一个国王之下，而且“无论如何，不应协助将知识普及于下层人民。”司汤达拒绝看夏多勃里昂的杰作《阿达拉》，预言到一九一三年，就要没有人读他的书。至于德·麦斯特，司汤达干脆骂他是坏蛋，不然也是懦夫，从第一页起就在撒谎。然而像司汤达这样一个在巴黎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苟全性命于意大利的小领事，除去忿懑、郁怒，实际上是孤独无力的。他给我们留下十四篇遗嘱，这就是说，他当时起过十四回自杀的念头。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两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年各一篇。尽管绝望，他没有自杀。他永远和唯我主义者的“我”斗争着。他永远在和丑恶的现实、在和造成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战斗着。在他几次想到自杀的这些寂寞、悠长的岁月里，他写着他的杰作，他发表了他部分的写作，不多的读者在读他，最后，他得到了巴尔扎克的赞扬，说他是“观念文学最卓越的大师之一”，他写信给巴尔扎克表示感谢，说：“我梦想在一八六○年或者一八八○年左右，我也许要得到若干成功。”他对自己的期许，和他某些其他预言一样，历史证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确。他深信未来属于他，属于《高老头》的伟大作者，而不属于那些洋洋得意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一种不屈不挠、乐观而清醒的战斗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动力。

在“仇恨迷信和虚伪习气”上，司汤达比前辈伏尔泰走得远多了。他的年轻要好朋友梅里美回忆他道：“我从来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得来他的见解，谈起一个问题来，他不幸几乎和每一个人的看法相左。”他的一个格言就是永远不饶恕谎话。在《红与黑》正文开始之前，他放一句丹东的话：“真理、严格的真理，”说明全书的意图。对于司汤达，“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恶，就是增加祸害。此外一切，只是虚伪或者资产阶级的愚妄。应当永远抓住机会教育青年。”他自己出身于外省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是他“对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事物，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饰的蔑视。”在《红与黑》里，尤其是在另一部遗著《吕西安·娄凡》里，他对外省和巴黎的资本家做了毫不容情的告发式的批评。

他更猛烈的鞭挞是在宗教和封建制度方面。一时他说：“我以为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时又说：“贵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敌。”梅里美记述道：“他从来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在另一个地方，更确定道：“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正确些，上帝本人的仇敌……他否认上帝，可是恨起他来，就像恨一个主子一样。”我们晓得，说到最后，伏尔泰是一个泛神论者，而司汤达根本把上帝当做他的仇敌。德莱克吕日记录他这方面的议论道：“就算有一个上帝吧，可是哪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过上帝是善良的啊？什么！你希望我爱戴一个创造鼠疫和疥疮的上帝？为了叫我受罪，一步给我来一个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来就害病，这是怎么样的上帝？”为什么德·麦斯特是坏蛋？因为“他做的正是所有叫化子神甫做的。他们拿空洞的观念代替事实，因为事实不像观念那样讨人喜欢。事实是可以测、可以量、可以证明的！”高尔基在《底层》中所痛恨于香客路卡的，正也是因为他专拿谎话安慰人或者哄骗人。

所以，就在夏多勃里昂歌颂天主的伟大的慈悲和织绘中世纪修道院的假想的静修生活的时候，司汤达把圣母的无灵和地狱一样戕害青年心灵的修道院摊给人看。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遗事》有着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义。它的尖锐的斗争意义就在于它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像司汤达自己说起的，他爱过这些真实的贵族家庭历史的记述，是因为这里打上了“司法的铁掌”的铭记，而且在受害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血还是热的，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伪造历史之流，如夏多勃里昂的最好的回答。在这些真实故事里，受难的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膜拜的圣母和圣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制度所“压坏了”的呼唤无门的男女。高尔基在这上面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熟悉好几千本描写秘密的与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像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旅途》的故事。”

统治阶级，无论是在巴黎、维也纳或者罗马，当然是讨厌这种翻旧账的作家的。年轻时候，屠格涅夫游览罗马，请司汤达给他做了三天向导，当时写信给朋友道：“这位聪明的法兰西人，是最好的向导：他对古代罗马和现代罗马同样熟悉，而且在我面前高谈阔论着。由于他，我晓得了罗马一个大概Ansichten，它的内部情形，它的实际政策。他说的真话同调和这些真话的漂亮话，反而使这里人不喜欢他，不过，就我看来，实际上对的是他。”法兰西政府把他派在意大利一个小港口做领事，赏他饭吃，主要是欣赏他已经“一半意大利化”了，大使馆利用他做做参考而已，其实是没有人喜欢他的。教皇的警察一直在暗里尾随他，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政府干脆就不许他逗留。他在意大利写一封信几乎换一个笔名。很可能他是世上用笔名最多的人了，已经晓得了的就有一百七八十个。然而他不要沉默。他的表弟高隆回忆他道：正相反，他有勇气坚持、维护他的见解，反对任何人。

他热爱意大利。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在十七岁上随着总裁时代的法兰西大军，“通过最困难的白雪皑皑的圣·倍尔拿山隘，通过谁都没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进意大利北部。”帝国崩溃以后，他到米兰住了七年，直到一八二○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发生革命，奥地利警察认为他言行可疑，不许他继续居住为止。他在这里接触到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他在《法尼娜·法尼尼》这篇小说里，刻画了这样一个献身于资产阶级祖国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看到他喜欢的歌剧，体会到他讴歌的激情·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力量。作为契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面写着：“米兰人，活、写、爱，膜拜契马洛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这寥寥几个字表现无遗了。

然而他爱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人民阵线曾经出现了一些真正英雄，到了帝国时代，安于逸乐的将军们贪生怕死，真正英雄只有到广大的士兵队伍里面寻找。紧接着就是一个更坏的时期，波旁王朝在外国人卵翼之下回到巴黎又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红与黑》的时代，主人公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虚糜人力，前途黯淡的时期产生的。红——军人；黑——教士。可是来到一八三○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于连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力无用处的时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八三○年的法兰西是一个辱没法兰西大革命，不配称为大国的祖国。一八四○年的法兰西政府接受了《伦敦条约》，放弃支持埃及的一贯政策。领事馆一个属员后来写信告诉高隆说，司汤达就是从这时起才坚决在遗嘱上把自己叫做米兰人的：“把自己叫做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除非到下层找去，否则，力量在法兰西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八三四年前后，他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讲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家庭的变故。他感到极大兴趣，花钱陆续誊了十四本，认为这些逸事可以补充十六、十七世纪正史的不足：“正是这些风俗，产生出了许多拉菲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大艺术家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谁某奖掖出来的，“不是什么学院和美术学校在今天可以再生出来的。”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自然应有的收获。他看出这些逸事可以写成“攻击教士的方式”。这是他为《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规定好了的政治任务。

而更结合着他深沉的喜爱的，是通过这些杀人流血的上等社会的阶级成见，暴露出了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这里贯串着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绪：不甘于被教会和封建制度牺牲而终于被牺牲了的青年男女的力量的某种突出的表现。

也正是这种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通过司汤达对于现实的分析和想象的具体的活跃，使读者感到的不是干巴巴的教训，而是综合性的诗意。十八世纪的唯物论是机械的，但是当司汤达深入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割离了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单纯地、生理地加以观察和分析。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全部活动的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于传奇小说的行动：而一切归总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存在，这正是他的心理小说的特征。心理分析在法兰西文学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但是，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品，往往孤立人物，陷于独白式的剖析，如果令人感到细致，却也往往令人感到单调。司汤达在法兰西游历的时候，有一个外省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摆出严肃的模样回答：人心的观察者”，那个外省人几乎吓晕了过去，以为他在暗示他是警察局的情报员。司汤达在观察，但是，他到活的社会观察人心，而不是把人心提到案板上，像割死鱼一样在解剖。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有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精神，像他对自己的作品所作的预言或者估计一样，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他活着的时候，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文学上还不存在，然而谈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没有一个人不首先上溯到司汤达。而且，在许多地方，他比若干后人健康，他没有陷到病态分析的泥坑，也没有挂起纯客观的胆怯的免战牌。托尔斯泰告诉巴黎记者：“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就是司汤达。”因为他第一个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处理战争。

司汤达属于文学的光辉的战斗传统。属于这个传统的伟大的名字，在法兰西有拉伯雷、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司汤达是他们中间的一位。

李健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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